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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流行文化的角度看，2018 年可以算是个亚裔“丰收年”。大银幕上，全亚洲班底的《摘金奇缘》在美国连续数周称霸票房榜；另一部完全由韩裔主演约翰·赵担纲的电影《网络迷踪》也收获了超高口碑；海王最新 IMDB 评分位 7.6，算是给 DC 扳回点面子，顺带让温子仁再次大出风头；Netflix 上韩剧陆剧印剧、亚裔脱口秀和真人秀越来越丰富；漫威的首个中国超级英雄也在准备中；网络上日本动漫表情包占领社交网络…… 至少在文娱上，亚裔已经开始站住脚跟，圈自己的地，在非“白”即“黑”的领域里摆脱隐身的状态，出现由亚裔操刀，面向亚裔和全体社区的主流作品。在《摘金奇缘》里，杨紫琼饰演的婆婆对未来儿媳说了句“You will never be enough”，这句话在中文版里被翻译成“你永远高攀不上”。但事实上，我觉得她是在说“你是个香蕉人，你永远都不够黄（种人）”。这部电影在国内的票房和口碑都与美国市场的表现相去甚远。对于大部分国人来说，这是拍给西方人看的东方人电影，多金、封闭、保守都是多年来亚裔身上的标签。《摘金奇缘》对原生亚洲人来说，就像杨紫琼对准儿媳说的那样，not enough。 2 黄西在不久前的一期深夜脱口秀里讲了个段子：爸，我今天学了美国历史。哇，这真不错。现在我真替黑人朋友们感到难受。是啊，他们在历史上确实受到很不公平的对待。对啊，我很高兴，我是个白人。 ABC 的身份认同是移民的经典问题。黄西说他儿子当时是五岁，暂且把这事当成是真的，这名五岁的“白人小子”过几年上了初中之后就会发现自己并没有那么“白”，高中的他可能又开始疑惑对白人来说不够白对亚裔来说不够黄的“我”到底是谁。即使在彻底接受了自己的“香蕉人”身份之后，该融入哪个社区、以什么身份自居这种问题也会困扰他，直到他彻底向这种中间态妥协，忍受来自双方的不同程度的种族歧视。在脸书上，一名加拿大裔的华人女孩发问：还有谁跟我一样在自己的种群内部遭受歧视的吗？作为第一代移民的她从小被教育当白人更好，不要做一个“刚下船（Fresh off the boat）” 的外来人。不过，充分白化的她也发现无法彻底融入白人圈子，“他们总是嘲笑我某个单词的发音，一开始我也跟着笑”，“但现在我长大了，也不想 TMD 去强行融入，但是却发现没有一个东亚或东南亚朋友……等我老了，跟谁去一起喝早茶呢，哈哈”。她发言的地方是一个叫做微妙亚裔特质（Subtle Asian Traits ）的小组，一个成立短短不过三个多月就吸引 100 万亚裔加入的脸书社群。 SAT 本来只是九名墨尔本中文语言班的华二代为了交换“关于隐晦或明显的亚裔特质”的笑话，以及表情包而成立的娱乐小组，比如客人来到家里要换拖鞋、私自拆掉孩子的圣诞礼物、人人都爱喝珍珠奶茶和黄皮肤的都是羽毛球高手等等，其本意是给澳洲的二代们提供一个交友空间。但几名创始人显然没有预料到，隐藏在笑话和表情包之下的身份焦虑和移民家庭内部两代人的文化冲突，是被如此分散在全世界的年轻亚裔们所共享的。共鸣带来了扩张。经过一两个月互相 @ 和转发之后，SAT 小组很快在 2018 年快结束时突破了一百万人，成员包括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亚裔年轻人，美、澳、加、英甚至是香港和新加坡。他们的身份不限于移民后代，还有在本地或者邻国接受纯国际教育的学生（根据观察，这点在东南亚国家尤其常见），以及一些生活在多国籍家庭的年轻人。这个群体的身份困惑其实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一直以来都只有个别的案例分析，社交网络的谈论也只限于小圈子，很少像这次亚裔特质小组一样形成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并被西方主流媒体争相报道。过去一个多月来，纽约时报、BBC、澳洲 SBS 和国内媒体都对亚裔小组进行了评论。脸书的跨国界平台和基于熟人关系的分享机制为这个现象提供了渠道，在每一则发言下面都能看见用户点名自己的朋友并附上“这就是我们”，“快来看” 之类的评论。有人给最近很火的皮卡丘吃惊表情加了两行眼泪并配上字幕：当我意识到我不是世界唯一一个有这种感觉的人。文化上的同源叠加相似处境，使很多亚裔在世界各地同龄人的遭遇中产生代入感，通过脸书迅速集结成群。一个在美国麻州长大的越南裔高中生，说自己回越南老家探亲时被当作美国人对待，反之又被当作亚洲人来看，正反都是 outsider。由于当地没有多少亚裔家庭，他很长时间里一直以为只是自己的性格内向而已，直到在 SAT 发帖后才发现大家都有过类似遭遇。另一个例子里，一个女生说在朋友家过完夜，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正准备刷牙吃早餐，却被白人朋友一顿嘲笑“居然把刷牙和早餐的顺序弄反”，“我当时尴尬极了，难道只有我们家是这样的吗？” 还有一个用马甲发帖的成员，说自己因为身材肥胖而被七个月没见面的家人每天言语虐待，肥胖羞辱 (fat shame) 到心里产生自杀的念头，但又怕自己只是小题大做、过度敏感。回复里很多人对层主的遭遇表示同情和理解，“我也遭受过 24/7 的言语虐待”，“谁能找出一个不会 fat shame 的亚洲父母？在线等”。当然，也有刺耳的声音指责说，“跟父母所经历的苦比起来这算个屁，你应该从自身找问题，比如开始吃小份的食物、多锻炼”。 3 年轻人们聚在脸书和 Reddit 上用表情包和网络流行语进行自嘲和反思，亚裔父母们也没有闲着，他们也通过行动、语言和上网发帖的方式来“反抗”。长辈们在网上没有那么强大组织能力，只能是部落式地群居在互联网一隅。在华裔大妈聚集的北美华人网上，经常看到忧心忡忡的父母提出在青春期子女教育问题上的烦恼，包括但不限于，嫌弃父母、不讲中文、不能融入白人圈/不够融入白人圈等等。经典育儿帖里经常充满了“孩子故意不讲中文怎么办”、“该不该让女儿去白人同学家 sleep over”以及 “太过内向，没有朋友如何解决”之类的内容，从主题上看就充满了矛盾。甚至连国内家长都逐渐持开放态度的恋爱，也有人选择干预，有个家长就上网求支招，如何让高三的女儿打消和一个男生谈恋爱的念头，“以前成功说服过好几次了，这次看上去有点认真，不好解决”。论坛上的华人移民与唐人街的华人不一样（其实前者对后者也时常充满了鄙视和优越感），前者以上世纪 90 年代经历过国内高考的知识分子为主，落地选择也集中在东西两岸公立学区资源较好的地区，多年来经营已经形成较为富裕和初具规模的社区。在美国东西部都会区，都会有几个华人聚集的县城。以旧金山为例，近年来新华人移民已经延伸至旧金山南部及东南部。根据侨报援引的数据，这些地区华人聚集最高的日落区有超过 73.76% 的居民为华裔。而知识分子确实也与唐人街的“低端华人”被迫背井离乡不同，受过教育的他们对自身更有自信，西式教育对他们来说只是为后代拔高的工具而已。他们对西式文化的态度很少存在拥抱一说，只是出于对西方社会纯工具化的应用。在理想状态下，这代移民希望子女能是一个具有传统中式价值观内核（aka 孝顺听话）和西方思维方式的混合体。多数人心中的模版儿女应该是：孝顺父母、中英文流利、找亚裔对象（如果非要外族的话，白人最好）、上名牌大学、做个医生或者律师。然而，这个如意算盘往往会在子女的青少年时期被后者以西式教育武装的叛逆打碎。亚裔小组就通过这次大型网络聚会表演了一场的“无因的反抗”。而事实上，这群夹在至少两种文化之间的二代并不是失败的产物。比起上一代封闭和保守，他们更加睿智和包容，讨论问题时即有幽默的调侃也能有严肃的交流，并不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不出几楼就变成互相指责和日常鄙视。这样的家庭矛盾是根植于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表面上是父母与子女的冲突，本质上应该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子女所代表的既不是父母带来的原生国文化或者生长在其中的西方文化，而是两者杂交的结晶，他们即是这种矛盾的产物也是造成矛盾的原因。只不过，在大多数的父母眼里，这些进步可能不等同于保守派思维下的成功。或许在过去，老一辈唐人街移民眼里，会讲流利英语，能上大学并找到一份工作已经是成功。但在新一代移民眼里，这些只不过是父辈已经具备的生存必备技能，而不是结果。 4 随着我国中产阶级对国际教育日渐升高的兴趣和留学低龄化趋势，此类冲突会越来越常见。根据中国教育在线援引的数据，过去十年我国留学生的低龄化趋势非常明显，留学已经不再是硕博为主的时代。以美国为例，截止 2016 年在美就读本科阶段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占总留学生数量的 41.28%。基础教育阶段的留学生也在上升，2016 年数量为 3.3 万人，在英国和新西兰等热门留学国家，基础教育阶段小留学的数量和增长率都在提升。如果把国内上国际教育的学生当作留学生储备，这个数量就更加惊人了，在英国教育调研机构 ISC 的统计里，约有 48.9 万名学生在全国各地的国际学校读书。华裔内部的代际问题只是移民文化下新旧成员矛盾的一个具体表现，通过 SAT 小组的各种吐槽不难发现，任何一个族裔内部都会有这种烦恼。如果把视角再放大一圈，在亚裔内部，这种冲突也随处可见。在充满吐槽和段子的 SAT 小组里，一些人开始思考严肃的问题。有成员向前辈讨教亚裔种族歧视的起源，而有些大学生也慷慨地把专业书目和阅读材料拿出来分享。关于亚裔之间的鄙视链和生存情况也时常被提起。 “难道亚裔只包括黄皮肤的东亚人吗？”，“有钱亚裔占据主力，那么‘丛林亚裔’被谁代表呢？”，一些东南亚少数族裔开始对自己在社区内部的遭遇表示不满。在发展成为百万人大群之后，亚裔特质小组内部出现分化。给美国人口做种族划分时，公众习以为常的分法是黑人、白人、西班牙裔、印第安裔、亚裔以及其它。但事实上，每个种群内部又有很多分支因为祖籍、宗教信仰和地区来源不同而产生明显的差别。在这点上亚裔尤甚。 2016 年美国亚裔人口的估算数量为 2100 万人。只看美国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数据的话，中、印、菲、越和韩国是绝对人数前五的族裔，分别约有 354 万、291 万、265 万、163 万以及 146 万人。在专门针对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名的研究机构 AAPI DATA 的官网上，亚裔的粗略分类就有十种，而维基百科上根据国籍来分则至少达到二十多种。今年早些时候，亚裔脱口秀明星黄阿丽在节目里调侃性地把亚裔分成中日韩代表的优质亚裔（Fancy Asian）和东南亚等国代表的丛林亚裔（Jungle Asian）。虽然，黄阿丽在节目中是拿国家举例，她说优质亚洲亚裔举办奥运会、在好莱坞聚光灯下走秀，而丛林亚裔只能以疾病和贫穷出名。但这个颇具视觉效果的比喻很快在美国亚裔中产生回应，一个女生在博客上说“很真实，虽然很伤人，在找到更好的词之前，我还是要大声把它说出来”。 5 当华裔大妈们在湾区或者休斯敦的学区房里上网吐槽青春期女儿的糟心事时，另外一些人则羡慕优质亚裔们能幸福地举家搬迁到美国，在喜欢的学校和上班地点附近“因为方便且买得起”而安家落户。长期以来被过度概括的亚裔，通常只在公众前留下黑头发、黄皮肤、勤奋好学、家境优越的印象，但实际上亚裔内部高度分化的结构以及横跨社会各阶层的现状要比这两个标签复杂的多。根据 AAPI 在 2013 年数据基础上做得统计，亚裔内部部分族裔，尤其是东南亚裔的贫困比例要远高于 11.3% 国家平均线。苗裔的贫困率高达 27.4%，柬埔寨裔为 18.2%，越南裔 13% 而最低的老挝裔也有 12.2%。 NGO 组织亚裔美国人联合会去年的报告则显示，纽约超过四分之一的亚裔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长久以来，对于 “优质亚裔” 的过度关注反而已经影响到内部弱势群体的整体生存状况。生活在明尼苏达的苗裔艺术家 May Lee-Yang，在接受 Angry Asian Man 博客采访时就表示，苗裔的首要诉求是让亚裔同胞们知道“我们确实存在”。其实，根据 2010 美国人口普查数据，苗裔在亚裔内部数量是排在前十的，但同时正如上面的统计，贫困率也是最高的。细分族裔被代表、其声音被忽视的现象也同样被映射到网上社区，SAT 群组内的讨论被人数占多的优质亚裔占据。随着人数膨胀，本就不成比例的曝光量也被放大。 “我们菲律宾人，即使在这个亚洲人为主的社群里参与讨论也会感到有点自卑。”一名 SAT 成员说。这促使了更多的细分小组开始出现，比如以印度裔为主的 Subtle Curry Traits，偏向于社会正义和种族问题讨论的 Decolonized Subtle Asian Traits ，还有以感情生活为主的 Subtle Asian Leftover 小组等等。这些小组的出现本身就证明了一件事：不同文化在交流碰撞时会不断产生化学反应，生成新的产物。从横向上看，这是目前移民社区里正在发生的事；从纵向上看，这是在移民历史上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在华人论坛的一次关于出国是不是划算的讨论里，有一个 ID 大概是这么评价的：我们这一代人（1990s）在同时代里是条件最好的，然而很多人放弃一切来到美国之后需要从零开始。本来打算给子女一个更高的起点，却发现西方文化 be yourself 的价值观让子女失去了所谓“进取心”，上一般的大学和外国人结婚，最后归于“平庸”，到老了想回国却发现已经在家乡买不起房了。这个平庸不仅仅是指工作和生活上的平庸，在保守的中国父母面前，接受 LGBT 文化、纹身早恋、上不了名校甚至跳出有限的几个选项，走不同的职业路线都是不符合父母所付出的高昂代价的“平庸”。很多国内家庭在考虑出国时通常只会考虑“一代”的问题，即：经济上是否能够承担；目的地生活条件是否有大幅改善；孩子教育是不是更好。其中关于第三点的评判条件通常只停留在“应试教育是不好的”上，如果算一笔账是比较划算的，那么就选择移民。二代在移民后不同文化下的成长和家长对情况掌控的无力往往被忽视了，毕竟这是几年后才会面对的问题，相对于经济成本、环境因素等条件也是更加抽象的问题。美澳加英这种备受国内中产喜爱的移民和留学目的地，同时也是各种移民文化时刻发生反应的熔炉，关于成功的路径和标准评定比国内具有更多选择而且实时发生着变化。留学、移民这两笔帐，不是用计算器按一下就能出来的，也不是用几十分钟就能向中介咨询清楚的。

当地时间12月1日，著名华人物理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张首晟，因抑郁症在斯坦福大学跳楼身亡，终年55岁。张首晟，是第一位理论预言并验证了量子自旋霍尔效应的科学家，他发现的“量子自旋霍尔效应”被《科学》杂志评为当年的“全球十大重要科学突破”之一。他几乎包揽物理界所有重量级奖项，包括欧洲物理奖、美国物理学会巴克莱奖、国际理论物理学中心狄拉克奖、尤里基础物理学奖和富兰克林奖章。更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奖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世界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却没敌过抑郁症的折磨，选择以这样一种最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因抑郁症而主动结束自己生命的名人不在少数，张国荣，跳楼身亡，梵高，开枪自杀，川端康成，含煤气管过世……更不计其数的是，还远有很多普通人，也同样饱受这一病症的折磨。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抑郁症到2020年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第二大疾病。保守估计，全世界共有3.5亿名抑郁症患者。抑郁症在全世界的发病率约为11%，严重的患者中有15%会选择自杀来结束生命，2/3的患者曾有过自杀的念头，每年因抑郁症自杀死亡的人数估计高达100万。而今天，我们想聊聊一个“特殊”的群体——20个因抑郁症休学在家的家庭。这些孩子在病前很多是重点中学的优等生，自我要求极高。然而在突如其来的心理疾病面前，一切的愿景和家庭秩序都被打碎了。父母的诉求只剩下“希望孩子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而在抑郁中挣扎的孩子对父母说，“我希望你能做你自己，做一个最真实的中年人。” 13岁的谭谈没有想到自己的手指竟然还能轻快地落在黑白琴键上。她走到旅社吧台前的电子琴旁，弹出一段旋律，又放声吟唱歌剧……嘈杂的人声顿时静默，所有目光都被这位染着金色短发的少女吸引。过去休学半年间，让家中钢琴再无声响，这是谭谈对母亲最直接的反叛。因为弹钢琴，是她童年时由名校博士毕业的母亲安在她身上的“高尚志趣”。琴声乐声相伴的美好场景背后，其实在场老少有着共同的焦灼——这是一个以“因心理疾病休学少年疗愈”为目的的亲子共训营现场。媒体人张进于2016年创办了以精神健康为主题的公众号“渡过”，今年公号推出“陪伴者计划”，试图从社会支持层面入手，探寻精神疾病疗愈之路。 11月末，“陪伴者计划”在杭州举办了一次报名条件苛刻的首次线下活动，征集20个因中重度抑郁症等精神疾病休学在家的青少年及其父母参与。打来电话报名的家长中，有一大半都几度哽咽。在“陪伴者计划”建立的26个线上微信群中，8个群皆为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满员家长群。数量之惊人，揭开了青少年精神疾病患者现实处境的冰山一角。亲子共训营的室内环境照。张进摄 01 “孩子不是叛逆，是病了。” 11月21日，共训营第二天，上午的课堂黑压压坐满了家长，却很少见到孩子。孩子在哪儿？父母们平静地解释：“还在睡。”晚起之所以被谅解，因为这属于孩子们的病态表征，也是抗抑郁药物的副作用。下午，来听讲座的孩子渐渐多了，可他们听了一会儿就走开了，就像中学课堂里坐在最后一排捣蛋的孩子。但事实恰恰相反，记者发现这些孩子有着惊人的相同点：他们在病前大多是重点中学的优等生，自我要求极高。 19岁的韩青在分享环节自称是个“逃兵”——来杭州入住后的第一天，一家人打算到浙江大学学生食堂吃饭。距食堂门不到100米时，她扭头逃走。“我没办法走进去……”原本成绩优秀的她现已休学3年，却始终放不下考个好大学的念头。因为这种灰心，她不久前吞服安眠药试图自杀。袁然然被父亲喊起床后，百无聊赖地坐在青旅客厅最后一排沙发上，用宽大外套罩住双手。“暴食一个月，重了10公斤。”她语气猎奇，仿佛在说一个与己无关的笑话。这位明艳的女孩患有严重的进食障碍：因为失恋而暴食，又因为暴食后担心发胖而产生抑郁和焦虑情绪。晚餐时间，父亲老袁总是热情动员女儿陪他去吃饭，一旦女儿拒绝，他就陷入焦虑，因为女儿午夜可能躲在无人角落暴食…… 训练营的大部分讲座时间，16岁的浙江男孩陈浸都在沙发休息区，和父母若即若离。陈浸人高马大，在所有人中看起来最健谈，似乎总在帮身边的小伙伴答疑解惑。他常常为一位因有认知障碍而觉得自己很丑的女孩拍照，不断告诉她：“看，多好看！” “我觉得我没有问题，但我爸妈觉得我有很大问题。”陈浸耸耸肩，一派轻松模样。成绩优异的陈浸，忽然有一天宣布不再上学，因为“没意思”，之后不仅情绪有异，身体也会疼痛。短短几个月，他学会抽烟喝酒，父母无力阻止：父亲只能在他面部表情痛苦时给他一支烟抽，母亲只能在他需要时和他一起喝酒。在突如其来的心理疾病面前，家庭秩序变得渺小。 16岁的万言遭遇过校园暴力，甚至有位男同学曾把她逼到厕所墙角后，伸出小刀对着她的脖子。糟糕的情形持续到万言念初二时，她再也无法走进学校。 “我真的很后悔，最初以为她只是青春期厌学情绪……”万言的母亲现在终于摆脱了最初的自责。一位母亲直至女儿休学，都以为是女儿的“青春逆反心理”，直到有一天，她看到女儿手上有拿小刀划过的10道自残伤疤。“我试着在我手上用小刀划一道，但做不到……我真的意识到孩子不是叛逆，是病了。”这母亲说。认知疾病，对于这群曾经优秀的孩子而言，也和家长一样困难重重：许多孩子在被确诊前拒绝就医，在确诊后也拒绝服药。万言休学后在贴吧上建了一个“我要当大神”的小号，她每日反复关注小号有没有掉粉。获得关注，成了曾经作为学霸的她现在精神世界的寄托。 “帮助无法正常上学、社会适应较弱、自救意识不强的初高中学生，正确认识抑郁，改善亲子关系……直至顺利复学。”这是活动初期主办方立下的目标。可记者发现，少有父母将“复学”作为直接诉求。 “希望孩子来这里交几个朋友，当个快乐的普通人……”这样的回答，在这群父母中几乎成为标准答案。 02 中国父母的两面性：敌意和爱意亲子共训营的第二天晚间，家长们被活动志愿者要求“全部退场”：工作人员为孩子们设计了专场座谈。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被鼓励挨个发言，主题围绕“你期望爸爸妈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帮你做些什么？” “我真的不怪他们了，就像是我养的猫，它饿了我拿质量不好的火腿肠喂它，但不知道这会让它丧命，我只是不想让它饿……”一位女孩在座位上泣不成声。她说起自己曾经在小学三四年级时患过肿瘤，病痛来袭时，她勉强支撑着到母亲教书的教室门口求救，但不知情的母亲搬了一把小板凳到教室外，命令她：“你就坐在这儿。” 陈浸回忆时带着平静的笑意，“我妈妈头脑精明，她把我看成了最大的一笔投资。我上初中时，她反复比较了两所中学的收益回报，然后，哈哈……” “我和我妈妈关系一直不好。”韩青低垂着头，停顿了一会儿。她曾经劝父亲离开母亲，“我一直觉得我爸爸是我最好的陪伴者，但是他拒绝了我这个想法……” 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韩青正在调整药物，母亲一直陪伴在侧。她对母亲的负面情绪正在消退，因为她看到了强势的母亲逐渐变得柔软。“我想或许我自己很难一下子变好，我只希望我的家庭关系能够变好。”韩青说。指导老师梁辉把这句话带给了韩青的父母。那位强势的母亲落泪了，“女儿病后，我常常对她冷暴力，或者以出差工作忙的名义当逃兵，其实是我不敢面对她，即使知道她需要我……” 有时，敌意和爱意，或许本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我知道我应该恨我妈妈，但恨不起来。我变成现在的样子，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因为她。”从小跟着母亲在美国长大的谭谈，回国后就读于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成绩保持在年级前20名。她擅长钢琴、歌剧，有上千本的图书阅读量，在同学们眼里是“完美人设”。她却说，因为母亲，她没有童年。“她是名校的博士后，踌躇满志却有很多遗憾，我就是她消除遗憾的工具。而且在我病后，我妈妈无坚不摧的权威形象被她自己亲手毁掉了。”母亲变得无所适从，这是谭谈更加恐惧的。共训营里一位人高马大的男孩在发病时特别爱去超市的儿童玩具柜台——这是他唯一的快乐记忆，源自幼儿园时期。自从父亲接管教育大权后，嘴边只有一句：考不上清华北大，就是社会渣滓。男孩在中考前一个月向母亲求救：“如果爸爸再看着我做数学题，我一个字也写不下去了……” 一名因认知障碍而觉得自己“很丑很胖”的漂亮女孩，盘旋在脑中的是童年时母亲对她“是个胖姑娘”的日常调侃。一名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女孩依旧清晰记得，3岁时因为惹怒母亲被反锁在阳台，直到她假装昏厥才被放出；童年时父亲常在公共场所把她打倒在地，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我永远无法原谅他们，这就是我想对父母说的。”女孩说完低垂着头。志愿者递来纸巾，她拒绝了，坚持说自己没有眼泪。记者原本以为，这次“控诉大会”会以冷场告终。“报名表上，我看到父母为孩子写下性格内向的占了大部分，事实却相反。”指导老师梁辉亦有同感。在大多数家长看来，梁辉“说话很直，有时让人消化不了”。而在身为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梁辉看来：善待学生，敲打鞭策家长，才是家庭教育中普遍缺失的“救赎”方法。梁辉的话让家长们沉默了：你们所感受到我刻意释放的攻击性，或许仅是你孩子曾经承受的你的攻击性的1/10。 03 “妈妈，请你做一个真实的中年人。” 课程进展不错，几位家长倡议孩子们建一个没有家长参与的交流群。但之后的补充倡议坏了事：有家长建议邀请一两位在场老师参与其中。 “他们还是不相信我们，这不就是监视吗？”一位女孩生气地说。 “接纳”和“改变”已经成为这些家长的高频词汇，毕竟家庭环境“出错了”，孩子病了。然而，纠正的道路，并非尽能如愿。共训营进行了一半，一位母亲依旧无法把女儿请出房间——孩子们都相约去逛街了，女儿还在房里昏睡。像往常一样，她遛弯、跑步、深呼吸调节情绪，再度请孩子起床，女儿的拒绝将她又打回谷底。学国学、健身……她几乎遍尝，依旧陷入死循环——她和颜悦色，女儿愤怒反抗，她强行调节焦虑…… 这位母亲找志愿者邹峰聊天，陪伴经验丰富的邹峰提出了她意想不到的观点：你的和颜悦色，其实并不是放下，而是焦虑。邹峰找了这位母亲的孩子聊天，发现孩子表达活跃，却在母亲介入聊天时，迅速萎蔫，一言不发。邹峰给出的建议是：在孩子的成长上，母亲需要进一步撤退。当晚，这位母亲主动告诉女儿：从今天开始你服药，我不再递给你。女儿欣然接受，并在当晚弄清了药物资料。服药自主权下放后，她发现女儿变了。女儿不慎崴了脚，却还是要和小伙伴参加次日的集体活动。尽管第二天女儿没有兑现承诺，这位母亲依然觉得：这是好的开头。放手与否的矛盾，几乎如影随形。在餐厅里，韩青主动提出想要负责点菜，母亲愉快地一口答应。但韩青说出的好几个菜名，都被母亲否决了。用餐时，韩青的母亲主导着各个餐盘的摆布，还勉力往韩青碗中送去她觉得有营养的菜，可韩青被其中一块辣椒呛到咳嗽，母亲变得慌乱…… 陈浸的母亲方捷也自称不焦虑了，因为“孩子已经好转”。陈浸情况最糟时，曾在一次母子争吵后，大声喊出：“我要杀了你！” 一家人在无可奈何之际铤而走险：顺应陈浸心愿，让他搬出去独自居住。父亲在获得他允许的前提下去照顾起居，母亲偶尔探望，夫妻俩从不在那里过夜。陈浸外出独自居住的4个月里，方捷报名学习心理学课程。终于有一天，陈浸开口说想搬回家里住。方捷记得一个儿子归家后的画面——母子俩平静地并排坐着喝酒，儿子突然说：“妈妈，不知道为什么，我极度缺乏安全感。”方捷心痛而欣慰，起码她重新成为了儿子情绪的出口。然而，方捷的内心或许没有自己所想的那样无懈可击。共训营最后一天下午，陈浸消失了。方捷打不通孩子的电话。好不容易接通，孩子懒懒地说：在吃饭，希望一个人安静。方捷说：早点回来。电话挂断后，方捷询问下得知，昨晚交流会，陈浸或许是因为某个孩子的发言引起共鸣而情绪波动，上半身不住战栗……听罢，方捷和爱人决定去找孩子，确认孩子无恙后，悄悄折回。为人父母的尺度，对于这20个家庭而言，是需要精准拿捏的话题。答案，或许就在每一位孩子心中。每次万言的母亲问她需要什么帮助，万言总说：希望你做自己。什么是“自己”？万言给出的答案是：不要再做那个高高在上的家长权威，也不要再做那个因为孩子病了就唯唯诺诺的老好人，做一个最真实的成年人。 04 “我愿意成为女儿攻击的目标。只有推倒，才能重建。” 今年，韩青独自去成都参与一个实验性的“复学计划”。复学，难以坚持，调整再复学……她勇敢地在这个困顿的循环中不断尝试恢复社会功能。但在父母面前，她轻描淡写，举重若轻。就像一位主讲人秋月在讲座上所说的，“这个战场血流成河，但除了我没有人能看到。”秋月曾是重度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而转头看看家长们的推断——“孩子认知疾病能力不足，自救意识不足。”这是共训营上父母们提及最多的。真实情况恰是反面。记者留意到一位女孩向主讲人提了一个专业问题：青少年单相抑郁症转化为双相情感障碍的概率是否真的很高？显然，女孩在思索自己疾病的未来。记者与陈浸沟通时得知，得病后的几个月，他偷偷阅读《变态心理学》《犯罪心理学》，他想知道对人友好的他对待生活的恶意究竟从何而来。韩青和万言也在尝试着寻求认知行为疗法等自我解救的道路。在某种意义上，家庭所给予的最好帮助，或许仅仅是“陪伴者”的本来含义。袁然然又“失踪”了，回青旅时带着好几件新衣服。她和老袁解释：这件是给老妈的，那件是给外婆的…… 老袁看着女儿，这次没有责备——虽然这又是一次女儿释放压力的疯狂购物，但这是她很难得的一次为家人采购衣物。距共训营结束还有1天时，袁然然打算提前撤退，这次她没有不辞而别。她告诉了老袁，希望父亲和她一起回家。老袁尊重了女儿的想法。临走前，老袁摸着女儿的头，玩笑似地说：早知道女儿会因为失恋发展出心理问题，就应该教教她怎么谈恋爱，而不是一直补文化课。 20个家庭之中，另一对父女组合是谭谈父女。有人问起她母亲为什么没有同来，她的答案都是：妈妈工作太忙，她也很难因为参与这些活动被改变。实际上，就在共训营结束前那晚，从未在群里发言的谭谈母亲写下一段长长的话：“我很高兴孩子能利用这个机会有个情绪的出口，有个公共场合释放自己的攻击性……我愿意成为我女儿攻击和推倒的目标。只有推倒，才能重建。” 这位未曾露面的母亲道出了缺席的真实原因。她觉得自己仍有控制孩子的心理，因此自发离孩子远一些。彼此多一些信任，究竟会怎样？万言的妈妈在女儿病后开始“追星”，追的是年逾五十的郑伊健。她带着女儿一边四处求医，一边在各个城市机场体验粉丝接机；女儿也常常帮母亲所在的粉丝团发布推文。母女俩把看病过程视作“游历”。课程最后一天，陈浸破天荒早起。他见到记者，欢喜地伸出手，想要击掌。课程结束后，陈浸对父母提出：想在杭州再逛逛。等父母回家一天后，他也顺利归家。母亲方捷在群里留言：返程时其实已经没票了，我们在家坐立难安，但陈浸顺利说服了火车站层层关卡的检票人员，上车补票。看来他比我们想象中强大很多！共训营结束3天后，陈浸又独自出发去湖南听张嘉佳的讲座了。孩子告诉母亲，自己喜欢像他一样的丰富人生。那一刻，方捷坚信：“我的孩子不是病人，只是需要更多时间探寻生命的意义。我要慢慢走，陪他看看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