科技

加拿大黑莓公司（BlackBerry）日前在美国特拉华州联邦法院向诺基亚发起专利侵权诉讼，要求这家公司针对多款使用行业技术标准的移动网络设备支付专利费。   黑莓表示，涉嫌侵权的诺基亚产品包括Flexi Multiradio基站、广播网络控制器和Liquid Radio软件，涉及的专利多达11项。黑莓称，T-Mobile和AT&T都在LTE网络中使用了这些移动网络设备和服务，但这些符合标准的产品并没有获得黑莓的授权。该公司在起诉书中写道：“黑莓希望就诺基亚未经授权使用黑莓专利技术的行为获得补偿。”   随着智能手机销量渐渐归零，黑莓CEO程守宗正在寻找利用该公司的技术创收的新管道。他已经通过收购获得了一系列软件产品，还借助该公司庞大的无线技术专利库达成了许多授权协定。 黑莓表示，诺基亚了解这些专利属于黑莓，因为该公司在部分专利申请中引用过其中一些内容。黑莓指，本案涉及的部分专利之前归已破产电信巨头北电所有，诺基亚也曾试图竞购这些专利。   黑莓当时加入了一个名叫Rockstar Consortium的财团，于2011年斥资45亿美元收购了北电的这些专利。这些专利随后在财团成员之间进行分配，苹果和微软也是该财团的成员。   黑莓获3GPP移动通讯标准的核心专利后，便承诺以公平合理的条款对外授权。该公司从未通过法律手段禁止任何企业使用这些专利。

资料图：印度发射运载火箭 据《印度斯坦时报》2月15日报道，印度已发射携带104颗卫星的火箭。 据称，火箭与印度时间上午9时28分发射，目前火箭状态一切正常。 据此前消息，印度航天部门于15日通过运载火箭一次性发射104颗卫星，若取得成功，将是一个“创纪录的惊人壮举”。此前的纪录保持者是俄罗斯2014年创造的“一箭37星”，而中国和印度此前都发过“一箭20星”。 哪些国家做到一箭多星？ 2008年4月，印度一箭10星，创造亚洲纪录。 2009年9月，印度一箭7星。 2013年2月25日，印度航天部门利用一枚PSLV-C20极地卫星运载火箭，再次一箭7星。 2015年9月20日，中国用长征六号火箭将一箭20星发射入轨，创造了国内单次发射卫星数量之最，也夺得亚洲记录。 2016年6月22日，印度利用PSLV-C34极地卫星运载火箭火箭将20颗卫星送入太空，追平一年前中国创造的亚洲记录。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交通局2月13日宣布，今年7月迪拜将成为全球第一个允许载客无人机运营的城市，而采用的机型是中国研制的“亿航184”。 这种载客无人机的全称叫“亿航184自动驾驶载人低空飞行器”，是全球第一款可载客的无人驾驶飞机，由总部位于中国广州的亿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制，旨在提供中短途日常交通运输解决方案。 “亿航184”的意思是1名乘客、8个螺旋桨、4支外伸机臂。迪拜交通局在12日至14日举行的第五届世界政府峰会上展示了这款飞行器，吸引了大量参观者，引起媒体广泛关注，有人称其为“中国的特斯拉”。 迪拜交通局订制的这款“亿航184”使用纯电力驱动，卵形机身高1.5米，净重约200千克，续航能力可达半小时或50公里左右，最大载客重量约117千克，此外还能装下一只小手提箱。乘客入座后只需在智能面板上设定好目的地位置，然后由地面指挥中心通过4G网络遥控监测飞机抵达目的地。

加拿大南安省的一间公司声称，它们已经成功研制一个名为涡轮灯塔（Turbo Beacon）的电视机顶盒，用此机顶盒可以翻墙观看Netflix和很多美国电影频道。   去年初Netflix早已做了准备，对视频进行了加密，阻止越境收看，加拿大观众他们再不能透过串流收看Netflix。这表示加拿大不能收看一些只在Netflix播放如《迈阿米法证先锋》（CSI Miami）等电视剧。   这间名为Turbo VPN的科技公司声称，其生产的涡轮灯塔机顶盒能够连接Netflix，收看其播放节目，而Netflix是无法阻截的。Turbo VPN是在加拿大南安省成立的公司，但现在已经将注册迁移至巴巴多斯岛（Barbados），该公司仍有办事处设在伯灵顿市（Burlington）。   该公司有另一机顶盒TurboFlix是可以收看一些在加拿大看不到的各国节目。自从Netflix成功阻截加拿大人偷看之后，TurboFlix机顶盒亦无法收看到Netflix在其他国家播出的节目。   该机顶盒与目前在市面上出售的机顶盒大小差不多。直接连上电视就可观看到节目。该公司声称，购买了涡轮灯塔机顶盒后，连接无线网络路由器，然后选择连接Turbo VPN公司的涡轮灯塔名称的无线网络来作串流收看。他们声称，用涡轮灯塔可以轻易串流观看美国的任何串流节目，例如Netflix、Hulu及HBO等。   该公司的发言人Campbell声称，该公司的产品在地理位置上如美国用户一样，但她不肯进一步透露这两者有任何不同，只声称是利用了先进的技术。该公司声称，他们之所以有这样强烈的信心，是他们用了保安基本技术来翻墙，因此是不会再被阻截。顾客在网上可以用24.95美元订购涡轮灯塔机顶盒，然后月付7.95美元服务费。   在美国加州的Netflix公司，暂时没有就事件回应。

　　图① 溪洛渡大坝下游场景。图② 工作人员正在对溪洛渡大坝管控系统进行检修。图③ 溪洛渡水电站控制室内，数字显示着大坝的运行状态。本报记者王轶辰摄 　　一提起大坝，人们最先反应的就是一座钢筋混凝土铸就的庞然大物。然而，在我国西南部的金沙江下游，却有一座水电站依靠着大坝的“最强大脑”，获得素有国际工程咨询领域“诺贝尔奖”之称的“菲迪克2016年工程项目杰出奖”。 　　这就是我国第二、世界第三大已建水电站工程――溪洛渡水电站，其因规模大、难度高，成为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水电工程之一。它不仅代表了全球大坝智能化建设的最高水准，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水电建设强劲的创新实力。近日，《经济日报》记者走进溪洛渡水电站，对智能大坝进行了深入探访。 　　大块头有“大智慧” 　　溪洛渡大坝建设了综合性人机交互系统，开创了国内特高拱坝智能化建设的先河 　　溪洛渡水电站是国家“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位于四川省雷波县和云南省永善县交界的金沙江上，装机容量1386万千瓦，是世界上已建成的3座300米级特高拱坝之一。最大坝高285.5米，坝顶高程610米，浇筑拱坝大体积混凝土680万立方米，远远望去，溪洛渡水电站大坝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块头”。 　　但是溪洛渡赢得菲迪克“芳心”，靠的并不是“肌肉”，而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 　　溪洛渡水电站工程具有窄河谷、高拱坝、巨泄量、多机组、大洞室群、高抗震等特点，多项关键技术超出世界已有经验，综合技术难度居世界最高水平。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超然告诉记者，溪洛渡大坝的受力情况极其复杂，整个施工过程中，坝体的受力状况在不断调整，各种难度指标居前。仅水推力这一项指标，就达1400万吨。而地震设防标准、坝身泄量功率等指标更是居世界首位。这些特点给拱坝的施工质量控制带来很大挑战。 　　为保证大坝施工质量和大坝全寿命周期的安全可靠运行，三峡集团以溪洛渡大坝建设为核心，打造了溪洛渡数字大坝，开创了国内特高拱坝智能化建设的先河。数字大坝基于全寿命周期管理的需要建设了一个集网络、硬件、软件、项目参建各方和专家团队为一体的综合性人机交互系统，其功能涵盖了混凝土施工、温控、灌浆、金结、监测、仿真分析、预警预控等大坝工程建设管理的全过程。 　　站在溪洛渡大坝坝顶，能看到很多个小盒子，盒子里密密麻麻缠绕着线头，这些线头对应着相应数量的温度计。除了温度计，坝体里还埋藏着多点位移计、应力计等多种监测仪器。 　　“实际上这个系统管理着2538仓混凝土浇筑信息、3496支安全监测仪器、4723支混凝土温度计以及2.4万米的测温光纤。”中国三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洪文浩说，该系统能够实现高拱坝智能管控，时刻知晓大坝的“身体状态”，真实把握大坝建设的“脉搏”。 　　正是凭借智能化建设理论和体系，溪洛渡创造了浇筑混凝土680万立方米未出现温度裂缝的世界纪录。国际大坝委员会名誉主席Lius Berga教授评价：“中国的创新技术在大体积混凝土结构智能化建设方面已居世界领先地位，成功解决了‘无坝不裂’的世界难题。” 　　呈现“地下迷宫”奇观 　　溪洛渡地下电站是目前世界已建最大规模的地下洞室群，施工质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在溪洛渡水电站，还有一个世界奇观，就是遍布在金沙江左右两岸的地下厂房洞室群，无论是洞室数量还是尺寸，均为世界之最。乘车穿行在连片的巨大洞室中，记者很快就迷失了方向。但只要熟悉路线，不同的洞室可以把工作人员带到电站的每个角落。 　　由于溪洛渡地势比较狭窄，为更少占用土地、迁移人口，必须尽可能利用两边的山体，把厂房放在山洞里。溪洛渡水电站总设计师、中国电建成都院副总经理王仁坤介绍，溪洛渡地下电站是目前世界已建最大规模的地下洞室群，在不到1平方公里内有近百条洞室纵横交错，洞室边墙高、跨度大，其中主厂房跨度31.9米，尾调室高度95米，开挖过程中如果控制不到位，容易引起岩体开裂破坏甚至塌方，影响施工和后期运行安全。 　　为解决这一问题，项目首创了超大地下洞室群围岩稳定与控制成套技术，成功解决了层状岩体近库岸特大洞室群集成化布置、深覆盖层大断面竖井安全施工等世界级难题，施工质量超越三峡工程，为同类工程提供了开创性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监测数据也表明，地下洞室群处于稳定状态。原中国大坝协会名誉主席潘家铮院士称赞：“溪洛渡地下工程是世界一大奇观，溪洛渡地下电站工程堪称精品，是中国水电工程的骄傲。” 　　泄洪技术是溪洛渡大坝的另一个大亮点。在曾经引领世界坝工方向的欧美国家，出于坝体结构稳定性考虑，拱坝坝身一般不开孔，著名的胡佛大坝就是如此。溪洛渡大坝属300米级高拱坝，作为长江干流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泄洪是关键问题，在两岸的泄洪洞不足以宣泄全部洪水的情况下，溪洛渡大坝坝身开有大量孔口用于泄洪。 　　“溪洛渡泄洪流量和泄洪功率远超世界拱坝最高水平，泄洪消能综合技术难度居世界之首，成功解决了窄河谷、高水头、巨泄量泄洪消能关键技术难题。”三峡集团副总经理樊启祥说，项目建成了“体形精准、平整光滑、高强耐磨”泄洪洞，为类似工程提供了新的设计、技术和施工方案。 　　坚持可持续发展 　　溪洛渡水电站把大坝泄洪和泄洪洞泄洪、电站泄流统一协调起来，尽可能减小对环境的影响 　　“溪洛渡水电站获菲迪克奖，除了质量可靠、技术过硬外，还在于始终贯彻了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体现了菲迪克的核心原则――质量、廉洁和可持续性。”中国三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向家坝与溪洛渡建设部副主任廖建新参与了溪洛渡工程建设和此次菲迪克奖申报全过程，他认为，溪洛渡水电站的建设中，“环境”和“人”的因素体现得尤为突出。 　　协调可持续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水电发展的大趋势，大型水电开发首先要处理好工程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樊启祥说：“考虑到高坝大库带来的低温水、气体过饱和等情况，我们在溪洛渡建设过程中采取了分层取水等措施;在水库运行调度上，我们把大坝泄洪和泄洪洞泄洪、电站泄流统一协调起来，尽可能减小项目建成后对环境的影响。” 　　菲迪克奖之所以花落溪洛渡水电站，一个重要“加分项”是该项目建设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责任意识和价值取向。具体来说，是在构建利益相关方互利共赢开发模式方面所坚持的理念和取得的成果。 　　“水电工程建设是一个价值再造的过程。”樊启祥认为，建设工程不是交付一个产品，而是创造一个具有社会功能和市场竞争力的价值体。这个价值体要有增值空间，它体现在工程能长期有效地安全运行，各项功能都能充分发挥，并且能在已有基础上挖潜、提升。 　　实现项目所在地区域和人民协同发展，也是水电工程永续价值的体现。“库区人民为了支援水电站工程建设牺牲很大，我们必须千方百计确保移民(专题)安稳致富。通过水电建设，要将当地的优势资源充分发掘出来，形成市场竞争力，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移民走上致富的道路。”樊启祥说。 　　记者了解到，溪洛渡项目共为库区新建道路超过370公里，使当地群众交通运输更加便捷安全;新建集镇13个，使当地城镇化率增加了2.5%;帮助6.1 万移民脱贫致富;带动库区社会经济发展，累计投入移民资金36亿美元，年均增加当地财政收入4.2亿美元，20万库区群众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这份公告指：“日本媒体多次报道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安全壳内辐射量达到高值，引起我在日侨胞及访日中国游客担忧。日前，外交部发言人就此表示：中方一向高度关注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产生的影响，也多次要求日本政府做好事故的后续处理工作。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就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消除核泄漏事故产生的影响作出负责任的说明。这不仅是对日本本国国民负责，也是对邻国人民和国际社会负责。外交部已经发布相关安全提醒。” 　　福岛究竟出现了什么新情况? 　　这次新一轮恐慌的源头，来自2月4日开始，不断有媒体报道这么一则消息：福岛核电站2号机组核辐射爆表。 　　2011年3月11日，受到9级大地震的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了核泄漏。由于放射剂量很高，人类无法靠近，东京电力公司(以下简称东电)一直没有机会观察到其中2号机组的内部情况。直到2016年1月30日，他们才第一次拍摄到了该机组的核心区域。 　　真可谓不拍不知道，一拍吓一跳，两个可怕的新情况出现了。 　　核电站2号机组有一个大洞，这个洞，出现在反应堆压力容器下部的铁质脚手架，破洞大小约1米见方。破洞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的是，福岛核电站设有三层防护：第一层是核物质外的普通燃料包壳，早在6年前核泄漏发生时就已经被破坏;第二层防护是红色的压力容器，由高强度合金钢制成，保证放射性物质不会大规模泄漏;第三层则为右下角灰色的混凝土安全壳，为的是保证放射性物质和废水不会泄漏到外界。在2号机组的压力容器和安全壳中间，摆放着核事故之前工作人员检修用的脚手架。这次被拍到出现了一个大洞，则直接意味着核燃料已经腐蚀穿透了原本它应该待的压力容器。随后，东电发言人山岸立裕也证明了这一点，称：脚手架受损变形可能是核燃料穿透压力容器滴落造成的。 　　也就是说，核物质已经突破了第一、二层防护，从压力容器底部向第三层防护侵蚀。 　　第二个新情况是“爆表的辐射量”。东电还根据机器拍回的图像，估测出了一个前所未有之高的辐射数据。根据估测，安全壳内的最大辐射量达到了 530Sv/h(每小时530希沃特)，远远超过了此前测定的73Sv/h。这个数值有多可怕呢?在短时内大剂量接触4,000毫希沃特剂量的辐射就可能造成死亡，更别说是它130多倍的每小时530希沃特了。别说人，机器人都没能挺过来。由于东电认为这一估值可能有30%左右的误差。三天前，他们投入了一个小型机器人进入安全壳内部再次进行检查，可调查机器人在作业约两小时后就不堪重负，只好提前回收，此时它在安全壳内只行进了1米左右。 　　大家现在担心的是什么? 　　实然，这些问题自2011年就已经摆在那里了，不是突发。毕竟压力容器不是现在才熔穿的，而是早就熔穿了;不是外面辐射突然爆表，而是才发现里面爆表。 　　虽然说好消息是还剩一层;但坏消息同样赤裸裸地摆在那儿――没人知道这第三层屏障能撑多久。由于东电刚刚确认了压力容器破损的消息，机器人探测的失败也无法给出安全壳内部的准确情况，大家都关心的是核物质会不会熔穿最后一层混凝土安全壳，然后接触地下水? 　　比如切尔诺贝利事故已经过去30年了，但是熔毁的堆芯还保持着融化。这个东西大概还会缓慢流动100年才会慢慢冷却，在这期间它会不断用高温侵袭地基。 　　真相，是核事故处理中最重要的东西。而对于福岛核问题，目前最可怕的情况，正是情况不明：有可能30年都没事，也有可能明年就会融穿最后的安全壳，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 　　福岛核泄漏比想象中可怕 　　福岛核电站事故严重性其实一直以来都被低估了，实际上其事故评级与切尔诺贝利事故一样，都是INES-7(国际核事件分级表)，也就是特大核事故。 　　就目前的监测数据来看，除了封锁区内部，日本其他地区受污染情况还在可控范围之内。在这个前提下，只要不去品尝福岛生鱼片，或者体验核污水泡温泉，至少目前还没有什么大碍。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切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因为这个监测数据是否完全透明，抑或会不会突然再出现像最近一样的可怕新发现，都还不得而知。 　　这个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众所周知，东电和日本政府曾因为不能及时公开真相，经常在万不得已之时才发布消息，受到过很多来自社会各界的诟病。 　　比如2015年8月，福岛第一核电站内发现遭遇暴雨时，雨水会携带高污染的泥土直接从地面流入海中，污染海洋。而东京电力公司明知这一情况，却没有采取必要的阻止措施，还一直向社会隐瞒这一实情。这一问题遭到了舆论的谴责，也触怒了福岛县和附近几个县渔民。 　　再比如，据美联社2014年4月8日报道，约80名美国海军日前将东京电力公司告上圣地亚哥联邦法庭，声称该公司在美国海军执行人道主义援助行动时故意隐瞒，谎称不存在核辐射危险，造成参与该行动的美军士兵出现生育畸形状况或罹患癌症。为此，起诉方要求东电赔偿共10亿美元补偿金。 　　更多人还是对日本政府的应对能力，以及未来可能恶化的情况不抱乐观的信心。把灾难这管牙膏紧紧握在手里，在外界的逼迫下才一点一点挤出来，总归不是长久之计。 　　就目前的情况看：福岛核电站并没有出现突发的新事故，只是发现之前事故造成的放射性污染分布比预计更大、数值比预期更高、后期的处置工作比预计更艰难。至于未来，有人很乐观地表示不用担心;也有人说，这种事情关乎人身性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至少，不管是乐观还是消极，都不应该建立在不信任和猜测的基础上。

在全球，Windows 10问世以前，由微软开发的Windows XP和Windows 7，的确算得上两款深受亿级用户认可的电脑操作系统。微软先是开发了Windows XP，后是开发了Windows 7。然而，有且仅有一款电脑操作系统，在Windows XP和Windows 7之间发挥了举重轻重的（过渡）作用，它便是Windows Vista。实际上，微软得以相继开发Windows 8（8.1）和Windows 10，Windows Vista仍然是为微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2017年2月13日，根据中关村在线发布的一则消息称：近日，微软已经向全球所有的Windows Vista用户发出了通知，预计在2017年4月中，Windows Vista即将步Windows XP的后尘，又沦为一款被微软抛弃的电脑操作系统。如果说，有一部分Windows Vista用户不想和微软一样抛弃Windows Vista，甚至对Windows Vista情有独钟，那么，这一部分Windows Vista用户的电脑遭到那些不明黑客攻击的风险，自然大大增加。 2007年1月30日，Windows Vista问世于全球，微软开发Windows Vista的初衷，是寄希望以Windows Vista全面取代Windows XP。遗憾的是，Windows Vista反倒沦为了微软的一款号称“试验品”的电脑操作系统。在中国，直到现在，一位行内人士对Windows Vista的评价是：“Vista有执行效率低，兼容性差和安全功能繁琐等缺点。如果非让我在Windows XP和Vista之间做一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Windows XP。”中关村在线推断：微软既然抛弃了Windows Vista，Windows 7被微软抛弃的那一天也应该很快会到来。 目前，微软主打的一款电脑操作系统，显然是Windows 10。那么，在全球，Windows 10用户已经累计增加到几何？微软统计，从2015年到今天，Windows 10用户差不多才为4亿！言下之意，早前，微软定下的，在2017财年（注意是“2017财年”）力争让Windows 10用户增加到为10亿的目标基本化作了泡影。在微软，Terry Myerson担任Windows和硬件设备部门的执行副总裁。上一周，Terry Myerson向外透露：“事实上，Windows 10已经在全球的超过4亿台设备上运行。他们是个人用户，学校和企业用户。况且，PC游戏正被全球的越来越多用户青睐。过去的数个季度中，平均每个季度，全球的所有PC，运行游戏的时长超过60亿小时。” 2017年1月，在全球的电脑操作系统市场中，各款电脑操作系统的市场份额。 前不久，一家名为NetMarketShare的市场调研公司向外发布了最新一期的，全球的电脑操作系统市场份额数据。2017年1月，Windows 7继续减少到为47.2%的市场份额，但在全球的电脑操作系统市场中占据霸主地位。Windows 10的市场份额增加到为25.3%。Windows XP的市场份额着实不小，为9.2%。Windows 8.1的市场份额为6.9%。苹果开发的Mac OS X，市场份额为4.5%。值得注意的是，Linux的市场份额为2.3%。

罗杰斯 亿万富翁兼大宗商品投资大师罗杰斯(Jim Rogers)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都将遭遇有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问题，许多人正走向崩溃。” 在采访中，这位投资界传奇人物对市场关注的各大问题做了详细评论，从到现金战到黄金，从贸易战到经济危机。整个采访亮点频出，凤凰财经整理如下： 谈经济危机：将遭遇有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问题 在2008年，拥有90年历史的贝尔斯登公司破产了，拥有150年的雷曼兄弟公司也破产了。在很长的时间里，它们经历过战争、经济萧条、美国内战，但即便经历所有的一切，却仍然避免不了销声匿迹的悲剧。 所以，一切都会变得比我们见过的更加糟糕——许多的人、公司、地区、政府乃至国家都会走向灭亡。 罗杰斯表示，我们就要遭遇有生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问题，而届时许多人将走向崩溃。 他解释称，当你进入熊市，你会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接连涌来，就像滚雪球一样。牛市也一样，一个好消息会带来更多的好消息，人们因而觉得自己处于一轮5年、6年或者7年之久的牛市之中。 “我没有经历过战争，也没有经历过贸易战或类似的事情，但一样知道现在出问题了，”他说。 谈贸易战：真实的战争都可能发生 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他将与中国、墨西哥、日本、韩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进行贸易战，还在上台首日发誓称，要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45%的关税。 目前距离他上台已经过去了三个礼拜，他尚未兑现承诺，但罗杰斯确信他仍有这样的想法，否则他就跟其他光说不做的政客没什么区别了。就算他只是说说，但在他的政府高层中，仍然有几位官员希望向中国和其他国家发动贸易战。 罗杰斯表示，如果特朗普真的这么做了，那一切就完了。“ 历史能给人借鉴，贸易战会引发问题，带来灾难，有时候甚至是一场战争，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他说。 罗杰斯不确定特朗普有没有了解过历史，这位新任美国总统说过很多事情，但很多事情都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他并不打算发动贸易战，那么暂时过段好日子。 罗杰斯曾在接受MarketWatch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如果打响贸易战，就把一切都卖了。” 人们正在逐渐意识到，强势美元会给世界带来很多麻烦和经济问题，还会破坏美国的经济，所以罗杰斯认为，美元可能会演变为泡沫，应该把它卖掉。 谈现金战：全球政府发动持续现金战 众所周知，印度已经废除了流通中的86%的货币，现在任何超过4000美元的现金交易都会被定为非法。而在法国，超过1000欧元的现金交易也会被定为非法。 据罗杰斯分析，很多国家都采取了类似做法，在美国一些州，人们无法进行超过一定金额的现金交易。 罗杰斯说，“政府喜欢这一套，这样就能控制你。 “你买一杯咖啡，他们知道你喝了多少，在哪里买的。如果所有交易都成为电子交易，那么整个世界都会电子化。我的孩子成年后可能不去银行，也不去邮局，甚至不用看医生或很少看医生。”

  彗星45P将掠过地球   到了深夜，彗星45P将会掠过地球上空，为30年来最接近地球的一次，估计彗星呈暗淡的绿光，难得一见。   多伦多大学业余天文学会主席Chris Ni预告，市民今晚也有机会目睹半影月蚀，届时地球因遮挡部分太阳映照月球表面的光线，而给月球留下半个阴影。下午5点36分月亮升起时，将出现半影月蚀现象，预计在7点43分成为高峰期。

加州山景城谷歌总部外的抗议活动。上月，谷歌和其他硅谷公司说特朗普的移民禁令会损害经济。 以往美国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造就了硅谷的兴旺。特朗普的移民禁令一下，许多硅谷员工纷纷起身加入改革者的行列。 旧金山——硅谷员工出人意料地成了革命者。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相对富有，受过良好教育，有良好的人脉关系。 虽然硅谷的大多数人都支持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但科技业者并不是特朗普总统政策方针中最明显的靶子。很多人在世界上最富有的科技公司工作，就算《平价医疗费用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被废除也影响不大，而且拟议中的墨西哥边境墙也不会让硅谷的大多数人感到不便。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科技业者可以享受到意外的好处。他们可以用儿童看护费用抵税，他们的公司或许可以把在外国的利润调拨回本国，并且他们享受的所得税减免可以用来度上一两个豪华假期了。 就一切都是在说明：过去两周席卷硅谷和西雅图的抗议并不是受短期经济利益驱使的。如果你想了解科技业者为什么会选择抗议特朗普对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移民的禁令，你需要首先了解美国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在科技业的关键作用。 Divyakant Solanki/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微软CEO萨蒂亚·纳德拉来自印度。 你需要了解为什么科技业者从特朗普的行政命令中，以及他将要采取的其他反移民行动中看到了灾难的迹象：美国将不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发明者的灯塔。 “作为一种现象，硅谷并非世界的默认状态。”爱尔兰移民约翰·科里森(John Collison)说。他是六年前创办的旧金山支付初创公司Stripe的联合创始人。 他说，硅谷可以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欢迎来自外面的人。“我前往世界各地，每个其他地方都在问，‘我们如何在伦敦、巴黎、新加坡、澳大利亚复制硅谷？’” 这些地方迄今为止未能最终建起自己的科技中心，原因就是每个人都想去硅谷。 “美国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人才，”科里森说。“看看这些全球领先的科技公司，看看有多少是在美国。这不是自然成就的事情，而是因为我们想办法创造了这个引擎，吸引世界上最好最聪明的人来到硅谷。” 但是，科里森也说，“我认为这种情况也有点不牢固。”特朗普执政期间，对移民友好的动态可能会发生改变，而这可能会导致美国科技业的毁灭。 Luke Atwood Abiol for The New York 爱尔兰移民约翰·科里森是支付初创公司Stripe的联合创始人。 对外部人士来说，这可能听起来有点危言耸听，甚至可能是非常自以为是。硅谷也因为大肆宣扬精英管理的开放态度，却在基本的多样化和包容性方面做得不够好而遭到应有的批评。女性和非亚裔少数族裔在该行业员工中仅占很小比例，在管理层和风险投资者中占的比例更小。总而言之，科技行业和几乎其他所有行业一样，由白人男性主导。 然而，随便回顾一下科技产业的大部分历史就会发现，移民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去年，无党派智库美国政策国家基金会(National Foundation for American Policy)的研究员研究了87个私人控股的美国初创公司，当时这些公司的总价值约为10亿美元或更多。他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其中逾半数的公司是由美国之外的一人或多人创立的。其中71%的公司在重要管理岗位上聘请的是移民。 总的来说，这些公司，包括Uber、特斯拉(Tesla)和Palantir等家喻户晓的公司，为美国经济创造了成千上万个工作机会和上百亿美元。它们的创立者来自世界各地——印度、英国、加拿大、以色列和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很多地方。 关于移民为什么在科技行业如此成功有很多解释。很多美国出生的科技工作者指出，美国出生的雇员足以填补很多科技公司的职位空缺。研究者们发现，美国大学的毕业生足以填补科技行业的职位空缺。批评该行业对移民过于友好的人士表示，根源在于钱，科技公司利用H-1B等签证项目，能够以低于美国出生人员的价格雇佣外国员工。 如果说这种批评在科技产业的某些部分是属实的，但它忽略了硅谷顶级公司的情况。对硅谷的一个常见误解是，它像工厂那样运作，按照那种观点，科技公司可以雇佣世界各地的任何人来填补某个职位。 但是如今，大部分雄心勃勃的科技公司都不像工厂，而是更像运动员团队。他们在寻找勒布朗(LeBrons)和布雷迪(Bradys)，也就是说，他们在寻找世界上最优秀的人，让他们来想出一些全新的、从未有过的玩意，从一开始就完全重新想象各种玩意的用处。 “这不是让数十万人加入制造工厂，”云储存公司Box的联合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阿隆·列维(Aaron Levie)说，“而是想出一些能够改变一切的点子。”

今年的情人节可能不会是一个普通的情人节。2月14日，硅谷“钢铁侠”马斯克计划，用自家的商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向太空轨道发射致命的超级病菌。 这样做并不是想用这种超级病菌来毁灭太空，而是希望将病菌送到微重力环境下的国际空间站（ISS）进行实验。 这种超级病菌学名为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也称为MRSA。它会引起病人非常频繁且难以治疗的感染。关键的一点是，这种病菌正在迅速变得对大多数的抗生素具有耐药性。SpaceX这次想做的就是希望太空旅行能改变这样的情况。发射成功过后，MRSA将在近零重力的情况下进行实验，看失重的情况是否会对这种病菌的基因和突变率产生影响。 根据《福布斯》的报道，这项研究由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和美国空间科学促进中心（CASIS）赞助。届时，SpaceX将用自己的猎鹰9号火箭发射这种病菌进入太空，并让其在国际空间站的国家实验室里进行实验。 具体的实验设备和团队由Nanobiosym公司负责。该公司提供了XPRIZE技术，这是世界上第一台移动的“三录仪”设备，能用基因指纹实时诊断任何疾病，而且比目前市场上的诊断测试要便宜10倍。 Nanobiosym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安妮塔·戈尔 （Anita Goel）认为，近零重力环境可能导致MRSA加速变异。换句话说，人类可以按下“快进”键，从而获得在地球上尚未发现的潜在突变模式。 “我们在微重力国际空间站的工作非常实用、基础。我们希望推进个性化、精准医疗的发展，可以更好地预测病菌的耐药性，从而找到更好的治疗药物。在基础科学层面上，我热衷于测试我20年前的假设：即环境可以深刻地影响基因组和转录组的信息流。” 戈尔说。 在目前的这个阶段，研究团队还不知道MRSA会对新环境做出怎样的反应。但根据以前的太空细菌研究经验，环境会导致上述的基因突变和种群趋势，只是会有速度上的不同。 原因也很简单：在太空环境中，一些与新陈代谢相关的蛋白质会变得更加活跃，而低剂量的空间辐射也可以改变某些基因的活性。 如果实验成功，这将对药物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当前的抗菌疗法通常都是无效的，并且研究人员并不能提前了解病菌的耐药性，只有在实时环境或者是后期回顾时才能发现。 戈尔和她的团队希望太空独特的环境能让他们观察MRSA的活性，作为地球上可能会发生变化的参照。这些数据可用于提前的药物开发，并帮助地球上的研究人员找到有效对抗的方法。

　　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加州一名青年将戴尔手提电脑放在沙发充电时，内置的锂电池突然接连爆炸4次并着火，整个过程被家中摄像头完整记录。戴尔公司发出声明，表示会对该事件展开调查。 　　今年1月，德文・约翰逊正在家中与友人玩电脑游戏，他的戴尔Inspiron手提电脑放在沙发上充电，电突然爆炸着火，但很快熄灭。该用户便把电脑搬到后院一张桌子上，数分钟后电脑再次起火冒烟，并连爆两次，在用户走近检查时再次发生爆炸。 　　幸运的是，在整个爆炸过程中，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目前，戴尔公司已在其Twitter网页上发表声明，称已经与笔记本电脑的主人进行了协商，并等待其将事故电脑反送至公司。戴尔将形成一份完整的调查报告，验证事故的起因，并将确认包括电池在内的所有组件是否出自合格的制造商。 　　有专家分析称，起火原因可能与该笔记本电脑的锂电池过热有关。而戴尔则对整个爆炸视频解释到，事故存在多种潜在的原因，从电池设计不良到第三方制造商损坏设备底盘都有可能导致热失控。 　　据悉，这次爆炸并非戴尔的第一炸。戴尔曾在2006年发生过一次严重的爆炸事故，并最终召回410万存在爆炸隐患的笔记本电脑。 　　目前看来，三星、苹果、戴尔爆炸都与锂电池有一定关系，电子产品制造商在追求产品外观时尚化的同时，如何确保锂电池的安全使用不能只依赖于给用户的注意事项提示，从源头解决才是要义。  

高铁、智能机器人、车站改签船票……最近，两位美国女生体验了一把春运途中的“炫科技”。 2月8日，央视《走近科学》节目记录了密如玉（以下称小玉）和沐兰两人这次动车轮渡联程旅行。她们打算到烟台会合，再乘渤海轮渡到大连度假。 密如玉 小玉在青岛大学学习汉语，沐兰则是济南一所国际学校的教师。 1月14日，春运第二天上午，沐兰已坐上去往烟台的动车。 她很喜欢乘坐高铁出行，她觉得中国的火车干净、舒服、便宜，美国的列车则昂贵且相对老旧，她也从不担心中国高铁的安全性。 除了列车，济南西站候车厅还设置了几台智能机器人，它们能与旅客进行语音互动，帮助解决问题， 还能搜集反馈大数据，以帮助铁路部门了解旅客需求。 另一边，小玉正赶往车站。与北京等大都市的现代化车站相比，小玉更青睐别具一格的青岛车站。 然而……在拥有动车和高铁的城市，两个车站往往是标配，钟爱青岛站的小玉跑错了站。 没有余票也无法及时赶到青岛北站，小玉心急如焚。还好出现了转机。 车站服务人员建议小玉办理中铁银通卡。它会为旅客预留座位，刷卡即入，省去了买票取票的麻烦，适用于经常往返两地的旅客。 两人打算乘坐的铁路客运滚装轮船，早已实现了铁路轮渡联合售票，所以小玉不仅能乘坐下一趟动车，还换到了当晚的船票。 此时已在动车上的的沐兰，也在列车员的帮助下成功换票。 为表对朋友沐兰的歉意，小玉通过与智能机器人对话，下载了机器人推荐的APP，为沐兰点了一份动车餐。 很快，沐兰就吃到了这份爱心午餐。 坐上火车的小玉还实验了一次传说中的“高铁立硬币”。 为什么高铁能保持高速又平稳？除了无缝焊接的钢轨： 列车的安全警惕装置（ASD）也举足轻重。安全警惕装置每30秒就会报警一次，驾驶员如不及时踩踏，列车就会紧急制动。 这位驾驶员就自曝一趟车下来，要踩几千次。 列车行进中，还有更多的眼睛正密切关注着列车。 在这个叫做TEDS的远程监控系统中，动车组的实时状态会被上传，警示框则会将问题标出。 针对病人，列车还开通了与医院视频连线的服务。 多部门的协调配合保障了来往的旅客的旅途安全。虽然出现了小插曲，小玉最终还是成功与沐兰会合，开启了下一段旅程。

东京电力9日透露，该公司当天向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内部投放了机器人。经调查，2号机组安全壳内辐射最高值再创新高，达到每小时650希沃特。受高辐射影响，调查机器人在作业约两小时后不堪重负，只好提前回收。此时它在安全壳内只行进了一米左右。 安全壳内实景，亮点为机器人灯光头（东京电力 图） 9日清晨5点左右，作业开始。在离安全壳开口约两米处，“蝎”型自行机器人在人员远距离操纵下开始行进。机器人进入安全壳后，启动高压喷水，去除行进轨道上的堆积物。原定作业时间为9小时，但约两小时后，前置摄像头拍摄的画面开始变暗。东电随即将机器人回收，此时机器人在安全壳内部仅行进了约1米，仍在连接安全壳外壁与压力容器下方平台的倾斜轨道上。 对于这一情况，东电表示“可能受到了安全壳内强辐射的影响。”东电核能本部部长代理木元崇宏称：“在那附近应该存在某种放射源。”有媒体怀疑“是否是熔落的核燃料掉落到了倾斜轨道上”，木元表示现在无法确定。 为何机器人也会受核辐射的影响？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铁流解释，原因就在于机器人里使用了大量芯片。虽然用于探测核反应堆的机器人很可能会采用抗辐照芯片，但这些芯片能够承受的辐射量也不是没有上限的。大量的核辐射一方面会将芯片材质中的某些物质活化而产生放射性，影响半导体载流子浓度等半导体特性直至失效，并且核辐射属于电离辐射，高剂量下可能直接导致芯片烧毁。 而这种机器人设计可承受辐射量为1000希沃特。本月4号，东电推定安全壳辐射最强点位于安全壳与压力容器之间，为每小时530希沃特。通过分析9日新图像的噪点，东电在同一区域又测定到超高数据，这次是每小时650希沃特。可以说，机器人能撑两个小时，完全达到了当初的设计目标。 现场作业人员 9日使用的“蝎型”机器人，东芝（Toshiba）参与了机器人的制造和使用 但测定辐射值并非机器人本次的主要任务。机器人行进的轨道是之前的设备更换用轨道，总长约7米，有五米长的部分布满了大量堆积物。堆积物最厚约2厘米，推测是涂料、缆线外壳等熔化后的物体。要抵达压力容器正下方的格栅平台寻找熔落的核燃料，首先要清理出一条道路。本次通过高压喷水去除了最前面1米范围内的堆积物。但操纵人员也发现更深处的堆积物附着得十分牢固，清理存在较大困难，实际上并未达到目标。 机器人视野之内全是堆积物（东京电力 图） 本次行动原计划在7日进行，但当天早上在投放前发现机器人水泵出现故障，无法正常出水。在上午9点左右中止作业。早在本月4日，外界就普遍预计在高辐射下，机器人只能撑2小时，东电应该重新研究新方案。 本月稍晚些时候，东电原定还将投放机器人深入调查，但现在来看，情况很不乐观：辐射强度过高、又有堆积物阻碍。东电本次又一次表示将“探讨蝎型机器人能调查到何种程度”。但目前来看，东电短时间内除了暂停调查似乎没有更好的对策。

据英国《简氏防务周刊》网站2月6日报道称，俄罗斯的新闻机构2016年11月25日宣布了90岁的伊万·瓦诺·米高扬逝世的消息，这是一位传奇性的飞机设计师，也是负责米高扬设计局的每一架飞机(其中包括“支点”米格-29歼击机项目)的原始设计工作的团队成员。米高扬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为米高扬设计局工作，这个机构是由他的叔叔阿尔乔姆·米高扬创建的。 对于那些将自己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贡献给苏联时代军用航空工业的许多人而言，米高扬的逝世不仅意味着那一辈设计师中仅存的几位之一的辞世，同时也标志着俄罗斯航空业的一个更为重大的损失——各个设计局风格迥异的传统，每一家设计局都拥有一套独到的研发战斗机的方法。米高扬的逝世对于俄罗斯飞机设计事业的未来有着深刻的影响。 今天，这些独立的设计局都变成了联合飞机制造公司的一个个组成部分。一位米高扬设计局的前设计师说：“这些设计局都成为昔日自己的影子。员工规模只相当于苏联时代人员巅峰水平的很小一部分。剩下的工作人员人数太少，即使其中的每一位都是天才，也没有一个设计局有能力自行设计出一架飞机了。” 正是米高扬职业生涯所代表的不同设计技术的传统消失，令那些尚健在的老一辈飞机设计师们感到痛惜。总的来说，将这些之前独立的飞机企业转变为一个以支持研发苏霍伊T-50(PAK-FA)第五代隐形战机作为唯一目标的企业的子公司，被视为俄罗斯军事航空业所遭受的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根据曾经在苏联时代殚精竭虑造飞机的那些飞机设计师的说法，更加悲剧的是，拥有彼此竞争的设计中心的概念为中国的军事航空业所借鉴。而且，这是由俄罗斯人教给中国人的。 中国的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沈飞)曾经耗时20余年学习如何制造(以及在后来逆向设计)苏霍伊战机。最近，沈飞采用了一种俄罗斯与西方的混合设计技术，研发了FC-31“鹘鹰”第五代战机。 与此同时，中航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飞)一直致力于研发一种完全不同的飞机。FC-1“枭龙”战机是对“鱼窝”米格-21歼击机的大规模重新设计，是后者的一种现代轻型变体。另一个例子是歼-10战机，其外观看起来酷似一个加大版的F-16战机，模仿了以色列“幼狮”战机技术，甚至还有一些最近的俄罗斯设计研究。 但是，成飞最著名的设计是具有隐形性的歼-20战机，其似乎是一种远程拦截机，或是一种能够在太平洋挑战美国海军的攻击平台。据一位俄罗斯资深设计师称，问题是“在20世纪90年代耗时多年购买、学习和复制了能够从我们这里获得的一切之前，对军用飞机制造业知之甚少的中国，现在采用了为我们所抛弃的系统，而且正在向一个比我们更好的方向发展”。 另一个导致俄罗斯失去其在飞机设计领域昔日优势的因素，是支持莫斯科军用新机型发展的电子业和航空电子技术的显著衰退。目前仍在致力于研制新雷达、电子战和一架现代战斗机所需的其他主要技术的仅有的那些专家，却受到了俄罗斯如何与其昔日“门徒”中国相比较的问题的困扰。

当地时间2月8日，美国国家工程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NAE）公布了最新入选的84名院士和22名外籍院士名单。加上今年新院士后，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总数为：院士2281名，外籍院士249名。 在这份新鲜出炉的名单中，共有8位华人入选。分别是： 加利福尼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丛京生； 加利福尼亚大学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教授King Liu, Tsu-Jae； 通用电气副总裁陈向力； 美国能源部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Leung, L. Ruby； 伦斯勒理工学院电子与计算机系统工程学院教授周祖康（Chow, Joe H）； 南加州大学化学工程和材料科学系教授张东晓； 西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黄永刚； 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外籍院士）。 美国国家工程院的新闻稿称，入选NAE院士，对于工程师而言是最高的专业荣誉。这一荣誉是对入选人在工程领域内从事研究、实践和教育做出卓越贡献的肯定。 美国国家工程院官网介绍，院士的评定由同行（当前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推荐。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家工程院拒绝个人申请。无论是院士（美国国籍）还是外籍院士（非美国国籍）候选人提名和选举，需要符合下述1个或2个类别： 1.授予那些在工程领域内从事研究、实践和教育并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其中包括对工程研究做出正确的、巨大的贡献的学者。 2.还有那些对新的技术领域起到开创作用、在传统工程领域具有突出贡献、或者是在工程教育中开发或者采纳了创新方法的学者。 除了上述两个条件外，美国国家工程院还特别提到了一点：院士候选人应保证自己的专业诚信，并被同行和其他专业人士认可。 院士候选人具体的选举过程为，由当前一名院士推荐，并有三名额外的院士或荣誉院士支持。提名和候选人的申请时间一般在每年的2月至5月之间。每年的提名人选仅向当前的院士发布，并对外严格保密。美国国家工程院同行委员会对各个领域的提名人进行审查，并向美国国家工程院委员会给出建议，以便美国国家工程院的理事会进行审议。最终的入选名单在下一年的1月份经过全院的成员投票选出，结果于2月中旬对外界公布。整个过程都严格保密。 Facebook、微软人工智能“大牛”入选 在今年的名单中，人工智能领域有两位著名人物入选。分别是Facebook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杨乐昆（Yann LeCun），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 杨乐昆出生在法国，曾在多伦多大学跟随深度学习鼻祖Geoffrey Hinton进行博士后的研究，现在是纽约大学终身教授，是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研究的先锋。在加盟Facebook之前，他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了超过20年，那里是全世界最著名的计算机研究实验室，诞生过许多伟大的产品。杨乐昆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期间开发了一套能够识别手写数字的系统，并把它命名为LeNet。这个系统能自动识别银行支票。 2013年，Facebook成立了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FAIR），杨乐昆成为Facebook这个新成立实验室的主任。 美国国家工程院给杨乐昆入选的理由为：“开发了卷积神经网络，并将它们应用于计算机视觉和其他人工智能领域。” 沈向洋 值得一提的是，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是今年美国国家工程院选出的外籍院士之一。沈向洋出生在江苏南京，大学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为东南大学）；后相继获得香港大学电机电子工程系硕士学位；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成为著名的计算机专家拉吉·瑞迪（Raj Reddy）教授的学生，1996年获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机器人专业博士学位。 沈向洋是计算机视觉和图形学研究的专家，同时也是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IEEE Fellow）及国际计算机协会院士（ACM Fellow），曾任国际计算视觉期刊编委会成员，担任2007年计算机视觉国际会议议程主席。曾发表关于计算机视觉、计算机图形学、图形识别、统计学习和机器人科学方面100多篇论文，拥有超过50项美国专利。 对于沈向洋的入选，美国国家工程院认为：“对计算机视觉和计算机图形学有突出贡献，领导行业的研究和产品发展”。 8位华人学者入选 除了沈向洋入选外籍院士外，另有7位华人学者入选院士。 黄永刚 其中，黄永刚因在可伸展电子器件力学及机械引导三维自组装方面的先驱工作当选。根据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公开信息，黄永刚，1962年出生，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力学系，1990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黄永刚的父亲为清华大学教授黄克智，父子二人均为国际固体力学领域的领袖人物。 张东晓 张东晓，现为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因在多孔介质流体随机模拟的先锋工作而当选NAE院士。张东晓本科毕业于东北大学，1990年秋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留学，从师于世界著名的水文专家纽曼院士，分别于1992和1993年获水资源系硕士和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曾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和奥克拉荷马大学任职，入选中组部千人计划。 丛京生，洛杉矶加州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系主任，兼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VLSI CAD）实验室主任。1985年，丛京生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1987年获得美国伊利诺大学香宾分校（UIUC） 计算机科学系硕士学位；1990年获得美国伊利诺大学香宾分校计算机科学系博士学位。同时，他也是IEEE院士。自2000年起，丛京生受聘为北京大学讲座教授。美国国家工程院给出入选理由：“通过在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合成上的创新，对应用指向型的可编程逻辑做出贡献” 陈向力 陈向力，通用电气副总裁。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物理学学士学位，后获美国伊利诺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共有七项专利，发表技术论文40多篇。2009年9月，上海市政府授予陈向力白玉兰奖。美国国家工程院给的入选理由是：“在光学传感和激光精密加工上的开创性工作，领导全球化的创业研究和发展。” 周祖康，现为伦斯勒理工学院电子与计算机系统工程学院教授。因“对建模、分析和大规模能源系统的控制有技术贡献。”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Leung, L. Ruby，现为美国能源部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成员，长期从事区域气候模式的发展和应用研究，是国际公认的区域气候模拟领域的领军者。美国国家工程院给予她的入选理由：“在气候变化和水文处理上的地区和全球计算机建模上做出开创性工作。” King Liu, Tsu-Jae，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教授。本科、硕士和博士均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美国国家工程院给出的入选理由：在鳍式场效电晶体（FinFET）上有突出贡献，并把其应用到纳米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技术中。 另附106位院士名单： 院士 Allen, David T., Melvin H. Gertz Regents Chair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McKetta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Arruda, Ellen M., professor, macromolecula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Asphahani, Aziz I.,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QuesTek Innovations LLC, Evanston, Ill. Boger, David Verno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Monash University, Clayton, Victoria, Australia. Bose, Arindam, consultant in business organization, biotechnology, bioengineering, and biosimilars, AbiologicsB LLC, Pawcatuck, Conn. Bose, Bimal K., consultant and emeritus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Knoxville. Bostick, Thomas P., senior vice president, environment sector, Intrexon Corp., Germantown, Md. Boulanger, Ross W., professor and director, Center for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Budnitz, Robert J., staff scientist, earth sciences division,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buz, Cleopatra, vice president of engineering, Honeywell Industrial Safety, Honeywell Corp., Golden Valley, Minn. Ceder, Gerbrand, Chancellor s Professor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hen, Xiangli, vice president, General Electric Co., and president, GE China Technology Center, Shanghai. Chong, Dianne, retired vice president, assembly, factory, and support technologies, Boeing Engineering, Operations, and Technology, Boeing Co., Bellevue, Wash. Chow, Joe H., professor,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systems engineering,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Troy, N.Y. Cong, Jingsheng Jason, Chancellor's Professor and director, Center for Dynamic-Specific Computing, 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rocker, James H., vice president, international, and general manager, Lockheed Martin Space Systems Co., Littleton, Colo. Dankberg, Mark David,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ViaSat Inc., Carlsbad, Calif. Daskin, Mark S., Clyde W. Johnson Collegiate Professor and chair,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and operations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Diffie, Bailey Whitfield, adviser, Black Ridge Technology, Redwood City, Calif. Dindoruk, Birol, principal technical expert of reservoir engineering, Shell Technology Center, Shell International E&P Inc., Houston. Dogru, Ali H., chief technologist and fellow, computational modeling technology, EXPEC ARC (Exploration and Petroleum Engineering Center Advanced Research Center), Saudi Aramco/Saudi Arabian Oil Co., Dhahran, Saudi Arabia. Ducharme, Eric H., general manager, advanced technology, GE Aviation, Cincinnati. Entekhabi, Dara, Bacardi and Stockholm Water Foundations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department of earth, atmospheric, and planetary science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Ewing, Rodney C., Frank Stanton Professor in Nuclear Secur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an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 Gerngross, Tillman U., co-founder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dimab LLC, Lebanon, N.H. Giri, Jay, director, power systems technology and strategic initiatives, GE Grid Solutions, General Electric Co., Redmond, Wash. Goldsmith, Andrea Jo, Stephen Harris Professor of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 Gray III, George T. (Rusty), laboratory fellow, 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Los Alamos, N.M. Guibas, Leonidas J., Paul Pigott Professor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 Gunsel, Selda, general manager, products and quality, Shell Global Lubricants Supply Chain, Royal Dutch Shell PLC, Houston. Hammond, Paula Therese, David H. Koch Professor and department head,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Hastings, Daniel E., Cecil and Ida Green Education Professor,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nd director, Singapore-MIT Alliance for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Hirschberg, Julia, Percy K. and Vida L.W. Hudson Professor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chair,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Holmes, William T., senior consultant, Rutherford & Chekene, Consulting Structural Engineers, San Francisco. Holmgren, Jennifer R.,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LanzaTech, Skokie, Ill. Howell, Kathleen Connor, associate dean for engineering and Hsu Lo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Purdue University, West Lafayette, Ind. Huang, Yonggang, Walter P. Murphy Professor of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Evanston, Ill. Imran, Mir A.,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Incube Ventures, San Jose, Calif. Katabi, Dina, professor, computer sci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Katsoulis, Dimitris E., senior research scientist, Dow Corning Corp., Midland, Mich. King Liu, Tsu-Jae, TSMC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in Microelectronics and chair,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LeCun, Yann A., director, AI Research, Facebook, New York City. Leung, L. Ruby, laboratory fellow, atmospheric sciences and global change division, Pacific Northwest National Laboratory,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Richland, Wash. Lewis, Jennifer A., Hansjorg Wyss Professor of Biologically Inspired Engineering,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Ligler, George T., consultant, GTL Associates, Fuquay-Varina, N.C. For leadership and engineering innovation in specifying and implementing complex computer-based systems for aviation and the U.S. Census. Lipner, Steven B., executive director, SAFECode, Wakefield, Mass. McCabe, Robert W., program director, division of chemical, bio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and transport system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rlington, Va. Moncarz, Piotr D., principal engineer, buildings and structures, Exponent, Menlo Park, Calif. Monnier, John R., research professor, chem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Columbia. Nalamasu, Omkaram, senior vice president and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Applied Materials Inc., and president, Applied Ventures LLC, Santa Clara, Calif. Narayan, Jagdish, John C.C. Fan Distinguished Chai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Raleigh. Nemirovski, Arkadi, John Hunter Chair and Professor, H. Milton Stewart School of Industrial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tlanta. Niemeier, Debbie A.,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Panday, Sorab, principal engineer, GSI Environmental Inc., Herndon, Va. Parlange, Marc Brendan, dean, faculty of applied science, an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Canada. Poston, Randall W., senior principal, Pivot Engineers, Austin, Texas. Razavi, Behza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Schaeffer, Jon C., senior engineering manager, materials and processes engineering, GE Power & Water, Greenville, S.C. Scheeres, Daniel Jay,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nd A. Richard Seebass Endowed Chair Professor in Aerospace Engineering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Schlom, Darrell G., Herbert Fisk Johnson Professor of Industrial Chemistry,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Y. Servedio, Dominick M., executive chairman, STV Group, New York City. Slaughter, E. Sarah,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nd founder, Built Environment Coalition, Cambridge, Mass. Slocum Jr., Alexander 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Smith, Megan Joan, former U.S.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and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shington, D.C. Solomon, Darlene Joy Spira, senior vice president and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Agilent Technologies, Santa Clara, Calif. Spalart, Philippe R., senior technical fellow, Boeing Commercial Airplanes, Seattle. Splinter, Michael R., general partner, WISC Partners, Los Altos, Calif. Strano, Michael S., Carbon P. Dubbs Professor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Tayur, Sridhar R., Ford Distinguished Research Chair Professor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Tepper School of Business,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Pittsburgh. Toner, Mehmet, Helen Andrus Benedict Professor, Surgery,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and professor of health sciences, Harvard-MIT Division of Health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Boston. Turinsky, Paul J.,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nuclear engineering,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Raleigh. Valenzuela, Reinaldo A., direct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Nokia Bell Labs, Holmdel, N.J. van Welie, Gordon, president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ISO New England, Holyoke, Mass. Van Wie, David M., mission area executive, precision strike mission area, Applied Physics Laborator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Laurel, Md. Varghese, George, Chancellor s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Vautrinot, Suzanne M., president, Kilovolt Consulting Inc., San Antonio. Voight, Barry, professor emeritus of geology and geological engineering,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Park. For contributions to the understanding, management, and mitigation of geologic hazards. Westbrook, Charles K., retired senior scientist, 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 Livermore, Calif. Wilson, Blake S., co-director, Duke Hearing Center, Duke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Durham, N.C. Winzer, Peter J., director, optical transmission systems and networks research, Nokia Bell Labs, Holmdel, N.J. Yannas, Ioannis V., professor of polym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Yarmush, Martin L., Paul and Mary Monroe Chair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biomedical engineering, Rutgers University, Piscataway, N.J. Yelick, Katherine A., associate laboratory director, computer science,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and professor,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Zhang, Dongxiao (Don), research professor, Mork Family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Materials Scienc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os Angeles. 外籍院士： Alcocer, Sergio Manuel, research professor,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 Mexico City. Arakawa, Yasuhiko, professor,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Tokyo, Tokyo. Asakawa, Chieko,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for accessibility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IBM Research Tokyo, IBM Japan Ltd., Tokyo. Beven, Keith John,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hydrology, Lancaster Environmental Centre, Lancaster University, Lancaster, United Kingdom. Charl s, Bernard, president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Dassault Syst mes, V lizy-Villacoublay, France. Foster, F. Stuart, professor and Canada Research Chair in ultrasound imaging, department of medical biophysics,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Fujino, Michimasa, president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Honda Aircraft Co., Greensboro, N.C. Fussenegger, Martin, professor, biotechnology and bio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biosystem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 Zurich, Basel, Switzerland. Hadziioannou, Georges, University Professor Classe Exceptionelle, Laboratoire de Chimie des Polym res Organiques, Universit de Bordeaux, Pessac, France. Hahn, Horst, director, Institute of Nanotechnology, 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ggenstein-Leopoldshafen, Germany. Kataoka, Kazunori, professor, biomaterials, department of bio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Tokyo, Tokyo. Kikuchi, Noboru, president and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Toyota Central R&D Labs Inc., Aichi, Japan. Kirchheim, Reiner,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the state of lower Saxony, University of G ettingen, G ettingen, Germany. Lercher, Johannes A., chair, technical chemistry,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Technical University, Munich. Lohse, Detlef, chair, department of physics of fluids, University of Twente, Enschede, Netherlands. Mallat, St phane, professor, computer science, cole Normale Sup rieure, Paris. O'Connor, Cyril Thomas, professor emeritus and senior research scholar,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Rondebosch, South Africa. Shum, Heung-Yeung,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Microsoft Corp., Redmond, Wash. Sifakis, Joseph, professor, School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Science, cole Polytechnique Federale de Lausanne, Lausanne, Switzerland. Smith, Colin P., group president, Rolls-Royce PLC, Derbyshire, United Kingdom. Vayenas, Constantinos 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Patras, Patras, Greece. Woodford, Dennis A., president, Electranix Corp., Winnipeg, Manitoba, Canada.

　　资料图 　　据美媒《今日美国报》2月7日消息,有美国媒体爆料,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移民政策的科技巨头暗中为其就职提供资金支持。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报道称,微软分别以25万美元现金、价值25万美元的技术手段及其他方式向总统就职委员会提供资金。谷歌提供的支持包括YouTube直播就职典礼等服务以及现金投资。此外,亚马逊也在暗中进行现金捐赠与科技援助。脸书虽未向就职委员会提供现金支持,但也做了一些实际贡献,比如设置图片摄影棚以及提供小型椭圆办公室,方便与会人员休息聚会。 　　报道说,这些支持都是为了提高各个公司在新政府的影响力,但这可能会引起硅谷科技工作者的不满,他们长期以来反对特朗普的政治决策,尤其是移民禁令。 　　据称,为讨好新政府,公司为就职典礼提供捐赠已经很常见。

　　我的一个朋友说他在旧金山湾区的生活糟透了，而且根本存不下一分钱。我怀疑他在撒谎！他的年薪大概$120K-$130K[84-91wRMB]，高于平均程序猿那么多！你们觉得呢？ 　　1、Steven Grimm（任职于Facebook） 　　这个工资通常会让你在湾区周边住的比较舒服，如Sunnyvale。但听起来你好像并不想要这样一个笼统的答案。 　　实际上，当我们不再泛泛而谈，而是谈论一个特定的人时，就不能仅仅通过一个数字得出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如何了。 　　有太多你没告诉我们（或者你也不知道的），所以你这么轻率地怀疑他在撒谎是很不合适的。 　　他要凭一己之力供养整个家庭吗？ 　　他有孩子需要昂贵的医疗费吗？ 　　他要还很多学生贷款吗？ 　　他是离婚之后每月要付很多法定赡养费吗？ 　　除非你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不然你没法对这个人做出任何判断。当然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挣得多于$120K[84wRMB]肯定更好。 　　 　　2、Brian Bulkowski（任职于Novell） 　　好，让我们分开来看看。 　　年薪$120K如果不算免税额，交完税之后就是月薪$5K-$6k[4.5-4.2wRMB]。 　　买辆车大概$600[4200RMB]每月，租的话大概$300[2100RMB]每月。如果你还想买第二辆车，价钱也差不多。 　　租个好公寓大概$2k，当然你也可以花$1K[7KRMB]住个差点的公寓或是和别人合租来省钱。 　　现在买房还是困难了点。在Sunnyvale周围大概要$1M[700wRMB]（或者你可以在一个糟糕的区找一个小一点的房子，大概要$600K[420wRMB]，好区好房的话，就要$1.5M[1050wRMB]）。 　　如果你已经有了家庭，那么付个首付还是很必要的。如果你不想买房，也可以先租房住几年。其实都一样，如果你买房，你就会少付点税，多还点房贷。 　　除了这些基础的需求以外，问题是你是否需要两辆车（考虑到配偶和孩子），你想要一个几间房的房子，你是否想让孩子上私立学校（有些人认为Sunnyvale没有好学校），或是日托。 　　所以说$120K[84wRMB]一个人当然能过上高质量的生活。你可以在好地段租一个奢华的公寓，每天晚上去吃大餐——当然先别考虑首付的事情。 　　对于一个四口之家，$120K[84wRMB]就会感到紧张（但是也可行）。在住房上要多花点心思（住更远，花更多的通勤时间）。 　　通常家庭里配偶会有一些收入，虽然不一定是全职的，如果配偶不工作，那也许你需要住得更远，如1个小时的通勤时间。 　　 　　让我补充一件事：有些回答重点关注了应该如何存首付钱。 　　在大型公司（Google、FB、Apple…）你可以指望一下年终10%到30%的分红和限制性股票来攒下点钱。 　　在小公司，你应该看重他们的股票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大涨。 　　我会建议从今天开始存下税后工资的20%来作为“雨天基金”（汽车修理或紧急回家所需开支），尽快还清所有的欠款，但也别过度储蓄了。 　　相反，专注于你所在的公司，建立自己的声誉，充分利用下班时间，和朋友出去，建立自己的人脉，增长社会资本。 　　我更愿意通过努力工作获得奖金、加薪、额外的股票期权，而不是过着节俭的生活（虽然我的确过着节俭的生活——工作四年都没买车，最终花了$500[4200RMB]买了一辆废铁）。 　　三到四年之后，你就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了（要不要组建家庭），你会知道你在行业中的地位（摇滚明星还是重要的工蜂），以及作为程序猿的未来职业发展方向是什么。 　　 　　3、Danielle Lan（出生成长于加州，自1988就是公民） 　　他没有撒谎，我就过着他那样的生活，除了我是个DINK（double income no kids 双倍工资没孩子），就这样还是很可怕。 　　我丈夫作为一个程序猿赚六位数，我作为一个技术作家赚五位数。我们住在加州Newark，在硅谷工作。通勤时间不堵车30分钟，堵车1到2小时。 　　我有学生贷款（总共130K[91wRMB]每月还1.6K[1.12wRMB]），这几乎花了我每月工资的全部还要花他的一部分，但我并不后悔这部分投资。 　　我们要还房贷（总共530K[371wRMB]的房子每月还3K[2.1wRMB]，是我们能找到不需要大修的房子里最好的了）。 　　当然这还是比我们在North San Jose每月4K的房租要划算（那基本就是烧钱，而不能维持平衡）。我们住在高速公路旁，在一个烂学区，唯一能安慰自己的就是低犯罪率了。 　　我们还两辆车要供（因为没有公交去上班，每月总共要1K[7KRMB]），要付保险费和水电费，这占了他薪水的大部分。 　　如果我们少出去吃饭、娱乐和消费，一个月大概能节省$300-500[2100-3500RMB]。 　　我们的储蓄主要用在首付款和重装房子上（当时厨房不可用），而且我们还在父母家免费住了三年，这可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的奢侈生活。 　　你列出的工资并不高于这片区域的平均薪水水平。当然，它是高于中西部的。但同样的当我住在中西部时，我每月只花$900[6300RMB]就能租一个两室三卫联排别墅。 　　对比一下，我花$4K[2.8wRMB]租两室一卫的公寓，面积却是我在North San Jose的四分之一。 　　 　　人们总是惊讶我们有这么多薪水为什么还付不起豪华轿车和昂贵的餐馆。 　　他们认为我们一定是做出了错误的投资或是把钱花在无聊的事情上了，有些亲戚要求我们为他们买单更是荒谬得很。

今天，据路透社报道，法庭文件显示，埃隆·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汽车公司与SpaceX，以及惠普、Adobe与Slack等公司6日也加入反对特朗普移民禁令的科技公司阵营，在苹果等科技公司提交的诉讼陈情书上签字的公司数量，已从最初的97家增至127家。 从竞选时全硅谷不到3%的支持率，到后来出乎意料的成功当选。硅谷这些个坐拥数千亿美元的大佬们似乎一直都站在特朗普的对立面。 迷之尴尬的“鸿门宴” 在去年12月份成功当选之后，特朗普就曾将这些全世界最具有号召力、财富价值，同时也掌控者全美甚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技产业的大佬们请到纽约的特朗普大厦，举行了一场峰会，当时川普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招安”这些并不支持自己的科技大佬们，缓解双方僵硬的关系。 此前在竞选时不断抨击特朗普的硅谷大佬们通过此次会谈似乎真的成功被特朗普“招安”，会谈结束之后大家没有继续发出抨击特朗普的言论。不过在外界看来，这些大佬心中“特朗普对于创新来说是一场灾难，他的观点与开放的思想交流、自由的人口流动以及全世界范围的通力合作等普世价值相悖。”这样的观点似乎没有改变，对于那次“效果显著”的峰会而言似乎有多了一些迷之尴尬。 打破平衡的禁令 果不其然，特朗普正式上任之后的一纸移民禁令迅速了打破了双方之间这种微妙的平衡。 1月30日特朗普正式签署了移民禁令。此举一出立刻遭到了全美的抗议，在全球拥有数以万计外籍员工的科技企业，作为禁令的受害者首当其冲，这些拥有强大社会号召力的硅谷大佬们立刻纷纷站出来表示反对。同时他们也立刻为自己的外籍员工发送紧急消息，告诫他们不要离开美国，因为一离开可能就“回不来了”。 硅谷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的地方，现在硅谷的大佬们很多也是移民出身：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是出生在苏联的犹太人，1979年移民美国；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和微软CEO萨蒂亚·纳德拉都是印度人；埃隆·马斯克出生在南非；扎克伯格是德国、奥地利和波兰移民的后代，而妻子又是华人… 正是硅谷的开放与包容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人才。同时，科技新创公司也需要靠来自全世界的“怪才”们支撑，作为公司的管理层来说更需要在全球各地飞来飞去寻找人才、市场以及投资。 大佬们的抗议 谷歌：我就是难民，我在这里 在所有抗议的企业中谷歌应该是最反应最激烈的一个了，此前参加特朗普的峰会时，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CEO拉里·佩吉在会议上就与特朗普之间的说笑，就被媒体解读为互相恭维。但是此次禁令一出，谷歌立刻表示反对，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还亲自跑到了抗议人群集中的旧金山机场助威。 此外，1月30日的谷歌首页涂鸦换成了一位亚洲移民，他的名字叫做是松丰三郎，也是美国日裔民权领袖，这一天是他 98 周年诞辰。谷歌的官方社交账号还引用了松丰三郎的名言：If you have the feeling that something is wrong, don’t be afraid to speak up.（如果你觉得有什么事情是错的，请勇敢说出来。） 亚马逊：支持起诉特朗普 在禁令推出后不久亚马逊杰夫•贝索斯的就曾在一封邮件中表示：公司律师起草了一份“支持声明”，支持华盛顿州检察长鲍勃•弗格森对特朗普政府的禁令提起诉讼。 此外贝索斯还在信中写道，亚马逊的律师也在探索其他法律途径。 苹果：美国更加依赖移民 苹果的CEO蒂姆•库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苹果正在考虑对移民禁令提起法律诉讼，并继续向特朗普政府施压，寻求让其撤销这一行政命令。库克称，数百名苹果员工已经受到了这一行政命令的影响。他表示，自己会继续接触“非常，非常高级别的白宫官员”，向他们说明撤销这一行政命令不仅对苹果重要，对美国也很重要。 “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相比，美国的强大更加依赖于我们的移民背景，我们接受全球拥有各种各样背景的移民的能力。这让我们变得与众不同，”库克称，“我们应该暂停移民禁令，好好想想这一点。” Facebook：我的家人都是移民 在农历新年的那一天，Facebook的掌门人扎克伯格就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上发文抗议特朗普的移民禁令，小扎写到：“我的曾祖父是来自德国、奥地利和波兰。普里西拉的父母是来自越南的华人难民…如果当初我妻子一家被禁止进入美国，也许他们都无法活到今天。” 此外还有部分Facebook员工通过发起的一项抵制乘坐飞机的抗议活动，对特朗普移民禁令“说不”。组织这项抗议活动的Facebook工程部门副总裁雷吉纳·杜甘在其Facebook页面发帖称：“上周日，我感到很伤心。”杜甘指获悉特朗普签署移民禁令后的心情，“我决定我必须做点什么。”杜甘称，经过两天的考虑后，她与其他倡议者们共同注册并设计了一个旨在抗议移民禁令的“90天内不坐飞机抗议活动”请愿网站——nofly90.com。 Twitter：特朗普上台简直是灾难 Twitter 是特朗普最重要的宣传载体，而 Twitter 官方也并不待见特朗普。联合创始人埃文·威廉姆斯极其反对特朗普，曾经在公开信中表示特朗普若是当选就简直是“创新的灾难”。Twitter CEO 杰克·多西标也嘲讽道“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言论会在 Twitter 的言论环境中得到平衡”。 惠普：特朗普简直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 惠特曼曾两次被提名为美国可能的副总统候选人，同时也是资深“特朗普黑”，惠特曼曾说到：“如果仅是出于对党团的忠心，你们所支持的候选人在我看来就在利用愤怒、不满、仇外心理和种族分裂。唐纳德·特朗普煽动行为破坏了我们民族的性格品质。” 微软：移民给了我们机会 生于印度的微软CEO萨蒂亚·纳德拉在一次微软员工的内部会议上谈到了自己的移民身份：“正是因为美国开明的移民政策，才使得我有可能来到这里，并赋予我所有的机会。” 好戏还在后头 尽管硅谷的精英们，对特朗普的新政愤怒不已。但令他们尴尬的是，仍然有很大一部分美国民众是支持特朗普的这一政策。根据美国拉斯姆森民调机构上周对1000位可能的美国选民的调查显示，57%的人支持特朗普对穆斯林七国实施签证禁令，只有33%的受访者明确反对，剩下10%的人立场未定。该机构去年8月的调查显示，有59%的受访者支持暂时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 回顾特朗普的整个竞选过程，他始终高举着美国第一、优先保障美国利益、反对非法移民、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将工作带回美国等口号。尽管特朗普的一系列新政充满着争议，但这也是他在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并不意外。 硅谷的大佬以及精英们在不断抗议着，甚至决定起诉特朗普。不过此次的移民新政比较只是为期90天的短期政策。不知道90天之后，特朗普还会拿出什么耸人听闻的“新政”。在最终的政策落地之前，无奈与焦虑的情绪会一直笼罩着整个硅谷。

据界面新闻2月8日报道，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最近遭到了小股东的“逼宫”，被要求离开董事会。但这对野心勃勃的扎克伯格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反而再次向外界展示了他在实现慈善等野心时如何保持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 扎克伯格 资料图 这群小股东向Facebook递交了一份提案，希望将扎克伯格剔除出董事会，用另外的独立人选取代他。“我们相信两个角色都由同一个人担任，会削弱公司的治理质量，也会损害股东的利益。”据Venturebeat获取的这份提案，小股东们这样表示。 提案所指的“两个角色”是指公司的“CEO”和“董事会主席”两个职位，扎克伯格在2012年才获得了董事会主席的位置，代表公司最高话语权，现在这群小股东通过提案的形式向扎克伯格的权利表示抗议。 此次提案是一个名为SumOfUs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递交的。这个机构致力于限制公司的权利，防止公司有逃税或者污染等不当行为。 目前已经有33.3万人签署了请愿书。“SumOfUs四名独立成员持有的股票份额，使得我们有资格提交这份提案。”SumOfUs的资本市场顾问Lisa Lindsley表示。 “这份提案并不会有任何法律效应。”北京安理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Raymond Wang向界面新闻解释说，这是一个小股东日常发声行为，也是这个组织获得关注的一种方式。根据上市公司对股东提案的标准做法，Facebook可能会在4月提交代理委托书时发表相关声明。 股东会和董事会的控制权 但这份提案抓住了扎克伯格在公司治理上最受争议的新的股权架构问题，并指出新的董事会将能够对抗新架构的实施，“我们急需一个新的董事会领导来处理Facebook在2016年通过的新的资本结构，这个资本结构会损害A类股东的权益，却丝毫不影响掌握绝大多数投票权的股东利益”。 新的股权架构是指在2016年6月的Facebook股东大会上通过的C类股票发行决议——一个保证扎克伯格对公司的控制地位的决议。 在2015年12月女儿出生时，扎克伯格与妻子普莉希拉·陈承诺将捐出他们持有的Facebook99%的股份，用于慈善事业。 与股权相伴随的是控制权，为了保证扎克伯格在捐出股份时不致失去控制权，Facebook计划发行不具有投票权C类股票，也就是说未来扎克伯格捐赠的股份是C类股份，丝毫不影响公司控制权。 毫无疑问，这是在扎克伯格为公司设置的双层结构股权架构（Dual Class Structure）之后，为了保证对公司控制权的再一次腾挪。 在Facebook2012年上市时，扎克伯格选择了双层股权架构，公司发行A、B两类股票。所谓A级股票就是普通的流通股，而B级股票在经济权利上和A级股票一样。但是在投票权上，B级一票相当于A级十票。而此次发行的C级股票权则是只有经济权利，不享有任何投票权——因此在捐出股份时并不失去投票权。 双层结构能够保证上市时扎克伯格等创始人在股权被稀释时，还能在股东大会中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在目前Facebook的股权架构中，扎克伯格拥有24%的公司股份，但是拥有56.9%的投票权。 但是对于一家拥有董事会的公司而言，要拥有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还需要在董事会中占有多数席位。既然在股权上无法挑战扎克伯克，那此次小股东们要求扎克伯克退出董事会，就是想从另一个方面来挑战扎克伯格在公司的控制权。 扎克伯格在董事会的控制权位置来之不易。2005年8月，北卡罗来纳警方在Facebook重要创始人肖恩·帕克的海滨别墅中发现了可卡因并将其逮捕，虽然因未遭起诉马上被释放，他在Facebook的位置因此受到董事会其他成员吉姆·布雷耶的挑战。 事发时Facebook董事会一共有五个席位，Facebook第一名投资人彼得·泰尔占有一席，肖恩·帕克一个席位，以及第二轮投资者Accel Partners派出的合伙人吉姆·布雷耶占有一个席位，扎克伯格占有一席，同时还有一席空缺，而扎克伯格对此有决定权。 在毒品丑闻之后，肖恩·帕克决定离开Facebook，但条件是扎克伯格继承其董事会席位，后来，扎克伯格拥有决定权的另外两个董事会席位相继由马克·安德森和华盛顿邮报的丹·格雷厄姆担任，这两人无疑是马克的亲密战友。 依靠能力获得“独裁权” 无论是股东会的绝对投票权还是董事会占大多数，扎克伯格都是靠自己能力得到的。 正如肖恩·帕克在离开Facebook时坚持将董事会席位交给扎克伯格，这是某种信任或者说斗争的结果。 虽然一般而言双层结构的股权架构被外界认为有损小股东利益，但Facebook在2012年上市时的招股说明书中表述，一些股东和扎克伯格达成了投票协议（voting agreements），同意扎克伯格代表他们的股份投票，使扎克伯格拥有Facebook股份56.9%的投票权。“投票协议也并非设计的结果，而是创始人依靠自己的能力和业绩获得了部分股东的完全信任。”Raymond Wang说。 同股不同权这种“不平等条约”会被投资人和公众股东所接受，“完全是因为该公司比同类公司增长更快更赚钱”。 而在Facebook最新财报中，其营收增长51%达到88.1亿美元，超过很多人的预期，而股价的增长也表明了华尔街对Facebook业绩的满意程度。 根据《经济学人》早前一篇杂志，在2000年时美国总共有482家公司采用双重股权结构，互联网泡沫破裂后，2002年下降到362家，2010年有12家公司在IPO时采用该结构。也就是说，只有在公司业绩出色时，股东才会接受这种独裁的架构。 实际上Facebook采用这一架构正是受到谷歌的启发，谷歌在上市时也是采用这种双层结构——对外部投资者发行的A股有一票投票权，管理层持有的B股则有十票，佩奇和布林在2010年售股前拥有5770万Google B股——约等于18%的Google流通股本和59%的投票权。 而在中国公司中，百度和京东都是采用的这种架构，而京东创始人刘强东更是强势，所拥有的B类股一票相当于二十票A类股票——刘强东持股只有18.8%（不含代持的4.3%激励股权），却据此掌控了京东过半数（51.2%）的投票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中国公司上市地都是在纳斯达克，“因为被认为可能会伤害公众投资者利益，”Raymond Wang指出，这种架构在包括内地和香港证交所等诸多纳斯达克之外的交易所禁止。 相比通过双层结构在股东大会中需求绝对控制权，阿里于2013年在香港寻求上市时，提出的合伙人制，也是希望通过协议的方式，保证创始人在董事会中的席位，从而保障他们在公司的控制权，但最终被港交所否决。 Raymond Wang说，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双层结构的确能够给公司带来积极的影响，“一些企业的创始人尽管从持股上牢牢控制公司，但由于不愿引进外部投资者，也不给员工股权作为激励，企业始终无法长大”。 在2017年开端，扎克伯格在自己Facebook上写道：“2017年，我的新挑战是：走遍全美国每个州并拜访当地人。”加上其它种种证据，被外界指出他有在政界一展抱负甚至是竞选总统的打算。 无论他未来要做什么，公司的控制权已经牢牢掌握在他手中——如果他能够继续保证公司的高增长的话。

  　　特朗普上台之后什么事情最热闹?那恐怕要数总统府和硅谷之间的“斗争”了。而这一系列斗争中最激烈也是对精彩的，迄今为止应该就数库克与特朗普之间的“角力”了。 　　为了实现自己在竞选时“扩大就业”的承诺。特朗普可谓绞尽脑汁、恩威并施，但库克就是不买账。 　　事实上，特朗普的想法很合理，但库克的想法也不能说不合理。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计算，如果将iPhone原件生产线和组装车间搬到美国，每一部iPhone的价格将上涨70-100美元。这对美国消费者来说并非一个好消息，但美国大选时被证明“不太准确”的民意调查却让特朗普吃了一颗定心丸。 　　根据美国美国媒体的民意调查：19%的美国消费者认为，他们并不介意iPhone等智能手机的售价上涨100美元，这其中还有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能承受200美元的涨价。当然，从百分比也可以看出，这部分消费者并非大多数。 　　而库克本人的观点则更加明确。 　　首先，大多数的美国人不会接受涨价的iPhone，而是会选择购买价格更低廉且更加实用的手机，这样的手机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厂商无疑做的最好; 　　其次，iPhone回归本土制造，并不能有效提高就业，因为美国的人力成本高昂众所周知，为应对人力成本，必将采用大量的工业机器人，不巧的是，工业机器人目前做的最好的还是中国厂商; 　　再有，尽管特朗普承诺减税和鼓励出口，但在远离海外消费市场的美国本土制造的iPhone在面向海外销售的时候必然将遭遇运输损耗、车船使用、关税等方面的成本增加，在新兴的且遥远的印度、非洲等市场，更加无法与“高性价比”的中国厂商竞争。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大街上找咖啡店，至为了蹭WiFi! 但是，不久之后，你在Queen West附近逛街的时候，就可以大大方方的享受到公园的WiFi了。 据报道，两个小公园分别位于Queen夹Denison和Queen夹Ryerson。两个公园面积都不足1000平方英尺，旁边有树木，还有座椅等设施，预计今年秋季正式投入使用。 据悉，这属于BIA所做的一项街景项目，该项目旨在改造Queen Street West从Soho Avenue至Bathurst Street路段的街景。

埃文·斯皮格尔（Evan Spiegel）总是被人们拿来跟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进行比较，两人的发家路径确实很象。 左：埃文·斯皮格尔 右：马克·扎克伯格 都从美国常青藤名校退学创办了社交网络领域的公司。扎克伯格从哈佛大学退学，成为脸书（Facebook）的创始人，斯皮格尔则从斯坦福大学退学，创办了照片分享应用Snapchat，二人现在都是硅谷的风云人物。 都曾拒绝大公司的收购。扎克伯格在脸书发展的早期阶段拒绝了谷歌、雅虎等美国大公司的收购，有趣的是斯皮格尔则是在拒绝了扎克伯格30亿美元的收购后，于今年2月3日向纽约证券交易所提交了上市申请。 作为公司创始人和领导者，二人都在30岁前就成了亿万富豪。 要说不同，除了斯皮格尔更年轻，更高大帅气，对于全世界吃瓜群众来说，两个人最大的不同可能是伴侣取向。扎克伯格有个朴实无华的华裔老婆普莉希拉·陈，而斯皮格尔的未婚妻是世界超模米兰达·可儿！ 埃文·斯皮格尔和米兰达·可儿 其实埃文·斯皮格尔在全世界的出名还要感谢这位澳大利亚美女。认识米兰达之前，斯皮格尔只能算是个网络界名人，自从跟米兰达出双入对之后，斯皮格尔就成了各国娱乐新闻的常客，知名度翻了不知多少倍，也迅速吸引了我大天朝迷弟迷妹们的注意。 埃文·斯皮格尔和米兰达·可儿于2015年7月在美国洛杉矶首次公开出现 不得不说，这对组合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关注度，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时下流行的情侣模式，也满足了人们的各种恋爱幻想。男的多金，女的美貌。米兰达·可儿曾是维多利亚秘密的“天使超模”，她的前夫是“精灵王子”奥兰多·布鲁姆，二人还有个可爱的儿子弗里恩·布鲁姆。 他们还是姐弟恋！米兰达比斯皮格尔整整大了7岁，34岁超模配90后小鲜肉霸道总裁已经够抢眼了，俩人还在2016年订了婚，这现实版的童话让多少人羡慕的直流口水啊。 人们不禁好奇埃文·斯皮格尔到底是何方神圣，又能跟扎克伯格叫板，又会撩姐，年纪轻轻就事业爱情双丰收！ 经过小编研究，斯皮格尔的成功之路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宽松自由的成长环境 1990年6月4日，斯皮格尔出生在美国洛杉矶，父母都是成功的律师，家中有钱有势，所以斯皮格尔在当地是个响当当的富二代。 少年时的斯皮格尔在大家眼中是典型的纨绔子弟，住豪宅，开豪车，花钱大手大脚。不过，斯皮格尔遗传了父母的高智商，虽然各种造，但是没耽误学习，成绩依然优异，让老师也不得不佩服。 尽管很多人认为斯皮格尔的父母（尤其是母亲）过于纵容孩子，但正是这种宽松自由的成长环境得以让斯皮格尔尽情探索自己的兴趣。 高中暑假斯皮格尔上了两门设计课程，直接影响了他大学专业的选择；因为喜欢红牛饮料，就跑到那里做无薪实习生，见识到了现代企业管理和运营的模式；还有各种社会实践和志愿者服务，因此斯皮格尔从小就见多识广，并且发展了出色的营销能力。 上名校，结交事业合作伙伴 很多人执着于名校的重要原因，除了雄厚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还有关键一点是名校是绝佳的精英社交平台。 这个精英社交平台诞生过无数超级组合，比如比尔·盖茨和史蒂夫·鲍尔默在哈佛大学时是室友，盖茨创办了微软，而鲍尔默后来则成为微软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为微软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凭借优异成绩，斯皮格尔被斯坦福大学录取。在这所世界顶级院校，斯皮格尔最大的收获是与鲍比·墨菲（Bobby Murphy）结为好友。 右：鲍比·墨菲 左：埃文·斯皮格尔 作为产品设计专业的学生，斯皮格尔其实并不懂技术，这点跟扎克伯格有很大区别（小扎可是个不折不扣的编程牛人！），但斯皮格尔点子多，且善于社交和公关。而墨菲则是纯粹的技术大拿，毕业于数学与计算机科学专业。 斯皮格尔从英语专业的同学布朗处获得一个“快照”社交软件的点子后，就找到墨菲请他编程。两人最终在2011年鼓捣出一个叫Snapchat的社交应用。2012年，斯皮格尔从斯坦福辍学，专心发展Snapchat，并和墨菲共同成立了Snap公司。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公司获得巨大成功。目前每天发出的Snap有25亿条之多，日均活跃用户超过1.6亿人，公司估值达到了180亿美元。根据福布斯的估算，作为CEO的斯皮格尔和作为CTO（首席技术官）的墨菲身价分别接近40亿美元。 而Snap上市之后，公司市值预计将达到200到250亿美元，二人身价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勤于思考，敢于追求梦想 尽管总被人跟扎克伯格比较，斯皮格尔打造的产品跟Facebook可不一样。倒是Facebook和Twitter曾试图模仿Snapchat，不过都以失败告终。 熟悉斯皮格尔的人都说他象乔布斯和扎克伯格一样擅于开发产品，能常常提出与众不同又有趣的创新概念，并大胆将之实现。如果说墨菲是产品背后的大脑，那么斯皮格尔就是当之无愧的发动机。 很多大学生将斯皮格尔视为榜样和偶像，而他也对这些比自己小不了多少的年轻人提出了忠告。 第一，拒绝从众，相信自己，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第二，找到对自己真正重要的事情，找到自己的热情所在； 第三，人人都会犯错，一旦发现自己的错误，就应尽快道歉并祈求原谅； 第四，敢于表达不同意见，摒除周围杂音，然后找到你愿意推销的那个东西。 不管人们曾如何骂他是纨绔子弟亦或独裁老板，斯皮格尔就这样“任性的”成为了90后人生赢家的代表。以后会怎样谁也不知道，但眼下就让我们祝他幸福吧。

2月7日援引VentureBeat网站报道，Facebook面临部分股东要求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退出董事会的压力。部分股东在一份提案中称，独立董事长将能更好地“监督公司高管，改进公司治理，制定更负责任、对股东更有利的议程”。 要求扎克伯格退出董事会的想法来自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SumOfUs成员的Facebook股东。 Facebook没有就这一提案发表评论，但是，4月份提交委托代理书时Facebook可能发表一份相关声明。 扎克伯格 资料图 SumOfUs资本市场顾问莉莎·琳丝丽(Lisa Lindsley)向VentureBeat表示，33.3万人签署了要求Facebook改善企业责任的请愿书，其中1500人是Facebook股东。 提案以Facebook去年批准的新资本结构作为公司内部力量不平衡的例子。在去年6月份的Facebook股东大会上，参与者被要求投票批准发行C类股票的提案，目的是确保扎克伯格对公司控制权。虽然提案得以通过，但至少一名股东起诉了Facebook，认为发行C类股票不公平。 发行C类股票旨在帮助扎克伯格继续执行其长期愿景，“鼓励”他长期与公司“休戚与共”。 扎克伯格2015年宣布夫妇两人将捐出99%公司股票后，Facebook提出了发行C类股票的计划。 股东提案称，独立的董事长“可以使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达成力量平衡，增强董事会领导力”，股东价值将因此得到增强。提案进一步指出，在Facebook“因虚假新闻、监管、仇恨言论等问题面临越来越多批评之际”，独立董事长将“尤其有益”。 首席执行官、董事长由一人担任在美国公司中并非个别现象，特斯拉、美国银行、迪士尼、IBM、亚马逊、Netflix和Salesforce等公司都是如此。 Facebook可能不会通过这一提案，尤其是扎克伯格是公司大股东之一，可以轻易地与其他股东联手否决这一提案。认为由创始人担任公司领导对Facebook有利的也大有人在。另外，Facebook财务状况不错，股价在继续上涨，最近一个财季业绩超过华尔街预期，在与Snap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形势。 但SumOfUs担心的是，扎克伯格使Facebook沿着他个人认为正确的道路发展，并为此投入过多资源，造成股东价值受损的可能性。提案称，独立的董事长会遏制这种情况的出现。 琳丝丽承认，SumOfUs这一提案在股东大会上通过并非易事，“从本质上说，股东大会决议是顾问性质的。即使有99%的股东投了赞成票，董事会也没有付诸实施的法律义务。但是，大多数董事会成员都意识到，忽视股东声音是不明智的”。

　　2月6日消息，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港一位女性用户的iPhone 6 Plus充电时发生爆炸，苹果公司目前已经开始调查事故原因。而这并不是苹果手机第一次发生安全事故。 　　该女子称，自己睡前将iPhone插在床边充电，凌晨3点醒来看到手机起火，四周布满烟灰，枕套床罩窗帘都在冒烟，当时她的丈夫立即扑灭火焰，所幸并未酿成大祸。该女子的邻居也经历了同样的事情，他的iPhone 6 Plus也起火了。不同的是，他的手机在起火前放在床旁边，并没有在充电。 　　苹果公司发言人称，该公司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并为该女子免费更换全新iPhone 6 Plus，全价退还信用卡付款。 　　业内人士表示，其实所有锂电池都有“热失控”的风险，而市场对手机轻巧和功能的追捧迫使厂家不得不牺牲更安全的设计。 　　iPhone 6和6 Plus都已经发生过多起起火事故，并不是只有在手机充电时才会突然发生起火。苹果并未对手机进行召回，而是选择一个一个地处理起火事故。 　　继三星Note 7爆炸事件后，苹果去年底也陷入了爆炸风波，多位消费者投诉至消费者协会。去年刚刚发布的iPhone 7也出现了问题。此前，一位姓范的女士反映，在iPhone 7 Plus开售后，她于去年10月16日在苹果公司官方网站订购了一台价值7188元128GB版本的iPhone 7 Plus手机。在她开始使用的时候，发现iPhone 7 Plus的声音频繁出现异常。范女士投诉到苹果售后，对方一直没有回应，苹果官方客服则表示，目前他们并没有收到类似情况的投诉。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专家胡钢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消费者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不能仅将希望寄托于厂家，应该将手机保管好，然后将产品发生事故的整个过程整理成一个简单明了的材料，附上图片或者视频，向当地的工商机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质监局以及工信部同时投诉，另外消费者也可以向国家质检总局缺陷召回管理中心发送事故的电子报告，要求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