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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间，付林用自己的方式成功实现了科技成果转化，然而，与他擅长的科研创新平行的另一轨道上，经费使用、产权处理的不当却埋下了一颗颗地雷，最终使他身陷囹圄。付林（资料图） 6月23日，是2017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候选项目“全热回收的天然气高效清洁供热技术及应用”正式答辩的日子。作为国务院设立的国家科学技术五大奖项之一，近几年每年只有1项-2项重大发明能通过该奖项的一等奖评选。2016年度一等奖空缺。但这项科研成果的第一完成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付林却无法参与答辩。2016年3月16日，付林被北京海淀区检察院以涉嫌职务犯罪为由带走调查，至今已在看守所羁押一年多。按照规则，参评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项目排名前三的完成人，都须参加答辩，因为付林的缺席，该项目最终获奖希望渺茫。过去十年间，付林用自己的方式成功实现了科技成果转化，然而，与他擅长的科研创新平行的另一轨道上，经费使用、产权处理的不当却埋下了一颗颗地雷，最终使他身陷囹圄。冒险试验卷入三家公司故事从付林2007年申请两组课题时开始：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电厂余热再利用研究与示范”和“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电厂循环水余热资源利用技术及装备研究与示范”。付林曾经的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江亿并不看好这两个项目，认为课题本身“没多高的技术含量”。江亿的预判很准确，付林和他的科研团队不到半年，就遭遇尴尬，如果按照既有的技术路线进行下去，结果只能是用过高的成本和价格，勉强换取既定的节能目标，与其他供热方式相比，毫无竞争力。碰壁之后的付林决定调整课题方向，将电厂与供热企业的供热站，用新型热泵和技术系统连接起来，以低成本方式、高效利用电厂余热。如果这些构想实现，就可能解决“供热领域”长期以来的核心问题：通过高效的热电协同，在节约燃煤的前提下，扩大供热面积，提高供热效率。得到江亿的肯定后，付林着手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对原有技术路线进行重大调整后，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试验设备。按照付林团队设想，新的科研路线要采用“吸收式换热器”和“吸收式热泵”，吸收式技术之前通常用于中央空调制冷机，改为用于供热的、运行参数完全不同的吸收式换热器，就成为全新的产品，需要重新设计、研发和生产。设备数量也从2台增加到7台，前期预计投入490万元，付林手中用于设备的经费只有91万元。付林开始了他的“冒险”，他要解决三个问题：“钱”、“人”和设备生产厂家。首先是生产厂家，国内有能力研发“吸收式换热器”和“吸收式热泵”的企业并不多。付林认为，如果有一家愿意投入资金、人员和技术加入课题研发序列，加入企业可以按照约定共享成果，接下来顺势完成科技成果转化、投入市场，实现科研团队与企业的“双赢”。后来的经历证实，他想简单了。几乎所有企业都以相同的原因拒绝了他：一是市场上根本没有过“吸收式换热器”这种设备，能不能造出来是个未知数；二是即使研发出来，成本也太高，企业不仅要出钱、出人，还要与付林的团队共享核心技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未来市场需求不足，那前期的投入就打了水漂。几经周折，曾任清华同方总工程师的江亿帮付林找到了一家企业：同方川崎。这家与清华有渊源的中日合资企业勉强答应帮助付林团队生产试验设备，以“工料对半”的代加工方式，即由付林团队负责提供全套设备设计图纸和加工工艺，同方川崎只负责按图加工，付林方面支付设备所需材料费和加工费。设备生产厂家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是“钱”和“人”。付林身为清华大学教授，同很多身处公办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一样，他在学校有一个科研账户，用于接收国家或地方的纵向科研经费（拨款）。除此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账户”——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下属的能源规划设计研究所（下称能源所）。清华同衡为清华大学校办企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教师均可在此公司名下设立研究所或工作室，用于承接企业和社会机构委托并支付经费的“横向课题”。这两个账户，各由清华大学和清华同衡作为监管单位，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其余由科研人员用于课题研发的材料、差旅、劳务、试验等各项支出。付林的科研团队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他自己——团队中唯一一位清华大学正式编制的教师；二是他带的研究生；三是能源所所属的社会招聘的科研人员。除了付林，研发团队的工资均由付林的两个科研账户支出。让江亿和科研团队都没有想到的是，付林准备用“孤注一掷”的方式来继续推动课题，他不仅紧急追加设备研发预算，由原来的2台预算91万元，增加到7台，并将327万元课题经费直接支付给了同方川崎，以便尽快开工。设备制造出来之后，他才发现实际造价还要超过这个数字。此外，付林还继续招兵买马，陆续从一些空调企业高薪挖来技术人员，在此之前，付林团队专注于技术路线研发和系统创新，并没有研发设备的计划和能力。但这样不仅增加支出，还形成新的问题：如何安置这些新增技术人员？放在能源所不可能，一来按照清华大学和清华同衡的相关规定，不可能解决他们的编制和为他们支付薪水；二来不管是清华大学还是能源所本身也不具备设计、制造设备的资质。而在2006年，付林曾委托妻子曲燕用亲戚的名义，注册了北京环能瑞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环能瑞通），在申报该课题之前，这家公司就开始参与到早期尝试性研究中，此次他将这家公司也列为横向合作单位，新增团队成员便以环能瑞通员工的身份解决了安置问题。来自赤峰的意外支持最后解决的是最敏感的“钱”的问题。技术路线的变更带来经费需求的大幅增长，此前两项课题的经费已远远不能满足研究需要。 2008年“五一”假期过后，江亿给付林带来好消息。江亿在内蒙古赤峰市度假时，碰到时任赤峰市富龙热力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老朋友景树森，说起付林正在做的研究，景树森非常感兴趣。那一年正是奥运年，北京的私家车主第一次尝到限行的滋味，蓝天白云和洁净的空气这些曾经司空见惯的东西，一下变得稀缺起来。作为北方燃煤和排放的大户，各地供热企业节能减排压力也越来越大。景树森热情邀请江亿给公司所有中层以上干部宣讲付林的技术路线，并当场表态：一定要支持这个试验。意外的支持解决了付林的试验场地，还填补了课题经费的缺口。在2008年-2009年采暖季，试制好的5台“吸收式换热器”和“吸收式热泵”第一时间运往赤峰市，配合赤峰富龙建设“基于吸收式换热器的热电联产集中供热新流程试验工程”。 2009年3月，该项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组织的成果鉴定，运行的参数和结果验证了新技术构想的有效性，于2010年获得赤峰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9年6月，中国工程院代表团受邀访问瑞典皇家工程院，付林随行并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事后测算，赤峰富龙先后为该项目投入820万元，其中380万元用于支持付林团队的设备试制工作。然而，赤峰富龙并非课题组成员单位，没有将经费注入课题的路径。据江亿介绍，赤峰富龙以购买试验设备的名义，与环能瑞通签订了购买合同，将380万元支付给课题组成员环能瑞通，再由环能瑞通将这笔款项用于设备研发。 “环能瑞通拿到钱后，用于支付同方川崎的代工费以及课题其他研发费用，剩余105万元以设备回收的名义归还给付林在清华大学的科研账户。”江亿说。这一系列操作中隐藏的危险数年后爆发，检察院认定，此次资金流转，造成科研经费损失220余万元，付林涉嫌贪污罪。检方认为，付林当年从清华的课题账户拨款327万元用于设备研发，最后返还账户105万元，中间的220万元差额系付林将5台设备销售给赤峰富龙所得，且最终留在了他个人控制的私企环能瑞通手中。此前，北京市科委对课题结题审计后认为，环能瑞通为此课题自筹经费500余万元，包含赤峰富龙支付的380万元。付林的代理律师周泽认为，环能瑞通申报课题时，已被列为课题参与单位，负责样机试制，清华大学还曾向环能瑞通支付91万元课题经费用于2台设备的试制。至于增加的5台设备制造费用327万元，本应继续支付给环能瑞通，是因为时间紧急，直接支付给了代工方同方川崎，最后设备制造出来也用于试验，课题经费“花得其所”，也通过了课题结项的审计验收，不存在贪污行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峰对此案分析认为，显然检察院更关注赤峰富龙付给环能瑞通的380万元设备交易货款，这些设备由清华大学以科研经费出资制造，即由清华大学和课题组享有产权，试验完成后，设备“对价”最终到了环能瑞通，而非清华大学的账上，这就出现了问题。大同项目的成功试验付林在取得试验进展后，并未就此停止脚步。 2010年7月，付林连夜驱车从大同赶往赤峰，欲在第一时间告诉江亿一个“好消息”，他决定率课题组成员接下大同的一项工程，即大同市为解决同煤集团棚户区和塌陷区600多万平方米建筑的采暖需求而决定建设的“华电大同第一热电厂乏汽余热利用示范工程”。据江亿介绍，时任大同市市长耿彦波对付林提出了严苛要求：在当年11月开始的采暖季就开始试用。通常情况下，项目准备期的可行性研究、环评、正式立项等工作，需要几个月，上亿元的工程资金配备到位，也需要时间。付林告诉江亿，耿彦波指定相关国有企业，先借款给付林的团队及相关企业，迅速开工、缓签合同，如果项目验收不合格，付林团队及相关企业，必须偿还这笔债务。江亿当时对付林说：“你胆子真大，如果做不成，还不上钱，你可是要坐牢的。” 四个月后的供暖季，国内首个“基于吸收式换热的热电联产供热技术”对大型电厂空冷机组进行改造的工程实现供热。在2011年3月召开的项目技术鉴定会上，聚集了10位权威专家，供热行业的相关企业人士200多人参加，国内几大电力集团皆派员到场。鉴定会确认，大同项目采用该技术可以在每年节约8万吨标准煤的前提下，增加供热面积50%。 2011年7月，科技部组织对北京市科技计划“电厂余热再利用研究与示范”以及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电厂循环水余热资源利用技术及装备研究与示范”课题验收。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徐大懋、秦裕琨等组成的验收专家组认为，付林的技术“是我国热电联产集中供热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始创新，将给我国集中供热系统节能减排带来巨大的推动，达到国际领先水平”。2012年，该技术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设备试制成功，需求立即出现，在身陷囹圄之前，付林一脚踏入商业江湖。付林的技术在节能减排增效方面引起的注意，与北方雾霾的指数呈正比。许多耗能高、排放量大的电力与供热企业对这项技术表现出兴趣，而最先受益的就是设备制造企业。据了解，由于大同项目对新设备的大量需求，付林团队决定与国内所有具备生产能力的企业合作，代价是向这些企业公开自己的原创技术及设备图纸。“其中一家企业2010年吸收式制冷机的生产几乎停滞，因为改生产吸收式换热器，第二年营业额就起死回生。”能源所总工程师张世钢对《财经》记者说。危险的关系新设备引起的市场爆发是短暂的，因为吸收式换热器虽是该项技术的核心设备、却非全部，在没有系统基础搭建的前提下，最终效益会大打折扣。山西双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山西双良再生能源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山西双良）看出了其中的门道。2010年该公司开始接触付林，称已拿下了山西8家电企的合作意向，与付林寻求技术服务总包合作。随后其与能源所、北京华清泰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华清泰盟）签订了三方意向协议。华清泰盟注册在付林妻子曲燕名下，主要用于替代环能瑞通，对接与科研相关的外部合作。华清泰盟注册在付林妻子曲燕名下，主要用于替代环能瑞通，对接与科研相关的外部合作。据付林团队的多名人士介绍，合作刚要展开，付林认为事情不对头，山西双良根据协议向华清泰盟支付了600万元总包预付款，却对后续合同不那么热情，反而对他们的技术路线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并派驻两名技术人员，以协同、监督工作为名，深度学习这条技术路线。据上述付林团队人士称，山西双良的母公司——江苏的双良集团创始人也多次到北京面见江亿，寻求独家推广付林的技术，江亿和付林都不置可否。 “前些年空调相关生产企业日子都过得很好，后来市场变了，日子不好过，都在寻求转型。”能源所所长边兵说。之后，付林决定逐步退出设备生产领域，专注于技术研发和服务。 2011年，华清泰盟与北京能源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合资，成立北京华源泰盟节能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华源泰盟），由京能集团控股，华清泰盟将涉及设备制造相关的资源注入合资企业。根据公开信息显示，2013年底时，华源泰盟的全年营收为2.44亿元，净利润3137万元。2014年6月，京能集团将名下的华源泰盟股份挂牌，以1.2亿元的价格出售给烟台冰轮（000811.SZ）。 “股份转让之前，双良集团还在努力，甚至拿举报材料来见付林，要求付林阻止烟台冰轮的竞标，由双良集团独家出资购买。”付林的妻子、华清泰盟法定代表人曲燕说。记者致电双良集团主管该业务板块的副总裁，以核实上述说法，未得到回应。烟台冰轮竞价成功后，付林和曲燕将华清泰盟名下的华源泰盟40%股份协议出售给烟台冰轮，后者按最初的估价支付给华清泰盟5000多万元。华清泰盟又以奖励和分红的方式，将这笔公司结余的最大收益，支付给了项目人员和华清泰盟的股东。混合战队的产权红线华源泰盟股权转让落定后，江苏省江阴市公安局接到举报，专程到北京调查付林，无果。之后，清华大学纪委也收到关于付林的举报，付林和团队以及知情人均向清华大学纪委做了说明。 2016年3月18日，付林被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以涉嫌职务犯罪带走。一年以后的2017年5月19日，检方向海淀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除了指控付林涉嫌前述220万元的贪污罪名之外，还指控他在与山西双良的合作中，将对方支付的600万元预付款中的439万元用于华清泰盟的经营，涉嫌挪用公款罪。纵观付林案始末，问题根本是在“产权”上。付林的“混合战队”，不仅包括作为清华大学教师的自己，还包括作为国有企业性质的能源所、作为私营企业性质的华清泰盟，它们之间存在所有权身份差异。也就是说，山西双良将预付款付给能源所还是付给华清泰盟是一个“重要”问题。检察院认为，山西双良的600万元预付款本应付给能源所，结果付给了华清泰盟，因此此款项应定性为挪用。同时检方认定，尽管在案发前，439万元已归还给能源所，但付林挪用公款的事实仍然成立。邓峰认为，高校教师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问题就是产权，特别是“名义产权”，不只是课题经费受到监管，课题成果作为职务发明归单位所有，教师利用诸如校办企业提供的平台，在社会上承接的一些科研项目，也会被相关法律法规认定为“公有性质的产权”。根据国家科研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的管理规定，付林及其团队所做出的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应归属于清华大学。实际上，涉及该项技术的30多项专利中，只有3项与设备生产相关的专利归属付林实际控制的华清泰盟，其他专利均在清华大学和付林名下，但作为职务发明，付林对这些专利并不拥有产权。在清晰的产权归属之下，当与之相关的收益和资金进入付林控制的私人公司时，显然已经触碰到了现行法律红线。“从法律角度上看，付林的案件可能没有造成国有资产的实质损失，但操作过程未必没有问题，检察院主要关注的是这些‘定性’的问题。”邓峰说。 2016年2月，国务院专门发布文件，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文件要求对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在对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或对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进行奖励时，奖励金额不低于净收入的50%，如果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实行转化的，同时可以获取不低于50%的股份或出资比例。同年7月，最高检发布《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创新的意见》强调，在办案中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如对于身兼行政职务的科研人员特别是学术带头人，要区分其科研人员与公务人员的身份；区分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与贪污、受贿之间的界限；区分突破现有规章制度，按照科技创新需求使用科研经费与贪污、挪用、私分科研经费的界限等。

黄大年（1958年8月28日—2017年1月8日），吉林大学教授、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国际知名战略科学家。1977年，作为首届高考生，他以优异成绩考入长春地质学院（现在吉林大学朝阳校区）地球物理系。1992年，黄大年得到全国仅有的30个公派出国名额中的一个，被选送至英国利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以第一名的成绩博士毕业。在英国18年，他已成为世界地球物理领域被仰望的传奇人物，功成名就。然而，2009年，黄大年却毅然选择回国，成为东北地区首位“千人计划”专家。他曾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为我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技术空白。他对科研有着“疯魔”般的执着，正是这种执着使我国在地球勘探项目的数据获取能力和精度与国际的研发速度至少缩短了10年。有外媒报道说：“他的回国，让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他是“另类科学家”“科研疯子”“拼命黄郎”，对待科研他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只有国家利益”。黄大年2016年的日程安排几乎“密不透风”。刘柏煊摄记者手记采访中，每天都被黄大年的事迹感动着，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惋惜，遗憾再也没有当面采访他的机会。我更想知道作为一个普通人，黄大年的喜怒哀乐，他的生活，他的感受。有人翻出了黄大年生前发的朋友圈，这些文字和图片不动声色地记录下了主人的所思所想和所见。他们舍不得删掉，而我似乎看到了一个活的黄大年。把黄大年生前朋友圈截图收集整理了一部分，仿佛他就是我们的好友，仿佛哪天还能看到他更新。黄大年朋友圈的封面图，是一张英国剑桥的风景照。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但当祖国需要他时，他却义无反顾地回。黄大年最末一条朋友圈，分享的是邓稼先先生的事迹。 “当你面临同样选择，你是否会像他那样，义无反顾” 是的，黄大年做了和邓稼先同样的选择，志诚报国，以身许国海归科学家黄大年的最后30天曾经因为一次会议有人迟到，愤怒的黄大年当场摔了手机。他曾经坦言：“我有时很急躁，我无法忍受有人对研究进度随意拖拉。我担心这样搞下去，中国会赶不上！” 黄大年，1958年8月28日生，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2009年，作为第一位到东北的“千人计划”专家，黄大年从海外回到母校吉林大学。归国七年，黄大年带着团队突破一个个技术难点。在航空移动平台探测技术装备项目上，他和团队用5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在尖端装备重力梯度仪的研制上，就数据获取的能力和精度，我国与国际的研发速度相比至少缩短了10年，而在算法上，则达到了与国际持平的水平。他原本将带着团队继续突破，却最终倒在了岗位上，从2016年12月9日被查出胆管癌，到2017年1月8日去世，其间共计30天，享年58岁。 “他是最单纯的赤胆忠心的海归科学家。” 清华大学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施一公说。胆管癌许多了解黄大年的人早就在担心他的身体。助手于平回忆，几年前，黄大年就开始出现昏倒的情况，还时不时有原因不明的腹部疼痛。到后来，黄大年常常在包里放上一瓶速效救心丸。 2016年12月8日黄大年不情愿地办理了住院手续。前一天，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向他下了死“命令”：哪里都不许去，住院接受进一步检查。就在一周前，黄大年的身体发出极强的预警--他因为腹部疼痛，在飞机上晕过去两次。那是11月28日深夜，北京飞往成都的航班上，黄大年去参加第七届教育部地学与资源学部年度工作会。 12月4日，回到长春，他的科研助手、吉林大学教授于平“逼”着他到医院做了增强核磁检查。在长春做完检查，没等结果出来，黄大年就匆匆去了北京开会。 12月6日晚九点半，黄大年回到长春，7日一早，就接到了医院的死“命令”。医院之所以这么强硬，是因为他前几天的那次检查结果很不乐观：疑似肿瘤。 2016年12月9日早晨，黄大年到医院做检查。妻子张艳和他的博士生王泰涵、周文月陪着他。做完检查，黄大年躺在病床上打起了点滴。护士一离开，黄大年就闲不住了。他让王泰涵坐在身边，“那天你问我的问题，我给你讲解下。” 黄大年在病床上盘起腿，不顾静脉上还插着预留针，拿起笔记本就开始为王泰涵讲课。当时，周文月坐在两人的对面。她看见阳光透过窗户打在白色的床单上，一对师生正在谈论问题。“那个场景是特别美的，既感动又心酸。”她情不自禁地拿出手机拍下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成为了黄大年为学生讲课的最后影像记录。黄大年在病房里给王泰涵讲课。黄大年总担心学生学到的知识不够。他的办公桌后面一直摆着两把椅子。每当学生来请教，他就会让学生坐在身边，有时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学生张冲记得，一天晚上自己正在实验室思考一个头疼好几天的问题。黄大年经过实验室，进门直接拉了把椅子坐在他身边，带着他从第一步开始演算，直到凌晨。事后张冲才知道，黄大年刚刚出差回来。长期接送黄大年往返机场的出租车司机刘国秋说，好几次临上车之前黄大年还在和学生讲问题，自己在一旁急得要跳脚。有一次，刘国秋拉着黄大年的手就往车里拉，“当时再不走就真要误飞机了，最后一刻登机的情况发生了好几次。” 2016年12月10日医生告诉黄大年，经过检查怀疑他有结石或者肌瘤，需要做一个手术。但实际上，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专家们进一步检查证实了黄大年的病情--胆管癌。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许多了解黄大年的人早就在担心他的身体。助手于平回忆，几年前，黄大年就开始出现昏倒的情况，还时不时有原因不明的腹部疼痛。到后来，黄大年常常在包里放上一瓶速效救心丸。黄大年平均每年要出差130多天。他办公室的墙上，有他2016年11月的日程安排：北京--宁波--长春--北京--长春--北京--长春--北京--长春--北京--成都。仅2016年的下半年，他就昏倒过三次。除了11月飞机上那次，2016年9月的一天，黄大年突然在办公室晕倒，醒来后布置完工作，又忙着去赶火车。秘书王郁涵印象最深刻的，是2016年6月27日的那次。王郁涵听到黄大年办公室传来一声沉闷的声响，跑进去看到黄大年倒在了地上。“千万不要告诉别人。”醒过来之后，黄大年嘱咐。他自己到办公室的沙发上躺了会儿：“通宵工作有点累，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黄大年后来向人谈起这次晕倒时说，“准备项目几天没睡，起身时动作有些快。” 原来，“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第二天就要进行验收答辩，黄大年作为项目负责人，连续三个晚上通宵工作，带着同事、学生准备相关材料。黄大年在课堂上。 6月28日下午2点30分，答辩开始。“黄老师揉了揉布满血丝的双眼，又服了几粒速效救心丸，开始了历时2个半小时的答辩发言。”于平说，专家组一致认为，项目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国际领先水平”是国内大型项目评审中的最高评价。这个评价表明，中国重型探测装备技术研发获重大突破，实现跨代研发的设计目标并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每天晚上两三点睡，没有周末，没有周日。一天休息五个小时，有时只休息3个小时。中午打个盹儿，十几分钟不到半小时，有时周末能补半天觉。”黄大年曾如此向人讲述自己的作息。 12月10日，黄大年似乎对病情有所察觉，通知了在广西、广东的弟弟妹妹过来。但他似乎又对病情一无所知，给吉林大学副校长郑伟涛发短信说“争取两周内术后康复，重返岗位，有关工作人员作了安排，治疗期间不会对工作造成影响。” 要把这些时间补给国家门卫庞春江回忆，按照管理制度，地质宫每晚11点清楼锁门，但黄大年几乎没有准时离开过。这个总说“庞师傅，麻烦您了”的教授，不是在凌晨离开，就是干脆不走--黄大年在办公室准备了一床被子，工作实在太晚，他就会在沙发上过夜。 2016年12月11日在医院，黄大年一直牵挂着自己的女儿。他身在英国的女儿黄潇即将分娩，预产期不足一个月。黄大年提前给外孙起了中文名字：春伦。这个名字取自长春和伦敦--两座他最喜欢的城市。“春伦”两个字，实际上概括了黄大年自己的人生，他这辈子和这两座城市有解不开的牵扯。 1978年，20岁的黄大年从家乡南宁来到长春地质学院（现吉林大学朝阳校区）求学，完成本科、硕士学习后留校任教。1992年，黄大年被公派到英国深造，1996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英国利兹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1997年，回国不久的黄大年经过批准，又赴英国科研机构工作，直到2009年回国。黄大年本科毕业时，给同学的毕业留言。从1978年进入长春地质学院开始，他探索地球奥秘的38年生涯里，有长春的20年和英国的18年。有人总结，他在长春发芽，在英国开花，最后又将果实留在了长春。黄大年曾经在发给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刘财的一封邮件中坦露心迹：“多数人选择落叶归根，但是高端科技人才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更能发挥价值。现在正是国家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这批人应该带着经验、技术、想法和追求回来。” 回国前，黄大年是剑桥ARKeX地球物理公司的研发部主任、博士生导师、培训官。作为航空地球物理研究领域的世界顶级科学家，他研究着高精度地球微重力和磁力场探测技术，带领着一支包括外国院士在内的300人科研团队，实现了在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下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突破。这是一种尖端而敏感的技术。通俗地说，黄大年研究的是一种高级“CT机”，只是这种“CT机”透视的对象不是人体，而是我们脚下的大地以及浩渺的海洋。这种可以“透视”地下几公里的技术用于科研、民用时，可以研究地质灾害的发生机理、寻找矿藏。而这项技术用于军事时，深藏地下的军事基地和洋底潜行的潜艇将一览无遗。黄大年回国时，我国这项技术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起步，而英美等国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实际应用。这解释了为什么黄大年那么“拼命”工作。“他太知道中国在航空地球物理领域同世界的差距了，他急切地希望中国追赶的脚步可以快一些！”黄大年的科研助手于平说。 2014年，黄大年在松辽盆地科学钻探工程现场。出租车司机刘国秋说，黄大年经常坐的航班是CZ6180，这是晚上11点从北京起飞的航班，凌晨1点左右抵达长春。之所以让刘国秋印象深刻，是因为“这是最晚到长春的一趟飞机。” 坐这趟航班，可以不耽误白天的工作。但代价是，黄大年回来后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他总觉得，自己在国外那么长时间，回来了要把这些时间补给国家。”一名学生回忆。 2016年12月12日手术定在12月14日中午。12日上午，同事和学生把黄大年从医院接回了家。他的房子在长春南湖边，很像他在英国的居所。 8年前，黄大年在英国剑河之畔有一座花园洋房。那时的他在英国有着优渥的生活：工作顺风顺水，学医的妻子开着两家诊所，女儿念着大学。生活幸福又安稳，直到2009年4月。当时，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刘财给黄大年发送了一份关于国家“千人计划”的材料。“千人计划”的全称是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主要是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引进顶级人才来华工作。刘财本来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但没想到，黄大年第一时间就给他回了电话，明确表示希望回国。黄大年的动作很快，当年12月24日就坐上了回国的航班。他后来回忆说：“我们离开英国更像一场落荒而逃，诊所里的药堆满了两个车库，车都扔在了停车场，什么都不管了，必须立刻走，我怕再多待一天都有可能改变主意……” 12日中午，黄大年和师生们一起吃了饺子。傍晚，黄大年想起办公室还有一些没有整理的材料，执意要回一趟办公室。在回学校的路上，车里放着口哨版的英国民歌《斯卡布罗集市》。那时正是黄昏，陪他回学校的于平看到，黄大年望着车窗外略显昏暗的景物，眼泪无声滑落。黄大年的办公室在吉林大学地质宫507房间。晚上8点，黄大年将学生王泰涵单独叫到了办公室。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办公桌前埋首工作，而是静静地望着窗外。“他和我谈了两个多小时，仔细告诉我以后应该怎么做。” 这天，黄大年难得地准时离开了地质宫。门卫庞春江回忆，按照管理制度，地质宫每晚11点清楼锁门，但黄大年几乎没有准时离开过。这个总说“庞师傅，麻烦您了”的教授，不是在凌晨离开，就是干脆不走--黄大年在办公室准备了一床被子，工作实在太晚，他就会在沙发上过夜。 2015年教师节，黄大年和学生们在一起。 “严师慈父” 曾经因为一次会议有人迟到，愤怒的他当场摔了手机。他曾经坦言：“我有时很急躁，我无法忍受有人对研究进度随意拖拉。我担心这样搞下去，中国会赶不上！” 2016年12月13日凌晨，博士生周文月收到黄大年的微信：去剑桥的推荐信给你写好了。黄大年希望周文月能够到国外深造一段时间。“他常常对我说，‘一定要出去，出去了一定要回来；一定要出息，出息了一定要报国。’” 周文月说，黄大年是一位“严师慈父”。夏天，他让爱人给学生们煮绿豆汤、菊花茶；长春雾霾的时候，黄大年给学生们发口罩。在工作之外，他常常和师生们一起打羽毛球、到净月潭徒步。尽管对油烟过敏，他还是亲自下厨，给师生们做咖喱饭、油焖大虾。助手于平说，作为顶级人才，黄大年的收入很高，但其中很大一部分都花在了学生和工作上。学生学英语，黄大年拿钱；学生考驾照，黄大年拿钱；学生学无人机，黄大年拿钱。送学生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他拿钱。连学生家里遇到困难，他都会伸出援手。 2016年夏天，学生高芳（化名）的母亲患了癌症，需要十几万元的手术费。因为家庭条件一般，高芳一筹莫展。黄大年知道后，立即找到高芳，领着她去银行划了十多万元钱。但黄大年自己似乎总是不那么在意外物。他是中科院院士评审专家，但他自己并不是院士。不少人劝他申报，但他总是拒绝，“评院士太花时间了。” “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座，他能一口气准备十几页的材料，但要让他填报个评奖材料，半页纸都写不满。”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黄忠民说，吉林大学早就催黄大年申报院士，但他总是回复学校说，“名头不重要”。晚上，黄大年谢绝了所有人的陪伴，一个人待在病房里。晚上8点53分，黄大年发出了人生最后一条朋友圈：“明天上午开始，暂时失联一段时间。‘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2016年12月14日手术定在中午。在即将进入手术室的时候，黄大年突然提出，要看看团队里的师生。在手术室门口，黄大年跟近三十位团队成员一一握手。作为项目的首席科学家，组建科研团队时，黄大年没有将目光只放在自己的单位吉林大学，而是放眼全国，从全国的科研单位中挑选最合适的人。学生乔中坤说，大家平时与黄大年的关系是“亦师亦友亦兄弟”，而一旦涉及工作，黄大年马上就像换了一个人。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科研进度，他从国外引入一套在线项目管理系统，把技术任务分解到每月、每周甚至每天。通过这套系统，黄大年可以随时掌握团队成员工作动态、项目进展和人员去向，这样一套近乎无情的软件让团队成员叫苦不迭。有人抱怨说黄大年不近人情，黄大年听到后说：“在工作上，不要和我讲人情!” 曾经因为一次会议有人迟到，愤怒的他当场摔了手机。他曾经坦言：“我有时很急躁，我无法忍受有人对研究进度随意拖拉。我担心这样搞下去，中国会赶不上！” “他总说自己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只有国家利益。”科研助手于平说。晚上8点，黄大年被推出手术室，医生说手术顺利。因为麻醉没醒，大家只看见黄大年的手脚在轻轻地动。黄大年与学生外出郊游的合影。能感觉自己是在为祖国工作 “我从英国回到长春，一晃整整7年了。我们走过了不平凡的日日夜夜，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心血” 12月24日手术后，黄大年的病情时有反复。到24日的时候，终于趋于稳定，可以吃一些流食。黄大年病情稍好转一点，就又开始工作了。肝胆胰外科的1265病房成了黄大年又一个办公室：不停有学生来问问题，有同事来汇报工作进展，有一些项目来找他签字。护士们为此还和黄大年起了小冲突。护士们多次劝黄大年，为了更好地恢复，要减少会客时间。但治疗中一直很配合的黄大年，在这个事情上“阳奉阴违”了。 “他都是满口答应说‘好的，你们说得对。’可是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护士长谷玥说。平安夜，师生们在地质宫庆祝圣诞节，有学生将视频发给了黄大年。黄大年参加学院的联欢会。这一天对黄大年有特殊意义。2009年的平安夜，黄大年正式回国。看到师生们欢乐的样子，他给大家发了微信红包，并发出了他最后的圣诞祝福： “我从英国回到长春，一晃整整7年了。我们走过了不平凡的日日夜夜，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心血。这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大家一定玩得开心，让家里人高兴，让周围关心你的人高兴，让他们和你们永远在一块，分享平安、安宁、和谐和幸福的夜晚，祝大家平安夜愉快！” 2016年12月3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2017年新年贺词，黄大年请护士帮他放了一遍。听着贺词里提及，“中国天眼”落成启用，“悟空”号已在轨运行一年，“墨子号”飞向太空，神舟十一号和天宫二号遨游星汉，黄大年十分激动。黄大年办公桌正对着的墙上，挂着唯一一张照片。这是2010年作为“千人计划”专家，去北戴河疗养时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他曾对人说，对着这张照片，能感觉自己是在为祖国工作。黄大年的弟弟黄大文说，哥哥从小就立志为地质事业奉献，17岁高中一毕业，他就考入了广西的地质队做物探操作员。1977年恢复高考，尽管他分数能够上中国任何一个大学，但他仍然以超过录取分数线80分的成绩，选择了长春地质学院这所地质类重点高校。黄大年的父母都是广西地质学校的教师。黄大文说，2004年3月，父亲弥留之际，黄大年正在国外，做“重力梯度仪”的技术攻关。2006年，母亲去世时，黄大年也是在国外做同样的研究。哥哥最终没能见到两位老人的最后一面。 2017年1月4日 1月2日开始，黄大年的身体迅速恶化，发烧、咳嗽接踵而至。到1月4日傍晚，黄大年的内脏开始出现大出血，并出现肝脏衰竭，他失去了意识。而在此时，黄大年一直惦记着的女儿黄潇分娩了，在英国为他诞下了外孙春伦。但黄大年没能看见春伦的样子。“哥，哥，你快醒醒，潇潇生了，是个男孩……”妹妹黄玲拿着手机冲到黄大年眼前，他已没了反应。 2017年1月8日 12点38分，黄大年心脏停止了跳动。 2017年1月13日星期五，长春殡仪馆西辰厅，黄大年遗体告别仪式举行。来自国内外的近八百名各界人士到现场吊唁。当天长春零下23摄氏度，大雪。 “这是我一生中最冷的一天。”学生乔中坤说。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黄大年同志秉持科技报国理想，把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作为毕生追求，为我国教育科研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先进事迹感人肺腑。另据新华社电，黄大年去世后，教育部追授黄大年“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中宣部追授黄大年“时代楷模”荣誉称号，中共中央追授黄大年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