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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巨额彩票头奖的人并不多见，而在 8 月的 Lotto Max 抽奖中，魁省有 49 人可以自豪地说自己成为了幸运儿，这也是 Loto-Québec 称的“历史首次”。     图片来源：51.CA 资料图片 魁省彩票公司（Loto-Québec）周一宣布，在 8 月 21 日的 Lotto Max 彩票抽奖中，49 人合买中了 5500 万元头奖。 Loto-Québec 表示，这是首次有如此大规模的合买团体中得百万级彩票大奖。每位中奖者可分得 110 万元。 周二，这个合买团成员齐聚蒙特利尔总部领奖。 获奖者之一、来自 Outaouais 的 72 岁男子 Poirier，是通过 Loto-Québec 的 Formule groupe 在线合买平台参与购票的。他与其他多名互不相识的玩家组成合买团，每人购买一份或多份彩票份额，最终共同中得这笔大奖。此次 49 名中奖者中，每人都至少持有一份中奖彩票的份额。 Poirier 表示，虽然和很多陌生人一起合买，但他并不觉得奇怪。 “我真的很开心，也很自豪，这里有 49 位中奖者。”他说。 赢得 110 万元后，Poirier 已辞掉了两份兼职工作。他原本在 2014 年退休后选择在商店做兼职店员，如今计划多打高尔夫球，也会更常去健身。他的妻子已于今年 5 月退休。 他还打算全款买一辆 Jeep，原本打算贷款买车，现在终于可以直接付现。 “我很简单，珍惜生活和健康，我也不会有任何变化，一点都不会。”他说。 43 岁的 Dorval 居民 Naeim Nouzad 则表示，这 110 万元是他提前收到的生日礼物——他将在 9 月 18 日迎来 44 岁生日。 “我当时非常激动，简直不敢相信，”他告诉记者。“我那时正在上网课，整节课都像在飞，心情特别好。” Nouzad 暂无退休打算，但他说希望用这笔钱还清房贷，并看看能否帮帮两位姐妹。他的第一个计划是给侄子买份礼物。 他还说，自己通常每周六早上醒来都会查邮箱，看看是否中了 1 元或 2 元的小奖，但这次没戴眼镜看到“数字太多”，于是打开 App 一查，才发现中了 110 万元。最初以为合买只能分到约 2.2 万元，后来打电话给 Loto-Québec，确认每人都能分到 110 万。 Nouzad 说，能和这么多人一起中奖感觉很棒。 “走进领奖大楼时，我就在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从大家脸上都能看到那种开心，真的很棒。”他说。 本次大奖中，中奖者来自魁省各地：Monteregie 15 人、蒙特利尔 17 人、Laurentides 和 Capitale-Nationale 各 2 人、Lanaudiere 5 人、Outaouais 3 人，以及 Abitibi-Temiscamingue、Laval、Cote-Nord、Estrie、Mauricie 和 Nord-du-Quebec 各 1 人。 魁省彩票公司副总裁兼彩票游戏首席运营官 Isabelle Jean 表示：“想想魁省有 49 个家庭能共同分享这笔奖金，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据 Loto-Québec 称，这是该公司首次在一天内发出多达 49 张超过 100 万元的支票。

周一在纽约市时报广场发生的无预警持刀袭击事件中，遇害女子被确认是 32 岁美国银行副总裁 Erin Piacenti。 画面由 WABC 提供，显示 2026 年 8 月 31 日纽约时报广场警方在现场处理一名持有两把大刀的女子，该女子被警方击毙。WABC 经美联社 纽约警察局（NYPD）向 Global News 表示，案件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 4:30 前，警方接到报警称“在 West 42 Street 和 Seventh Avenue 附近有一名行为混乱人员”，该区域隶属 Midtown South 分局。 警方称：“到场后，警员遇到一名 49 岁女性，该女子手持两把大刀并向警方靠近。警员开枪，将其击中。该女子随后被送往医院 NYC Health + Hospitals/Bellevue，在那里被宣布死亡。” 进一步调查发现，一名 32 岁女性（美国银行副总裁 Erin Piacenti，来自新泽西州 Chester）和一名 68 岁男性均被刺伤。 警方还表示：“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受害者送往医院。32 岁女性后来被宣布死亡。68 岁男性目前情况稳定。” 多名警员也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评估。 案发现场发现了两把刀，NYPD 警方督察部门正在持续调查此案。 美国银行在发给路透社的邮件声明中表示：“我们对同事的不幸离世感到震惊和悲痛。她是备受尊重的团队成员，我们会非常怀念她。我们向她的家人和亲友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据悉，Piacenti 担任美国银行业务选择与冲突副总裁。 警方确认，袭击者为 49 岁的 Pamela Cisneros，来自纽约皇后区。 纽约警察局长 Jessica Tisch 在周一晚间的新闻发布会上将此案称为“无预警的双人持刀袭击”。 Tisch 表示：“初步调查显示，案发起始于 West 41st Street 和 7th Avenue 附近，当时嫌疑人手持两把刀，靠近一名刚出地铁、正与妻子在路口等红灯的男子。” “现场一名目击者告诉调查人员，他看到嫌疑人从一个红色 Target 袋子里拿出两把刀，然后靠近首位受害者。嫌疑人挥舞刀具后，随机刺伤了一名 68 岁男子右腹部，属无预警袭击。” Tisch 称，嫌疑人随后沿 7th Avenue 向 42nd Street 方向行进，并接近了 Piacenti。 嫌疑女子随后刺伤了 Piacenti 腹部，警方认为这同样是一起随机且无预警的袭击。 “两起刺伤事件发生在大约 20 秒内。”Tisch 补充道。 Tisch 表示，警员曾试图劝说 Cisneros 放下刀具，持续了数分钟，随后使用了电击枪。 据 Tisch 介绍，该女子当时对警员说：“我什么都不会放下，我宁愿杀了你们俩。” Tisch 称：“这是一场极度危险的事件，发生在时报广场中心地带，这里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 警方还透露，该女子有“与 NYPD 有案可查的精神健康记录”，包括 2018 年和 2019 年的相关事件，但没有被警方逮捕的记录。Tisch 并未透露更多细节。 纽约市市长 Zohran Mamdani 表示：“我们知道这些家庭因今天发生的事而支离破碎，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小时、天和周里继续关注他们。” 在发布会上，Mamdani 还感谢“冲上前阻止惨剧扩大的 NYPD 警员们”。 “本部门的男警女警每天都在这样保护我们的城市安全。按照惯例，案件会有内部调查，并将公开执法记录仪拍摄画面。”他补充道。

8月25日，一段华人游客彼此在瑞士雪山上争吵的视频，引发了不少关注。 事情发生在瑞士少女峰“欧洲之巅”的冰川平台。那里插着一面瑞士国旗，背后就是连绵雪山，是游客来到少女峰后几乎都会拍照留念的热门打卡位。 去过的人都知道，天气好的时候，等着和国旗合影的游客很多，排上几十分钟并不稀奇。 根据最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的原网友描述，当天他们顶着寒风排了大约半个小时。就在大家依次等待拍照时，两名华人女游客走到了国旗旁，其中一人是一位70岁左右的老人。 现场几名华人年轻人看到后，立即出声制止，认为两人没有排队。 没想到，这场原本几句话就可能结束的小争议，很快变成了一场互不相让的公开争吵。 视频中，有年轻人用中文对两名女士说：“不可以，不要丢脸，大家都这样，难道大家都插队？” 但两人并没有因此退回队伍。 那位老人走到瑞士国旗旁准备拍照，陪同她的女士则留在旁边，继续回应身后的质疑。 当时，国旗旁还有一名其他游客。看到两人突然走上前，她赶紧退到一旁，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排队的年轻人认为，现场这么多人都在等，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遵守先来后到的顺序，认为这样的行为很丢脸。 陪同老人的女士却不认同这种说法。 她表示：“这有什么丢脸？你们不尊重老年人，这才是丢脸。你们对一个70岁的老年人这样……” 女子一边说，一边迅速为站在国旗旁的老人按下快门。 有年轻人表示：“你这是道德绑架。” 女子听后更加生气，反驳道：“我不是道德绑架。尊老爱幼，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光荣传统，哪有年轻人不照顾70多岁老年人的？” 几名华人年轻人继续与她争执，女子质问道：“瑞士是怎么教育你们这些孩子的？” 说到最后，她的情绪越来越激动，连续对几名年轻人表示：“我才为你们感到丢脸，我为你们感到丢人。” 几名年轻人的语气同样没有客气。一名女生笑着喊道：“还在说，你下去吧。” 当这位女士再次说道：“年轻人，我为你们感到丢脸，多么冷血啊！”视频中可以听到，几人大声笑了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争吵过程中，那位70岁左右的老人并没有说话。视频中可以看到，她几次伸手拉住同行女士，像是想让她不要再继续争论，赶紧离开现场。 视频被发到社交媒体后，很快获得大量转发。起初，评论区里的多数声音都在批评两名女士。 有网友认为，照顾老人当然没有问题，但应该先礼貌询问，而不是默认所有排队的人都必须让路。也有人表示，如果老人身体不方便，可以由同行者先去排队，等快轮到时再请老人过来。直接走到队伍前面，遭到质疑后又用“尊老爱幼”回应，很难让其他游客接受。 还有网友注意到，同行老人其实一直想把女士拉走，因此整场争吵未必是老人的本意。 不过，随着视频不断传播，也有人开始质疑现场几名年轻人的态度。 这些网友认为，拒绝别人插队是他们的权利，要求所有游客遵守顺序也没有问题。但从视频来看，几名年轻人在制止之后并没有就此停下，而是持续议论、嘲讽对方。 尤其是在老人已经拍完照片、准备离开的情况下，后方仍然不断传来评价和笑声。 有人因此觉得，这已经不只是一次简单的规则提醒。如果只是想维护排队秩序，一开始把“请到后面排队”说清楚就可以了。即使对方没有听从，也没有必要几个人一起用“倚老卖老”“为老不尊”等话继续刺激对方。 也有网友认为，陪同老人的女士态度确实强势，但几名年轻人脸上和语气里的轻蔑同样十分明显。至于谁对谁错，就留给大家自己判断吧。 只能说，现在出门旅游遇到的华人是真多。哪怕站在瑞士海拔三千多米的雪山上，就算起了冲突，双方也不用切换语言，直接用中文开吵。

据《国家邮报》8 月 31 日报道，多伦多一名 73 岁假释在外的前药剂师 Allen Siu Ming Chow 上周因涉嫌对一名女性实施下药性侵被捕。 Chow 在获假释前，曾因对 18 名年轻卖淫女子下药并拍摄自己实施性侵的过程，于 15 年前被判刑。 皮尔区警方表示，负责特殊受害者案件的调查人员认为，Chow 可能还有更多受害者。 曾是药店老板、注册药剂师 Chow 于 2025 年 3 月才从联邦监狱获假释，距其因 2009 年至 2012 年间对 18 名女性下药性侵，被判 14 年刑期，实际服刑约 9 年 4 个月后获释。 警方在上周六的新闻稿中称：“2025 年 12 月至 2026 年 4 月期间，嫌犯在网上结识一名成年女性受害者，随后多次线下见面。在这些接触中，嫌犯涉嫌令受害者失去意识与反应能力后实施性侵。”警方补充，嫌犯还用手机在受害者毫不知情或未获同意的情况下录下性行为。 这名 Oakville 男子被控以药物使人失去抵抗力、造成身体伤害的性侵以及偷窥罪。 据安省药剂师协会纪律处分决定，Chow 曾是多伦多 Bridletowne Pharmacy 的老板、经理及注册药剂师。2012 年 12 月 4 日，警方正准备以性侵指控逮捕 Chow 时，目睹他醉酒踉跄走出药房并驾车离开。 他被拘捕期间，警方在其住所搜出多张相机记忆卡，内含 95 段共 70 小时视频，内容为他对被下药致昏迷的女性性工作者实施各种性行为。据安省高等法院法官 Gregory Mulligan 判决书描述，这些女性的饮品或食物中被掺入了 Lorazepam（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和镇静剂）。 判决书援引双方同意的事实陈述指出，“Chow 对受害者进行了侮辱和非人化的行为”，包括向她们吐口水及无保护措施性交。 “他将这些女性当作物品，随意操控她们的身体。” 法官还指出，Chow 完成“令人作呕的性行为”后，对受害者的恢复情况或回家安全毫不关心，经常直接离开酒店房间，将受害者独自留在现场，任其自行苏醒并回家。 部分女性受害者甚至每人被多次侵害。 在辩方要求下进行的法医精神评估中，Chow 表示，因这些女性提供有偿服务，他“认为让她们昏迷以满足自己的性欲是正当的”。 受害者得知真相后“呕吐” Chow 于首次被捕后一周获有条件释放，但 2013 年 3 月警方经过“极为细致彻底的调查”，确认并讯问了 18 名受害者——无人知晓自己在昏迷状态下遭遇侮辱并被录像，Chow 随后再次被捕。 判决书提到，一名女性在得知真相后，在讯问室的垃圾桶中呕吐。 许多受害者向法庭提交了受害影响陈述，其中一些人在 2015 年 11 月 Chow（当时 62 岁）宣判时选择当庭宣读。 一名受害者表示：“我因这些经历曾多次入院自杀及创伤后应激障碍。他身为医护专业人士，竟如此有预谋、有意识地多次侵害我。” 另一位称：“每当想到你，我就胸口发紧、恶心呕吐。想到你对我和其他许多女性的所作所为，我就会严重焦虑发作。” 还有一位表示，看着自己在法庭上的视频陈述时感到极度不适。 “回家后我满脑子都是这件事，不停地哭，甚至都不愿抱自己的女儿，因为觉得自己不配。” Chow 在宣判听证会上也向法庭发言，向受害者道歉，称自己的行为“冷酷、恶劣、自私且令人羞辱”。 医生曾建议“药物阉割” 判决书显示，Chow 持学生签证自中国香港移民来加拿大，在约克大学就读，期间结识了结婚逾 30 年的妻子，两人育有一成年女儿。Chow 被首次逮捕时已经营药房 17 年，时年约 59 岁。 精神评估认为，Chow 于三年前确诊前列腺癌后饮酒量大增，包括在工作时也大量饮酒。他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非精神病性）”、酗酒及性变态，具体为“性施虐癖”，精神科医生称这将成为“终身障碍”。 法官 Mulligan 引述精神科医生意见称，“如同类情况者再犯，极可能还是相同类型罪行，且犯罪行为一旦开始，可能逐步升级。” 医生建议的治疗方式为心理辅导及药物治疗（药物阉割），但均需 Chow 自愿配合，法院无法强制执行。医生评估认为，只要 Chow 同意接受治疗，重犯风险较低。 另一份反社会人格量表显示，Chow 有将责任外推、缺乏对受害者同理心等特征，“在面临未来压力或重度抑郁症复发时，可能会再次采用不良应对策略”。 法官表示，各项评估显示 Chow 缺乏“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并引用他信件的一段话作为例证。 “我毫无保留地沉溺于自己的性幻想。希望与年轻陪侍者交往以重拾青春、证明男子气概。” “我不是厌女症患者。我的行为本无意伤人，也并非出于暴力、恶意或犯罪动机。纯为性幻想而已。只是我天真无知，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触犯刑法。” Chow 对所有指控认罪，使众多受害人免于出庭作证。最终 Mulligan 法官裁定，必须判处“较长监禁期”，在扣除近三年羁押期后，判处 14 年监禁。 “只要 Chow 同意接受相关治疗并在出狱后保持戒酒，重犯风险较低，”Mulligan 写道，“社会有必要让 Chow 尽快接受治疗，以便监测和评估治疗效果。” 目前尚不清楚 Chow 在狱中是否接受了任何治疗。《国家邮报》已联系加拿大假释委员会，申请获取其释放决定文件。Chow 获释时是否曾对公众发布警告，目前也不明。 与此同时，皮尔区警方呼吁曾与该嫌犯有类似接触的人员，或知情者致电特殊受害者组 905-453-2121 转 3460 提供线索。

不看照片，不知道对方年龄，不能左滑右滑挑选同桌，甚至连去哪家餐厅，都要到吃饭前几个小时才告诉你。然后到了约定时间，你一个人推开餐厅的门，坐到5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中间：“Hi，我叫James。”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大家一起吃饭、聊天。吃完以后，如果觉得还不过瘾，还可以去另一家酒吧，和今晚参加活动的更多陌生人继续喝一杯。这不是相亲，也不是商务饭局。最近几年，一种有点特别的社交方式正在北美和欧洲年轻人中流行起来：和陌生人吃饭。而它瞄准的，其实是成年人生活中一个非常普遍、却很少有人认真讨论的问题——年纪越大，为什么交一个新朋友越来越难？ 毕业以后，朋友圈就像突然停止生长了 仔细想想，很多人的朋友圈真正快速扩张，基本都发生在学生时代。 小学、中学、大学，每隔几年换一次环境。 新的班级、新的同学、新的室友、新的社团。 那时候根本不需要刻意“交朋友”，每天都会被生活强行塞进一群陌生人中间。 但毕业以后，一切突然变了。 工作之后，每天见到的是固定的同事； 结婚以后，生活围绕伴侣和家庭展开； 搬到一个新城市，可能几年过去，真正熟悉的人还是那么几个。 原来的朋友还在，却很难再认识新的朋友。 更尴尬的是，成年人想交朋友，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去酒吧？ 一个人坐在那里又不知道跟谁说话。 参加兴趣小组？ 首先得有那个兴趣。 用交友软件？ 打开以后，大多数又变成了约会和找对象。 于是，一种新的生意出现了： 既然成年人不知道怎么认识陌生人，那就直接安排几个陌生人坐下来吃顿饭。 不给你挑人，直接把6个陌生人塞到一桌 Timeleft就是其中一个专门做这件事的平台。 它和Tinder之类的约会软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 你不能挑人。 没有一排照片让你左滑右滑，也不能先看看谁长得顺眼。 报名时，你只需要选择所在城市、语言、日期和区域，再回答一些性格问题。 剩下的事情全部交给平台。 系统会替你安排同桌的人、餐厅以及订位。 通常一桌6个人。 而且为了保留一点神秘感，参加者的部分资料和餐厅地址，要到活动临近时才会公布。 餐费则自己另外支付。 按照Timeleft公开的数据，目前这种“陌生人饭局”已经扩展到全球200多个城市，累计参加人次超过300万。 听起来有点像开盲盒。 区别只是： 这次盲盒里装的是人。 一个在美国生活近10年的华人，也决定试试看 James在美国生活已经接近10年。 他住在加州，已经结婚，也有自己的固定朋友圈。 所以严格来说，他并不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 但最近几年，他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一件事： 自己的生活圈好像不再扩大了。 每天见到的，永远是那些熟悉的人。 工作、家庭、几个老朋友，生活当然很稳定，却也越来越固定。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真正认识一个新的朋友了。 为了逼自己走出舒适圈，他决定一个人去墨西哥旅行。 到了墨西哥城以后，一个问题马上出现： 一个人旅行，怎么认识人？ James先后尝试了Nomad Table、Travel BFF等寻找旅伴的软件，但并没有马上得到回应。 后来，他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Timeleft。 需要付费。 他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决定： 算了，去吃一顿看看。 吃饭前三小时，才知道今晚去哪 James选择了自己住宿地点附近的区域，同时选择英语组。 一直到活动开始前三个小时左右，他才收到餐厅地址。 原本系统安排了更多人，但其中两个人临时没有出现。 最终坐到桌边的，是James、两名女性和另外一名男性。 4个完全不认识的人。 来自不同地方，背景不同，甚至英语流利程度也不完全一样。 但真正坐下来以后，James发现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尴尬。 大家很快聊了起来。 旅行、工作、生活，各种话题一路往下接。 几个人居然一直聊个不停。 晚餐结束以后，Timeleft又公布了第二个地点： 一家酒吧。 当天晚上，分散在附近不同餐厅参加“陌生人晚餐”的人，可以全部到那里继续喝酒聊天。 更让James意外的是，这顿饭并没有结束在那天晚上。 他认识的一名新朋友，在接下来几天真的和他一起出去玩了。 也就是说，一顿随机安排的陌生人饭局，真的给他带来了一个新的朋友。 回到洛杉矶，他决定再试一次 回美国以后，James又报名了一场。 这次地点就在他居住的西好莱坞。 但第二顿饭的感觉，和墨西哥完全不同。 同桌的人包括律师、从事国际事务的人，以及参与公益项目的科技公司员工，还有年龄稍长的参加者。 大家聊政治、文化变化、电影、世界旅行。 气氛很好。 几乎没有冷场。 James也觉得： “大家都很酷。” 但问题恰恰也出现在这里。 大家都很酷，不代表大家一定会成为朋友。 有人去过很多国家，谈起各种地方的经历，他没有去过。 有人讨论国际政治和公共议题，也并不是他平时特别关注的东西。 James发现，自己虽然坐在这张桌子旁，也能够参与聊天，但有些时候并不知道该怎么真正进入对方的世界。 于是晚餐结束以后，他没有参加第二场酒吧续摊。 但他并不认为这顿饭失败了。 相反，他还是觉得： 挺值得。 交朋友，本来就不是“匹配成功” 这可能也是这种陌生人饭局最有意思的地方。 互联网已经把“认识人”变成了一件越来越精准的事情。 约会软件先看照片。 LinkedIn先看职业。 社交媒体先看兴趣。 算法不断告诉我们： 这个人和你的匹配度是87%。 那个人可能只有42%。 可现实中的朋友，很多时候根本不是这么认识的。 学生时代最好的朋友，很可能只是因为老师随机把你们安排成同桌。 大学最好的朋友，也可能只是宿舍分配时碰巧睡在你上铺。 你们认识之前，根本没有任何算法计算过彼此是否合适。 只是生活把两个人放到了一起。 然后聊着聊着，就熟了。 Timeleft这样的产品，某种程度上只是在重新制造这种已经从成年人生活里消失的“偶然”。 它不保证你交到朋友。 甚至大多数时候，一顿饭结束以后，大家可能再也不会见面。 但它至少替成年人完成了最困难的第一步： 把门打开。 成年人的孤独，不一定是“没有朋友” 盖洛普2026年全球职场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有22%的受雇者表示，在接受调查前一天曾长时间感到孤独。 35岁以下工作者为23%，35岁及以上者也达到21%。 但这里有一个很容易被误解的地方。 孤独，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人身边没有任何朋友。 James就不是没有朋友。 他有家庭，有工作，也有固定朋友圈。 真正的问题可能是： 成年人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固定了。 每天见同样的人。 去同样的地方。 聊类似的话题。 生活越来越稳定，却也越来越封闭。 而建立一段新的关系，需要主动走出去，重新经历一次成年人最不擅长的事情： 和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从第一句话开始。 有时候，我们缺的不是朋友，而是认识朋友的机会 James说，不同的人参加这种活动，目的其实完全不同。 有人希望认识能够讨论理想和事业的人。 有人想扩大职业圈。 也有人什么都不图。 只是想找几个可以聊聊生活、偶尔一起吃饭、彼此支持的普通朋友。 所以，这类软件真正卖的可能并不是“友谊”。 因为没有任何软件能够保证，花一笔钱、吃一顿饭，就能换来一个真正的朋友。 它卖的其实只是一个机会： 在已经越来越固定的成年人生活里，再人为制造一次“新同桌”。 你不知道今晚会遇到谁。 不知道有没有共同语言。 甚至不知道这顿饭会不会尴尬。 但至少，你推开了那扇门。 而对于很多已经很久没有认识新朋友的成年人来说，真正困难的，可能恰恰就是这一步。

一对华裔男女室友关系恶化，最终更因洗衣问题反目。女方外游期间不准男方进入其浴室使用洗衣机，男方其后指女方只是“客人”而非租客，更将其全部物品搬到迷你仓。审裁处裁定双方均有违约，但男方违约较严重，须向女方支付约2.115元。 卑诗民事审裁处(BC Civil Resolution Tribunal)周一(31日)公布的判词显示，李先生(Chang Li)原本与伴侣向业主租住一单位，月租1.500元，并与两名子女同住。伴侣搬走后，他寻找室友分担租金。 2022年11月，王女士(Zhaolei Wang)成为他室友，以每月680元租用三个睡房其中一间，另付三分一电费及300元按金。双方以中文短讯记录部分租住条款，包括终止租住须提前一个月通知。 屋内唯一一部洗衣机设于王女士专用的浴室，而要进入浴室，必须先穿过她的睡房。双方没有书面订明洗衣机的使用安排，但李过往会先征求王的同意才使用洗衣机，而王亦没有反对。 两人的关系在2024年秋季转差，及至2025年2月，王准备外游两周，告知李在她离家期间不得进入其睡房及浴室使用洗衣机。李认为不合理，表示若她坚持便要她搬走;王则表示可在一个月后迁出，但仍拒绝让他使用洗衣机。 王出发后，李向她发短讯，称她是“不受欢迎的客人”，又指她并非租客，自己可随时要求她离开。至3月5日，他聘请搬运公司将王的全部物品搬到迷你仓，并禁止她返回住所。 审裁处指出，由于双方共用厨房，《住宅租务法》并不适用于这类室友纠纷。不过，王每月支付租金换取住宿，因此在双方的合约关系下仍属租客，而非李所称的“客人”。 然而，审裁处亦裁定王有违约。虽然双方没有明文订立洗衣机使用条款，但双方的室友协议存在让李合理使用洗衣机的隐含条款。王在外游期间以保安及私隐为由，拒绝让他使用洗衣机至少18日，时间太长。判词亦指出，李除了自己，还要替两名子女洗衣服。 审裁处认为，王女士的违约程度较轻，李可按照协议提前一个月通知叫她搬走，但他没有给足一个月通知，便擅自搬走王的物品及禁止她返回住所，构成更严重的“根本违约”。 审裁处最终裁定，扣除王须支付的107.75元电费后，李先生须向她支付1.940.70元赔偿，另加175元审裁费，合共2.115.70元。

▲31岁中国籍男子长相公开。 中国籍女留学生为了领取毕业证书入境南韩，却在当地失踪，最终被确认杀害，凶手则是在庆尚北道任教的31岁中国籍男讲师郑昌盛。警方8月25日在郑男住处发现被害人遗体，并将其逮捕。庆北警察厅9月1日正式公开凶嫌的姓名、长相以及年龄等个人资料。 根据《韩联社》报导，郑昌盛涉嫌8月20日凌晨杀害并分尸自己的25岁中国籍女学生文文，事后更乔装成女性混淆警方视线。庆尚北道警察厅9月1日正式公开其姓名、照片及年龄等个人资讯，并预计最晚4日将全案移送检察机关。 ▲中国籍25岁女留学生就读大邱天主教大学研究所，曾拜访平山书院与南韩前总统文在寅合照。 返韩领证却一去不返 文文就读于大邱天主教（加图立）大学研究所，校区位在庆尚北道庆山市。她原本在中国与家人共度暑假，且已在当地找好工作，却因需亲自领取毕业证书，8月14日再度入境南韩，然而同月20日却突然与家人失去联系。 根据监视器画面，文文最后一次出现在镜头中是8月20日凌晨2时，她与郑昌盛一同走进男方位于庆山市下阳邑的住处，画面中未见任何强行拖拽的迹象。 分尸后弃置多地甚至恐遭焚毁 郑昌盛被逮后，坦承在20日凌晨杀害文文，并将遗体分尸，他将尸块分别弃置于庆尚北道庆山市、庆州市山区，以及京畿道军浦等多处地点。由于郑昌盛供称其中一处弃尸地点为垃圾焚烧场，警方不排除部分遗骸已遭焚毁的可能性，目前已根据其指认前往各地展开搜索。 警方同时调阅住处周边监视器，研判郑昌盛疑似驾驶自用车辆移动遗体。 扮女装报假案手段狡猾 案发后，郑昌盛的应对手段相当缜密。他在犯案后换上女性服装，疑似刻意伪装成文文的样貌，搭乘计程车前往东大邱站附近后，随即关闭文文的手机。隔日，他更主动拨打112报警，谎称文文失踪，企图藉此误导警方搜查方向。警方因此研判，此案具有相当程度的预谋成分。 五项罪名遭移送　资讯公开至月底 庆尚北道警察厅对郑昌盛祭出杀人、毁损尸体、遗弃尸体、隐匿尸体以及以诈欺手段妨害公务执行等共5项罪名。在个人资讯公开审议委员会审查后，委员会认定「犯罪手段极为残忍、被害情况严重，且证据充分」，综合公共利益考量后决议公开其身份。相关个人资讯将在庆尚北道警察厅官方网站公告至10月31日止。

一杯普通的办公室咖啡，却成了多名员工的噩梦：蒙特利尔一名计算机分析师在工作场所多次向同事的咖啡中投放MDMA……此人已被警方逮捕，并面临多项指控。 案件离奇、细节惊人，再次敲响职场安全警钟。 “第二口，咖啡开始变味了” 2025年7月，一名员工像往常一样在公司咖啡机取了一杯咖啡。第一口正常，第二口却“苦涩且带化学味”。 几分钟后，他开始出现 虚弱、头晕、脱水、恶心、心悸 等症状。他立即前往医院检查，医院在采样后报警。 随后，又有三名员工向警方报案，症状与第一位受害者几乎一致。警方立即启动调查，并在咖啡机牛奶容器中检测出MDMA。 MDMA俗称“摇头丸”，化学名称是3,4‑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3,4‑methylenedioxymethamphetamine），属于苯丙胺类，与安非他命（冰毒）同属兴奋剂家族，但同时具有致幻剂特性——换句话说，它既能让人兴奋，也能改变感知、情绪与社交行为。 行为诡异 警方调取公司监控，很快便以“行为极不寻常”为由锁定了该公司47岁的Thanh‑Tung Van： 上班期间，他多次往返自己的车辆，在副驾驶座位处拿东西，并将该不明物品放入口袋。然后，他在同事周围来回走动…… 查获毒品 于是，警方持搜查令进入Van的住所与车辆，查获：15,000片甲基苯丙胺药丸（冰毒）及250克 MDMA（摇头丸）。 因”数量巨大，远超个人使用范畴“，警方认为他涉嫌“严重毒品贩运”。 相关进展 Van于2025年1月加入EffectiV HVAC（空气扩散设备公司），在犯罪行为发生后的几天，即7月17日主动离职，随后被捕并一直被拘留至今。 Van已承认多项罪名，包括： · 施用有害物质 · 贩卖毒品 · 持有毒品用于贩卖 预计将在2026年10月底于圣杰罗姆法院接受量刑辩论。 另一宗案件仍在审理中 令人关注的是，Van在蒙特利尔还涉及另一宗案件，罪名包括： · 持有毒品用于贩运 · 种植与收获大麻植物 其涉嫌同伙Kim Nguyen已经认罪，并被判“缓刑2年减一天”。 职场安全 本案揭示出职场的隐形风险：你永远不知道公共咖啡机里面装的是什么……即便是在大白天，身边还有多名同事。 更令人后背发凉的是，Van行为持续了数周之久。 本案提醒大家：职场安全不仅是防火、防盗、防骚扰，可能还要防投毒。

在计算机软件公司Adobe工作了25年的James Strawn本以为自己会体面退休，作为一名在Illustrator和Premiere团队工作了20多年的高级软件质量工程师，他见证了这家巨头的辉煌，却没能逃过2025年的一场裁员。2025年6月，一份突然的会议邀请打破了平静。Strawn回忆道，当对方开始宣读裁员补偿方案时，他感到自己的“脸部肌肉都在融化”，感到非常难以置信。在领完裁员补偿和失业金后的整整一年里，这位曾经的技术骨干经历了他职业生涯中最黑暗、最令其感到羞辱的一段时光。 AI与年龄歧视Strawn的求职过程是当下大厂被裁老员工的缩影。他雇佣了求职教练，参加了研讨会，根据每个职位量身定制简历。 他将薪资预期从之前的15万美元降到了10万美元，但大多数时候得到的只有沉默。 他总结了阻碍自己回归职场的三股力量： 激烈的市场竞争、AI筛选机制以及潜在的年龄歧视。Strawn认为，AI系统在人类HR看到简历之前就将其过滤掉了，而即便获得了面试机会，招聘方也经常莫名其妙地“放鸽子”。 “我感到自己是个失败者，”Strawn感叹，“在LinkedIn上，好像每个被裁的人都能在几个月内找到梦幻般的工作，我只能不断反问：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职业转弯：从代码到校车当失业救济金耗尽，Strawn决定彻底告别那套不断“吞噬灵魂”的求职流程。 他去Costco申请职位未果，最终通过朋友介绍，成为了一名校车司机。 这是一次跨度极大的职业转型：从坐在舒适的远程办公室敲代码，到握住40英尺长校车的方向盘。 校车司机的起薪远低于科技大厂，且工作环境艰苦。 Strawn表示，这份工作“闷热、吵闹、令人筋疲力尽”。 在Adobe工作时，最大的错误可能只是一个程序Bug；而作为校车司机，他守护的是几十个孩子的生命安全，容错率为零。尽管如此，Strawn却在社区中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比起科技公司冷冰冰的绩效考核，校车司机的面试更关注“你是否真心关爱孩子”。 现在，他每天清晨驾驶校车穿梭在科罗拉多州的山间，看着日出和野生动物，感受着同事们的真诚与善良。 Strawn在LinkedIn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迅速引发了职场人的强烈共鸣。他写道： “感谢那些拒绝我、解雇我的前雇主，你们向我展示了通往更美好未来的大门。正是因为像你们这样的人，让我庆幸自己现在开的是40英尺的校车，而不是对着电脑。” 他同时对那些冷漠的招聘人员和算法喊话，希望这个行业能重新学会如何尊重人。 评论区中，不少职场人感叹，科技行业正在失去优秀的人才，而这种由AI和偏见驱动的筛选机制，终将付出代价。 目前，Strawn并不打算回到科技圈。除非有极其合适的职缺，否则他计划一直开校车直到退休。他说，这种脚踏实地的生活虽然辛苦，但至少不再需要活在被算法支配的焦虑中。

她们是：律师 Magdalena Gebhard，记者 Anne Fromm、Sophie Fichtner，中国留学生 Katherine，医疗工作者 云青 从2024年9月德国警方提醒民众谨防一名很可能是中国籍的连环强奸犯，到今年5月“德国老司机驾校”系列性侵案在中文舆论圈获得巨大关注，其间跨越了两年半。 截至今年7月，系列案件中有5人被起诉，4人结束一审，分别获刑5年、5年9个月、11年3个月、14年。值得注意的是，多宗案件中，厌女作为犯罪动机得到了司法认定。其中一位法官还提到，这是性犯罪的新形态，“性犯罪历来存在，但实施犯罪且将犯罪过程上传至互联网，加以炫耀并获得追捧，则是一种新现象。” 今年5月案件引起舆论关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案情只在法庭内被反复论证，外界对案件背后的犯罪网络几乎一无所知。这起案件从默默无闻到引爆一场舆论风暴，背后是一场跨越中德的女性接力。如果缺失其中一环，这些案件或许都不会以如今的方式进入公众的视野。 由于部分案件仍处于德国法院的上诉程序中，按照德国司法报道规范，本文对被告姓名统一采取隐去部分信息的处理方式，不使用其全名。 内容提示：本文涉及性犯罪的相关内容，可能引起读者不适，敬请斟酌阅读。 浮出水面 “德国老司机驾校”系列性侵案第一次进入在德华人的视线，是在2024年9月。德国黑森州警察局罕见地用中、英、德三语发布警情通告，呼吁民众谨防一名很可能是中国籍的连环强奸犯。此前，德国多地有数名华人女性接连报警诉称遭遇性侵，她们所描述的加害人作案手法相同，都是通过小红书或微信联系租房事宜，借此进入受害人家中实施性侵。警方因此认定这是一系列连环案件，并成立专案组调查。 两个月后，德国警方逮捕了这名频繁作案的加害者：43岁的IT工程师Dapeng Z.。警方搜查其电子设备后发现，Dapeng Z.参与了多个与迷奸相关的电报（Telegram）群组。他在一个名为“德国老司机驾校”的八人群中尤其活跃，群中有四人居住在德国，一人在荷兰，还有两名成员至今身份不明。 2024年12月，警方逮捕了该电报群组的三名成员Zhongyi J.、Tong Z.、Zhiting S.，三人皆为在德中国留学生。在他们的电子设备中，警察又搜出了更多的犯罪证据。一个具有高度犯罪性、组织性和专业性的跨国迷奸大案，正逐渐浮上水面。 然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公众对这一犯罪网络几乎一无所知。而受害者大多因受到迷药影响，对受侵害的情况懵然不觉，直到收到警方的联系，才在视频截图中认出自己、得知案情。 2025年4月，系列性侵案中Tong Z.案的一名受害者得知自己遭遇药品辅助性侵之后，联系了身在德国柏林的律师Magdalena Gebhard。她是推动案件进入中德公众视野的第一个关键人物。 律师：我以为会有媒体在场 结果根本没人来 据Magdalena回忆，在一家帮助暴力受害者的非营利组织的引荐下，这名受害女性与一名社工一起拜访她的办公室。受害人几天前刚从警方问询中得知她曾遭遇性侵，仍处在巨大的震惊中，谈话间忍不住哭泣，无法深入连贯地谈论案情。 “我立刻就意识到，我没办法跟她多谈这件事。”在Magdalena的经验中，性侵受害者在应激状况下无法讲述案情细节的情况十分常见。她告诉受害人，她会先向法庭申请案件卷宗，之后她们再详谈。 今年32岁的Magdalena一头金发，不笑时透着不怒而威的气场。她作为律师执业才满三年，已经处理过大量针对女性的性犯罪案件。她告诉我，全柏林常住人口近400万，但像她这样专门代理性犯罪受害者的律师只有不到十人。 尽管与受害者的首次交谈简短，但Magdalena还是听到了几个关键词：案情涉及强奸、事发时受害人神志不清、有视频证据。这说明此案并非一宗单纯的强奸案，其中涉及迷药使用。在Magdalena经手过的案件中，迷奸案并不多见，她此前只接触过一宗类似案件。不过就在几个月前，她曾看过德国公共广播联盟两名女性调查记者制作的纪录片，得知电报群上存在大规模的跨国性侵社群。 Magdalena没有任何犹豫就接下了这宗案子。只要不是忙得挤不出一丁点时间，她对性侵受害人的代理请求几乎来者不拒。“因为我想代理这些案件。我想要帮助她们。” 在“德国老司机驾校”系列性侵案中，Magdalena Gebhard担任其中一位受害人的代表律师 随着审判展开，26岁的被告Tong Z.承认了检方主张的全部罪行，包括13项偷拍罪和3项强奸和性侵犯罪。因此，法庭并不强制要求受害者出庭作证。Magdalena所代理的当事人作为共同原告，可以选择主动要求出庭或回避庭审。 Magdalena向她说明了利害关系：如果她愿意出庭作证，能让法庭对受害人因性侵而遭受的创伤产生更直观的感受，但这是否会增加其刑期，仍不得而知。无论她出庭与否，警方对她进行的问询笔录都会呈交法庭，作为量刑裁决的证据之一。 这名受害者最终决定不出庭作证，Magdalena对此表示完全理解与接受。“对于已经经历过太多不好之事的人来说，就连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可能也是她们不想要的东西。走这个流程、面对媒体、出庭陈述，这都是许多额外的负担。” 尽管没有受害者出庭作证，Magdalena本以为极度恶性的案情会得到大量媒体的关注。但第一次出庭时，她面对的是几乎空荡荡的法庭。 “我以为会有媒体在场。我以为会是那种’天哪，这案子也太离谱了’的反应。结果根本没人来。” Magdalena还记得第一次读到案情卷宗时的震惊。从中文翻译成德语的电报群组聊天记录里充斥着一套外人看来摸不着头脑的暗语，加害人以“车”、“死猪”等非人化词语谈论女性。直到那时，她才意识到这宗案件最不寻常之处。她当时在心中暗自惊呼：“天哪，太疯狂了，我竟然接到了这种案子。” 然而，她最初的震惊与冷清的法庭现场形成了鲜明对比。法庭旁听席上只有寥寥几人，而媒体席上空无一人。 为了让案子获得她认为应有的公众关注度，Magdalena在Tong Z.案判决前主动联系了德国发行量和影响力最大的新闻周刊《明镜》的记者，对方表示没有兴趣。“我当时想，好吧，”她说。 虽然失望，但她没有放弃，随即拨通了另外几位记者的电话，其中包括了德国左翼媒体《taz》的记者。 记者：我们一开始并不知道 这背后是如此庞大的网络 《taz》是一份从1960年代德国左翼学生运动中生长出来的报章，从创刊起就带着左翼、女权和反建制的色彩。这家媒体背后没有富商或财团支持，由读者和雇员集体持股。它并非一份国家级的“大报”，但在性别平等、气候环境、移民与难民权利、反种族主义、酷儿等议题上，《taz》往往冲在最前线。 去年8月，《taz》的一名记者在收到Magdalena的联系后，发布了关于Tong Z.案判决结果的简短报道。文章提到案件背后存在一个电报群组，但由于其他关联案件仍未开审，记者掌握的信息依然十分有限。这篇报道的重点放在法庭罕见地认定“厌女”为作案动机之一，并据此加重刑罚。德国自2023年7月起，把“针对特定性别”的动机认定为量刑的加重情节，与种族主义或反犹主义相类似，但在司法实践中少有明确认定蔑视女性的动机。 这篇报道揭开了背后犯罪网络的一角，但它如同一颗小石子投进了水塘，水面很快归于平静，在中德两国都没有激起更广泛的涟漪。 随后的几个月中，Dapeng Z.案进入审理阶段。作为系列案件中的主犯，Dapeng Z.被控的罪名最为严重，但他的案件在一审阶段得到的媒体关注极少。后来我与一些德国记者交流，我们猜测，如果这些案件的加害人与受害人是德国籍而非中国籍，也许会更早在本地获得更广泛的公共关注。 今年2月，法庭认定Dapeng Z.犯下特别严重强奸、谋杀未遂、非法持有及传播暴力色情物品以及违反毒品相关法规等共22项罪名，判处14年监禁和预防性羁押。他已向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从Dapeng Z.被捕到一审判决的15个月里，这一性侵团伙所犯下的罪行，始终只在法庭上被反复论证，并没有进入公众视野。但这种局面很快被打破。就在Dapeng Z.判决出炉的同一个月，《taz》深度调查组的两名记者注意到了这一系列案件，她们成为将接力棒传递下去的又一组关键人物。 记者Anne Fromm是《taz》深度调查组的主任，她高挑瘦削，干练自信，有十多年的新闻采编经验。Anne长期关注性暴力议题，不过她没留意到同事此前关于Tong Z.案的报道，直到今年2月，她开始调研迷奸这一犯罪问题。 迷奸犯罪隐蔽性高，受害人往往因药品影响而对侵害过程毫无记忆，甚至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曾遭遇侵害。即便受害人醒来后感觉身体异常、马上报警，相关药物成分也往往因代谢过快而难以及时检出。近年来，这类犯罪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之势，但受制于举证之难，真正能走进法庭审理的，只是冰山一角。 记者 Anne Fromm（受访者提供） Anne决定先从公开的法庭文件寻找报道的突破口，她发现德国多地法庭正在审理或最近审结了多宗迷奸案，英国也出现了案情相似的邹振豪案。她立即留意到，这些案件的加害人和大部分受害人都是中国人。“这些案件会不会有关联？”她不禁问。 “我们一开始并不知道，这背后是一个如此庞大的网络，”Anne的同事Sophie Fichtner告诉我。今年30岁的Sophie有一头浓密的长黑发，个性直爽，说话干脆利落，似乎有源源不断的活力。在今年2月到4月，她多次前往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旁听了系列案件被告Zhongyi J.的庭审。Zhongyi J.被控多次迷奸他的邻居，亦是他当时交往的女友。 法庭依然空空荡荡。除了Sophie之外，现场还有一位《南德意志报》的法庭线记者，没有其他旁听者。在一次庭审期间，一个高中参访团坐进了旁听席，法官连忙说，“不，不，这不是你们该听的庭审，”让带队老师把学生们领出去了。 庭审过程中揭露的案情，确实不宜未成年人旁听。在Sophie旁听的第一场庭审中，一名专业麻醉医师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专家解释，当昏迷的人舌头滑入咽喉，呼吸道部分阻塞，呼吸声就会变得沉重。在涉案视频里能听到这种喘鸣声，这显示受害人当时供氧不足，无法正常呼吸。如果她因服用过量药物而呕吐，也可能将异物吸入肺部导致窒息。 根据专家认定，Zhongyi J.多次使用的迷药剂量高到足以做无痛手术的剂量，并可能导致受害人死亡。在起诉书中反复出现一句话：仅因偶然因素，受害人才幸免于死。 刚开始参加庭审时，Sophie心中久久无法平静。这是她第一次旁听性侵案的庭审，案情细节轰炸着她的感官。尽管其中不少内容她此前已在起诉书中读到过，但身处法庭现场，那种冲击更加真切与具体。 记者 Sophie Fichtner（受访者提供） “当我在法庭上亲耳听到那些内容，亲眼看到做出那些事的那个人时，那几天我整个人状态都很不好，”Sophie说。在那段时间里，她好几次从睡梦中惊醒，常有放声尖叫的冲动，精神紧绷，胸口郁闷难舒。 也许是触发了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她经历的震惊又很快变成了麻木。“说出来可能有点奇怪，但我后来就没有那么震惊了。我心里会想：嗯，他当然也做过这种事。过了几天之后，我甚至觉得，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Sophie的这番感受，我听来倍感熟悉。调研这些案件的初期，我感觉身心都像一根绷紧的弦：肩颈肌肉僵硬酸痛，时常心慌、易怒，哪怕一丁点儿压力，都足以让我瞬间爆发。每当他人转身给我倒饮料时，我脑海中就会闪过一个念头：我该留意倒水的全过程吗？随着时间流逝，我慢慢尝试着脱敏，在日常生活和判决书中恶劣的案情之间筑一道隔离墙，可不时，那根神经仍会在我毫无防备时被触碰。 “Zhongyi J.戴着一副大眼镜。几乎有点偏女性化的眼镜，其实跟你的还挺像的，”Sophie的话又让我心头一颤。 在Sophie记忆中，27岁的Zhongyi J.胖乎乎的，有一张圆脸，看起来很年轻。跟Tong Z.一样，在法庭播放涉案视频时，Zhongyi J.别过脸去，并且一度用手盖住自己的眼睛。法官特地提醒他，他曾经花很长时间反复观看这些视频并借以自慰，如今却在法庭上蒙住双眼。 在德国，经法庭核准的媒体记者可在正式开庭前优先入场，拍摄现场约两分钟，期间被告被允许遮蔽脸部。Sophie记得她看到Zhongyi J.遮住脸部时的反应：“我们当时觉得，搞什么啊？你在网上发布的是女性最私密之事，她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你却把这些内容分享给其他男人。结果轮到你自己，你却把脸遮起来。” 正是因为这一点让记者们感到愤慨，她们在之后的报道中特意选用了三张照片，里面是三名被告在法庭上分别用T恤、文件夹等物品遮住了自己的脸。 在开庭前的拍摄期间，Zhiting S.以黑色文件夹完全挡住正面和侧面脸部轮廓 今年4月，亲身旁听了多场庭审后，记者Sophie与Anne在《taz》上发表了关于系列案件的首篇深度报道。 在这篇文章当中，我读到了一个此前从未在媒体上公开过的细节：在一次犯罪中，Zhongyi J.在他的公寓迷晕受害者之后，曾经两度离开。他先到受害者家中取她的高跟鞋，并拍下鞋架的照片。返回自家公寓、使用高跟鞋实施性侵后，他再度离开，带着鞋子返回受害者家中。警方推测，他对照之前拍下的照片，把高跟鞋放回原来的位置，确保受害者醒来后不会察觉异常。 这个看似微小的细节，在法律上却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法庭认定，Zhongyi J.曾两度离开陷入昏迷的受害者身边。如果她在此期间停止呼吸，他既不会察觉，也无从施救。据此，法庭判定其罪名包括谋杀未遂，最终Zhongyi J.被判犯下2项谋杀未遂罪、7项特别严重强奸罪以及通过影像侵犯最私密生活领域及人格权罪等罪名，处以11年3个月监禁。 如果不是两位记者亲身旁听了旷日持久的庭审，案件中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恐怕不会这么快公之于众。她们的报道首次将Dapeng Z.、Zhongyi J.、Tong Z.与Zhiting S.四宗案件明确串联起来，揭示这些加害者如何在电报群组里互相吹捧、交易迷药、直播性侵、分享"心得"，将系列案件背后的罪恶之网彻底暴露。此后，《明镜》《南德意志报》等德国主流媒体也纷纷跟进。 今年春天，Anne和Sophie主笔的多篇报道被网友翻译转发到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关键细节也被多家中文媒体引述，如野火般迅速点燃了中文舆论圈。 几周前，一家国际媒体的纪录片团队到柏林采访了Anne和Sophie，制作人问她们，对自己“发起了一场草根运动”有什么感想。两人都被问得猝不及防，甚至有点不好意思。“我当时的反应是，天哪，我也说不好。不过我很高兴这能鼓舞到其他女性，也很高兴她们正在发出自己的声音，”Sophie说。 旁听者：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今年4月，中文世界对这一系列案件讨论骤然井喷。根据“微信指数”的统计，“德国华人”一词在4月中下旬热度上升，于5月下旬达到峰值。Zhongyi J.案宣判、Zhiting S.案开审、《taz》的报道发表、中文社交媒体的讨论以及中文媒体的跟进，诸多进展几乎同一时间接踵而来，终于将这些原本沉寂于德国司法程序中的案件推入华人公众的视野。 正是在4月中旬，26岁的中国留学生Katherine在微博上刷到了相关帖子，其中提到32岁的医学博士生Zhiting S.涉嫌使用迷药实行性侵，并在电报群内提供医学建议。 Katherine想起她此前接受全麻手术的经历，在术前12小时必须严格禁食禁水，医务人员甚至把她手边所有能接水的容器都锁起来，以确保在麻醉期间不会发生意外。Katherine认为，医学博士生Zhiting S.肯定熟知这些安全规定，却选择罔顾受害者的安危。“他是医生，他更加了解这一切的药理，他在用他这种专业知识去辅助犯罪。” 她在微博里读到，这名被告正在柏林接受审判。“我说，啊，那我不就在柏林吗？” 5月4日，Zhiting S.案首场庭审展开。与以往法庭旁听席门可罗雀不同，这回，十多名华人公众前来旁听，其中大部分是女性，Katherine也身在其中。 因为担心一些性侵共犯也会出现在庭审现场，她严阵以待，戴上了墨镜、口罩，还围上了头巾，这种恐惧在旁听者中并不少见。案件中的加害人多以华人女性为目标，人们还听说，电报上仍存在许多讨论迷奸的大型群组，成员动辄数千人。一夜间，德国华人女性间人人自危。 法官马上注意到了这批新来的华人旁听者。庭审一开始，他就问旁听者：“你们是哪个组织或团体的吗？”Katherine和几名旁听者异口同声地回答：“不是，每个人都是自发来的。” 与此同时，随着中文自媒体和机构媒体纷纷加入传播案件，触目惊心的案情在中国引起公众哗然，愤怒、恐惧、猎奇的情绪相互裹挟，掀起了一阵跨越国界的舆论风暴。 今年5月，27岁的医疗工作者云青在小红书上刷到了案件信息。她突然意识到，如此恶性的犯罪其实离自己并没有那么远。“就好像一只潜伏在黑暗中的怪兽，你不知道那些坏人会出现在什么地方，有可能你还跟他认识，”云青说。 华人人口在德国总人口中仅占约0.2%，这个比例远低于英美澳等国。华人群体规模不大、关系紧密，在异国他乡，一旦遇到同讲中文的同胞，便会天然生出几分信任。而这种彼此依存的安全感与信任感，却因这宗恶性案件，一下子被击得粉碎。 云青在德国求学、工作已近十年，她在5月20日第一次走进了柏林的法庭，旁听Zhiting S.案的庭审。除了进场必须的身份证明文件之外，她还专门带上了空白的A4纸和笔。云青爱好写作，在决定前往旁听时，她就萌生了在网上分享庭审记录的想法。 “我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案子，”她说，“我可能也可以为这个社区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她想把这个被恶性案件撼动得信任感尽失的社群，重新粘合起来。 那天，庭审室门前的旋转楼梯上排起了长龙，约有70人前来排队，最终只有30人获准进场旁听，提前等候的云青成功入场。首次身处法庭现场，她就碰上了老本行。那日的庭审讨论了Zhiting S.曾在网上发表过的镇静药物清单，其中一些药品云青再熟悉不过了。 “我天天都跟这些东西打交道。我之前一直觉得，我手里面的这些药就是救人治病的。但是那一次它用非常冰冷的现实来告诉我，这些东西有可能去害人的，”她说，“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特别难过。” 庭审之后，云青在小红书上发表了长达11页的庭审笔记，笔触详实而克制。笔记获得了近6000个赞和超过200条评论，其中大部分的评论都是对她的感谢，有的人称她为“战地前方记者”。这些回应让云青意识到，在世界各地有许多人正在关注案件，却无法亲身到达法庭现场，只能通过她的记录来追踪审判的进展。 云青旁听六场庭审的笔记。涂改处为受害者隐私信息。（云青提供） 云青原本没打算深度参与案件庭审，但公众强烈的共鸣激励了她，她渐渐将分享庭审笔记视为一种“使命”。“我一开始就抱着一种试一试的心态去的，后来就是不知不觉地卷入了这一场庭审。” 从5月到7月，云青一共跑了六场庭审。庭审大多定在上午9点半开始，却常有延迟，通常在下午1点左右结束。从法院回家的路上，她就开始组织写作思路，一到家就拿出写有密密麻麻笔记的A4纸，坐在电脑前转录，赶在下午5点前发出详尽的庭审记录。 从云青的后台数据可见，她的多则笔记观看数破万，关注庭审记录的观众约一半是25到34岁的人士。越到庭审后期，身在国内的读者占比就越高，女性观众的比例也在攀升，从84%升至96%。仅从这一样本来看，持续关注案件审理进展的绝大多数是女性。 然而，云青的一则法庭笔记因不明原因被限流，只有30个点赞，热度远低于她发表的其他庭审内容。不是所有用户都能在她的主页上看见这则笔记，没有算法推荐，也无法被搜索到。她未收到任何异常提示。 我通读了这则笔记，它与云青笔下的其他庭审日志在格式、话题与措辞上都没有明显区别，只是“记者”一词多次出现，也写出了几家德国媒体的名称。我们都无法判断，这是否是笔记被限流的原因。我想起，我最初给她发的约访私信中提到了几家媒体的名称，苦等多日却没有回音，后来我才得知道，在她的信箱里，根本没有显示这条私信。中文社交媒体将案件的热度推至高峰，但也以外界难以掌握的算法逻辑，为传播设置了某些限制。 随着关于案件的讨论持续升温，中文舆论场也出现了分裂。Zhiting S.案中的受害者，亦是他的未婚妻，选择不出庭作证，顿时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之一。在德国刑事诉讼中，被告的配偶或未婚妻（夫）享有合法的拒绝作证权，避免处在亲密关系中的人陷入要么背叛自己的伴侣、要么在法庭上作伪证的两难境地。但在本案中，这一制度设计反而引来了对受害者的争议。 在社交媒体上，有的评论怒其不争，指责她的沉默是对正义的背叛，并揣测两人私下是否达成了某种交易。也有人的关注点落在了更私人的层面，热衷打听这桩婚约是否还作数、一个性侵受害者怎么还能与侵犯自己的施害者自愿结合。但也有不少声音提醒，外界终究无法窥见一段亲密关系的全貌，不该以旁观者的道德标准，去苛责一个本已饱受创伤的受害者。 云青没有参与评论区的论战，只是通过庭审记录默默传递她的观点，在笔记中避免披露受害者的隐私信息。“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应该把目光过多地放在受害者身上，因为她的生活已经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伤害。我希望她可以把她自己的生活放在首位。” 在众声喧哗中，一些中文自媒体与媒体发布了系列案件中多名被告的全名、照片和部分隐私信息，其中包括了当时仍处在庭审过程中的Zhiting S.的信息。披露被告的姓名与某些关键身份信息符合中国司法报道的常规，然而，这有悖于德国法庭的报道规范。在德国法庭向媒体释出的判决文书中，被告的姓氏会被遮盖，一些法庭的新闻官也会特地提醒记者，在报道中不得出现被告的全名与个人信息。 6月2日的庭审，Zhiting S.的辩护律师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他称，某些中文媒体报道侵害了其当事人的名誉与人格权，让其遭遇“社会性死亡”，这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因此提请法庭考虑从轻处罚。 “舆论未审先判”的论点并非这位律师的独创，而是德国司法实践中已存在的概念。如果被告在判决前就已经因为媒体广泛曝光、姓名或肖像被公开、遭受人肉搜索等，导致其名誉、社会关系、职业前景已经受到实质性损害，法院可以将这种“庭外已承受的惩罚”计入量刑，作为从轻情节予以酌减。 在旁听席中听到辩方的这一论点后，Katherine在心中惊呼：“我一直害怕的事情成真了。”她此前就听说，德国法庭对被告有妥善的隐私保护措施，尤其是在宣判之前。 除了两国媒体报道规范不一之外，中文互联网上的公众出于愤怒，也纷纷转发加害者的信息。“大家是抱着一种很朴素的正义感，想让这些人‘社会性死亡’，”Katherine说。在中国的语境中，公众往往期待司法能够回应舆情，严惩罪犯，以儆效尤。同时，许多人认为，相较中国，德国的刑罚太轻了。但在德国，司法系统除了惩治犯罪之外，也关注犯人在刑罚结束后能否改过自新，重新融入社会。中德语境在此出现了巨大的错位。 当天庭审结束后，包括Katherine在内多名旁听的华人记者和公众，迅速起草并签署了一份联署书，公开呼吁媒体和公众不要披露被告的全名与隐私信息。“我们控制不了所有的人，但至少能传到某些人手里，”她说。 辩方提出“社死”论点后，云青并没有停止分享庭审过程，只是在行文上更加谨慎，避免使用被告的全名，并减少谈到她个人的感受。她认为，合规记录庭审过程是她的自由，如果停止谈论案件，“可能正是辩方所希望的”。 在Zhiting S.案件一审落下帷幕之后，云青发表了一则庭审后记，其中写道：“如果后人在浩渺史料中看到这份庭审记录，那么他会明白：在这个时代的德国华人中不仅有行为龌龊的性侵犯、用知识作恶的医生和电报群中数以千计的沉默帮凶，还有很多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我们或在各自忙碌的生活中抽出时间去旁听一次次庭审，或尽自己所能地持续关注。” Katherine没有止步于仅仅旁听庭审，自从听说这些案件起，她就计划写一份请愿书，呈给德国联邦议会请愿委员会。如果在六周内征集到三万个签名，该委员会通常会就议题召开公开听证。 Katherine九个月前刚从国内搬到德国，正在学习德语。旁听庭审仿佛成了她学习德国语言、法律与社会运行规范的“速成班”。法庭上的法律专有术语繁多而艰深，甚至对德语为母语者来说都困难重重。第一次旁听庭审时，Katherine只能听懂两成。于是她一一记下庭审和新闻稿中提及的法条和术语，回家借助AI查清意义，用她自己的话说，“‘手搓’了两个月刑法”。之后的庭审她渐渐能听懂大半了。 为了写请愿书，Katherine研读了大量德国法律资料 刚开始，Katherine的请愿诉求是判处Zhiting S.无期徒刑。自学德国法律之后，她逐渐意识到这有违司法独立，转而希望推进修法，呼吁严厉打击迷奸犯罪。 从今年6月起，她开始撰写请愿内容并反复修订，在Zhiting S.案宣判的前夜公开了她的诉求。请愿书中没有提到具体案件，而是聚焦在更广泛的德国法律修订，包括将迷药定性为危险工具，提高此类犯罪的最低量刑到五年监禁；将“厌女”明确写入《刑法典》，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改进迷奸案例的统计方式，解决此类犯罪长期被低估、漏记的统计问题；强制对此类罪犯进行精神病学鉴定，并据此对高危罪犯适用“预防性监禁”，即法庭认定犯人刑满后若仍具危险性，需继续羁押。 请愿书公开后不久，Katherine发现自己又一次撞进了中德语境冲突的两难处境。在德国华人社群中，请愿的最后一项诉求尤其受到关注，他们希望能够长期关押犯下迷奸罪行的加害者，以保障社会安全。但德国的司法逻辑强调犯人在刑满释放后的“再社会化”，预防性羁押被视为一项极为严厉的刑罚，非到必要，极少动用。在本案中，只有主犯Dapeng Z.在一审中被判处这一刑罚；在Zhongyi J.案中，法庭保留以后启动预防性羁押的可能性。 主张广泛适用预防性羁押的诉求，很难在德国社会获得普遍支持，就连支持性犯罪受害者的律师和非营利组织，都对签署这份请愿书有所保留。Katherine目前仍在接触专业的法律人士和机构，商讨如何修订请愿内容，希望在表达华人群体的诉求与契合德国法治逻辑之间找到最大的公约数。 Zhiting S.案宣判现场 7月8日，我特地前往柏林旁听Zhiting S.案的庭审。 前一天我就收到了《taz》记者Anne的信息提醒：庭审时间从上午9点半改到了中午12点，依她的判断，这意味着当天必定会有判决出炉。在调研这一系列性侵案期间，我接触到的德国同行无一例外极为友好，慷慨地分享他们掌握的资讯。我也投桃报李，分享我在中文舆论场中捕捉到的线索。我们都明白，面对这宗庞大而恶劣的跨国性侵案，唯有两国的作者合力挖掘与书写，才有可能揭露与撼动背后盘根错节的系统性问题。 庭审当日，我在法院大门前就碰到了Anne，她正打算采访前来旁听的Katherine，讲述这起案件如何触动了这名初到德国不久的中国留学生、促使她推动法律变革的故事。这些案件跨越中德传播的接力棒，经过记者送达公众，途中催生出了行动者，她们的公共行动再被记者报道，于是接力又跑了一圈。 律师Magdalena也专程前来旁听宣判。在她经手的案件结案一年后，她仍在密切关注德国法庭如何审理这一系列性侵案。“我知道这件事迟早会引起德国媒体的关注，但没想到它会一下子蔓延到中国去，”Magdalena说。 上个月，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了Magdalena的照片，旁边写上了醒目的标题：“谢谢这位律师，是她联系了德国媒体”。此前不久，Magdalena接受采访，提到了自己最初联系记者报道的举动。消息传到中国社交媒体之后，她一夜间收到了来自华人社区数以百计表达支持和感谢的信息。在她律所的社媒账号下，有一则中文评论写道：“所有中国女性都非常感谢你的举动，这些人在中国并不罕见，但从未真正得到严惩。” 与云青的日志记载的一样，庭审又一次延迟了，约20名记者和40名旁听者不得不挤在狭窄闷热的走廊里等待。我与云青素未谋面，只是通过网络接触，但我知道她肯定也在等候的人群当中，继续践行她的使命。 在12点半，法庭新闻发言人突然打开了庭室的大门，告知记者可以入内摄影两分钟，我随着众人一涌而上。庭室里，清脆的快门声顿时此起彼伏。 Zhiting S.站在庭室最左侧，与外界隔着一层玻璃。他着穿黑色T恤，胸前挂着一个用来与翻译沟通的收音器。不出所料，他单手举着一个黑色文件夹，遮住了脸。我举起摄像机，尽量靠近他站立的位置。我无法开口提问，但至少能用频繁的快门声，让他知道外界正密切关注这起案件。 一名女性法官的脸通过玻璃反射在Zhiting S.面前 庭审正式开始，在场所有人起立。主法官直截了当，立即宣布了判决：被告因协助强奸罪与严重性胁迫罪，被判处五年监禁。 法官示意众人落座，继续宣读判词，过程间他一直注视着Zhiting S.，语气温和，用敬语称呼他，像是一位循循善诱的长辈。然而，他的话重如泰山。法官说，这是一次特殊的审理，案件涉及对被麻醉的女性实施性侵，网上群组计划、讨论、称赞与分享彼此的犯罪行为。“我们直到不久前才听说存在这样的案件。” 他提到法国的吉赛尔·佩利科特（Gisèle Pelicot）案和美杜莎计划（Medusa Project），后者是一项由德国和英国牵头的多国联合执法行动，专门打击药品辅助性侵的犯罪网络。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各国警方已经开展了113项调查、抓捕57名犯罪嫌疑人。 项目的名称显然意有所指。在希腊神话中，美杜莎本是一名满头秀发、亭亭玉立的女子，但因被海神波塞冬玷污，雅典娜诅咒她变成以蛇为发的女妖，而任何直视她双眼的生物，都会瞬间化为石头。在2017年“MeToo”运动之后，美杜莎的形象被大量援引，用来象征那些遭受侵害、说出真相却被污名化与二度伤害的女性。而在现代女性主义话语中，她的凝视之力不再是一种诅咒，而是对侵害的愤怒反击。 法官接着说，迷药性侵的网络社群是一种新的大规模现象，它并非一个“中国问题”。但在本案中，它确实体现为一个中国问题，因为本案是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针对海外中国女性的犯罪。而被告的行为展现出“极高的犯罪能量”，作案手法蔑视女性，将女性完全当作物品对待。 宣判期间，Zhiting S.大多将目光投向法官，偶尔摇头，似乎不同意法庭对某些案情细节的认定。他放下文件夹后，我能看见他的外貌：平头剃得很短，戴眼镜，体型中等偏小。他戴着一只常见的蓝色手术口罩，只是他再也没有机会以医生的身份在手术室里戴它了。 “您在德国和中国恐怕都不可能执业从医了。经过如此漫长的医学训练，却滥用专业知识，这导致您不能继续行医，”法官对Zhiting S.说。 Zhiting S.目前羁押在与法院比邻的莫阿比特看守所 直到散庭后、旁听者大多已经步出庭室时，Zhiting S.才第一次看向了旁听席，扫视散去的人群，若有所思。我一直注视着他，我们短暂对视后，他的眼神很快转向了辩护律师，他透过玻璃的缝隙用英语与其对话。辩护律师稍后宣布，Zhiting S.一方将提起上诉。 步出庭室前，我回头望了一眼正对被告席的一扇大窗。初夏的柏林风和日丽，明媚的阳光透过玻璃窗肆无忌惮地洒满整间庭室，与庭室中讨论的残酷与罪恶形成刺目的反差。 窗外微风轻拂，树影婆娑，一丛翠绿的常春藤攀附在红砖墙面上，长势正盛。我忽然想起，书写系列性侵案其中一名受害者的经历时，我为她取的化名正是Ivy——英文中“常春藤”之意。那一刻，我愿意相信，受害女性正与万千公众一道，静默但有力地凝视着庭室中的被告，以及那些仍藏匿于黑暗中的恶。 应受访者要求，Katherine、云青为化名 文中配图除注明外均为冯兆音拍摄

加拿大正在逐步淘汰用了几十年的传统铜线电话，但这场看似普通的“网络升级”，却可能给大量老人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安全隐患。 停电的时候，电话可能也跟着断。 更严重的是，一些老人每天佩戴的医疗紧急求救按钮，同样依赖传统电话线传送信号。 一旦线路失效，按下救命按钮——求救信号可能根本发不出去。 多伦多一名102岁老人最近就经历了惊险一幕。 他的家中固网电话突然失灵，老人被困在住所外的石阶上几个小时，无法联系家人。直到晚上9点半左右，一名路人经过才发现他。 而这起事件，也把加拿大正在悄悄发生的一场“电话线大换代”推到了公众面前。 102岁老人被困门外几小时，电话偏偏断了 这名102岁老人居住在多伦多 Swansea 社区。 一天晚上约9点半，一名路人发现他独自坐在住所外的石阶上，手里拿着拐杖，在黑暗中已经等待了几个小时。 老人当时情绪非常激动，甚至开始说起自己小时候使用的斯拉夫语，路人一度无法理解他在说什么。 幸运的是，他最终还能背出女儿 Annie Pejovich Chant 的电话号码。 路人用自己的手机拨通电话，家人才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 问题出在老人家的固网电话。 Bell Canada 正在当地逐步淘汰传统铜线网络，并改用光纤。 老人8月4日收到 Bell 的通知，称当地现有铜线固网服务计划于11月4日终止。 如果用户在期限前没有完成转换，现有服务将被切断，包括无法继续通过该线路拨打911。 但距离11月还有几个月，老人家的电话却已经提前失灵。 Bell 后来确认，这次中断并不是公司提前关闭了他的服务，而是一个老化的铜线接驳器发生故障。 线路修复后，电话也恢复正常。 但真正让家属担忧的，并不是这一次故障。 而是：如果铜线真的彻底消失，以后停电了怎么办？ 很多人不知道：老式电话停电还能用 这也是整件事情最关键的地方。 传统铜线电话和现在越来越普遍的光纤电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传统铜线自己带电。 老式铜线电话网络能够通过电话线提供低压电力，因此在很多停电情况下，只要使用不依赖家中插座供电的传统有线电话，仍然可能继续拨打电话。包括911。但光纤电话不一样。 光纤服务通常需要依赖家中的 modem 等设备运行，而这些设备需要家庭电力供应。 所以一旦家里停电：modem没电 → 电话服务中断 → 911也可能打不了。 Bell 自己在官方说明中也明确提醒客户：转移至 Fibre-to-the-Home 网络后，如果发生停电而家中没有 battery backup，Home Phone 服务以及911紧急服务将无法正常使用。 连接电话线路的医疗监控设备、家庭保安系统等，也可能同时受到影响。 40%的Lifeline用户还在靠这种电话“救命”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停电时电话不能使用已经很麻烦。 但对于独居老人来说，这可能是完全不同级别的风险。 加拿大很多老人都会佩戴一种医疗紧急求救装置。 平时可以戴在脖子上或者手腕上，如果老人突然跌倒、身体不适或者发生其他紧急情况，只需要按下按钮，系统就会向24小时监控中心发送求救信号。 问题是，一些这样的设备仍然依赖传统铜线电话。 加拿大 Lifeline 母公司 Connect America 行政总裁 Aaron Nye 表示：目前加拿大 Lifeline 大约40%的用户，仍然依赖传统铜线固网传送紧急求救信号。 也就是说，在加拿大逐步关闭铜线网络的同时，一大批老人家中的“救命按钮”也必须同步完成技术转换。 但据 Aaron Nye 表示，电讯公司停用铜线网络时，并没有主动通知紧急呼援服务供应商。 这正是业界担忧的地方。 因为老人自己可能根本不知道：家里的电话线一换，床头那个用了很多年的求救器，也可能需要跟着换。 Bell：不转换，电话、911甚至医疗监控都可能受影响 事实上，Bell 已经在官方网站明确警告正在进行铜线转光纤的客户。 Bell 表示，自2022年开始，公司就在部分社区主动将住宅客户从传统铜线网络转移至 Fibre-to-the-Home。 到了指定日期后，旧有铜线服务将被关闭。 如果客户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完成转换，电话、互联网等服务都可能中断。 Bell 特别提醒：家庭保安、医疗及其他监控服务也可能受到影响。 因此，如果家中有医疗求救器、报警器或其他依赖电话线的设备，Bell 建议客户主动联系设备供应商，确认转成光纤后是否仍然兼容。 另外，光纤用户如果希望停电期间继续使用电话，就需要准备 UPS，也就是不间断电源或备用电池。 这也意味着，以前一部简单的有线电话就能提供的停电应急能力，到了光纤时代，需要额外设备才能维持。 一个备用电源，Bell售价近$300 问题随之而来：备用电源谁来买单？ Bell 网站提供一款便携式备用电源，售价为299.99加元，声称最多可以为 modem 提供9小时备用电力。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或许只是一笔额外支出。 但对于依赖固网电话和医疗监控设备的老人来说，它可能直接关系到紧急情况下能不能对外求救。 而加拿大目前的做法，也因此受到质疑。 相比之下，英国对传统电话网络向数字网络转换制定了更明确的弱势用户保护措施，包括针对依赖医疗求救系统等高风险人群提供相应的备用解决方案。 这也让加拿大面临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升级网络的成本，到底应该由谁承担？ 加拿大缺乏统一监管 更值得关注的是，加拿大并没有一套像部分其他国家那样完整、统一的铜线退出监管框架。 CRTC委员 Bram Abramson 此前已经公开对这一问题发出警告。 他指出，其他一些国家在关闭传统铜线网络时，会设置专门的监管框架，处理通知、过渡安排以及弱势群体保护等问题。 但加拿大的铜线退出过程，缺乏同等级别的主动监管。 到了2026年，Abramson仍然继续公开提出类似担忧。 他认为，随着铜线网络逐步退出，加拿大需要更加系统地考虑用户通知、过渡要求，以及某些关系重大安全功能是否应该继续保留。 因为铜线网络虽然老旧，但直到今天，部分农村、偏远地区以及特殊用户仍然高度依赖它。 Bell、TELUS都在告别铜线 而且，这并不是多伦多一个社区才会遇到的问题。 加拿大主要电讯公司近年来都在逐步淘汰传统铜线。Bell 正在多个地区把客户转移到 Fibre-to-the-Home。 TELUS 也在逐步关闭旧有铜线网络，并将客户迁移至 PureFibre。 从技术角度来看，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基础设施升级。 光纤速度更快、容量更大，也能提供更加现代化的互联网和通信服务。 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加拿大要不要淘汰铜线？ 而是：在淘汰之前，那些仍然靠它联系911、使用医疗求救器和维持基本通信的老人，有没有被安全地接到下一套系统上？ 家里有老人，这几件事最好现在就检查 如果父母、祖父母仍然使用家中固网电话，尤其是独居老人，现在最好确认一下家里的设备。 首先，看最近有没有收到 Bell、TELUS 或其他电讯公司的铜线转光纤通知。 其次，如果老人使用 Lifeline、医疗警报器、家庭报警器或者其他插在电话插口上的设备，一定要直接向设备供应商确认：转成光纤以后还能不能正常使用？ 第三，确认家中一旦停电，固网电话是否仍然能够拨打911。 如果必须依赖 modem，则应该考虑是否需要备用电池或 UPS，以及备用电力究竟可以维持多久。 因为对年轻人来说，手机没信号、Wi-Fi断几个小时，可能只是“不方便”。 但对于一个独居的80岁、90岁甚至100多岁的老人来说，那条看起来已经过时的电话线，可能恰恰是紧急情况下最后一条求救通道。

据 CBC 8 月 31 日报道，随着加拿大提出到 2040 年电动车普及率达到 90% 的目标，电动车充电站的盗窃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日益突出。 铜作为电动车充电电缆的主要导体，价格近年来持续上涨，本月初已达到每公斤约 20.99 加元的历史新高。 相关部门表示，窃贼正趁铜价上涨之机作案，仅过去一年，BC省省电力公司因电缆被盗损失就超过 100 万加元。     电动车充电站电缆被盗已成为全国铜材盗窃潮中的最新趋势，类似案件还包括电话设备和电力电缆的失窃。 根据 Hydro-Québec（魁省最大充电网络运营商）数据，涉及充电站设备和电缆的铜盗案件，从 2025 年上半年 9 起增至 2026 年同期的 20 起，增长了一倍多。 Hydro-Québec 表示，每更换一根被盗的充电电缆，成本高达数万元。 但该电力公司指出，这类盗窃令人费解——因为电缆内铜的价值“仅几十加元”，而偷盗过程却让窃贼面临操作危险设备的生命风险。 埃德蒙顿警方表示，今年 1 月到 7 月，涉及电动车充电站铜线被盗的案件有 14 起，造成约 41,590 加元的损失。 而 2025 年同期为 12 起。 警方认为，实际案件数量可能被低估。 在 BC省，B.C. Hydro 表示，自 2025 年 10 月以来，全省约有 130 根充电电缆被盗，电力公司因此更换损失约 100 万加元。 “这些电缆含有铜，而铜是一种极具价值的交易金属，这不幸让它们成为盗窃目标。”B.C. Hydro 发言人 Susie Rieder 说。 “这已成为整个北美电动车基础设施行业普遍面临的挑战。”   B.C. Hydro 表示，已通过增加摄像头、报警系统、加强照明、防护电缆护套、携带染料的设备电缆，以及部分站点安排现场安保人员等措施，加强了多处充电站点的安保。 Rieder 表示：“我们的充电网络在全省 24 小时对外开放，因此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办法。我们只能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评估各站点的风险和实际情况。” 个人充电器也成目标 不仅企业受影响，个人家用充电器也成为窃贼目标。 Greg Dent 今年 7 月在 BC省 Langley 家门前拍到有人偷走了他 Chevrolet Bolt 的充电器。 Dent 说：“这充电器是随车自带的，全新要七八百加元。我后来又买了一个，花了 350 加元。”他已报警并加装了更多摄像头。 “说实话，要是那人直接进门问我要 20 块钱让我留着充电器，我还更愿意。” 防范铜线盗窃 在 BC省，《金属买卖和回收法》要求铜材买卖双方提供各种信息，以协助打击和追踪金属盗窃。 位于本拿比的 ABC Recycling 公司 Kimberly Dioszeghy 表示，铜价飙升使其成为他们日常回收中最有价值的金属。 她称公司严格遵守法规，并有额外措施防止收购被盗铜材。 Dioszeghy 说：“这伤害了社区，也伤害了我们和客户。我们不希望收购任何被盗物品。” 加拿大电动车协会全国总监 Stephen Bieda 表示，随着充电桩数量增加，电缆被盗让充电网络运营商很头疼。 Bieda 说：“这些充电桩一旦遭破坏，修复费用动辄上千元。而窃贼能拿到什么呢？” “普通 2 级充电桩的铜线回收价只有 5 到 20 加元。最快的 DC 快充桩，铜线能卖 25 到 150 加元。” Bieda 还指出，近年来催化转换器失窃案激增，也是因其中含有贵金属。 他建议，在铜价持续高位的情况下，应加强充电设施保护，并加大对铜材回收交易的监管力度。

诗省菲沙河谷的消防员提醒民众，切勿将锂离子电池丢入垃圾桶。 此前，该省一处垃圾转运站发生火灾。 霍普消防局(Hope Fire Department )上周五在网上发布了有关此次事件的信息，称消防人员抵达位于罗斯路的菲沙河谷垃圾转运站现场时，发现“一堆垃圾已完全被火焰吞噬”。 该消防局表示，这项灭火行动由当地2个消防部门联合参与，并动用了8,000加仑的水运往现场。 该消防局在帖子中表示：“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但很可能与锂离子电池有关。” “请记住，家用电子产品和任何含有电池的物品都绝对不能丢入普通垃圾桶。请将它们送到正规的危险废弃物或电子废弃物处理设施进行处理－这可以预防下一次火灾的发生。” 该垃圾转运站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感谢救援人员的迅速行动，并再次重申了关于电池的警告。 “锂电池若处置不当，可能在垃圾收集车、转运站和垃圾处理设施内引发严重火灾。请确保锂电池得到妥善回收和处置，以保障我们的员工、紧急人员和社区的安全。”

13名从中国台湾飞抵澳大利亚的旅客，刚到墨尔本机场，就被边境官员一起盯上。 盯上他们的原因不是某样违禁品，而是一连串太整齐的“巧合”：同一趟航班、同晚转飞布里斯班、都说互不认识，几乎人人带着多部手机和接近1万澳元现金，连胃药都带得很一致。 更蹊跷的是，多数人的行李拭子检测对氯胺酮（K粉）呈阳性，13人又几乎同时提出要上厕所。 官员一度怀疑有人体内藏毒，安排他们使用受控卫生间。但最终无论搜身、行李还是卫生间，都没有查到毒品。 整个过程被澳洲边境执法节目《Border Security》记录下来。13人持旅游签证入境，落地后都准备搭乘当天晚些时候的航班前往布里斯班。 最开始接受询问时，他们坚称彼此并不认识，只是碰巧搭了同一趟飞机。 可官员越问越觉得不对。几乎每个人都不止一部手机，有人甚至带了三部；解释也很接近，不是“备用机”，就是“帮朋友带的”。 对普通短期游客来说，一群人同时出现这种情况，自然很难不被继续追问。 现金也是个问题。多人的行李里都装着接近1万澳元，金额刚好在澳洲现金申报门槛附近。 单看一个人未必有问题，可13个人放在一起，总额接近13万澳元，金额还高度相似。 边境官员随后把这些人带到二次检查区，对行李进行更彻底的检查和拭子扫描。结果，多数人的随身物品对K粉出现阳性反应。 虽然没有发现实体毒品，但所有人都带着胃药，又几乎同一时间要求去厕所，这让官员开始怀疑是否有人把非法物质藏在体内。 受控卫生间检查最终仍然没有找到毒品，不过其他线索接着冒了出来。其中一名旅客的行李内，被发现有多枚伪造的警察徽章。 对方解释说，那只是角色扮演用的玩具，但官员并没有接受这个说法。 真正把13人的关系串起来的，是手机里的一条短信。其中一名旅客收到的信息写着：“你会看到她举着牌子，去找她，她会带你去酒店。” 而短信里提到的那名女性，正是13名旅客中的一人。 接下来，官员又查到，他们的机票是一起预订的，抵达布里斯班后还计划住在同一个地址。 材料还显示，群聊中有人指导成员该怎么向移民官员解释行程。到了这一步，“互不认识、各自自由行”的说法已经站不住脚。 被分开问话后，其中一名旅客甚至情绪激动地说：“如果你们不欢迎我们来澳大利亚，就把我送回。”官员淡淡回答：“我们会考虑。” 最终，澳洲移民部门向其中9人发出“考虑取消签证意向通知”。这9人没有提供足以让官员改变决定的解释，随后被拒绝入境，乘下一班飞机返回台湾，并面临3年内不得入境澳大利亚的禁令。 剩下4人在接受询问后，于次日选择自愿离境。也就是说，这次事件的结果并不是13人全部被“当场遣返”：9人被正式拒绝入境，另外4人自行离开澳洲。 至于这13人到底打算在澳洲做什么，节目披露的信息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边境官员只是认为，他们并非普通旅游者，可能计划从事非法活动或与有组织犯罪有关，但具体目的仍是个谜。 澳洲近年对跨国有组织犯罪、诈骗和异常入境模式一直保持严格审查。官方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4年间，澳洲民众因诈骗损失超过44.5亿澳元。 对普通旅客来说，入境时如实申报、真实说明行程最稳妥；一旦多人说法高度一致，却又和订票、住宿等记录对不上，边境官员很可能继续追查。  

综合红星新闻报道，一名乘客称在乘坐厦门航空的航班从西宁飞往北京时，遭邻座乘客辱骂，对方更有掌掴、击打头部等行为。该名乘客质疑机组并未及时干预制止，又指落地后已经报警，目前警方已介入。厦门航空回应称，机上职员在发现冲突的第一时间便已制止，但当安全员介入时，双方已结束冲突。一名女大学生称，8月19日晚上，她和朋友乘坐厦门航空的MF8180航班从西宁飞往北京。该名大学生指，一位中年女性换座位到她旁边后，多次肢体碰触并打扰她。女事主提醒之后，对方反而对其进行长时间的辱骂，甚至后续开始动手，包括掌掴、打头部、踢腹部等。女子乘坐厦门航空被殴打。（截图）该名女大学生质疑厦门航空机组并未及时干预，“本人向厦门航空正式投诉机组、安全员现场履职事项。”女事主又指在飞机落地后已经报警，目前警方已介入。8月30日，厦门航空职员回应称，冲突确实存在，职员发现时已经第一时间制止，但当安全员介入时，双方已结束了冲突动作。同时，乘务员为旅客调换座位，将发生冲突的旅客分开。

卑诗渡轮公司(B.C.Ferries)一艘由阳光海岸驶往西温马蹄湾的渡轮，于航行途中发生机械故障，最终由拖船拖回码头。 据CTV报道，一名不愿具名的乘客描述了渡轮失去动力后，乘客只能留在船上等候救援的情景。照片可见，乘客聚集在渡轮的下层汽车甲板上，观看拖船靠近渡轮。 传媒曝光事件后不久，卑诗渡轮即以“技术问题”为由，将该航线的船只追踪系统下线。   卑诗渡轮证实，“素里女王号”(Queen of Surrey)于下午4时40分由阳光海岸兰代尔(Langdale)驶往西温马蹄湾(Horseshoe Bay)途中，发生螺旋桨轴故障。发言人表示，工程团队正调查事故，在检修完成前，该船当日余下航班“有可能取消”。   乘客说，渡轮靠近码头时已近晚上8时。由于船只是以倒退方式被推入码头的，卑诗渡轮职员告知乘客，在靠岸后，露营车及其他大型车辆必须从船坡道上倒车驶出。 这位乘客也提到，卑诗渡轮公司为滞留在船上的乘客提供了茶、咖啡及热朱古力。

一名男子在西温钓鱼期间，意外遇上三头杀人鲸。牠们突然在距离他仅数米外的水面现身，更高高跃出水面，整场奇遇更持续近一小时之久。 据CTV报道，史提芬逊(Jhordan Stevenson)周五(28日)下午在西温的日落游艇码头(Sunset Marina)钓鱼，三头杀人鲸突然在附近水面出现，当其中一头首次跃出水面时，他不禁惊叹“哗!”。 史提芬逊形容，这是一次“非常特别”的偶遇，三头杀人鲸在附近逗留近一小时。他其后把片段上载至Instagram，至今已录得数以万计浏览次数。 要从海上如此近距离看到这些濒危海洋哺乳类动物并不容易，因为加拿大有严格规例，限制船只接近杀人鲸。 联邦交通部6月1日颁布临时命令，规定所有船只在卑诗省南部沿岸指定水域，包括乔治亚海峡(Strait of Georgia)、胡安德富卡海峡(Juan de Fuca Strait)及温哥华岛对开水域，必须与“南部居民杀人鲸”(Southern Resident killer whales)保持至少1.000米距离，较之前的400米规定大幅增加。 规例所指的“船只”并不限于机动船只，去年一名直立板划艇人士，便因太接近一头南部居民杀人鲸而被罚款。

美国大峡谷29日发生大规模山洪，滚滚泥水夹带巨石、树木一路冲刷，摧毁桥梁与营地设施。（图／美联社） 美国大峡谷29日发生大规模山洪，滚滚泥水夹带巨石、树木一路冲刷，摧毁桥梁与营地设施，并造成1人死亡、15人失踪。洪水也导致供应国家公园的唯一输水管线中断，当地因地势陡峭、通讯困难，让搜救行动更加艰巨。   大峡谷山洪冲毁桥梁 营地设施遭洪水摧毁 直升机在大峡谷中穿梭，一名女子也公布当时受困帐棚内的影像，强劲风势几乎摧毁整座帐篷，洪水退去后，溪床上满是被冲下的树木残骸。29日下午，美国大峡谷公园突然爆发山洪，洪水夹带泥沙、巨石与金属残骸，甚至冲垮人行桥，附近工寮也在水中漂浮，营地屋舍与烤肉架都被冲走。前联邦紧急管理署事务官杰森派克指出，大峡谷地形特殊，是全美国最难进行救援的区域之一，加上登山客缺乏通讯设备、多数步道遭洪水冲毁，搜救难度相当高。他表示，后续可透过飞机或热成像技术协助搜寻失踪者。   半小时爆发灭顶山洪 陡峭地形增加搜救难度 这波山洪在短短半小时内失控肆虐园区，此次豪雨落在高落差岩地，累积雨量高达1至2．5公分，由于海拔落差高达1828米，陡峭地形快速汇流，雨水无法渗透，迅速暴涨成灭顶山洪，形成泥水墙，也让预警与疏散更加困难。2年前，大峡谷也曾因强降雨遭遇山洪袭击。当时亚利桑那国民警卫队出动黑鹰直升机，疏散140多名游客，并造成一名女登山客被冲走罹难。   大峡谷搜救持续 暴雨警戒恐增加二次灾害风险 这次大峡谷山洪的搜救行动仍在持续，但当地紧接着又有暴雨警戒，外界忧心再度引发山洪，对搜救行动与园区安全造成二次伤害。这起大峡谷山洪事件，也让美国豪雨、搜救行动、输水管线中断与暴雨警戒问题再度受到关注。

一种长得像美国总统Donald Trump头像的摇头丸，最近在荷兰出现。 检测结果显示，这批药丸含有非常高浓度的PMMA，服用后可能引发严重中毒，甚至死亡。荷兰卫生机构已经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警告民众千万不要服用。 荷兰精神卫生及成瘾研究所（Trimbos Institute）表示，旗下毒品资讯与监测系统（DIMS）今年8月收到多粒这种药丸。 这些药丸有绿色、黄色等不同颜色，正面压有Donald Trump头像，背面则有一条分割线，并印着“NL”和“Trump”字样。 真正危险的，是药丸里面的成分。 检测发现，这批药丸含有高浓度PMMA（对甲氧基甲基苯丙胺）。 PMMA的化学结构与普通摇头丸常见成分MDMA相似，但它的药效发作速度更慢，产生的兴奋感也比较弱。 这反而增加了危险。 因为服用者可能觉得“怎么还没效果”，于是继续追加剂量，等到PMMA开始发挥作用时，体内药物浓度可能已经过高。 服用数小时后，可能突然出现恶心、心跳过速、抽搐以及体温急剧升高等症状，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死亡。 Trimbos Institute发言人Anniek Groothuis表示，荷兰当局从今年5月开始，就已经针对同时含有MDMA和少量PMMA的药丸发出过警告。 但这次检测到的“特朗普头像”药丸情况更加严重。 因为其中的PMMA浓度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当局因此决定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 不过，截至目前，荷兰尚未收到因为服用这批特定药丸而出现重症或死亡的报告。 2017年也出现过“特朗普摇头丸” 虽然在荷兰制造、销售和使用摇头丸都属于违法行为，但这种毒品在当地派对、夜店和音乐节等场合仍然比较常见。 数据显示，2022年荷兰约有55万人使用过摇头丸，创下纪录。 而利用Donald Trump头像制作摇头丸，也不是第一次出现。 早在2017年，德国警方就曾查获大约5,000粒橙色的特朗普头像摇头丸。 当时，毒贩甚至借用Trump著名竞选口号“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在网上打出“Trump makes partying great again”的宣传语来推销这些药丸。  

为什么卑诗省的地标将从本周开始点亮蓝色 下个月，卑诗省多个地标将陆续亮起蓝色灯光，而这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公益意义。 每年9月是“前列腺癌宣传月”（Prostate Cancer Awareness Month）。整个9月，加拿大前列腺癌基金会（Canadian Prostate Cancer Foundation）将发起“Light Up in Blue”点亮蓝色公益活动，呼吁公众关注前列腺癌。 届时，加拿大各地的地标建筑、住宅等都会加入活动。有些地标只会在特定一天亮起蓝灯，也有一些会持续点亮一段时间。 去年活动规模相当大，全加拿大超过150处地标亮起蓝灯，还有300多户家庭把自己的住宅也点成蓝色。 主办方表示，这些蓝色灯光不仅是为了提高公众对前列腺癌的认识，也是为了向患者、幸存者以及受到前列腺癌影响的家庭表达支持。 加拿大前列腺癌基金会提醒，加拿大男性大约每8人就有1人一生中会被诊断出前列腺癌。 而对于这种疾病，早期发现至关重要。 基金会强调：“早期发现，改变一切。” 随着9月临近，卑诗省以及加拿大其他地区将有越来越多地标亮起蓝色，也希望借此让更多人了解前列腺癌，并重视筛查和早期检测。 卑诗省的地标 卑诗省将被点亮的地标数量相当可观： 维多利亚省议会大厦 - 9月4日 卑诗广场 - 9月7日 布洛代尔温室 - 9月1日 本拿比市政厅；导向道 - 9月6日 布拉德桥 - 9月1日 加拿大广场帆船 - 9月6日 卡斯尔加尔基尼亚德立交桥 - 9月7日 奇利瓦克文化中心 - 9月5日至7日 奇利瓦克区1881 - 整个月 高贵林拉法吉湖；LED立柱 - 9月12日 三角洲市政厅 - 9月7日 埃斯基摩特 - 9月1日至12日和14日至30日 hope - 整个月 基洛纳帆船 - 9月1日至7日 基雷梅欧斯 - 整个月 枫树岭 - 9月6日至11日和13日 纳奈莫堡垒 - 9月1日至7日 新西敏市政厅 - 9月4日至7日 北温市政厅 - 整个月 橡树湾市政厅 - 9月1日 桃花溪 - 整个月 科奎特伦部市 - 9月19日 门迪市 - 9月26日 维多利亚皇家BC博物馆 - 整个月 萨尼奇市政厅 - 9月4日 西卡穆斯 - 整个月 西德威廉斯剧院 - 整个月 斯巴伍德商会 - 9月1至29日 维多利亚斯特拉斯科纳酒店 - 整个月 素里市民广场 - 9月3日 坦布尔岭 - 整个月 温哥华机场塔 - 9月7日 温哥华市政厅与布拉德桥 - 9月1日 温哥华会展中心 - 9月7日 温哥华瞭望塔 - 9月7日 维多利亚市政厅 - 9月1日 白石码头 - 9月2日 威廉斯湖 - 9月1日至5日 您还可以在官方活动网站上查看完整地图。 为什么是蓝色？ 根据活动主办方的介绍，活动方表示，蓝色不仅代表男性，也象征着面对男性最常见的一种癌症时，人们所寄托的希望、关怀与团结。 此外，蓝色还代表着一种力量与支持——象征受到前列腺癌影响的患者、伴侣以及家人彼此支持、共同面对疾病。 主办方希望通过“点亮蓝色”活动，表达整个社会对前列腺癌患者及其家庭的支持，同时推动更多人获得相关的医疗资源、信息和帮助，并呼吁公众关注前列腺癌防治。

河里钓几条鱼，本以为只是“小事”，没想到却付出了沉重代价。 加拿大安省两名华裔男子因为在一条全年禁止捕捞梭鲈鱼(Walleye，俗称Pickerel)的河流中非法钓鱼，近日被安省法院判处4000多加元罚款、没收渔获和钓鱼工具。 其中一人不仅被罚近3000元，还被判在安省终身禁钓，两年内不得持有或使用任何钓鱼装备。 事件发生在2025年9月18日。 当天，安省自然资源部的自然资源保护官员在尼皮贡一带的黑鲟河流域(Black Sturgeon River)进行渔业检查过程中，发现两名男子刘春阳(Chunyang Liu，来自大多伦多地区士嘉堡)和李敏峰(Mifeng Li，来自约克区北部的East Gwillimbury)正在河岸钓鱼。 由于这条河流对梭鲈鱼实施全年禁捕，因此执法人员执法人员随即上前检查是否有违规捕捞行为。 据透露，执法人员检查刘某时，发现有已经捕获的梭鲈鱼。 而另一名男子李某看到执法人员后，直接逃离现场。 执法人员随后在安省省警的协助下找到了李某，并发现他同样持有从这条河里捕获的梭鲈鱼。 2026年5月20日，安省法院审理了此案。 法官判处刘某罚款1050元，永久没收非法捕获的梭鲈鱼，永久没收其钓鱼工具。 而从现场逃离的李某则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法官指出，他涉及三项违法行为，在禁捕期间捕获并保留梭鲈鱼、无证钓鱼，以及妨碍执法人员履行职责。他因此遭到重罚，被判罚款$2990，同时，还被判在安省终身禁钓。 自然资源保护官员Ron Arnold在一段社交媒体视频中进一步表示，该部门通过执行渔业法规以及打击非法捕捞，帮助保护黑鲟河流域的梭鲈鱼种群。 他说，这条河流出于保护目的，全年禁止捕捞梭鲈鱼，目的是支持苏必利尔湖(Lake Superior)Black Bay地区梭鲈鱼种群的恢复。 安省自然资源部也再次提醒公众，如果发现自然资源违法行为，或者掌握尚未解决案件的信息，可以拨打该部门TIPS举报热线 1-877-847-7667，也可以通过Crime Stoppers匿名提供线索。 华人钓了10条鱼遭重罚近两万 在加拿大，钓鱼遭罚款的事还真不少见。 2022年底，卑诗当局曾对三名华人钓鱼者于2021年在温哥华鲍威尔河以北，非法捕捞石斑鱼(rockfish)和华人常称的龙趸鱼(花鳕鱼， lingcod)做出处罚，禁止捕鱼一年，并被罚款17,500加元。     加拿大渔业和海洋部DFO表示，这份调查开始于2021年8月10日上午，当时一名公众致电执法部门热线，称有一群人在省北部Lund的Divers Rock地区公园附近钓鱼，“似乎超过其每日限钓的额度。” 渔业执法官员接报后，即刻前往海滩上进行检查。但这群垂钓者看到官员后，就分头沿着海岸线朝相反方向逃跑，还想丢弃所钓上的鱼。 随后三人被拘留，但他们拒绝配合调查。最终，渔政人员共缴获了9条石斑鱼和1条尺寸不足的龙趸鱼。然后根据《渔业法》提出了指控，包括阻挠行为。 2022年11月16日，卑诗Powell River法院裁定这三名华人犯有妨碍司法和违反《渔业法》的罪名，勒令他们支付总计17,500元的罚款，并禁止他们在未来一年内钓鱼，还没收了与违规行为有关的所有钓鱼装备，包括钓竿、卷线器和鱼饵。 DFO表示，在渔业中重复、过度的捕捞会对“加拿大水生资源的可持续性构成重大风险。”按照DFO的规定，获得许可证的休闲垂钓者每天只能钓一条石斑鱼和一条花鳕鱼，而花鳕鱼的长度必须达到至少为65厘米。 钓鱼要先确认规定 有关人士指出，在加拿大，钓鱼是很多人喜爱的户外休闲活动。但加拿大不同地区、不同水域的规定可能差异很大。 什么时候可以钓、可以钓什么鱼、每天能留多少条、鱼多大才能带走、是否需要许可证，都可能有明确规定。 尤其是在涉及鱼类保护、繁殖和种群恢复的水域，禁捕规定可能非常严格。 执法人员提醒，钓鱼爱好者在动手甩竿之前，应该先确认当地最新的钓鱼有关规定。 此外，执法人员重申，要配合执法人员检查，这起案件中李某在执法人员检查过程中选择逃离现场，最终因妨碍执法人员履职而被定罪，受到了更加严厉的处罚。    

经营高尔夫球车生意20年的约瑟夫·麦克拉基（Joseph McLuckie），最近几乎夜夜难眠。根据CTV新闻的报道，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约3个月前通知约瑟夫·麦克拉基，其公司一批从中国进口、已经超过一年时间的货物，被重新归类为需要缴纳中国电动车附加关税的产品。这意味着他可能需要补缴高达182,883.95加元的关税。约瑟夫·麦克拉基是安省Pickering小企业JPSM Golf的董事总经理兼老板，公司主要销售电动高尔夫球车。这类车辆可以在球场上帮助球员携带高尔夫球袋。JPSM Golf已经经营约20年。公司最初从约瑟夫·麦克拉基位于Leaside的家中地下室起步，后来发展到拥有约9,000平方英尺的店面。如今，本该是庆祝公司成立20周年的时候，麦克拉基却在担心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如果真的要缴清这笔超过18万加元的关税，他还能不能支付公司6名长期员工的工资。麦克拉基接受CTV News Toronto采访时表示，如果明天就必须把这笔钱付出去，手上就没有现金了，公司甚至有可能关闭。 330辆高尔夫球车被重新归类引发争议的货物于2025年4月从中国运抵JPSM Golf。这是一个40英尺集装箱，里面装有330辆Formula Remote电动高尔夫球车。这一品牌由JPSM Golf自行设计和开发。 当时，麦克拉基按照加拿大标准的6.1%进口关税缴税，总额略高于19,000加元。 然而，13个月后，他收到CBSA的通知。边境服务局表示，经过重新审核，这批高尔夫球车应当按照另一项关税类别进行归类，因此受到针对中国制造电动车的附加关税规定影响。问题也由此开始。原本针对中国电动车的100%附加关税加拿大联邦政府于2024年10月实施针对中国制造电动车的附加关税，对包括乘用车和货车等在内的相关产品征收100%附加税，并叠加原有的6.1%最惠国（MFN）关税。这项附加关税后来于2026年3月1日正式取消。但在JPSM Golf的案件中，CBSA认为相关进口货物属于当时附加关税规定涵盖的类别，因此要求公司补缴巨额税款。麦克拉基对此十分不解。他随后联系CBSA询问为什么高尔夫球车会被纳入针对中国电动车的措施，并在一名贸易及海关律师协助下向CBSA提交申诉。“这是高尔夫球车，不是汽车”JPSM Golf聘请的律师Greg Kanargelidis表示，他们在申诉中认为，这项附加关税原本是为了保护和帮助加拿大汽车产业。律师表示：“这里的汽车，应该指机动车辆，而不是像高尔夫球车这样在技术分类上可能被称为机动车辆的东西”。JPSM Golf主张，公司产品应该按照关税编码9506.03归类，即其他高尔夫用品或高尔夫球杆配件，而不是受到中国电动车附加关税的分类。不过，CBSA驳回了公司的说法。在CBSA发给公司的信件中，官员甚至引用了Merriam-Webster和Cambridge词典，对“motor”和“vehicle”两个词进行解释。CBSA官员认为，这些高尔夫球车采用电动机作为动力，并用于运输高尔夫球袋，因此“毫无疑问”符合机动车辆的定义。官员甚至举例称，如果传统独轮车（wheelbarrow）可以被视为一种车辆，那么高尔夫球车同样可以被视为车辆。CBSA：关税决定必须依据法律条文CBSA向CTV 新闻表示，在现有税则没有明确界定相关词汇的情况下，参考词典定义是合适的做法，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此前也曾作出过类似判断。由于海关资料属于机密信息，CBSA无法针对JPSM Golf个案发表评论。不过，CBSA强调，在处理附加关税时，机构必须依据具体附加关税命令中的法律文字作出决定。CBSA同时指出，根据《海关关税法》第115条，财政部长可以建议内阁通过“关税减免令”（remission order），对部分或全部联邦税款进行豁免。律师表示，这意味着财政部门仍可能有办法解决争议。一种方式是修改针对中国商品的附加关税命令，将高尔夫球车等产品排除在外；另一种方式，则是确认JPSM Golf的产品从一开始就被错误归类。他说：“要成功解决这个问题，基本上有两条路：修改附加关税令，或者证明最初的关税分类就是错误的”。已向财政部申请关税减免目前，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CFIB）以及Pickering—Brooklin选区国会议员Juanita Nathan也已经介入事件，并向联邦财政部为JPSM Golf进行游说。CFIB负责倡议事务的执行副总裁Corinne Pohlmann认为，这很可能是一起产品错误分类事件。加拿大财政部证实，自2024年10月相关中国商品附加关税实施以来，财政部已经收到超过180宗关税减免申请。财政部目前还在审查另外30多宗申请，并计划于今年秋季进一步推进第六轮关税减免令。财政部表示，每一宗申请都会根据个案情况进行审查，并会咨询加拿大国内生产商，以评估相关商品是否在加拿大市场供应不足、是否无法合理地从中国以外的供应商采购，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对加拿大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的特殊情况。对于JPSM Golf的具体申请，财政部没有发表评论，只表示处理时间会根据案件复杂程度有所不同。但对小企业主麦克拉基而言，这场关税争议已经远远超出了税务问题。如果最终需要支付18万的税，他担心公司的现金流将受到严重冲击，甚至无法继续正常经营。一家从家中地下室起步、经营20年的小企业，如今可能因为一批已经进口超过一年的高尔夫球车，而面临巨额额外税款。麦克拉基认为，原本旨在保护加拿大汽车产业的政策，最终却可能让像他这样的加拿大小企业成为“意外后果”和“附带损害”。麦克拉基说：“如果这个政策的目的就是让一家经营了20年的加拿大小企业倒闭，那么他们确实做得非常成功”。  

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大多数加拿大受访者表示，愿意为本地产品支付更高价格，而不是选择美国制造。   这项民调的问题是："你愿意为购买加拿大产品而不是美国产品多付多少钱？" 共有 1,985 人参与投票。结果显示，价格因素依然重要，但许多消费者愿意为支持本地品牌多花一些钱。 总体来看，68.3% 的受访者表示，愿意为加拿大制造的产品多付至少一部分钱，而 31.7% 的人则表示不会多花钱。 最大的一组是那些不愿意多花钱的人。具体来说，31.7%，即 629 名受访者，表示不会为买加拿大货而多付钱。 不过，剩余的受访者则愿意多掏一点。 其中，27.1%（538 人）表示，愿意为本国产品上涨 10% 以内的价格。 另外 24.4%（485 人）愿意多付 25% 以内。 最引人注目的是，16.8%（333 人）表示，愿意为支持加拿大制造，接受高达 50% 的价格上升。 综合来看，民调显示，有 41.2% 的受访者表示，愿意为加拿大产品多花 25% 或 50%。 这些数据凸显了消费者在支持加拿大企业和产品、以及控制家庭开支之间的两难。 举例来说，如果某美国制造产品售价为 $100，多付 10% 意味着为加拿大同类产品支付 $110。上涨 25% 就是 $125，而增加 50% 则需支付 $150。 这项民调发布之际，正值美加贸易争端进入新一轮紧张阶段，让"购买本地货、支持本国企业"的话题变得更受关注。 自 2025 年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重新执政以来，美加两国就关税问题陷入争端，涵盖钢铁、铝、汽车、木材等重要产业。8 月份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矛盾进一步升级。 美国于 8 月 22 日起对价值 276 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新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Mark Carney）随后宣布暂停与华盛顿的贸易谈判，并承诺加拿大也将对等反制。 联邦政府表示，加拿大的新反制关税将于 9 月 8 日生效，对价值 276 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 15%、25% 和 50% 三档关税，重点针对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电子产品等行业。 渥太华还宣布，将为受关税影响的加拿大企业和工人提供 75 亿加元的新补贴和加强措施，加上自美方加税以来联邦已投入的近 250 亿加元支持。 随着争端升级，消费者的购物选择也成了社会讨论的焦点。各级政府、企业和消费者都在呼吁"买加拿大货"，减少对美国产品的依赖。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次民调的结果更具意义：尽管家庭预算承压，仍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愿意为加拿大制造的产品多付一点钱。 不过，这项民调并非科学抽样，只反映了参与投票者的观点。但接近 2,000 份答卷显示，在面对加拿大货和美国货二选一时，许多消费者愿意多花钱支持本地。 与此同时，仍有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不会多付钱，显示价格依旧是购物决策的重要考量。 民调结果 在 1,985 份投票中： 不会多付钱：31.7%（629 票） 愿多付 10% 以内：27.1%（538 票） 愿多付 25% 以内：24.4%（485 票） 愿多付 50% 以内：16.8%（333 票） 这些数字揭示了一个清晰的结论：超过七成受访者愿意为买本地货多掏一部分钱，但具体能多付多少，因人而异。

多伦多一宗牵涉房地产开发和投资的涉嫌诈骗案，受害者损失加起来高达约$349万加元。警方已经抓了两个华人嫌疑人。 第三名嫌疑人还在逃，更关键的是，警方称她可能已经逃往中国。 涉案公司Goldentrust Development Inc.在官网上介绍，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豪宅翻新和土地开发，还宣称“总资产已经达到数亿”。 但警方现在指控，部分投资者后来才发现，对方关于物业所有权和投资保障的说法并不属实。 多伦多警方表示，他们在2025年陆续收到多宗报案，矛头都指向位于北约克的Goldentrust Development Inc.。 这家公司当时在Willowdale Avenue和Sheppard Avenue East一带经营，警方随后由诈骗调查人员介入。 按照警方的说法，多名受害者曾被接触，对方向他们介绍投资及房地产开发机会，并承诺会有投资回报。有些情况下，受害者还被告知，相关物业可以作为投资的抵押保障。 不少人因此把大笔资金交了出去。可到了后来，一些受害者发现，对方此前声称拥有的物业，以及用来保障投资安全的安排，与实际情况并不一致。 警方没有公布每名受害者分别损失多少钱，但所有报案涉及的损失合计约为$349万加元。 而且，钱并不全都投进了所谓的投资项目。警方还指控，有受害者曾为一个住宅翻修项目提供资金，结果工程一直没有完成。 警方在本周二拘捕了两名嫌疑人。43岁的多伦多居民张鹏（Peng Zhang，音译）被控3项金额超过$5000的诈骗罪；41岁的万锦居民董冰冰（Bingbing Dong，音译）则被控1项金额超过$5000的诈骗罪。 报道还提到，Goldentrust Development Inc.官网列出的董事会成员中，确实有一名Peng Zhang，与被捕嫌疑人同名。警方现阶段并未在通报中公布更多公司内部人员或资金流向的细节。 第三名嫌疑人是37岁的多伦多居民董佳晨（Jiachen Dong，音译）。警方说，她也使用米歇尔·董（Michelle Dong，音译）这个名字，并曾从事房地产经纪工作，警方认为她可能已经离开加拿大并前往中国。 眼下案件还没有结束。多伦多警方表示，调查仍在继续，而且他们相信可能还有更多受害者没有报案。 两名已经被捕的嫌疑人目前面对的是刑事指控，案件仍需经过司法程序审理。警方通报中的相关说法均属于指控，在法庭作出裁决前，不代表被告已经被判有罪。  

“我只是个拿了940加元车费的接送司机，箱子是别人装进来的，我根本不知道里面是大麻啊！” 在很多海外华人看来，只要自己没有亲自开箱验货，出了事就可以用“不知者无罪”来当挡箭牌。然而，美国联邦法院的一起重磅判决，给所有从事私家车接送、跑腿代购和跨州运输的华人打了一剂极其沉重的预防针： “不知道”和“故意不去知道”，在法律上完全是两码事！ 2026年8月24日，纽约北区联邦法院正式做出判决：32岁的纽约皇后区居民卓文建（Wenjian Zhuo，音译），因车内被搜出约207磅（约94公斤）密闭大麻，被重判27个月监禁。服刑期满后，他还将面临被直接驱逐出境的残酷后果！ 01. 凌晨开车7小时：说好接留学生，等来的却是一车神秘包裹 现年32岁的卓文建曾是一名Uber司机，后来在纽约皇后区经营私人接送服务，经常通过微信、小红书等平台接单，客户主要是留学生和游客。 2025年1月22日，他接到了一个看似平常的长途订单： * 报酬：940 加元； * 任务：从纽约皇后区出发，前往纽约州北部接近加拿大边境的保留地接一名“留学生”，再将其送回纽约市。 卓文建凌晨出发，连续驾驶了近7个小时到达目的地。然而到达后，预定的“留学生”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名驾驶皮卡车的白人男子。该男子二话不说，将12个沉重的大箱子和行李袋装进了卓文建的Toyota Sienna面包车后座，随后径直离开。 感到诧异的卓文建打电话向派单客户询问，客户轻描淡写地表示：“不用接人了，你直接把这批货运回纽约市就行。” 拿人钱财的卓文建接受了这个变动，调头驶上了返程的高速公路。 02. 致命22分钟：行车记录仪录音成了定罪铁证！ 驶离取货地点仅22分钟后，美国边境巡逻队（CBP）因其行驶轨迹异常将其拦截。 当执法人员靠近车辆时，瞬间闻到了扑鼻而来的“强烈大麻味”。搜查发现，车内装有211个真空密封袋，共计207磅大麻！ 案发后，卓文建极力配合警方： * 他主动解密手机，提供面包车内外行车记录仪画面（证实货物确实是白人男子装入）； * 他提出愿意配合警方挂钩“钓鱼执法”，协助抓捕纽约的接货人（因风险过高被警方拒绝）。 然而，将他推入深渊的，正是他自己的行车记录仪音频！ 画面显示，在取货后的22分钟内，卓文建曾给一位司机朋友打电话吐槽：“太怪了，本来接留学生的，结果变成了运一堆箱子，对方还愿意给近千加元。” 电话中，卓文建说自己闻到了车内有一股怪味，并询问朋友“大麻到底是什么味道”。朋友在电话中至少3次严厉劝他：“快把箱子打开看看！”，但卓文建每次都拒绝了。 不仅如此，卓文建还在电话里开玩笑说：“如果这车东西真值几百万，我卖掉就可以退休了！”甚至还表示：“要是被警察拦下，我就拿出聊天记录，证明自己只是个送货的。” 03. 法律的核心争辩：“不知道”不等于“故意视而不见”！ 陪审团最终裁定卓文建“持有并意图分销大麻罪”成立。本案最具警示意义的，正是辩双方争论的核心法律原则——“故意视而不见”。 * 辩方律师主张：卓文建只是普通司机，无权擅自拆开客户的私人包裹。从装货到被拦下仅22分钟，他还在震惊和困惑中，不能因“没来得及查证”就认定他是毒贩。 * 检方与法官立场：联邦法律明确规定，当一个人已经产生了强烈的犯罪怀疑，却为了脱罪而‘故意选择不查证真相’时，法律视同其具备“明知故犯”的主观故意！ 法官向陪审团明确说明：卓文建不能仅仅因为粗心、判断错误或愚蠢而被定罪。陪审团必须认定，他已经强烈怀疑货物可能是非法大麻，却故意选择不进一步确认。 04. 错失轻罪协议：骨肉分离，面临驱逐出境 这起案件的结局令人唏嘘。 在审判前，检方曾向卓文建提供过一份轻罪认罪协议（Plea Deal）——只需承认持有少量大麻的轻罪，即可免去严重的联邦毒品重罪，并极大地降低移民驱逐风险。 但坚信自己“完全不知情”的卓文建拒绝了协议，选择铤而走险接受陪审团审判，但结果对他不利。 悲剧的现实代价： * 骨肉分离：卓文建被捕时，妻子已怀孕8个月。2025年2月女儿出生时，他身在狱中申请保释与陪产均被驳回。如今女儿已满一周岁，他仍未好好抱过孩子； * 刑期与驱逐：除已羁押的18个月外，他仍需服刑约9个月。作为非美国公民，这项联邦毒品重罪定罪将使他在服刑完毕后面临强制驱逐出境。 05. 警示：大麻合法化不等于“跨境自由” 美国缉毒局（DEA）纽约办公室特工负责人Farhana Islam在判决后发表严正声明：“此判决向试图利用边境运输非法大麻的人发出了清晰信号——任何侥幸行为都必须承担法律后果。” 华人切记两大法律盲区： 1. 联邦与州法的冲突：虽然纽约州和加拿大均已将大麻合法化，但在联邦法律层面上，大麻仍属一级管制毒品。任何跨州、跨境运输大麻均属严重联邦犯罪！ 2. 合法持有剂量限制：纽约州个人合法持有大麻上限仅为3盎司，而卓文建车内的207磅大麻，是法定上限的1000多倍！ “帮你带个箱子”、“帮忙运趟货”、“给高额跑腿费”……在海外华人圈，类似的私下接单屡见不鲜。 请时刻记住：当诱人的报酬与不寻常的要求同时出现时，切勿用“我不打开看就和我没关系”来自欺欺人。在法律面前，选择性失明，就是最高级别的犯罪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