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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在英国完成首次无人机送货 亚马逊在英国完成了首次无人机送货。在顾客完成订单13分钟后，无人机把邮包安全投递到位于剑桥的目的地。这项“亚马逊空中服务”试验是在12月7日进行的。在实验中，无人机从剑桥的任务执行中心出发。当投递包裹装上无人机之后，无人机沿一条自动轨道前往起飞区域，随后起飞，在GPS导航下自动飞往投递目标。无人机的最大运载能力为2.7公斤。亚马逊的目标是，所有通过“亚马逊空中服务”订购的货物都要在30分钟内送达。亚马逊发表声明说，安全是最重要的，“我们目前只允许在白天进行这项操作，而且要求微风和高能见度的条件，不能在雨雪冰条件下进行。”  

　 北京时间12月15日上午消息，雅虎周三警告称，该公司又发现一起大规模黑客攻击事件，导致10亿用户帐号在2013年8月被盗。这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网络帐号被盗事件。 此次被盗事件较该公司今年9月公布的2014年的那起事件的规模翻了一番，他们认为是政府控制的黑客主导了此次攻击。之前的帐号被盗事件至少影响5亿帐号，Verizon甚至在10月表示，可能因此撤销48.3亿美元收购雅虎核心资产的协议。 Verizon表示，该公司将评估此事造成的影响才会最终作出决定。 雅虎发言人对路透社表示，该公司在调查过程中就已经与Verizon展开了沟通，他们相信此事不会影响收购计划。 雅虎已经要求所有用户重置密码。 雅虎还在周三表示，该公司认为发动此次攻击的黑客已经接触到雅虎的专有代码，学会了如何通过伪造cookie的方式，在无需输入密码的情况下进入用户帐号。 “雅虎的状况很糟。”著名安全专家、密码学家布鲁斯·施奈尔（Bruce Schneier）说，“他们并没有重视安全问题，这一点已经很明显。我以后很难再信任雅虎。” 雅虎在描述此事时的用词非常谨慎，他们表示，此次攻击“可能”与今年9月公布的事件有所不同，此次被盗的信息“可能包含”姓名、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出生年月、散列密码，甚至加密或未加密的安全问题及答案。 该公司尚未确定导致此次数据泄密的入侵事件，但他们指出，支付卡和银行账号并未存储在受影响的服务器上。 该公司表示，他们是在向执法机构提供数据的过程中发现此事的。雅虎发言人表示，安全公司Fire Eye和Aon Plc都派专家协助该公司展开调查。 作为一家互联网先驱企业，雅虎最近几年境况不佳，被谷歌和Facebook等后起之秀大幅超越。 就在此事公布前几小时，谷歌、Facebook和其他美国大型科技企业的高管还刚刚在纽约参加了当选总统唐纳德特·特朗普（Donald Trump）主持的会议。知情人士表示，雅虎并未受邀参加此次会议，足以反映其早已风光不再。 雅虎发言人称，该公司CEO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正在加州总部参与处理这一最新事件。 雅虎股价在周三盘后交易中下跌2.4%，至39.91美元。Verizon股价几乎未受影响，全天报收51.63美元。

好久不见陈天桥，隐形快五年的前首富，这周宣布给加州理工学院（CIT）捐了1.15亿美元，用于脑科学研究。 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北大的饶毅老师坐不住了，说陈天桥没有捐给处于冉冉上升期的中国生物和神经科学研究，是典型的错误。 饶毅老师挺有意思，美国大选的时候关心美国华人前途，痛心疾首要把朋友圈所有支持川普的人拉黑。陈天桥给华裔学生比例颇高的加州理工捐了款，他却又批评陈氏夫妇“在中国赚钱支持美国研究”。 可是陈天桥早就不在中国赚钱了，作为三家美国上市公司的股东，在北美有70万英亩林地，你说他现在赚的到底是美国的钱还是中国的钱。 知乎上面讨论的也都集中于到底应该捐给国内还是国外。不理性的回答都是口诛笔伐，不爱国的帽子分分钟扣了过来。理性一点的结论都是国内私人捐助研究不成熟，应该尽快配套，方便陈天桥这样的富人参与资助科研。 这也是有点滑稽，陈天桥现在作为一个新加坡人，你问他到底那里是国外，那里是国内？ 和张磊捐款耶鲁回报母校、潘石屹捐款哈佛打进圈子不同，陈天桥捐款给谢尔顿和钱学森的母校是深思熟虑的，他花了两年时间考察了世界范围内的很多家研究机构，甚至亲自学习脑科学原版教材，最后做出了决定。 问题在于为什么要支持脑科学？ 你可以猜不到周鸿祎为什么爱好打枪，张小龙为什么喜欢听摇滚，猜不到李彦宏在办公室种了多少花花草草，马云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去庙里决定阿里巴巴的前途。 而陈天桥研究脑科学的理由很简单，43岁的前首富身体一直不好，脑子却依旧很好。 前一段时间秦朔专访了陈天桥，说43岁的陈天桥已经两鬓白发。 在盛大的后半段他身患一种并非绝症但是很难治愈的疾病，不能坐飞机出远门，不能长时间在办公室，不能参加公众场合活动，不接受记者采访。 盛大后期业务处处被动，公司好似无人驾驶，和创始人的精力不济是有一定关系的。 但是陈天桥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没有主持业务的精力，但是把盛大的家产不断变卖，全世界范围内做纯粹的财务投资。这是他远离中国互联网五年之后仍然能挥舞1.15亿美元支票的原因。 第一财经日报采访了大名鼎鼎的冷泉港实验室 （CSHL） 神经科学主席Anthony Zador。Zador说陈天桥的这项捐赠看似是捐给 David Anderson 教授的，其实根本目的是用来支持脑移植专家 Richard Andersen。 脑移植专家这个说法可能 Richard Andersen 本人并不同意。 作为加州理工大学神经科学教授，Richard Andersen 是脑机接口研究中的佼佼者。 脑机接口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众多，方向也各异。Richard Andersen 及其团队集中于从后顶叶皮层的神经元提取前运动信号的脑机接口。后顶叶皮层位于大脑皮层的感觉和运动种树区域，是从感觉到行动的桥梁。 安德森小组已经发现，在这个区域内存在意识的解剖学结构，其中一部分用于控制眼睛运动，另一部分用于规划手臂运动。手臂运动区域中的动作计划以认知形式存在，指定预期运动的目标，而不是指向各个肌肉群的特定信号。目前的研究涉及检查决策，运动规划的阶段和感觉引导运动的坐标变换。 安德森的小组在基于后顶叶皮层信号控制通道研究基础上，为瘫痪病人开发出了能行驶认知功能的神经假体。该假肢系统通过记录瘫痪病人的后顶叶皮层中的神经细胞的电活动，再使用计算机算法将这些电信号解码成病人的行为意图，从而操作外部设备例如用于日常生活活动的机器人肢体等。 而脑移植指的是把人脑从一个身体中移植到另外一个身体中。 这种技术被称为“换头术”，有巨大的技术和伦理挑战。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塞尔吉奥·卡纳维罗 Sergio Canavero 正在和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任晓平合作，准备2017年进行第一次这样的手术。大量的同行将他们称作是医学界的耻辱。 用大脑驱动机器肢体被视为拯救病患，用大脑驱动另外一具人的躯体被视为是人类的耻辱。 但是这两者之间，在技术上有多少重合的部分呢？ 如果陈天桥10亿美元的大脑研究投资计划中，在科技树上稍微出现一点偏差，那就不是什么“研究让病人平静接受死亡了”，而是长生不老药。 盛大已经投资了研究脑部神经活动检测的以色列公司 EIMindA ，也在VR领域有几起投资。他说， “假如我真的把大脑搞通了，我只要把大脑存在一个地方，永生的可能性也是完全存在的”。 只是永生分为两种，一种是黑客帝国里那样，每个人的身体被奴役，占有最有限的资源，但是在母体的虚拟世界里面享受无限丰富的资源。 另外一种呢？ 在陈天桥成为首富的2004年，王晋康写了一个中篇科幻小说《转生的巨人》，讲的就是一个富可敌国的企业家，把自己的脑子移植到一个婴儿的身体上，并且通过干涉司法，将自己的财产权让渡到这个婴儿手中。 对于曾经的中国游戏之王，每天从数百万《传奇》玩家手中收钱的人来说，他要的是哪一种永生，我想不言而喻。 历史的车轮进入2016年之后，真的是转的有点快。陈天桥要研究的事情和Elon Musk研究的事情一样，过去都是只能出现在科幻小说里。 是不是太超前了呢？ 陈天桥和他弟弟陈大年的盛大，一向超前于时代。他们创业故事开头很好，是年轻人因为游戏一夜暴富，甚至于要在收购新浪还是收购腾讯中做一个艰难的决定，在马云还在杭州绞尽脑汁对抗易趣的时候，陈天桥本人已经成为第一位列席两会的互联网公司创始人。 继续往下写就是陈天桥心中永远的痛，盛大盒子。陈大年心中永远的痛则是盛大创新院，写出来都是悲剧。 陈天桥做盛大盒子，做IPTV，要整合整个互联网上的内容资源，做中国的网络迪士尼。 但是即使是大上海，也只能容下一个中国的迪士尼。陈天桥看到了通往中国迪士尼的路，把《传奇》卖点卡挣来的钱全都用来买一辆豪华跑车，准备在这条路上撒欢狂奔。却没看到修这条路的人叫黎瑞刚。 广电总局06年一纸通知下来，IPTV全部被叫停。 然后2010年弟弟陈大年看到了移动互联网的前景，把中国最好的300个开发人才全都笼络到盛大创新院，孵化了几十个项目，包括云存储，商业数据库，智能手机ROM，大数据，Web操作系统，云笔记，智能硬件，语音识别，移动支付。 可以说后来五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几乎所有的方向他们都做了。 但是没想到北京有个华清嘉园，有个车库咖啡，屌丝横下来心来，比拿着百万年薪的大牛战斗力更强。 后来盛大创新园出来的人中跑出了30多家创业公司，许式伟的七牛云存储，季昕华的Ucloud，黄伟的云知声都是几亿美元的公司。这些人都是把盛大创新院的项目拿出来继续往前做。 最近王刚和徐小平都说，投中了赛道投错了人是最痛苦的。他们是没问过陈大年，投中了人也投中了赛道但是公司跟你没关系，这个有多痛苦。 盛大故事的结尾是个悲剧，陈天桥不断辞去职务变卖家产。陈大年清理了创新院所有的项目和大牛，只留下 WiFi万能钥匙，去年给员工一人买一辆特斯拉。 所以你看到，在前瞻性这个事情上，陈天桥兄弟俩都是有不良记录了的，说不定这次又成了超前历史一步的先驱。 可能未来真的像饶毅老师说的那样，中国才是生命科学和神经科学冉冉上升的国家，率先研发出来脑机接口技术的是蓝翔；说不定虽然CIT提前一步研发出大脑移植的颠覆性技术，却被日渐保守的美国政府禁止；说不定技术成本太高，开发出来之后全世界只有王健林和马云用得起。 千言万语化成一个标题， “陈天桥海外寻找长生不老药，中国或成最大赢家。”

谷歌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雇主公司，它是世界上最大、最有野心的技术公司，在这样一家公司工作还有什么好吐槽的呢？ 然而事实就是这样，不信我们就来看看谷歌现有员工和前员工在Quora网站上的一个专门吐槽贴中说了些什么。当然，你最好抱着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这些吐槽的内容，毕竟这都是牢骚话。 前高级帐户经理乔·坎内拉（Joe Cannella）：“基本上，你生活的大部分时光就是在吃谷歌的食物，与谷歌员工们在一起工作，戴着谷歌的设备，用各种谷歌人才懂的缩略词说话，在谷歌手机上收发谷歌电子邮件，你会感觉到离开了谷歌就无所适从，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让你产生一种想法：你绝对不会想过其他人的生活，除非你疯了。你会得到你能够想到的一切，但是你唯一需要付出的代价却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前软件工程师弗拉德·帕特里斯赫夫（Vlad Patryshev）：“除非是跟好友交谈，否则很难与其他人讨论任何问题。客观的讨论相当少见，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每个人都对别人的观点不感兴趣，除非那些人是重要人物。” 前基础设施软件工程师凯蒂·列文森（Katy Levinson）：“人们在问你为何离开或是否继续在谷歌工作时感觉非常自然，他们坚持认为一切都必须是完美的。除了对你有幸进入谷歌以及你想在这家公司干多久有兴趣之外，他们不想听到任何其他的话。”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公司里有很多员工是从十大名校毕业的，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都很琐碎，比如为谷歌广告产品提供技术支持，手动删除YouTube上被举报的内容，或者编写一些基本代码来测试网站上的某个按钮该用哪种颜色等。”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这家公司的政治立场在业绩管理和招聘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一名经理人要想管理好团队必须学会讨价还价和掌控他人，这是很影响士气的。要想提拔某个人，你需要提前一年开始做准备，因为这个缘故，你不可能给团队里的其他人同等的关注力度。”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工程师：“公司里的优秀人才太多了，因此你即便学富五车也不一定能拿到好项目，因为这里真的是人才济济，大家都有获得好项目的资格。但是公司里的笨蛋也不少，而你必须证明你不是其中的一员。”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你可能会被高层忽视，你可能一蹶不振。我知道有的人在软件工程师岗位上工作了8年时间后仍然只是4级工程师，从未被提拔过。”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我经常打趣我的同事，说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刚刚坐着游轮出海了，然后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比如他们坐在喷气式飞机上的同一排座椅上，抽着雪茄，浏览谷歌员工的简历，上面可能写着“他曾在一家跨国电信公司担任经理人，获得过哈佛MBA学位，现在在谷歌旗下社交网站Orkut做客服工作”，然后他们会大笑着抖落烟灰，端起苏格兰威士忌举杯相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佩奇和布林并不抽烟，也不喝苏格兰威士忌。但是其他的描述却是合理的。”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谷歌主动找到我，邀请我接受一份管理职位的工作。当我被聘用的时候，另一个与我同名的人也被聘用了。结果人力资源部门把我们两人搞混了，我被安排到一个非常初级的职位，招聘合同的内容也含糊不清，负责这件事的人力资源员工后来跳槽到另一家公司去了，因此现在没人能够说清这件事。我跨越整个世界来到谷歌然后立马又踏上了归途，最后谷歌只是报销了我的来回路费。” 卡蒂·列文森：“任何无法以精确指标反映的改善都不值得花时间去做。可用性？漏洞数量？没人在乎这些。如果你没办法精确量化它，就没有人会对它感兴趣。” 前软件工程师希恩·格里希（Sean Gerrish）：“谷歌必须小心行事以免触碰法律。总的来说，如果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谷歌是不会做像违反版权法这样的事的。现在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了，因为政府会修改法令来影响谷歌。相反，很多初创公司则可以围绕谷歌打擦边球，这不是因为它们的执行力更强，而是因为它们能够在被发现之前躲避监管或民事诉讼。”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到目前为止，我对谷歌最大的不满意之处就是公司会随意取消项目。更加令人难受的是，如果项目被取消，那么这名员工提交的升职申请也会被驳回，原因是没能作出任何工作成绩。” 前软件工程师亚德里安·卡巴罗（Adrian Carballo）：“在海湾区，生活成本太高了。下班后除了跟同事一起加班或者出去闲逛，你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可做。太差劲了。你确实可以随时享用免费的食物，喝咖啡，做锻炼，洗衣服也都是免费的，但是习惯了这些免费的福利后，你就会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在办公室里。你每天的生活会变得很单调，千篇一律。不论工作还是外出，你身边总是同样的一批人。我最终决定跳槽到其他公司，虽然我要为此付出代价，但却可以获得更多的自由。” 一位前技术项目经理：“人们被提拔到各种管理岗位上，这不是因为他们真正知道如何领导/管理一个团队，而是因为他们刚好比较聪明或者是因为没有其他的道路可选。因此公司里现在有一大批智商很高但是管理很烂的经理人和团队负责人。”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你会备受关注，你身边的好友会因为他们自己没能获得你的工作岗位而心生嫉妒，媒体报道说公司的每一项举动都跟广告总体规划有联系但你会表示怀疑，这已经是过去式了。没人会让你舒舒服服地获得你的工作。”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他们不断招聘一样的人。这些人的背景一样，都毕业于十大名校，都有一样的世界观和兴趣爱好。毫不夸张地说，我在谷歌工作的3年里遇到了100位铁人三项运动员，只有一小部分人是有趣的人。” 前行政软件工程师约翰·米勒（John L. Miller）：“对我来说，在谷歌工作时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感觉不被重视。我在编程、管理和架构学方面拥有25年的从业经验，但是我所做的工作连只有2年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都能做得好。这种情况太令人心灰意冷了。”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如果你正在跟谷歌谈招聘事宜，你一定要努力谈判，该提什么要求就提什么要求，并且确保对方把一切要求都写在合同中。谷歌总是喜欢做一些语焉不详的承诺，而且似乎很少兑现它们。” Chrome开发者杰夫·尼尔森（Jeff Nelson）：“你从谷歌以外听到的很大一部分评价都是胡扯。通常，这类胡扯的话是由谷歌的员工散布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司的声誉。如果有人提出一个非常蛊惑人的评价，他就会赢得其他谷歌工程师的尊敬。这是谷歌员工的典型做法。”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显然，人们随时都可以选择在遥远的办事处工作，但是从长远考虑，这无异于职业自杀。” 产品设计师安妮·哈尔萨尔（Anne K. Halsall）：“如果你必须在四大园区里办公，那么你的办公区域可能会非常小。3、4个员工挤在同一个小房间里办公或者几名经理人共用一间办公室是常有的事。由于公共区域都被用来摆放食物、游戏、电视、休闲区了，想要找一个安静、隐秘的地方来思考问题反而变得几乎不可能了。”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我在谷歌工作了3年的时间，作出离开公司的决定非常艰难，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帮助我作出了这样的决定，那就是我作为一个人可以对公司做出的影响实在是太渺小了。谷歌是一架非常庞大的机器，因为AdWords而大赚特赚。除非你是一名天才工程师并且能够开发出一些新的东西，否则你就只能做些简单的工作比如给这台机器加点油。”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中层管理人员每天抱着无情的想法，他们完全专注于各种指标而不考虑其他事情。他们不想让这艘船晃动，他们不想知道如何激励手下的员工，他们太在乎谷歌的名气和名誉了。”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苏黎世有一个安静的房间可供人们放松或小憩，那里有很多漂亮的金鱼缸，在那里办公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供你消磨，欣赏鱼缸里的小鱼或者给它们喂食。有一百多人发来电子邮件要求撤销这个房间里的按摩椅，因为据说有的人抱怨说这种按摩椅的噪音太大，吵得他们睡不着觉。”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这里就像世外桃源，人们永远长不大。他们一直在喝酒，谈笑，玩游戏，就是不干活。” 自由职业者迪米塔尔·博扬切夫（Dimitar Bojantchev）：“对让我不能接受的是谷歌不允许我远程办公，但我过去的5、6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卡蒂·列文森：“这会让人产生奇怪的噩梦，我们有4个只供内部人使用的JavaScript库。为什么？因为编写出一个创新的JavaScript库，你就可以升职！” 高级产品分析师保罗·巴特利（Paul Buttery）：“我在谷歌工作的第一周比我预想得更吓人。我陷入了人们所说的‘冒名顶替者综合症’中。我的新团队的成员都很聪明，学问很高。不是门门功课拿A那种聪明，而是像‘我在18岁以前就开发出了Google Mars并且发表了十多项专利’这种聪明。大多数人都在斯坦福大学跟塞巴斯蒂安·特龙（Sebastian Thrun）（注：Google X领导人之一，世界顶级机器人、人工智能专家，开发了世界首辆无人驾驶汽车）共过事。我如何才能在这个团队里发挥我的价值？事后想来，我是真的有些力不从心啊。” 前工程师内森·约瑟普（Nathan Yospe）：“谷歌招聘的工程师都是多面手型的人才。他们擅长算法、数据库概念、事务处理、规模调整等等。他们通常不具备产品领域的专业知识。谷歌的企业文化鼓励工程师们去解决复杂的技术问题并给予他们奖励，而不太重视产品开发的后续工作比如升级、维护和查找漏洞等以及做这些工作的人。” 内森·约瑟普：“我在谷歌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园区（但不是山景市的总部园区）工作过，我在那里遇到的唯一一次需要动用智商的情况是接受采访。我并没有在那里遇到很多有思想的人，而是遇到一些平庸但自以为是的家伙，我还看到很多哈巴狗。我所在的那个团队的负责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从未碰过软件代码，即便以前她还是程序员的时候也做得很不称职，团队的技术主管也只是略懂UX，其他的就一概不通了。”

浩瀚的太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空荡。从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枚人造地球卫星后，在近60年时间里各国进行了大约5000次航天发射，把数万个飞行器送入太空，这些飞行器失效后，除一部分下降轨道高度坠毁在大气层内，剩下都聚集在地球周围，包括完成任务的火箭箭体和卫星本体、火箭的喷射物、空间物体间碰撞产生的碎块等等，它们是空间环境的主要污染源。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毫米级以上的空间碎片数以亿计，地面能观测并跟踪的碎片有4000万个，大于10厘米的被公开编目在册的轨道物体超过17600个。 这是谷歌地球可视化数据库的模拟展示，8700公里高度人造卫星分布示意图。目前全球在轨卫星数量达到1200多颗，其中美国卫星占据半壁江山，超过500颗。 太空碎片具有极高的动能，给人类航天活动带来很大的潜在危害。大部分火箭发射产生的空间碎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坠入大气层烧毁，失效卫星因为质量较大而且相对完整，所以危险性较小。对轨道空间危害较大的是发生解体或爆炸的卫星，以及几个主要强国进行反卫星武器试验遗留的碎片。例如1985年10月13日，美国使用F-15战斗机试射了一枚重达1.2吨的ASM-135机载反卫星导弹，攻击一颗在555公里轨道上运行的报废卫星，导弹准确地高速撞击了卫星，将其彻底摧毁。这是人类第一次真正的反卫星试验，这次试验产生了成千上万个太空碎片。 由于担心太空碎片的危害，美国和苏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都表示将放弃动能反卫星试验。所以目前为止还在进行反卫星拦截武器研制的只有中国。近些年美国不断地指责中国进行的反卫星武器试验产生了大量太空碎片。但事实上中国从2006年至今的10年间，只进行了7次反卫星试验，其中只有一次产生过大量空间碎片，2007年1月11日，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了一枚开拓者1号火箭，携带动能拦截弹头，以反方向的8公里/秒速度，摧毁了轨道高度863公里，重750公斤的报废气象卫星风云1号C。此次反卫星试验是人类历史上太空活动产生碎片数目最多的一次，共造成了2300块以上尺寸大于高尔夫球能够被追踪的碎片，3.5万个尺寸大于1厘米的碎片，以及100多万个大于1毫米的微小碎片，由于风云1号C卫星的轨道较高，这些碎片至今仍在轨道上漂浮。2013年1月28日，国际空间站不得不点燃推进器，提高轨道运行高度，以避开中国2007年进行反卫星试验时产生的碎片云。 1996年，欧洲航天局发射的一枚阿丽亚娜5号火箭，在进入轨道40秒后发生爆炸，产生了近3000块碎片，其中一块碎片击中了一颗法国侦察卫星，该卫星随即报废，这是第一次灾难性的空间碎片破坏正常工作卫星的事件。 2009年2月10日，美国的商业铱通信卫星，与俄罗斯的一颗已报废但仍在轨飞行的卫星罕见交汇，在轨道上发生了史无前例的碰撞。碰撞发生在北部西伯利亚的上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估计这次撞击产生了1000块直径超过10厘米的太空碎片和更多的小碎片。 近日，一家拥有106年历史的日本渔网生产商可能有解决方案。日东制网株式会社正在与日本航天机构合作开发一种网状材质，试图借助它拴住公交车大小的太空垃圾，并将其拖到大气中烧毁。 事实上，全球各个航天大国正在采取不同的策略，试图捕获、清扫、套捉大小不一的碎片和冗余装置，并将其拖到大气中烧毁，或者拖到一个所谓的墓地轨道——在那里，它们不可能与运行中的设备发生碰撞。 “电动系链”。2014年初，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提议“电动系链”策略来有效消除太空残骸，电动系链的电流可以减缓人造卫星碎片或者太空垃圾的速度。减速的人造卫星碎片将逐渐降落至地面，燃烧殆尽，预计2015年将进行电动系链测试。 “立方太阳帆”。英国提议建造“立方太阳帆”，使用小型人造卫星带动太阳帆捕获太空残骸至低轨道。最初计划于2011年实施，但目前该计划仍在筹划之中，期待生产商萨里太空中心制造更多小型人造卫星来实现。 “太空弹弓”。为了节省燃料，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提出“弹弓-卫星太空清扫器”能够捕获太空垃圾，再将太空垃圾投向地球大气层燃烧，之后使用动量航行至下一个太空残骸目标进行清除。2013年初，研究人员仍在审查这一设计方案。 “清洁太空一号”。这是一种技术示范太空飞船，预计将于2018年从改良版“空中巴士A300”大型喷气式客机背部发射，之后它将与退役“瑞士立方”纳米人造卫星会合，移除太空残骸。 “电力残骸消除网”。2011年，恒星科技和研究公司提出“电力残骸消除网”计划，这种太阳能动力网状结构可以在十几年之内消除低地球轨道所有大型人造卫星残骸。它是由多个纳米人造卫星组建一个网络，彼此连接一根电传导胶带，长度为3公里，这种庞大网状结构穿过地球磁场可产生电压，能够捕获太空残骸和人造卫星碎片。 “太空残骸清除法”。美国弗吉尼亚州雷神BBN科技公司的丹尼尔-格雷戈里(Daniel Gregory)提出一种策略——在大气层制造“爆炸”，使人造卫星残骸进入低轨道燃烧。他们在高海拔平原释放气球爆炸，2012年初进行的研究测试表明该方法足以扰乱低地球轨道太空残骸的运行路径。 “脱轨任务”。该太空任务是2014年初提出的，旨在搜寻并清除轨道高度为800-1000公里极轨道区域的废弃人造卫星残骸，欧洲宇航局拟发射一个“太空捕捉器”，通过“织女星”火箭发射，重量为1.6吨。 事实上，中国也启动了太空垃圾清理工作。今年6月25日晚20时长征七号火箭从文昌发射场成功发射，其中不仅有新一代多用途飞船的返回舱，还有发射前根本没有正式提及的“遨龙一号”空间碎片主动清理飞行器。 “遨龙一号“甚至装载了一台机械臂，模拟抓取废弃卫星和太空碎片，并具有将它们带到大气层烧毁的能力，这是中国轨道碎片清除技术研制的里程碑。事实上，“遨龙一号”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主动的轨道碎片离轨清除实验项目，是中国航天人在世界航天领域不多的独领风骚的杰作。

　　这是一位在华为工作八年半的工程师的真实经历和感受，从入职到离开，她分6篇文章对自己的经历和体会进行了描述。读者看后，或许能找到华为成功的个中缘由，也可以看到华为员工高薪背后的辛酸与忧愁。同时，作者也以第一视角点出了华为目前存在的问题。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将依次刊发这6篇文章，此文为系列文章的第五篇。 　　华为心声社区上有个帖子：一句话说说你对华为的感受，排名第一的是：“Welcome to join the conference”(欢迎加入电话会议)。众望所归吧!一天24小时内，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手机开机，都有听到这个美妙声音的可能，是女士甜美又职业的声音，邀您参加不知何故的各种电话会议。 　　某周六，晚上11:50，伺候了一天孩子的我，刚收拾完，把自己摆到床上，手机响了(忘记静音了，罪过罪过)，一看号码8100，立马接通。里面响起了悦耳的“Welcome to join the conference”，接着是一群男声的争吵。版本经理：“你还记得×××吗”?“不记得了，要查文档”。“那你现在能到公司来一趟吗”?被扰了睡眠的女儿此时正在旁边撕心裂肺的哭喊。“我......”沉默了一下：“这个数据我之前邮件发给过大家了，谁在公司查看一下就可以了”。“还有谁清楚”?......沉默，实在不想拉别人下水。“这个问题今晚必须解决”。“×××”。然后，电话里传来了呼叫别人的声音，“×××，你现在马上到公司来一趟......”“嗯，现在吗?......好吧”。我挂上电话，继续安慰身边哭啼不止的女儿，心有不安。 　　华为的男人已经沦为牲口，女汉子侥幸为人，窃喜吧。 　　某周六的下午，我正独自开车载着孩子在拥挤的二环，手机响了，没接。以我开车的水平，不到红灯停车是万不敢接的。过了一会又响了，没接。第三次、第四次响起。天哪，什么十万火急的大事啊!也不顾安危了，拿起手机，8100，接通以后“Welcome to join the conference”。一个男低音响起：“我在写×××特性文档，有个地方想跟你讨论下”。“着急吗?不急的话请发个邮件，我周一处理，这会开车不方便，或者到家了我给你打过去”。“就简单问一句......巴拉巴拉”。“你这个问题我两句话说不清楚，抱歉，回去打给你”。挂电话，还是性命要紧啊。 　　华为逻辑：我加班的时候，你也在加班吧，不然也得候着! 　　此般相虐之下，说实话，能在公司待个七八年的，那必须是真爱。不管怎样的千疮百孔，依然不离不弃。即使最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了，也是满怀不舍。更何况，于职场而言，华为还真是我的初恋，虽然并非一见钟情，但我是个没啥追求的人，一旦被相中了，就死心塌地的跟着了，这一恋就是八年。忽而转身，已是貌合神离，渐行渐远。

据多家外媒报道，周三特朗普将在曼哈顿的特朗普大厦举行一场峰会，与会人员包括库克、马斯克、拉里·佩奇等多位美国的科技大佬。这场峰会的意义不言而喻，即便特朗普只当一任总统，他的政策至少也会在未来四年间影响到这些科技公司。 苹果微软等巨头受邀，Uber、Airbnb等独角兽未接到邀请 据Recode报道，目前证实的参会人员不超过12位科技大佬。该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称，Alphabet CEO拉里•佩奇、苹果CEO库克、Facebook CEO谢乐尔•桑德伯格都在被邀之列。此外，还有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思科CEO罗宾斯（Chuck Robbins）、IBMCEO罗睿兰（Ginni Rometty）、英特尔CEO布莱恩·科兹安尼克（Brian Krzanich）以及甲骨文CEO萨夫拉·卡茨(Safra Katz)。 据此前华尔街日报报道，思科CEO罗宾斯、甲骨文CEO萨夫拉·卡茨确定要参与。 消息人士称，亚马逊的创始人和CEO杰夫·贝佐斯也接到了邀请，并有可能参加。不过这对于贝佐斯多少有些尴尬，因为他旗下的华盛顿邮报之前曾不断炮轰特朗普。特朗普也曾多次攻击亚马逊。 另据华尔街日报，特斯拉和Space X的创始人马斯克也要参加。与大多数科技公司相比，马斯克旗下的业务更依赖美国政府。 周三会议的邀请函是由特朗普总幕僚赖因斯·普里巴斯（Reince Priebus）、特朗普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和过渡团队顾问及科技行业最大支持者彼得·泰尔（Peter Thiel）发出的。彼得·泰尔也是硅谷在特朗普团队的唯一代表。 卡茨说：”我打算告诉新当选的总统，我们愿意尽其所能帮助他。如果他能改革税法、减少监管、通过谈判获得更有利的贸易协定，那么美国的科技行业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更有竞争力。“ 知情人士透露，Facebook董事泰尔和其他人士正在努力帮助特朗普与科技行业加强接触与交流。因为在美国经济少有的亮点和创新领域，科技行业的作用举足轻重。不过，他们在说服科技大佬参加特朗普峰会方面也费劲周折，主要因为特朗普一直公开攻击科技行业。另一方面，大多数科技大佬此前都支持特朗普的竞争对手希拉里。而且，科技公司在移民问题、加密、和一系列社会问题上都站在了特朗普的对立面。 然而，科技大佬们在是否接受邀请的问题上回旋余地不大。即使他们想要拒绝，因为现在与特朗普交锋总比以后反对他要多一些主动。 从目前已知的消息而言，接到邀请的公司大都是某个领域的巨无霸，像苹果、亚马逊、Facebook、甲骨文之类的公司高层。 看下没有参与的名单也很有趣，包括一些在创新领域表现突出的公司。包括Uber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Airbnb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切斯基（Brian Chesky）、Netflix首席报告官里德·哈斯廷斯（Reed Hastings）、Salesforce首席执行官马克·贝尼奥夫（Marc Benioff）、Slack首席执行官斯图亚特·巴特菲尔德（Stewart Butterfield）以及Dropbox首席执行官德鲁·休斯顿（Drew Houston）等。 科技行业诸多可圈可点的人物并没有获得参加特朗普峰会的邀请。有人开玩笑称，“发给我的电子邮件迷路了。当然，这样的事情在明年一月之前永远不会发生了。” 除了这些科技大佬之外，一些在科技行业非常著名的风投资本家和创业人士也没有收到这样的邀请，例如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马克斯·勒维琴（Max Levchin）以及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等人。 惠普CEO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也没有接到参加周三会议的邀请。在今年的总统大选期间，作为共和党的重要人物，惠特曼一直称特朗普是“蛊惑民心的伪政客”。甚至将特朗普比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特朗普非常喜欢Twitter这种社交工具，但是，Twitter CEO杰克·多西也没收到周三会议的邀请函。不过，说不定特朗普会很快向多西发出邀请。 据此前华尔街日报报道，周三的会议议程尚未透露。不过特朗普此前一直强调促进美国就业，批评苹果、IBM等公司把工作机会送到海外。 特朗普和科技界的交锋 特朗普竞选总统过程中的言论和宣称要实行的政策，遭到了科技大佬的一直反对。 先看下他说过的一些话： 如果苹果还不把恐怖分子的个人信息提供给政府，我将会只用三星手机，直到苹果交出这些信息。 如果下等人还能够这么简单地黑掉他人帐号，那么 Twitter 将很快变得无关紧要。 我们正在因为互联网而丢掉很多生命。我们必须看着比尔·盖茨和其他很多人真正明白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在特定的领域里，我们必须和他们谈谈以某种方式关闭互联网。 特朗普在移民政策的言论上同样遭到美国科技界的不满。 比如说，2015 年特朗普曾在一次演说中表示：若他当选总统，他会扩大遣返行动，并终结“在美出生便享有公民权”这一权利。此外，特朗普还表示，愿意为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建造高墙而支付50到100 亿美元的资金。 这两点遭到了 Facebook CEO 扎克伯格的强烈反对。 他还扬言要对亚马逊进行反垄断调查。 特朗普惹了硅谷众怒，145 位美国科技界人士曾联名反对特朗普成为总统候选人。这 145 人中，包括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 Steve Wozniak、维基百科创始人 Jimmy Wales、Tumblr 创始人 David Karp 等知名人士，还包括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的科研人员。 但是结果让他们大失所望，特朗普当选了。他们不得不进行一些调整。 11月14日，美国互联网协会（The Internet Association）向侯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发出公开信，向特朗普发出竞选胜利祝贺。互联网协会由谷歌、雅虎、亚马逊、Facebook、LinkedIn、Netflix、Twitter、Uber等科技巨头在内的40家科技公司组成。 苹果公司已经在考虑把一部门供应链搬到美国。此前，苹果的供应商之一富士康已经表示，将在美国投资70亿美元扩大业务。 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虽然硅谷大佬的反应比较冷淡，但是孙正义却主动伸出了橄榄枝。12月19日，特朗普在Twitter上炫耀最新战果，孙正义将在美国投资500亿美元，并给美国带来5万个工作岗位，并宣称如果不是他当总统孙正义不会来的。 特朗普和硅谷主要的利益分歧在于，特朗普希望苹果等大公司把工作岗位留在国内，而这样一来将会加重企业的成本。特朗普对此恩威并用，他声称美国将对企业实施大幅减税和政策松绑，但会对把工厂搬迁到其他国家、雇佣其他国家员工却想把产品售回美国的企业征收高达35%的产品关税。在企业所得税方面，特朗普准备将最高联邦企业所得税率由目前的35%降至15%，并提议对美国企业海外利润一次性征税10%，所得用于投资经济困难的州。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表示，他与苹果执行长(CEO)库克通电话，向其表明希望苹果公司将iPhone生产移回美国，而不要在中国、越南或其他地方生产，新政府会为企业提供大量税务优惠。 特朗普在竞选时还主张，他上台后将会致力把现金回流的税率从 35% 降低至 10%，从而推动大企业的海外资金回流。据摩根士丹利旗下分析师 Katy Huberty 的一份报告表示，苹果储存在美国海外的现金流高达 2160 亿美元，是该公司市值的 37%。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苹果把这 2160 亿美元全部运回美国，所需缴纳的税会减少 540 亿美元。 不过，特朗普的减税政策也面临一些问题。 以苹果公司为例，虽然缴税减少，但是将生产线搬回国内则意味着成本增加，售价也对应增加。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人力成本仅为每单位5美元，这在美国几乎不可能实现，且美国工人也远不如中国工人技术熟练。 特朗普的减税政策还会面临其他国家的抵制。12月1日，德国和法国接连发声，宣称无法接受特朗普如此大规模的减税举措。另外，关税上涨也许会使得别国对美国货品征收同样(甚至更高)的关税。

中国歼-11战斗机在执行任务 12月13日报道 港媒称，军事观察人士称，在未能如期获得俄罗斯发动机并被迫研发自己的技术后，中国做好了推出新型歼-11D战斗机的准备。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2月12日报道，分析人士称，中国在涡轮风扇发动机和雷达系统上取得了进步，这表明北京的新一代战斗机将不再依赖俄罗斯发动机。 经过多年谈判后，中国与俄罗斯去年签署了一项购买24架苏-35战机的协议。 报道称，中国曾希望该协议能包括48台117S发动机的交付，它可以将这种发动机用在歼-20等更新型战机上。 但俄罗斯繁琐拖沓的程序迫使中国对已有的苏-27战机进行升级，并研发中国自己的苏-35变体，也就是歼-11D。歼-11D由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制造，去年4月29日进行了首次试飞。 报道称，最显著的改进是在雷达系统上，增加了一根能在不移动的情况下指向不同方向的计算机控制天线，并且机身上使用了更多复合材料和隐身涂料来减轻重量。 首飞还表明歼-11D使用了WS-10发动机，这是一款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子公司自主研发的涡轮风扇发动机。中航工业也是沈飞集团公司的母公司。 报道称，在7月份的年度报告中，中航工业称其去年交付了400多台WS-10发动机，这说明歼-10和歼-11战斗机不再需要俄罗斯发动机。 军事杂志《汉和亚洲防务》主编张毅弘说，中航工业旗下新成立的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将发动机研发资源集中在一起。 张毅弘说：“外界一度低估了中国发动机研发的速度。事实上，中国近两三年内在发动机研发上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 行业观察人士称，北京在2010年至2015年间投入了约1500亿元人民币，用于研发自己的战斗机发动机。 澳门军事观察员黄东说，歼-11D项目将帮助沈飞集团公司与对手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展开“良性竞争”，后者是中航工业下属的另一家公司，研发了歼-9、歼-10、歼-20等战斗机。 黄东说：“中国可能不想让成飞集团公司支配中国的战机制造业，希望建立像美国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之间的那种良性竞争。” 除歼-11系列外，沈飞集团公司还研发了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搭载的歼-15以及歼-16和歼-31战斗机。 报道称，中国可能还在研发一款更为先进的发动机。WS-10上个月在珠海航展上亮相，这次公开展示说明这款发动机并非最前沿设计。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科学家近日利用核废料制造出一种新型的人造钻石电池，这种放射性钻石电池的使用寿命长达五千年以上。 英国人已经拥有了95000吨石墨块。他们从这些核废料上采集了放射性的“碳-14”用来制造钻石电池。 研究人员介绍说，一块2016年生产的钻石电池可以用到7746年才会耗完一半的能量。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科学家近日利用核废料制造出一种新型的人造钻石电池，这种放射性钻石电池的使用寿命长达五千年以上。研究人员介绍说，这种新型电池将可用于那些需要长期供电的仪器和设备，比如心脏起搏器、无人机、卫星、太空船等。这一突破性发明同时还可以解决核废料处理问题、电池寿命问题以及清洁电能问题等。 与其它大多数发电技术不同，人造钻石只需要足够接近一种放射源就可以产生电荷。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交互分析中心材料科学家汤姆-斯科特教授介绍说，“其中不需要运动的部件，不会产生辐射，也不需要维护，就可以直接发电。我们将放射性物质封装于钻石内，同时也解决了核废料处理问题，这是一个长期困扰科学家的难题。现在可以将核废料转化成核电池，并可以作为一种长期供电的清洁能源。” 研究人员制造的“钻石电池”原型采用的是放射性同位素“镍-63”作为放射源。目前，研究人员正在致力于提高这种电池的效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采用碳的一种放射性版本“碳-14”作为放射源。在核电站中用作调节剂的石墨块中会产生这种“碳-14”，“碳-14”就浓缩于这些石墨块的表面。 研究人员将“碳-14”提取后，再将其封装于一块人造钻石中，就制成了一块核电池。由于放射源被安全地封装于非放射性的钻石中，而外层的钻石又是已知最坚硬的物质。因此，研究人员表示，从理论上讲这种电池使用起来是安全的。布里斯托大学化学学院科学家尼尔-福克斯博士解释说，“之所以选择‘碳-14’作为放射源物质，是因为它会放射出一种短程放射线，可以被任何固态物质吸收。因此，裸露的皮肤碰到它，当然很危险。但如果被封装到钻石中，任何短程放射线都无法逃离。事实上，钻石是人类已知最坚硬的物质，其它任何物质可能都无法提供比钻石更好的保护。” 当然，与当今其它的电池技术相比，钻石电池电量相对较低。但是，它们足够长的寿命意味着它们可以在续航时间上彻底改变电池的属性。在每一块电池中使用的“碳-14”量并不确定。研究人员介绍说，如果一块电池中大概含有一克“碳-14”，每天会释放大约15焦耳的能量。“碳-14”的半衰期为5730年。这就意味着一块2016年生产的电池可以用到7746年才会耗完一半的能量。 斯科特教授表示，“根据放射性物质的半衰期，这种电池会持续损失电能。5730年后，这块电池将只剩下一半的电量。11000年，它将只剩下25%的电量。”5730年后，电池仍将以低电量持续工作。不过，其电流强到足以保证一些仪器或设备的运行，不管是卫星还是太空船，当然这也要根据特定设备的电量需求而定。斯科特教授表示，“我们展望，这些电池将可用于那些不适合充电或更换传统电池的环境中。很明显的应用是就是那些电量需求低同时供电时间长的电器设备，比如心脏起搏器、卫星、无人机甚至太空船。” 目前，研究团队已经获得资金支持用于未来3年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在高端市场，华为秉持着双旗舰的策略，Mate系列和P系列“双系列作战”。这次华为发布Mate 9系列，外观设计、性能配置、拍照等方面再次得到大幅提升；另外，通过这次拆解发现，华为Mate 9的做工竟然如此过硬，笔者认为完全可以与行业做工的佼佼者——iPhone相媲美。在这里需要提别说明的是，华为Mate 9除了常规元器件设计精良之外，还加入了很少见的“防滚架”，即使苹果的iPhone 7也没做到这一点；下面我们来欣赏华为Mate 9的拆解图赏。

据美国Boredpanda网站报道，在这个“看颜值”的世界，似乎人们越来越重视的脸了。特别是依赖于社交网络相互沟通的年轻人来说，上传自己的照片，分享自己生活成为了生命中的一部分。对于现代的科技来说“你的脸就是大数据”，这种趋势显然给人们带来了许多便利，例如付款、考勤以及解锁等等。但是，当你看过由俄罗斯摄影师Egor Tsvetkov利用人脸识别功能软件创造出的这组作品后，可能会重新思考社交网络的利弊。 Egor Tsvetkov创作这组作品是为了向人们展示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想要知道你的信息可以多容易。 Egor花了6个月时间在圣彼得堡的地铁里拍摄了100张通勤者的照片，然后运用一款人脸识别软件找到了他们的社交网站的个人主页。 Egor利用软件扫描了俄罗斯最大的社交网站VKontakte超过5500万用户。 尽管有些配对出来的人物不太一样，但是Egor成功的找到了70%拍摄过的通勤者。 Egor说：“我的项目很明确的向人们展示了我们会有怎样的未来，如果我们继续像现在这样在网络上不断的暴露个人信息。” 现在，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依赖于社交网络，也许现在是时候让我们开始思考我们到底向这个世界分享了多少信息。 图为Egor Tsvetkov作品。 图为Egor Tsvetkov作品。 图为Egor Tsvetkov作品。 图为Egor Tsvetkov作品。 图为Egor Tsvetkov作品。  

根据微博@Google黑板报 消息，今天，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来到了中国棋院，观摩了棋手训练，还和“棋圣”聂卫平九段及中国围棋队总教练俞斌九段进行了切磋。 谢尔盖·布林正在下棋 皮查伊在一旁围观下棋。     这已经是皮查伊今年第二次来北京。今年3月31日，在谷歌AlphaGo 4：1击败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后，皮查伊就曾现身北京南三环中路的聂卫平围棋道场。 聂卫平、柯洁、古力陪同皮查伊下棋。 皮查伊和小棋手们交流。 皮查伊参观聂卫平围棋道场 皮查伊参观聂卫平围棋道场 皮查伊和小棋手们合影

加拿大联邦政府有一个听起来不错的统一政府信息网站的计划，这就是把联邦政府1500个部、委、局、办的官方网站统一在加拿大联邦政府网站Canada.ca下面。 但这个项目犯了许多政府项目的通病，这就是逾期完不成、还成倍的预算超支。 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Karina Roman报道说，加拿大联邦政府这个Canada.ca统一网站项目不但已落后工期一年，而且已经花了几乎10倍的初始预算。 联邦政府内部一位了解内情但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说，这个项目不但处于脱轨状态、而且简直是出于灾难状态。 联邦政府统一工资发放、电邮电话和网站都不顺利  Canada.ca统一政府网站项目在2013年立项，本意是方便民众使用加拿大政府的网站获得所需要的信息;这个建立加拿大联邦政府统一网站的合同在2015年承包给了Adobe公司，合同价值154万加元，预定的投入使用期是2016年12月。 加拿大联邦政府各部门现有网站有1700万张的网页内容需要转到新网站上，但到目前为止仅有1万张网页内容转了过去;不但Adobe公司的合同预算从原来的154万加元连翻几番增加到940万加元，而且联邦政府仅就业和发展部、卫生部、环境部、国防部、移民部、国税局等8个部门为了把本部门网站的网页转到统一网站Canada.ca就已经拨出或花掉了2800万加元的专款。 现在Canada.ca网站正式运行的预计时间已经被推迟到2017年12月。

　　下代iPhone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并且各种爆料也是层出不穷。日前，有网友在贴吧披露了下代iPhone的相关消息，表示将会有4.7寸，5.5寸和5.2寸等三款机型推出，但前两款相比iPhone 7变化不大，而是会改用玻璃材质机身，而5.2寸版本则会采用OLED显示屏，同样配有双摄像头，甚至还放出了一张据称是该机的谍照，整体上看起来相当简洁，摄像头变得更平整以及彻底去除了背面的天线条，但消息的真实性还有待证实。 　　iPhone 8仅有一款 　　根据网友在贴吧的爆料称，下代iPhone将会有三款新机，分别为4.7寸的iPhone 7s,5.5寸的iPhone 7s Plus以及5.2寸的iPhone 8。其中，iPhone7s系列可以看成是iPhone 7系列的升级版，主要改变是后盖换成了玻璃，正面和侧面则变化不大，据称将True tone display功能，有可能会支持快充技术。 　　同时由于下代iPhone发布的时候，在时隔一年的情况下， iPhone7的零部件成本会下降，所以所谓的iPhone7s系列价格也会降150-200美金以争夺中端市场。不过，iPhone 8则仅有5.2寸一款，而不会推出触控屏更大的Plus版本，据称主要原因是双版本会造成苹果备货困难和增加供应链压力，并且Plus版本的存在还对iPad的销量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疑似谍照曝光   　　由于传说中的iPhone 8仅有一款，所以苹果会将所有新功能和新技术都装载到这款新机之上，比如首次配备OLED显示屏，同时也会搭载双摄像头，但由于成本提升的缘故，所以未来的售价会有上涨。更为重要的是，该网友还声称iPhone8将是彻底重新设计，前面板，中框，后壳，机身尺寸都将有变化,甚至放出一张谍照，并表示iPhone 8背面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而从曝光的所谓iPhone 8背面谍照来看，似乎并未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有着巨大的变化，整体上仍然延续了过去的风格，但在摄像头造型上更简洁，并且似乎还变得更平整了一些，同时还彻底去除了背面的天线条。此外，针对过去传出下代iPhone触控屏大小为5.8英寸，但实际显示区域为5.1或5.2英寸的说法，该网友则表示5.8英寸是原料，但在制作手机屏幕的过程中会裁掉一部分，同时还有一部分会被面板遮盖，所以最终呈现的是5.2英寸的屏幕。 　　名称仍存变数 　　然而此次网友的爆料并未提及所谓iPhone 8是否为双曲屏和取消Home键的消息，仅仅表示屏占比会变得较大，而包括电源键和音量键则会略微变化，手机的边框依然圆润，否则影响手感。 　　除此之外，针对现在传出的5.2寸版本将被命名为iPhone 8的说法，则有其他网友表示苹果在明年不可能有iPhone 8这个型号,除了iPhone 7s系列，确实还会有个新型号，但不叫iPhone 8，但没有透露其他更多细节。当然，以上的消息皆为网友的爆料，在真实性方面有可能真伪参半，加上据称苹果有十款测试机的说法，所以最终下代iPhone会以怎样的形象与我们见面，或许要到明年秋季才会有更确切的信息。

　　美国电子商务巨擘亚马逊在英国的员工据信为了能够准时上班，而在公司附近的树林扎营过夜。 　　美国电子商务巨擘亚马逊(Amazon)在英国的员工据信为了能够准时上班，而在公司附近的树林里扎营过夜。 　　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报导，有人看见至少3名亚马逊员工在树林里搭帐篷，引发各界关切。 　　根据英国媒体The Courier，1名要求匿名的员工不愿多谈，但形容亚马逊是"差劲的雇主"，并且批评法夫郡(Fife)物流中心的工作准则。 　　他说，选择在帐篷里过夜，比从位于伯斯(Perth)的住家通勤上班来得容易且便宜，然而他的扎营设备9日下午却不翼而飞。 　　亚马逊位于苏格兰法夫郡丹弗姆林(Dunfermline)的物流中心雇用大约1500名长期员工，又创造了4000个工作机会来协助应付忙碌的耶诞和新年时期。 　　另1座帐篷似乎已被人丢弃，周围散落着垃圾、睡袋和饮料罐等。 　　地方运动人士宣称，亚马逊员工每周工时高达60小时，却只能赚取略高于最低薪资的工资，并且受到严苛的待遇，使得这家公司上个月饱受抨击。 　　亚马逊近日成为全球最有价值零售品牌，市值1980亿英镑，员工时薪却只有7.35英镑(约新台币302元)，仅略高于最低薪资标准，员工倘若未能争分夺秒地追踪线上消费者订购的商品，据说还会面临惩戒处分。 　　亚马逊驳斥上述指控，说公司非常珍惜旗下员工，并维持着与他们"直接对话的文化"。 　　然而，部分员工必须忍受冬季低温扎营过夜的消息曝光后，亚马逊员工福利再度引发外界质疑。

12月8日，2016影响中国年度科技人物颁奖，由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开奖。图为杨振宁与妻子翁帆。 当天获奖者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天宫二号-神舟十一号载人航天任务研制团队。 颁奖现场的杨振宁夫妇。

当地时间2016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201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文学奖和经济学奖颁奖仪式在当地举行。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缺席颁奖仪式。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携王室成员出席。 诺贝尔奖获奖者于每年的12月10号受到表彰，这一天也是奖项创始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逝世纪念日。图为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萨拉·达尼乌斯（左三）在颁奖典礼上祝贺获奖者们。 美国创作歌手和诗人派蒂·史密斯在典礼上演唱缺席的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的经典歌曲《暴雨将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 瑞典王储维多利亚公主在典礼现场。 瑞典王后希尔维亚在典礼现场。

  　还记得那个“体育馆内一跃而起的鲸鱼”吗？增强现实领域（AR）公司Magic Leap曾凭借这几个视频刷爆社交网络，还由此顺利获得14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投资者中不乏谷歌、阿里巴巴、高通等科技巨头。但最近它却有些麻烦，有国外媒体开始质疑质疑其产品的真实性。 　　 特效视频造假 12月9日，据国外付费媒体The Information报道称，虽然Magic Leap近年来发展迅速，但实际是通过营销手段炒作夸大了公司的技术能力，它展示的宣传视频不过是特效而已，还没有真正的变成面向市场的产品。 The Information对Magic Leap的质疑主要有三点，首先是虚假宣传：虽然Magic Leap发布过多个效果惊人的视频，但几乎全靠特效。目前可以证实的是，至少有一段视频出自视觉特效工作室Weta Workshop。这家世界知名视觉特效工作室的作品名单中不乏《指环王》、《阿凡达》这样的巨制。 　 遭受质疑的相关视频 此前多数人都相信Weta工作室只负责设计开发了这款游戏中的视觉效果，其他所有的工作都由Magic Leap完成。但The Information报道称，整个视频的特效都是Weta工作室负责的，但Magic Leap却一直用这个视频来做宣传，招募员工。 其次是产品商业化延期，一直传言“只有屈指可数的人参观过Magic Leap的技术设备，也只有更少的人知道其工作原理，所有人进入Magic Leap的‘秘密基地’前都需要签署保密协议”。 而据The Information报道，Magic Leap所宣称的增强现实技术离完全商业化可能仍需数年的时间，很有可能不会进行商业化生产。报道声称引用Magic Leap前员工的说法，原型产品所使用的大部分技术都不会出现在“商业发售”的产品中。 最后Magic Leap还面临如何小型化设备的难题。The Information还报道，据Magic Leap前员工爆料，目前它的设备仍有头盔般大小，并需要多条数据线连接到台式电脑中。 相比之下，目前微软的HoloLens的开发者版本已经对外销售，售价为3000美元，已经可以完全实现无线连接。至于该公司的另一个卖点——“光纤激光扫描显示技术”，目前尚未能够实现技术突破，该技术已经被降级成为长期的研究项目。 　　 Hololens的宣传效果 华尔街见闻报道称，The Information这篇文章并没有直接把Magic Leap归类为“骗子公司”，该文作者在回答读者的疑问时称，“我不会把Magic Leap类比Theranos（一家血液检测公司，该公司独创的血滴代替抽血检查的技术一度被认为将会颠覆760亿美元的血检产业，但没想到其实是个骗局。90亿美元半年内灰飞烟灭）。 我认为Magic Leap在试图做一些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没人真正把他们做的事情讲清楚，导致了特别高的期望值。甚至Rony自己在采访中也承认这点。所以，这整个事情更多在于对Magic Leap产品的期望要现实一点。” CEO连发推特回应 尽管如此，这篇报道还是迅速把Magic Leap推上风口浪尖。Magic Leap CEO 阿伯维茨（Rony Abovitz）也按捺不住，在两小时内连发20条推特进行回应。 阿伯维茨连发20条推特回应 据钛媒体报道，阿伯维茨先是转推了风投公司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投资者Benedict Evans的评论。这家基金是Magic Leap的投资者。Evans在推文中称：“Magic Leap是少数几家真正能够带给我惊艳的公司，上一次有这种感觉还是在看到iPhone时。”阿伯维茨承诺在产品发布后开放给所有人试用。 阿伯维茨还声称，公司正进行小型的生产测试，运行Magic Leap的第一个系统，产品“小巧、光滑、炫酷”。同时，阿伯维茨还强调，“Magic Leap接下来要推出的才是最棒的部分，大家敬请期待”。 不过，阿伯维茨在遭受质疑后公布的最新演示视频显示，其设备仍为通过多条电缆连接到电脑的头盔。Kleiner Perkins的合伙人Bing Gordon表示，该公司在看到了初代设备“野兽”（冰箱大小）后，于2014年底投资了Magic Leap的B轮， 当时大家希望的是能够让设备小型化。 钛媒体援引一位投资人表示，在产品还没有完全出来之前，技术实现也还存在很多考验，所以对于未来产品必须依靠特效来告知是什么，应该是此前所有投资Magic Leap的机构都很明白的，但是这些投资人没有想到的可能是，Magic Leap此前推崇的光纤技术实现的难度。 这位投资人还表示，尽管Magic Leap这一年来一直处在巨大的质疑中，鉴于Magic Leap正在开发一种前所未有的增强现实平台，该公司很可能是在设备小型化方面遇到了不可低估的问题，但这其实并不意外。 　　老股东已经出现退出征兆 每日经济新闻详细总结了Magic Leap融资情况，Magic Leap的老股东已经出现退出征兆。 2014年10月，Magic Leap获得由谷歌领投的5.42亿美元B轮融资，凯鹏华盈、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高通、传奇影业、维塔数码等跟投。 2015年12月，Magic Leap将完成8.27亿美元的C轮融资，完全摊薄融资后估值达37亿美元。 2016年2月，Magic Leap获7.935亿美元投资，阿里巴巴领投，估值推高至45亿美元。 2016年6月2日，利亚德公告称：通过PV ML LLC基金投资500万美元从原股东LegendPictures,LLC处受让21.7万股优先股。（全资子公司利亚德香港出资200万美元参与设立该基金） 2016年6月2日，华策影视公告称：通过PV ML LLC基金投资500万美元从原股东LegendPictures,LLC处受让21.7万股优先股。（香港全资子公司华策国际以现金认购该基金350万美元的权益） 2016年8月16日，银江股份公告称：与MagicLeap原股东LegendPictures,LLC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通过自有资金500万美元取得21.3万股。公告中提到，“此次投资，每股对价为23.5美元，估值为37亿美元。目前MagicLeap估值为45亿美元”。 可以发现，最后参与投资的三家A股上市公司获得的股份均受让自Legend Pictures, LLC。

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新闻网报道称，中国第五代战机歼-20A已经开始在解放军空军服役。“中国现代战机”账号在Facebook上公布了尾部带有编号的战机照片。第一架新型战机成为解放军空军第176旅的成员，但还没有关于飞机服役的官方报道。 歼-20是第五代多用途重型战机，其研发始于2002年，第一架原型机于2011年开始试飞。飞机的准确数据没有公布，但是据推测，它装备了俄制AL-31FN发动机，也有可能装备AL-41F1S发动机。歼-20机身有多处借鉴，包括借鉴美国F-22战机和俄罗斯米格1.44战机的原型。资料图：疑似第2架带编号歼-20曝光。 兵工厂12月12日消息，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新闻网报道称，中国第五代战机歼-20A已经开始在解放军空军服役。“中国现代战机”账号在Facebook上公布了尾部带有编号的战机照片。第一架新型战机成为解放军空军第176旅的成员。 “中国现代战机”称，第176旅和第170旅、171旅、172旅和175旅一样，都是解放军空军训练测试中心的组成部分。但还没有关于飞机服役的官方报道。 歼-20是第五代多用途重型战机，其研发始于2002年，第一架原型机于2011年开始试飞。飞机的准确数据没有公布，但是据推测，它装备了俄制AL-31FN发动机，也有可能装备AL-41F1S发动机。 歼-20机身有多处借鉴，包括借鉴美国F-22战机和俄罗斯米格1.44战机的原型。 除了重型战机歼-20，中国还制造了另一架第五代战机歼-31。这是一架轻型战机，搭载两台俄制RD-93发动机（未来将是中国的涡扇-13A发动机）。 歼-20机身有多处借鉴，包括借鉴美国F-22战机和俄罗斯米格1.44战机的原型。除了重型战机歼-20，中国还制造了另一架第五代战机歼-31。这是一架轻型战机，搭载两台俄制RD-93发动机（未来将是中国的涡扇-13A发动机）。图为疑似歼-20尾翼编号在网络曝光。 相关报道： 台媒称，近日大陆媒体刊登一架歼-20的尾部印上编号的照片，有专家对此解读，相信这架战机已进驻解放军空军的飞行训练中心，已经服役。 据台湾“中央社”12月7日报道，虽然这张照片只有飞机的尾部，但可以判断是大陆最先进的战机歼-20。照片显示，歼-20垂尾印上了“78271”的编号，这是歼-20首次印上5位数字的编号，大陆媒体形容这疑似“服役编号”，换言之，歼-20已入列服役。 香港军事专家梁国梁称，从尾部照片观察，这是歼-20无疑，也确是首次有歼-20印上5位数字的编号。他估计，从数字“7”判断，这架战机是作为训练飞行员之用，且进驻了解放军空军的沧州飞行训练中心，已经入列。 他说，训练主要有两部分，一是驾驶训练，二是战术训练，一旦训练完毕，就形成战斗力。他猜测，类似照片看来是官方有意对外透露的，而从编号最后数字“1”来看，这是这组编列战机的首架。 梁国梁表示，按照大陆方面的做法，当前可作训练用途的歼-20已不只一架，应该拥有一批，官方只透露首架编号而已。 早前大陆媒体不时透露歼-20已进入量产，但量产不代表可以入列，因为量产的战机还要经过生产及试飞等程序。

“中国目前对私人捐助的机制需要完善，科学家愿意和企业家一起努力，探讨方案，做出世界水平、与国际接轨的私人捐助科研的体系。” 12月7日，盛大创始人陈天桥宣布成立10亿美元基金支持脑科学研究。首批将向加州理工学院捐款1亿美元，用于大脑基础生物学研究。这项计划称，将帮助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深入大脑的研究，探索大脑基础层面的运作机理，以及由于疾病和衰老而导致大脑运作失灵的原理。陈天桥表示，对人脑的研究是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 用陈天桥的话来说：“我并不是说自己有多么高尚，就是要做对人类有意义的事，这让我感到兴奋和快乐。”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有人说，陈天桥为人类科学的发展贡献私人财产，这种做法值得表扬。有人说，陈天桥身为中国人，在中国科研经费紧张的时候，却把钱捐给了并不差钱的美国人，有失意义。 盛大创始人陈天桥 钱该往哪儿捐？ 当天上午，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仇子龙研究员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首先是惊喜，企业家也对大脑科学与基础研究有兴趣，其次是惋惜。” 话音刚落，第一财经记者就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 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饶毅一条被疯转的评论，他说：“陈天桥夫妇选择在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研究都历史悠久的加州理工学院支持脑研究，而不是上升期的中国，是典型的错误。” 支持和反对饶毅的人立即开始站边。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的浙大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反驳说：“捐助科学，说明中国企业家开始积极关注更长远更有意义的工作，这是好事。特别是他的选择，最前沿的领域——神经科学，加州理工学院，DavidAnderson教授，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当然，作为中国神经科学家，我更希望看到我们的企业家捐助国内的神经科学。” 上海科技大学的胡霁教授也强烈支持陈天桥的捐赠行为。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陈天桥酝酿这个项目已经好几年了，谈了很多家机构，据我所知，他考察国内外科研院所至少已经有3年。基础科研对科研工作者自身有竞争，但对全人类而言不存在竞争。比如中国人一直在癌症治疗等领域受到美国科研进步的好处。富豪关注科研是好事，陈天桥有超越大多数中国富人的科研视野和追求，这是纯粹的慈善，值得鼓励。” 而在仇子龙看来，在中国科研实力完全能够达到国际顶尖水平的前提之下，钱捐助给中国或许是个更好的选择。 他认为，我国的神经科学起步晚，总体实力不及发达国家，但最近10余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也建立和发展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机构。比如由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蒲慕明先生领衔的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北大清华的麦戈文脑研究所，浙江大学医学部的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脑研究院等研究机构都已具有世界一流脑科学研究的实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国内现在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科学家，他们大都在国际顶尖研究机构经过严格科研训练，完全能够达到国际水平，而且他们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更需要资助。因此如果陈天桥把钱捐给中国，从推动人类科学发展事业的角度来说一定会取得同样的效果。 “陈天桥的捐款是私人行为，我们道理上不应妄加评论，但是我们衷心希望这件事能够成为一个引子，为中国健全国内的资助体系、完善管理透明提供契机。仇子龙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要知道1亿美元对于美国可能不算什么，对中国科研界来讲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我们中科院的每一个课题组每年的科研花费大概不会超过200万元人民币，50万~100万元的资助对我们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陈椰林研究员表示同意仇子龙的看法：“ 我为陈天桥捐助神经科学点赞！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美国神经科学研究的盘子已经太大，1亿美元带来的改变其实非常有限，只有一时的新闻效应。而中国则正处于高速发展的初期，属于潜力股，资金在这种阶段的投入显然更容易带来长远的改变。我相信，假以时日，中国一定能赶上美国的水平。放眼未来，捐助美国不如押宝我们自己的科学家。再说我们本来就是刚从美国回来的。” 仇子龙预测，如今的70后科研人员，回国10年后完全能超过留在国外的同龄人，而且政府和国内高校科研院所正加大投入，吸引着大批80后优秀科研人员回国。“有基础人才，资本才愿意投。”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讨论中也有持中立态度的科学家。中国科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薛天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对于富人的捐款，不能追加道德的约束，尤其是这样的捐款是为了促进全人类科学的，捐给加州理工学院本身是好事。陈天桥的这些钱如果投到中国可能格局可以做得更大，与此同时不确定性也会更多。我们更应该自省，国内有什么样的制度和机制欠缺阻碍这类科研捐赠。” 捐助体制需破藩篱 虽然大部分科学家同意目前的脑神经基础研究中国具有赶超美国之势， 但他们几乎一致认为陈天桥之所以把钱用来支持美国的脑科学研究，而不是中国，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有良好的捐助传统，有完善的捐赠体制，为私人捐助者进入科研领域提供机会。 中科院上海神经所副所长王佐仁研究员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根据饶毅曾经提供的数据，美国国家每年投入神经科学研究的资金是50亿美元，中国是2亿美元，只有美国的4%。这还没算美国私人基金投给科研的钱，如果加上差距更大。这就让中国吸引私人捐款更加迫在眉睫。中国科学家也在从自身开始反省。” 重庆脑科学协同中心谌小维也补充道：“中国的基础科研全靠政府资助。比如最近重庆市启动脑计划，市财政勒紧裤腰带，才投入1000万元，这对于目前飞速发展的研究团队规模，真是杯水车薪。企业家应该和政府一道积极参与到推动中国前沿科学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去。” 曾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干细胞研究中心工作的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晓群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国内现状是科研资助大多都来自政府，私人的钱很少有途径进入科研领域，应该更多地鼓励国内捐赠，并建立健全机制。” 就美国私人捐赠科研的传统，第一财经记者还特地咨询了著名美国脑科学研究所冷泉港（ColdSpringHarborLab，CSHL）神经科学主席AnthonyZador。Zador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为什么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得到了这项捐赠，很显然美国大学接受私人慈善捐款的历史更为悠久。即便是科学非常发达的欧洲也很难获得如此大规模的捐款。当然英国除外，近20年来，英国建立了很好的私人捐助的渠道和传统。” 他补充道：“我必须要说，美国人比中国人更需要私人捐助。虽然这看上去很讽刺，但是要知道中国国家对科研的投入是巨额的，但是美国政府（尤其是共和党）根本不会在科研上投钱。过去10年中国在科研经费上的支出增长是显著的，而美国几乎停滞。”他同时介绍称，陈天桥的这项捐赠看似是捐给DavidAnderson教授的，其实根本目的是用来支持脑移植专家RichardAndersen。 由此，仇子龙抛出了一个问题：“ 我的设想是能不能在国内成立一个相关的基金，或者挂靠在某个机构下，用于吸收民间资金资助，并由国内外优秀科学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参考国外的模式，科研项目组可以拿这些资助从事神经科学研究，尤其是资助青年人，但是必须每隔几年定期接受专家委员会的审核，如果无法给出满意的研究成果，就自动淘汰。” 仇子龙所说的国外经验，特别指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TheHowardHughesMedicalInstitute，HHMI）。该研究所是美国一个非营利性的医学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是全美规模最大的私人资金资助生物和医学研究的组织之一。成立至今为止，能够进入的华人研究员不超过10位。 王立铭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美国的索尔克生物研究所（SalkInstituteforBiologicalStudies）和艾伦脑研究所（AllenInstituteforBrainScience）都是国外很好的案例，我们可以借鉴。” 谌小维教授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称：“除了美国，在其他国家，比如德国、以色列等都有大量的私人基金会捐助神经科学。而我国的现行制度很难成立独立的基金会，校友会基本代替了基金会的作用，成为目前接收企业或私人捐助的主要途径。”谌小维教授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其博士期间的工作很大部分由Friedrich-SchiedelStiftung基金会捐助完成。 仇子龙对记者表示，他曾接触过上海市福利基金会下属的雨人公益基金等针对自闭症儿童的资助机构，他认为民间的渠道并没有完全关闭，成立相关的基金会不是没有可能，只不过是中国没有参考的模式而已。 仇子龙呼吁尽快建立起中国的私人捐赠渠道。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当今中国脑神经科学家是国内朝气蓬勃的一代，完全有能力把私人的钱用好，把钱用好是科研团队成熟的表现。除了国家层面税务的问题，科学家群体自己也要努力，把国内科研体制欠缺的地方补足，对自己负责，加上第三方公开透明的监督，是可以做出一个私人捐助的基金会的。” 中国科学家“走出去” 科学家们认同中国的研究机构吸引不到私人捐助的一些原因：包括国家没有税收鼓励、大学也没有足够诚意、财务制度不够透明等。 但他们同时从自身反省：“我们有没有做出最好的研究？有没有尽到科学传播以及和公众交流科学的责任？” 对于这个问题，科学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科学界对科普的重视程度不够。 王晓群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我们还是需要正确看待陈天桥的捐款，反思中国科研界自身的制度和体制，建立通畅的沟通渠道与途径。相比美国的科学家，国内科学家与公众的沟通能力较弱，科普能力不如国外。在国外，医学院会有一套专业的公共关系培训课程，都是为了系统地培训如何去和公众沟通的能力。” 胡霁表示：“中国年轻科学家如果拿到资助，做出来的研究一定不会比美国人差。但是我们很难让普通人了解自己在干什么。 在国外拿了NSF（国家自然基金会）的钱，有义务一定要去科普的。” “尤其是考虑到我们其实是在拿纳税人的钱做研究。如果能够扩大中国人对科学的兴趣，长远来看，捐款的资金池会更大。老百姓的小额捐助，也可以积少成多，国外有些私人的基金，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募资，然后再去支持科学家。”胡霁补充道。 科学家不仅要加强与公众的沟通，更要学会与企业家沟通，并且了解企业家在想什么。仇子龙举了一个切身实例，在一个私人聚会的非正式场合，某院士问企业家：“你那么有钱，为什么不投给我们做科研呢？”企业家说：“我们要收益，所以还没考虑过投资科研。”院士说：“你投给我们长期有收益，对人类的进步有贡献。” 企业家说：“长期就不叫收益了，是慈善，也可以叫回报社会。” 仇子龙说当时他的感触特别深。“科学家要明白企业家想什么，他们捐款可能一部分是投资，另一部分钱是回报社会，是慈善，但是慈善也是要有目标的。”仇子龙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因此沟通的能力中国科学家一定要好好学习，需要与时俱进，更善于与不同领域的领袖沟通。” 陈椰林表示同意：“前一段时间与企业家聊天，他们对生命科学的兴趣特别大。只是平时没有途径去了解。我们做科学不能纯粹为了满足好奇心，是要去交流与科普的。王立铭教授经常做科普，他已经成了‘网红’，是我们的榜样。” 对于未来，科学家们纷纷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谌小维表示：“说到慈善，过去捐款建校舍、建教学楼都是很好的案例，我们可以借鉴，比如逸夫楼。将来我们期盼捐款不仅仅是建教学楼，也可以捐到前沿基础研究，让天桥神经科学中心、马云脑科学院等开满祖国大地。” “陈天桥的出现，对很多科学家来说，是让他们看到了资本市场对于科研的重视，是积极的。”王立铭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最近几年，国内的基础研究飞速发展，很多年轻科学家也迅速成长起来，同时因为陈天桥这样的人开始出现，不管是科学方面的交流还是科研资助，我们都正处于一个最好的时期。” 谌小维介绍称，比如房地产开发商应该把眼光放长远，如果建立世界级的科研机构，那么势必带动周边的服务业和房价。“例如佛罗里达为了拉动房价，和世界著名的基础科研机构德国马普学会合作建立了神经科学所。当然这不是说让科研成为企业家炒作市场的手段。”他表示。 王晓群介绍称：“美国公立大学如何接受私人捐助，都有非常成熟的模式，值得借鉴。比如UCSF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所每年都会举办募捐晚宴，并通过各种社交网络，吸引愿意资助的富人来参加。这是国外的优势。在国内，宣传形式很复杂，一直没有建立起合适的体制和组织形式。比如怎么吸引富人来和科学家沟通，这都是问题。 仇子龙最后总结道：“中国目前对私人捐助的机制需要完善，科学家愿意和企业家一起努力，探讨方案，做出世界水平、与国际接轨的私人捐助科研的体系。” 作者：钱童心

乐视作为行业“搅局者”，曾经风光无限。如今“停工传言”、“资金危机”甚嚣尘上，最近股票停牌更是加剧市场猜测……在经历了股价大跌、市值缩水、投资“罗生门”之后，乐视走得可谓“步步惊心”，这到底是“战略失衡”还是“骗局败露”？神话破灭背后，又给企业经营者留下了哪些血的教训？ 曾经作为行业“搅局者”，它风光无限。如今“停工传言”“资金危机”甚嚣尘上。关键时刻，商学院同学“鼎力相助”，6亿美金“雪中送炭”。然而峰回路转，两家上市公司相继澄清，投资实为董事长个人行为，与集团无关。在经历了股价大跌、市值缩水、投资“罗生门”之后，乐视走得可谓“步步惊心”，这到底是“战略失衡”还是“骗局败露”？神话破灭背后，又给企业经营者留下了哪些血的教训？ 最近这段时间，关于乐视的消息可以说是扑朔迷离，而最近的消息是说这个“假药停”。最近关于这个中国好同学要投资乐视6亿美金的消息出来以后，虽然有两个香港的上市公司发了澄清的公告，但是我们说这件事儿肯定还是有的。我们来看一下这6亿美金要花到什么地方。 据消息人士透露，第一期的3亿美金会在12月中期之前到位，主要是投在乐视汽车这个项目上，第二期的3亿美金要放在后面，主要看需求再定。这位消息人士还说这6亿美金是属于财务性投资，而不是战略投资。我们知道，如果要是财务投资的话，那么对于这笔资金的回报性和流动性的要求，就要比战略投资要稍微高一些，那么这6亿美金到底够不够呢？ 我们知道，电动汽车是一个重资产投入的项目。贾总在他的内部邮件中当中，也曾经提到过：在乐视汽车这个项目当中，自有的100亿已经烧光。乐视的联合创始人副董事长刘弘也曾经说过：未来乐视汽车还需要再投入100亿到200亿的这样一个资金。所以可以说这个中国好同学这次提供的6亿美金，虽然是雪中送炭，但也是杯水车薪。 再从第二个方面也就是周期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汽车是一个长周期的行当，一个成熟的车体差不多需要5到6年的时间才会推出一款新车。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动汽车当中的样板企业，也就是特斯拉。特斯拉是2008年的，推出了他的第一款电动车，到了2016年的第三季度，才实现了2000万美金的盈利，才实现了扭亏为盈。 从特斯拉的第一辆电动汽车下线，到扭亏为盈用了8年的时间，我们要知道特斯拉已经是一个成立13年的公司。反观乐视汽车，这是一个2014年刚刚注册成立的项目，那么乐视汽车需要走多久，能够走多久？可以说到现在没有人敢下一个定论。 正是由于汽车项目的种种“不确定性”，使得乐视遭遇“信任危机”。而乐视投资的创业公司“法拉第未来”，在美国内华达州深陷“停工风波”，这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以至于当地的财政官员公开质疑乐视的资金实力，甚至严厉指责它是“庞氏骗局”。那么，到底什么是“庞氏骗局”？乐视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不堪吗？ 所谓“庞氏骗局”，通俗的讲也可以叫“老鼠会”。近年来最经典的案例就是美国的“麦道夫案”，麦道夫他发展他的庞氏骗局，主要有四步： 第一步 在一些奢华的场所建立他的人脉网 麦道夫在达拉斯、芝加哥很多美国的城市，这些奢华的社交场所，比如说高尔夫球会所、鸡尾酒会等等来接触它的投资人。 第二步 建立投资必赚的这样一个口碑 事后有很多投资人就说，当年只要你到这些豪华的社交场所，不管是高尔夫酒会、还是鸡尾酒会，到了那些地方，就会有很多人在讲：麦道夫是怎么帮他们赚钱的。好像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想加入麦道夫的项目。 第三步 不断的发展下线 麦道夫通过他的熟人、朋友来发展下线，然后再让他的下线发展新的下线，所有参与麦道夫项目的人，如果帮助麦道夫成功引资，就可以得到相应的佣金，很多人也确实得到了相应的佣金。 第四步 麦道夫和很多的金融骗局所不同的，就是很多金融骗局都会许诺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超额的回报，但麦道夫没有。他所许诺的回报，都是一些非常正常的回报，他只承诺它的投资人每年大概有10%左右的回报，所以很多投资人都上了麦道夫的当。 我们总结一下，麦道夫这种典型的庞氏骗局大概有3个特征：第一，就是不断的融资；第二，就是借新债还旧债；第三就是不进行实际的投资。第三个特征可能也是一个本质的特征，因为他不进行实际的投资，所以实际上在这样一个融资体系之内，是不产生价值的，只有消耗只有维持，坐吃山空。总有一天，没有更多资金进入的时候，整个链条就要崩塌，整个体系就要崩溃。 在乐视的很多负面新闻出现后，也有人说乐视就是一个“庞氏骗局”，为什么呢？乐视这些年也在不断的融资，这符合了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就是借新债还旧债，那么在乐视的不断融资当中，既包括了股权融资，也包括了债权融资，债权融资有一些是短债长投，可能确实存在短债长投的情况，这里面可能也就不可避免的有借新还旧的情况出现，所以有些人就说乐视是一个“庞氏骗局”，但是乐视和“庞氏骗局”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乐视是进行实际投资的。乐视描绘了他要做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的这样一个愿景。在这个愿景之下，他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投资，包括内容的业务、包括手机的业务、包括电视的业务、也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汽车的业务，这些投资都是实实在在的，也许这些项目现在还没有盈利，但一旦投资成功的话，是可以产生价值的。 所以我们说乐视虽然目前面临很多的负面消息，但它并不是一个“庞氏骗局”。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乐视所展现的这样一个生态系统蓝图是非常大的，这里面需要巨大的投资，就像美国一些官员所提到的，他觉得乐视所描绘的前景非常的广大，需要投资的项目非常多，他们担心乐视并没有这么多资金进行实际的投入，那么乐视所描绘的这个庞大的生态系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现在究竟做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乐视由视频起家，借助资本市场快速扩张，目前拥有三大体系、横跨七个行业。影视、手机、体育、互联网金融、汽车、云、电视，这些业务从2015年开始发展至今，乐视集团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是，这七大业务中，仅影视业务曾在2014年披露过盈利1亿元，其余均处于亏损状态。 三大体系，七大业务，我们看到乐视的这个摊子铺得非常大，那么摊子铺大了花钱的地方必然会多。 2015年的6月份，乐视以21.8亿元获得了酷派18%的股份，今年又拿出了9个亿成为酷派的第一大股东；2015年的10月份，乐视7亿美金并购了易到用车；12月11日，乐视又宣布19亿入股TCL，成为TCL多媒体的第二大股东；2016年的7月份，乐视宣布以20个亿美金收购美国的电视厂商；2016年的8月份，在德清又投资了200亿人民币建立生态汽车超级工厂。除此以外，乐视体育还有超过60%的体育赛事的版权费需要支付。刚刚发展起来的乐视金融还缺少支付牌照，如果采用并购的办法，取得支付牌照，还需要几个亿到十几个亿的资金作为支撑；乐视内容方面也还需要支付大量的版权费进行版权的购买和制作。更重要的是，在这七大业务当中，很多业务还处在亏损的状态，不能够为乐视带来利润。那么在这七大业务当中，最近危机爆发的集中的点还是在乐视手机，据估计，如果按照6个月的账期算，乐视手机拖欠供应商的这个账款大概是在20个亿到30个亿之间。 相关的新闻可以说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并且据说有很多乐视手机的供应商也私下说不愿意再和乐视合作，那么危机爆发的点可能就是在乐视手机，但这些和乐视整个七大业务体系的扩张，过度的扩张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这种过度的扩张，拉紧了这个乐视集团的整个的资金率，让乐视集团的资金捉襟见肘。 乐视做生态到底对还是不对，现在有很多的争议，我们说做生态的这个思路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要怎么来做这个生态系统。做生态，一个好的生态，要看他开放性和多样性，要看到底有多少人愿意参与到你的生态当中来做贡献？到底你的生态系统能够为客户实现什么样的多元化服务，这才是关键。 拿苹果公司为例，苹果公司建造了一个典型的生态系统型的商业模式。我们看到苹果公司是以它的硬件产品为一个内核来构建它的生态系统，在这些硬件产品的内核当中，它建立了很多标准的软件接口，便于一些企业或者个人作为开发者，进入苹果的这个硬件平台上，从而来为普通的消费者开发各种各样的应用和服务。苹果公司还建立了一套非常严格的规则——市场的规则，通过这些市场的规则，让开发者能够通过他们开发的应用和服务获取利润。 也是因为有了越来越多的开发者，开发了丰富的应用和服务，也为苹果公司的硬件产品提升了价值，从而吸引了更多的用户。有了更多的用户，也就会吸引更多的开发者进入苹果这样一个生态系统当中来，为更多的用户提供服务，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会发现，首先苹果公司有一个坚强的内核业务，也就是它的硬件产品。这个坚强的内核苹果公司是自己来做的；同时，苹果公司又保持了非常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个开放性和包容性就体现在它开放了它的软件接口，让所有的开发者可以利用这些个软件接口，在苹果公司的硬件平台上开发应用服务。 反观乐视公司，建造了自己的生态系统，表面上做了一个“平台+内容+终端+应用”的这样一个生态系统，但这个生态系统的内核究竟是什么？一开始，或许还可以看到乐视的生态系统是以内容为内核的，但现在乐视公司开始做金融、做汽车了，我们越来越看不清楚乐视的内核到底是什么？ 同时我们也没有看到乐视这样一个生态系统的开放性，究竟在什么地方？因为关于平台，关于生态系统，所有的功能几乎都是乐视自己在做，电视在自己做，手机在自己做，汽车在自己做，内容也在自己做，什么都是自己做，我们看不到这样一个生态系统的开放性究竟在哪里。 正是因为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做，所以乐视的投入就会非常巨大，这个资金链就会拉得非常紧，扩张的难度就会非常大。乐视做生态这件事情没有错，但是怎么做生态却是乐视需要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好在我们看到贾总开始及时反思了，贾总在内部的邮件当中明确表示，要结束这种烧钱扩张的状态，结束这种蒙眼狂奔的状态，要开始刹车检修了。 我们说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思就是好。也许目前的这一场危机，可以让乐视重新找回自己生态系统的内核，重新把自己的资源聚焦在自己的内核业务当中，从而把自己的内核做的坚强而完整，这样就可以让自己的生态系统，吸引更多的合作伙伴加入其中，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更多的用户来到你的生态系统当中。如果乐视集团能够尽快找回自己需要聚焦的这个点的话，我们想乐视就会很好的找到自己扩张和回报当中的平衡点。 一个月前，乐视迎来了它十二岁的生日，然而今年却注定无法平静。曾经的贾跃亭异常笃定，只要战略足够前瞻、产品足够颠覆，资金自然会追随而来。但非理性扩张之后，资本开始展露现实本性。也许贾跃亭真的需要冷静反思：在资本市场面前，企业管理者作为学生，在经营战略上，考一个100分，比考10个60分重要100倍。  作者：李继伟——盛景网联集团合伙人 

日本科学家能够在2000年以后频频摘下诺奖桂冠，原因并非在于这几年日本学术界的景况，而是在这群70多岁的白发老人曾置身的时代。他们经历了上世纪40年代以来的二战战败、基础教育改革、科技战略调整、经济腾飞等重大转变，再经过近30年的蛰伏，才最终等来光环降临。 文/蒋平关珺冉 编辑/徐臻 2016年12月10日，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接过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奖牌。至此，日本的诺奖得主总数达到25个。 2个月前，消息传来时，大隅良典正在东京的实验室。“我很惊讶。”10月3日傍晚，获奖几小时后，他对媒体回忆。 这已经是日本连续第3年在此项全球最瞩目的科学奖上有所斩获，算上出生在日本且大半时间曾生活和工作在日本的日裔美籍学者中村修二，获奖总人数达到6人。这还不是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数字。进入21世纪后，日本正以平均每年获得一枚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奖牌的效率，而引发世界关注，除了人数仅次于美国，早已将过去的诺贝尔强国——英国、德国、法国甩在身后。 大隅良典的这枚奖牌，含金量极高。诺贝尔博物馆馆长古斯塔夫·凯尔斯特兰德（GustavK·llstrand）以物理学奖为例做过一番比较，100多年前，诺贝尔奖刚设立时，全世界只有大约1000名物理学家。而如今，全球的物理学家达100万人。在化学、医学领域，同样经历着这场“大科学”时代的爆炸效应，以至于近20年来，诺贝尔奖面临着“不够发”的难题。 大隅良典是一人独得这枚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奖牌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第2位独得该奖项的科学家。此前，其他在2000年以后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科学家，全部都是分享奖项。 获奖当天，在距离东京5小时新干线车程外的福冈，天气正由夏末转凉。博多区福冈高校的一间教室里，20多位70多岁的白发老人或坐或站，神情略紧张。课桌左上角摆着日式煎茶，颇有仪式感。这里是大隅良典的母校，老人们是大隅良典的同年级校友。教室的投影屏幕切入了斯德哥尔摩的直播信号，可偏偏到了要宣布的时候，网络信号突然中断。大家有些焦虑，低声谈着话，后来组织者帮忙登录上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官方网站，才得知大隅良典真的获奖了。教室里传来一阵轻快的祝贺声。 日本科学家能够在2000年以后频频摘下诺奖桂冠，原因并非在于这几年日本学术界的景况，而是在这群70多岁的白发老人曾置身的时代。他们经历了上世纪40年代以来的二战战败、基础教育改革、科技战略调整、经济腾飞等重大转变，再经过近30年的蛰伏，才最终等来光环降临。 日本导演宫崎骏的电影《起风了》里有一句话：“风起，唯有努力生存”，更像是对那一代日本科学家成长于动荡年代却始终守护梦想的现实写照。 68岁、40岁、43岁 “大家说日本50年要拿30个诺贝尔奖是冒进，这是对日本不了解。”北京大学哲学系科技史教授周程告诉《博客天下》。 “50年拿30个诺贝尔奖”，是日本政府在2001年3月出台的“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到的。甫一提出，就被不少人评论为“讲大话”。可是在2014年诺贝尔奖百年之际，日本政府又再次重申了这个目标。那一年，日本一举拿下了3枚诺贝尔奖牌。 日本的底气在于，17年17人，如今“井喷式”获奖的科研成果，大多出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而这些科研成果的主人则成长于更早的四五十年代。那时正值日本经历战败，是举全国之力重新站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关键历史时期。 “科学成果从发现到获得社会价值的认可，其中要经历十分漫长的检验，短则十几年，长则几十年，都有可能。”周程说。他在上世纪90年代前往日本留学工作，先后在那里生活十几年，在亲身经历与理论考察上都对日本学术的发展深有体会，“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荣誉，面临的也是一样的问题。” 这17位日本科学家，无论拿下的是物理奖、化学奖，还是生理学或医学奖，平均年龄的差别不大，分别是68.8岁、67.7岁和67岁，总体上的平均年龄约68岁。虽然这明显高于1901年以来全球590名诺贝尔奖获奖者的平均年龄——约57岁，但与同时期的全球科学家相比，在年龄上是相仿的。 而经过统计，反观他们取得成果的时间，平均年龄大约是在40岁。那时正值1972年至1988年间，日本先后完成国民经济双倍增计划，科研经费投入首次超过GDP的2%，迅速赶超上欧美主要发达国家。这同时也意味着，日本科学家在做出颠覆性科研成果后，平均整整等待了28年，才能获得诺贝尔奖的认可。大隅良典发现“细胞自噬机制”时47岁，如今他已经71岁，其中经历了24年。 2015年，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曾被中国媒体戏称为“三无”科学家——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留学背景、没有院士头衔。在公众印象中，这几乎是拔尖科研人员的标配。而在日本诺贝尔奖得主中，极为普遍的现象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在做出诺奖成果后才取得教授职位的，平均要晚3年。大隅良典直到51岁才升任教授，而且还是在转出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相当于美国的文理学院）后才获得晋升；因发明蓝光LED获得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赤崎勇在52岁才成为名古屋大学的教授。 义务教育：重返科学 大隅良典出生于1945年。在这一拨获奖的日本科学家中，有半数出生在1940年前后，比如白川英树（1936年）、野依良治（1938年）、小林诚（1944年）、益川敏英（1940年）、根岸英一（1935年）和大村智（1935年）。 他们是日本战败后成长起来的那代人，接受义务教育时正逢日本教育界的深化改革，科学被摆到了最突出的位置。当时，日本集中了国内最优秀的科学家，包括大学教授，共同开发了一套培养孩子对自然与科学好奇心的教材。套用今天的概念说，日本在上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素质教育。学校开设科学课，孩子们更多是被这样的问题吸引：种子是怎么发芽的？水在油里是什么状况？老师鼓励孩子观察和动手，不只是坐在教室里学习枯燥的公式。 这种转变，来自于日本对发动战争和遭受战败的反省。 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上世纪20、30年代，武士道精神、爱国教育、秩序教育等大量“洗脑”内容在日本课本中占据较大比重，科学一度被丢到一边。 一战期间，日本趁欧洲列强互相厮杀，抢占了其工业品倾销市场，发了一笔战争财。可一战结束后，欧洲经济复苏，日本开始被产能过剩的问题困扰，失业工人一批接着一批，左翼思潮慢慢盛行。雪上加霜的是，全球第一次经济危机又给日本经济带来一记重创。出于维护稳定，民族主义教育成为国家安抚民心的工具。 大众读物开始为政府服务。当时，《科学画报》和《儿童科学》是日本最畅销的成年和儿童杂志。《儿童科学》在杂志中附赠各式模型图，在那个还没有电视的年代，这样的创意吸引了大量读者。最初，两本杂志都以讲科学为主，后来越来越多介绍战争武器，再配上“如何打仗”、“战争的好处”等文章，“战争”逐渐成为日本民众茶余饭后的谈资。据周程介绍，军部后来直接监管了杂志，人们被引向好战情绪，“科学被忽视，人们都沉浸在虚幻的气氛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出兵中国东北。之后的几年间，日本在战场上如入无人之境，直到1939年的诺门坎战役。带着“战无不胜”信念的日本军队在苏联地区前所未有地失去了2万兵力。 受到战败的刺激，1940年以后，日本开始反思科学在教育中的地位。1947年，政府颁布《教育基本法》，确立了教育改革方向，用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取代以往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对教育理念、学校制度和课程教学等多方面进行了改革。 相当一部分新世纪的日本诺奖得主们，在此前后进入小学。他们的老师除非是师范专业毕业的，都必须拥有大学本科学历，而公务员身份又给教师提供了稳定的保障。在农村和城市，日本提倡的是“教育均值化”，二战后日本教育发展的速度在战败国中位列第一。 高等教育：大学更勤奋 上世纪50年代末，一些诺奖得主陆续进入大学。当时，日本的一流高校一般将学习分为两个阶段，一二年级实行“通识教育”，到三四年级才按成绩再次投考专业。 五十多岁的北海道大学教授江口豊向《博客天下》回忆起自己紧张又“轻松”的大学早期记忆时，神情相当愉快。在接受通识教育时，他最感兴趣的是语言。“在纯粹的个人兴趣之上，我全力以赴地学习了很多外语。德语、法语以外，还有拉丁语、俄语，对个人来说非常有意义。”江口豊说。 不急于分专业的好处是学生不必在高考时盲目选择专业，而是花两年时间探索自己真正的兴趣。后来，江口豊选择的研究方向是德国文学和语言学。 到三四年级，学生进入专业学习，且多是小班教学，学生可以直接进入老师的实验室。动手能力对理工科学生尤其重要，能够大量接触现场教学，是书本远不能提供的。周程认为：“浮在冰山表面的20%是编码化的知识，通过读教科书、文章、图表、数据就可以学到，但另外80%是非编码化的，它是决定科研功力和创造能力的关键。那个年代的日本大学生很幸运学到了这些。” 诺贝尔奖得主益川敏英在接受中国学者李英杰和白欣访问时，回忆了一段往事：“我还是学生时，身边充满的是科学立国的氛围。说个滑稽事，我们那时候想，为什么美国和俄罗斯能做出那么重要的运算，发表那么厉害的论文？答案是他们经常吃牛排，体力非常好，所以我们也要吃牛排，于是合资在研究室买了牛排烤来吃。牛排多了两块，后来一块给偷吃了。到底是谁吃的，最终也没有找到。” 益川敏英 益川敏英1940年出生，200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回忆，实验室里相互竞争的气氛，当时也伴随着日本高等教育的急速扩张。 1960年至1970年间，日本高等教育机构总数从525所增加到921所。相对应的，大学生数量从1960年的71万人增长到1970年的168.5万人。整个60年代，日本大学教育俨然进入了“大众化阶段”。 这一时期，大学的学科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960年时，文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家政）学生占总数的59.5%。由于经济增长，加快了对理工科人才的需求，其中工科学生的比例从1960年的约15%上升到了1970年的约21%。 硕博教育：导师的言传身教 获得诺贝尔奖后，益川敏英在一次演讲中谈起他的导师坂田昌一，说自己投身物理的契机最初是来自导师的一篇论文。“想成为物理学家的愿望最强烈的时候，是在进入高中的1955年。我在一本学术杂志上读到了名古屋大学坂田昌一教授发表的关于复合粒子模型的文章。以前我的想法很肤浅，以为科学还是欧洲19世纪以前弄出来的东西。”益川敏英在讲稿中写道，“如果这件事发生在首都东京，我可能不会关注，但它就在我居住的名古屋。科学在发展，我生出了想要加入他们的强烈愿望。” 后来，益川敏英报考名古屋大学物理学系，进入坂田的实验室。坂田在他的时代是赫赫有名的物理学家，虽然他本人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益川敏英在2008年圆了导师的梦。 这一代诺贝尔奖得主在博士研究阶段深受导师影响。周程发现，他们的导师大多出生在1915年前后，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们正值攻读研究生时期，亲身经历了战火的切肤之痛。他们对科研二字有极为深切的感悟，拼搏意识超乎寻常，并把这种拼劲言传身教给了第一代弟子。 “深夜10点，实验室的灯还是大片亮着，那种拼劲儿一代一代地传。”周程向《博客天下》回忆起自己的留学时光。那时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人身上的拼命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导师走路比我们年轻人都快，跑也跑不过他。他们走路也揣着书看，坐电车时也看。” 二战前，日本有7所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东北帝国大学、九州帝国大学、北海道帝国大学、大阪帝国大学和名古屋帝国大学。这些学校在二战后都改造成了以研究为主的国立综合大学，学风相当开明自由。 1992年、2007年的卡内基大学教师国际调查显示，七成左右的日本大学教师在教育与研究中更重视后者。在国立综合大学中，这种倾向更为明显。 名古屋大学很“年轻”，成立比东京大学晚了60年，但诺贝尔奖得主下村修、益川敏英、小林诚和天野浩都从这里毕业，21世纪后的获奖人数丝毫不逊于东京大学。 2014年10月10日，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赤崎勇（左）和天野浩（右）一起出席日本名古屋大学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蓝光二极管的发明人、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赤崎勇是名古屋大学破格引进的。他从松下研究所调回名古屋大学时已经51岁。为了支持他开展化合物半导体研究，名古屋大学专门花巨资为他建了无尘实验室。当时，这在日本的大学还很稀缺。为了回报名古屋大学，赤崎勇的实验室简直成了“不夜城”，后来又为名古屋大学培养了另一名年轻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天野浩。 1960年，名古屋大学还破格向下村修授予博士学位。当时，下村修只是名古屋大学理学部的进修生，但他首次制得海萤荧光素结晶并揭示其化学结构，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纸博士文凭，下村修后来才得以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最终，他凭借发现绿色荧光蛋白于200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投身科研：40岁前没资格评教授 从博士毕业到取得诺贝尔奖奠基性成果，在21世纪获奖的日本科学家们，大致有十几年时光全身心专注在学术上，而那又正好是日本经济起飞的六七十年代。无论是教育还是科研都得益于经济的腾飞。 1960年，日本政府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后的十年，日本经济以近10%的年均增长率持续高速增长。与此同时，政府又制定了与经济发展目标相呼应的“振兴科学技术的综合基本政策”，提出要力争将国民收入的2%用于科研。 这期间，两次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很大冲击，但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仍然增长了1.8倍。到1975年，日本的研发经费总额达到2.62万亿日元，占国民收入的2.11%，超过法、英两国的研发经费总额，步入科技大国行列。 稳定的经费支撑使科研人员不必挣扎在不停申请项目的焦头烂额中。日本第一位诺奖得主汤川秀树的挚友、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佐藤文隆在接受访问时，也提到过经济要素对科技发展的作用：“70年代以后，日本科学界十分有活力。伴随经济发展，日本的理论和实验研究都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汤川秀树点燃了火种，而助长火势的就是经济发展。” 经费保障之外，周程认为，40岁左右才能升任教授的门槛淘汰了“有投机心态的人”，“保证了一支精英教授队伍”。 日本的大学对教授数量有严格控制。通常来讲，一个“讲座”（教研室）只有1名。教授不退休或离职，副教授就不能升任教授，即使教授退位，也要经过公开招聘的程序，同一教研室的副教授只在同等竞争下会被优先考虑。这样的机制使中青年研究人员只能先潜下心做研究，假以时日才可以用学术成果说话。 虽然学生时代学的是语言，现在江口豊却是在北海道大学教新闻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从事的是和诺贝尔奖没有缘分的领域。”至今，他还是把“有意思”当成研究的动力。“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作为一个人来说的话，能够知道的事情实在是很有限。有研究者在诺贝尔奖的光环下曝光，但在暗中还有很多人在各个方向上不停努力。”江口豊告诉《博客天下》，“作为社会的整体，他们都应该是被理解和尊重的。” 日本尊师重教的氛围确实整体上十分浓厚，社会至今保留对教师、律师与医生三个职业称“先生”的习惯。据日本权威的“日本社会阶层与社会移动”调查，在全部187种职业中，大学教研人员的职业威望得分为83.5，仅次于法官和律师的87.3分，位居第二，远高于大企业高管、高级公务员和演员。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显示，大学教授的平均工资约为1122万日元，也远超出国家公务员的663万日元。 参考资料： 《21世纪初期日本诺贝尔奖何以出现井喷》作者周程、秦皖梅 《日本诺贝尔科学奖出现“井喷”对中国的启示》作者周程

　　两个月前，Facebook推出了工作场所的社交协作App - Workplace。 　　和微信的思路类似，Facebook和微信两个社交巨人都不约而同地将社交网络从私人空间延伸到工作场所。微信和Facebook也在通过扩张为自己建设安全围栏。 　　在西方有Slack，在中国有阿里系的“钉钉”，它们都试图通过工作场所的社交，从另一个人们生活的场景“入侵”社交网络。 　　改变你工作的方式？ 　　Facebook的Workplace声称，“将公司中的每个人连接起来，将想法变成行动。通过团队讨论、个性化新闻资讯和音频、视频通讯。大家一起工作，完成工作…” 　　Facebook的Workplace将个人的脸书账号和公司、团队的账号分开，将个人社交和工作场所社交分开。也是解决现代人社交中的一个难题。特别是对年轻人而言，个人生活和工作傻傻分不开。 　　Workplace就像Facebook的工作版 　　从Workplace的功能来看，它的基本功能和Facebook非常类似。及时通讯、Live直播、页面、群组…简直就是Facebook的工作场所翻版。 　　Workplace这样做的好处是，人们在Facebook使用过程中养成的使用习惯可以流畅地转移到这个工作社交App中来。 　　安全性是Workplace的一个卖点 　　对于很多公司来说，公司社交信息的安全性是第一位要考虑的。Facebook强调Workplace的安全性，并称Facebook服务10亿用户的安全技术的可靠性。 　　碎片化生活，碎片化工作 　　Facebook的Workplace App实际上是现代人们交流方式变化的一个直接体现。微交流、微内容，碎片化的生活、交流。直至工作方式和工作交流也呈现碎片化的方式。 　　一方面是信息和交流的碎片化，另一方面公司和工作的组织需要强大的协同和组织。这个矛盾的解决正为Workplace这样的工作社交App提供了刚性需求。

原标题：探访成都全球首列新能源空铁：民企牵头，图纸到样车仅4个月 在城市的绿化带上，由一座座的桩基撑起离地5米高的轨道梁，一列列熊猫造型的车厢倒挂在上面，在高楼大厦间疾驰，这样的“空铁”你敢坐吗？ 自“世界第一列以锂电池动力包为牵引动力的空中悬挂式轨道列车”（以下简称“空铁”）11月下旬在成都挂线以来，网络上便已议论纷纷。有些网友感觉很“萌”，有些网友大呼“恐高”，也有些网友对其中的技术和安全细节存在疑问。 为了还原这个项目的发展历程和技术全貌，澎湃新闻于近日来到了成都“空铁”试运线现场，并专访了项目总设计师、中科院院士翟婉明和项目出资企业四川中唐空铁集团副总经理王凯等相关人员。 成都“新能源空铁”挂线 “新能源空铁”由民营企业四川中唐空铁集团有限公司全资，西南交通大学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牵头，联合中国中车、中国中铁、攀枝花钢铁公司等7家大型国有企业协同研制。 四川中唐空铁集团位于成都双流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距离双流机场大约15分钟的车程。站在公司门外，远远就能看到几乎占据了整个生产园区的U型空铁试验线。白色的单轨轨道梁全长1400米，每隔约10米由一根离地5米高的桩基支撑。当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11月23日来到基地时，车身漆成黑白两色、模仿熊猫造型的“空铁”已结束了当天的试运行任务，车头上还挂着11月21日剪彩时的大红花，静静地停在试验线上的椭圆柱形站台里。 从中唐空铁集团门外看“新能源空铁”试验线 椭圆柱形站台 门卫介绍道，这个园区是今年新落成的。园区里十分安静，建筑较少，除了紧挨着试验线站台的中唐空铁集团主楼，还有几栋厂房。园区的其余部分尚未开发。 尚未完全开发的园区 多个地方政府、旅游景区、东南亚国家对项目“感兴趣” 据中唐空铁集团内部人士介绍，“空铁”需要在园区里的这条试验线上试验起码1万公里，以检测各方面的技术数据。1400米的U型试验轨道模拟了将来实际运行时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情况，包括30米半径弯道和6%的坡道。根据他的估计，这个试验过程起码需要半年以上。 中唐空铁集团主楼前的“新能源空铁”试验线 而完成试验线之后，“空铁”还需要在城市里建设示范线，以解决运营、盈利和管理等商业上的问题。 因此，真的要看到本文开头描述的一列列熊猫造型“空铁”穿行在成都城上空的画面，起码要等到2018年。 关于示范线的选址问题，前述内部人士介绍道，包括成都、上海在内的很多地方政府都很感兴趣，而包括九寨沟在内的几个旅游景区也有意向。但是中唐空铁目前还在等待技术标准得到充分论证。 对于此前媒体透露的“成都双流机场至双流老县城的20公里线路规划”，他表示，虽然双流政府确实有这样的规划意向，但“我们现在定下的是不签协议，只沟通。我们标准还没出来，不能不负责任地签协议”。 但前述人士表示，中唐空铁希望将示范线建在成都，“因为是成都造的”。目前，三条线路规划已经提交给成都政府，政府将在各方面进行论证。 在旅游景点方面，九寨沟正在空铁与轻轨之间选择。中唐空铁专门为九寨沟设计了以四川特有的“活化石”娑罗树为原型的轨道梁，用于保护景区的整体景观和谐。 为九寨沟设计的娑罗树轨道梁来源：中唐空铁官方资料片 由于“空铁”在中国是个新事物，中唐空铁副总经理王凯说道，通过试验线和示范线积累的数据，中唐空铁将成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我们要通过这条试验线形成企业标准，而后企业标准要上升为行业标准。我们要开创一个先河，以行业标准去建设空铁。” 项目总设计师、中科院院士翟婉明 担任“新能源空铁”项目总设计师的是西南交通大学首席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翟婉明。翟婉明长期从事轨道交通工程动力学与振动研究，他补充道，现在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旅游热点城市也对“空铁”感兴趣，希望能够引进。“现在关心的人太多了，好东西大家都尽力往前推进。我们高铁已经举世瞩目，轨道交通现在是我们国家一个很亮的名片。如果在城轨也有发展，那我们国家手里可以打的牌就更多了。” 成本可低至地铁1/8 中唐空铁集团旁边的一幢楼写着“大唐新能源”，据中唐空铁内部人士介绍，那就是“空铁”所用锂电池的生产商，也是中唐空铁集团的前身四川大唐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园区里的电池厂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查阅公开资料发现，四川大唐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注册时间为2006年2月份，注册资本为12245万元。中唐空铁集团有限公司注册时间为2016年4月份，注册资本为5亿元。另有一家关联企业为四川中唐中铁科技有限公司，注册时间为2016年8月份，注册资本为2亿元。 前述内部人士说道，“空铁”项目没有一分钱融资，全都是几个企业家联合起来出的资本。 他说道，最早公司做锂电池，几年之后发现汽车用新能源存在很多问题，行业竞争也越发激烈。公司的一些专家想到要往轨道交通领域发展，因为轨道交通的平顺程度要远远好于地面交通。此后公司花了几年时间，对德国和日本的“空铁”进行了调研，发现悬挂式轨道交通在中国大有可为，是填补地铁和公交线路间空白地带的绝好选择。公司最终将悬挂式轨道交通和新能源这两个概念叠加在了一起。 王凯则打了个比方，“地铁毕竟是干线，相当于大动脉。但大动脉很多地方是到不了的。我们的灵感来源就是弥补地铁和公交线路之间的空间地带。” 他说道，“以我们成都为例，虽然规划了若干条地铁线，但建成周期非常长。地铁目前的造价也非常高昂，每公里已达到了6到8亿元，建成一条地铁线没有几年搞不成的。” 因此，“新能源空铁”最重要的是为我国现有的公共交通提供了一种新的制式，使地方政府可以在多种制式间选择最合适的一种投资。 而王凯提到，“空铁”相对于其他轨道交通制式，主要有以下几个优点： 成本低：“空铁”的建设成本只有地铁的1/6到1/8。 施工快：几十公里的一条“空铁”线路不到1年时间即可建成。组件在厂里生产好，运到现场快速组装。 模块化制造来源：中唐空铁官方资料片 占用土地资源少：目前“空铁”计划只占用城市的绿化带部分打下桩基，避免了征地问题。 线形布置灵活：能顺利通过30米半径弯道的“空铁”能灵活地在城市里穿行，布线很容易。 可延伸性好：“空铁”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根据需求延伸下去。如果发展到一定阶段，该线路运量饱和，“空铁”不能满足客流需求，就可以整体搬迁，为地铁让路。而整体拆卸下来的箱梁、立柱可在别的地方继续组装使用。 “从图纸上画下第一根线到出厂，只用了4个月10天，勘称奇迹” 作为“新能源空铁”的总设计师，西南交通大学首席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翟婉明发挥了重要的牵头作用。他告诉澎湃新闻，“从图纸画下第一根线到出厂，只用了4个月10天，勘称奇迹。” 他说道，这是中国中车旗下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的领导重视这个项目，在生产线上开绿色通道，加班加点刻苦攻关的结果。同时，中唐空铁也在前期做了大量调研工作，他真正介入，实质性开展论证研究，也是今年之内的事情。 “完全是一种产学合作的模式。有出资的、造车的、修轨道梁的、设计线路的，我就是负责技术方案的确定、技术的把关，发挥我们长期在轨道交通方面的研究。中国有这样的需求和前景，把这样一个契合我们需求的新技术向前推进，我们从事轨道交通研究的科技人员责无旁贷。当然没有这个企业出经费投资，也都是空的。整个试验线要投资不少。这就是社会现在说的产业驱动创新的模式。” 王凯用三句话描述了“空铁”的快速发展过程：“央企的品质，国企的资质，加上我们民企的机制。” 他具体解释道，“民企的机制是灵活的，效率非常高，只要看准了之后就立马投入实施。我们公司经过研究调查，走遍了相关西方发达国家，酝酿产生了想法。但毕竟我们是个民营企业，不可能具备大规模生产能力，必须要联合相关生产单位。” 当被问及中唐空铁、西南交通大学和各大国企在项目中的具体分工时，王凯讲道，“我们就是一个全方位的联合体，不光是技术方面，也包括总体的思想构架。一个‘紧密的联合体’，所以就不用去细讲他了。‘紧密的联合体’就能说明一切问题。” 当被问及项目总体框架出于中唐空铁还是西南交大时，翟婉明也说道，“细节方面不一定说那么多了吧。他们前期调研了两三年然后找到我，之后我就做了一些调整和优化。他们和我们专业做轨道交通不一样。但他们非常看好、非常有信心，后面的投资工作都是很坚定地要推进。在多种条件下，大家有共同的目标，事情才能顺利发展。” 六大系统皆有创新性突破，百分百技术国产 王凯介绍道，“新能源空铁”在车辆、轨道、桥梁、信号控制、动力、维修六大系统上都实现了创新性突破。 例如在轨道系统上，“空铁”的转弯半径能达到30米，是目前世界范围内轨道交通能实现的最小转弯半径。为了实现这一点，研发团队将汽车上的差速器技术创新性地运用到“空铁”上。此外，“空铁”封闭式的箱梁要整体移动，就需要实现平移式的道岔，转向时没有有害空间。 在车辆系统上，“空铁”的转向架由一般的车体下部转到上部，为了保证悬挂运行的要求，“空铁”在销轴承重的设计上做了新颖设计。 在动力系统上，“空铁”采用锂离子电池驱动，能达到持续放电400安培而整体性能不下降。寿命可达到充放电三千次。 而为了配合电池的充放电曲线，“空铁”在信号系统上也要进行创新。 几点释疑：新能源锂电池、运力和安全 此前，北京交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他看好悬挂式、跨座式轨道交通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但他对成都“新能源空铁”采用锂电池驱动表示不解，认为锂电池报废会产生大量污染，不能称为“新能源”。王梦恕认为，“空铁”应该像德国和日本一样采用高压电线供电。 另一方面，网友们也对“新能源空铁”在实际运营方面的细节存在疑问。为此，澎湃新闻整理出了一些热议问题，中唐空铁公司的人士和翟婉明则作了答复。 为何要抛弃德国、日本“空铁”采用的高压电线，使用锂电池动力？ 王凯：第一，如果在城市建设这样的空铁，110千伏的高压电线能允许你在城市上空牵入吗？城市上空是不允许这样的高压电输电线建设的。第二，新能源电池是绿色环保的。第三，我们是晚上充电，白天使用，晚上充电电费很低，这是最大的几点。 翟婉明：第一，使用锂电池可以节省整个工程的造价成本，高压输电系统整个沿线都要布置，没有动力源简便。第二，使用锂电池可以节能，可以在凌晨用电低谷时期充电。第三，比起在密集城市里架设高压输电系统，锂电池对居民更安全。 充放电是否会不方便？ 翟婉明：在大站可以换电池，非常方便，1分钟之内机械化操作。 锂电池重量会否影响到承重力？ 翟婉明：我们有个奇妙的想法，把锂电池放到一个专门的小车上跟着一起跑，安全性也更高。 锂电池后期如何处理？ 王凯：电池寿命可达到充放电3000次。3000次后也只是降到电池性能的一半，可以作为储能设备。 翟婉明：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中唐空铁在新能源电池这块有很大的基础。它们肯定有办法按相应规程处置。这都是新能源的共性问题，会在共性层面上解决，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只要有问题能正确合规地处置。 为何称锂电池为“新能源”？ 内部人士：因为没有排放，现在还是归在新能源里面。就像锂电池企业也说是新能源汽车。我们沿用了大家约定俗成的概念。 为何采用悬挂式（空轨）而非跨座式（轻轨）？ 内部人士：跨座式的噪音太大。跨座式的车轮是敞开的，而悬挂式是包在轨道梁里面的。此外，悬挂式造价只有轻轨的一半。 “空铁”的运力？ 王凯：每平方米6人，根据悬挂车厢的数量来定，可以2列、4列、6列重连。2列重连是满载230人。比日本要大得多。 翟婉明：每节车厢定员是80人，挤一挤可以到100的样子。编组灵活。6列编组的话每小时可达1到2万人次，满足中小型运输方式的标准。 “空铁”的运行速度？ 王凯：最高时速60码，平均35左右，和地铁差不多。 安全性如何？ 内部人士：车厢是套在轨道梁上，没有脱轨的风险。唯一有可能的是中途卡住了、没电了。这些我们都设计了救援疏散方式，毕竟也只有5米高。

　 12月9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在日前曝光的一起诉讼中，Facebook CEO扎克伯格及董事会成员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被股东指控共谋危害Facebook股东利益。 大约1年前，扎克伯格决定出售自己所持的大部分Facebook股份，用于慈善。但是，一般而言，这样做意味着扎克伯格将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因此在出售股份之前，他呼吁股东投票决定，让他可以在捐出股份后继续保持在Facebook的控制权。而股东对扎克伯格投票表示了支持。 但是在整个过程中，扎克伯格和安德森被股东指控有共谋危害Facebook股东利益的行为。这起诉讼于今年4月提交至特拉华州法院，目前刚刚被媒体曝光。 安德森在Facebook一个特别委员会担任股东代表，本应代表股东利益。指控称，安德森在投票过程中曾将相关信息秘密透露给扎克伯格。 根据这起诉讼，安德森被指控向扎克伯格私下透露了股东决定的进展，并帮助扎克伯格与股东谈判。 安德森和扎克伯格被指控曾在这一过程中私下发信息交流。在据称安德森发给扎克伯格的一条信息中，他表示：“这一条论点没打动股东”而另一条信息则显示：“现在我们干得漂亮。”，“任务完成”等信息。 Facebook发言人则表示，Facebook相信，特别委员会参与的整个流程完整并且公平，得出的提议符合Facebook及其股东的最佳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