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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还不如印度？手机用户流量低付费高

　　根据全球知名电讯比较网站Tefficient所发布的资料，加拿大手机用户不仅流量低，而且付费高，在所调查并比较的36个国家中，甚至还不如印度。不仅说明加拿大电讯业缺乏竞争，实际上也养肥了几家电讯巨头。　　Tefficient指出，由于手机流量是与花费相关的，因此手机用户的流量低，很大程度上说明手机付费太高，以致于用户为了省钱，被迫选择小流量。　　在2017年，加拿大手机用户平均每月只用了1.3个GB的流量，在36个国家中排名垫底――倒数第6位。这说明加拿大的电讯公司平均每个GB流量的收费太高，以致于用户不敢多用。　　报告还显示，2017年加拿大手机用户流量只增长了6%，在所有36个国家中增长最慢。　　加拿大在这一点上远不如印度：2017年印度手机用户流量增长了300%，这让加拿大望尘莫及。　　此外，印度平均每个GB流量的收费最低，加拿大电讯商平均每个GB流量的收费比印度同行高出35倍！　　渥太华大学的教授Michael Geist评论说，这一方面说明加拿大手机市场缺乏竞争，完全由几大巨头所主宰并垄断，也说明联邦规管机构CRTC对此视而不见，任由巨头们为所欲为，随意地提高收费标准。　　就在今年3月，继2017年涨价之后，加拿大三大电讯公司贝尔、罗渣士及研科都再次提高居民用户的上网价格；加价幅度最狠的是罗渣士，其次是贝尔，研科虽然没有直接提价，但取消了多项服务捆绑的折扣优惠，等于是变相涨价。　　罗渣士：宣布从3月12日开始，提高居民用户的上网价格，各类套餐每月加价$8，其最便宜的套餐也未能幸免，不过只提价一半，也就是每月加$4；　　贝尔：从4月1日起开始加价，不过按省区有区别对待：安省用户每月加价$5，魁省用户则加价$3；用户若流量超限要加更多钱，以前每个G加$3，4月份开始要增加$1，也就是每超一个G要多交$4，两省一视同仁；　　研科：虽然没有提出加价，但在1月底取消了多项服务捆绑的折扣优惠，这项每个用户每月 $3的优惠已经取消，也等于是变相涨了价。　　就在一年前，罗渣士将老客户网络和有线电视的月费分别提高了$5；贝尔将安省和魁省的上网费每月涨$5，研科则把四个套餐都加价$3。

6年前
谷歌已能预测你的死亡时间准确率达95% 你信吗？

谷歌最新开发的AI算法，已经可以预测人的死亡时间。据研究人员表示，预测准确率可高达95%。该项研究，着眼于住院患者的一系列临床问题，最近发表在Nature合作期刊（npj） Digital Medicine 上。谷歌将AI技术应用到大量数据上，这些数据来自两个医学中心共216000名患者，他们每人都在医院停留了至少24小时。研究者在文章中这样解释：”我们想知道在面对范围宽广的临床问题时，深度学习能否提供有效预测。所以，我们在差距很大的临床领域挑选出预测项目，包括一项最重要的临床结果——死亡，一项标准的医疗质量指标——是否再次入院，一项资源利用率指标——住院时长，以及对于患者病情掌握情况的指标——诊断结果。” 这项概念验证研究的结果显示，该算法能准确预测患者的死亡风险、是否会再度入院、是否会延长住院时间,以及患者的出院诊断。根据该研究，使用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医疗系统的数据所作出的患者死亡预测准确率为95％，使用芝加哥大学医学系统的数据所作出的死亡预测准确率为93％。此准确率比传统”强化早期预警评分（augmented Early WarningScore）”预测模型的准确率更高。这种传统预测模型，使用了多种因素来帮助医生确定患者病情。根据研究报告，传统方法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准确率为85％，在芝加哥大学医学系统的准确率为83％。由于依赖于大量的信息，医疗越来越被认为是应用AI技术的合适领域。FDA官员 Scott Gottlieb在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演讲中，就探讨了AI技术在医疗行业中应用的前景。日前，在福克斯的一档电视节目中，家庭医学医师Mikhail Varshavski博士表示：”诚然，将大量医疗信息连接起来使用或许能够帮助患者，但数据隐私权仍然是关键。我会担心是谁在使用这些数据，又是如何使用这些数据的。作为一名医生，我希望使用这些数据的公司是为了帮助患者，而不是仅仅为了赚钱。” “机器也会犯错，有时候错误的数据会导致机器犯错，所以我们仍然需要监管这个过程。”Varshavski博士补充道。即使在谷歌内部，对AI的应用也存在争议。最近，谷歌退出了一项名为Maven的军事项目——该项目旨在提高无人机的瞄准精度。

6年前
不是广告！iPhoneX泡河底半个月，竟然还能用

　　近日，美国一名叫达拉斯的潜水员在亚利桑那河潜水时捡到一部手机，当他将手机弄干后，竟然发现这部手机仍能正常使用。随后，他找到了这部手机的主人，将手机物归原主。　　视频显示，当达拉斯打通阿丽莎电话后，告知对方他在亚利桑那河捡到她遗失的手机时，可以清晰地听到阿丽莎在电话另一端的尖叫声。紧接着，当达拉斯告诉她手机干燥后仍能正常使用时，阿丽莎已经开心得语无伦次。　　这种得知自己丢失的心爱之物被找到时的欣喜若狂，让众多网友不仅替她感到高兴，同时又为这名潜水员拾金不昧的行为点赞。　　达拉斯表示：“我是一名自由潜水员，经常在河里潜水探宝，有时总会找到一些物品，如太阳镜、珠宝首饰，这些很常见，并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前两天我竟然在亚利桑那河的分支索尔特河中发现了一部苹果手机，还是最新上市的手机，你都想象不出来我当时有多么激动。　　然后，我就将它拿回家，尝试了各种能想到的办法把它弄干，如用吹风机吹，用硅胶粒浸泡。整整费了3天时间，我才将它里面的水彻底清理干净。于是，我就给手机充电，天呐!当我看到它的指示灯亮的时候，我惊讶得目瞪口呆，不敢相信它在水里浸泡了这么久，竟然还能使用，苹果手机的质量真是名不虚传啊。” 　　他补充道：“因为大部分美国人都有一个备份手机，使用的是同样的号码。所以，我就将苹果手机里的电话卡安在我的手机里，给失主发了一条短信，告诉她我捡到了她的手机。第二天，我就接到了阿丽莎打来的电话，她在电话里开心的模样，让我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 　　阿丽莎表示：“两周前，我和朋友一起去亚利桑那州游玩，当时只顾着感叹风景的如诗如画，全然忘记了做好保护物品的措施。后来一阵突然而来的急流一下子就把我的手机冲到了亚利桑那河中。　　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因为这些琐事而烦恼，但是这部手机里面有我宝宝头5个月时候的照片，而这些照片我又没有备份。所以，看着这部手机沉入水底时，我非常的生气和绝望。但没想到，过了这么久我还能失而复得，我真的是太开心了。我非常感谢达拉斯，是他让我重新拥有了这些珍贵的记忆。

7年前
成立野生三文鱼咨询委员会助三文鱼数量回升

卑诗省长贺谨周五宣布成立咨询委员会，专责研究一套“卑诗制告”野生三文鱼策略。加通社卑诗省长贺谨(John Horgan)联同省农业厅长布娴妮(Lana Popham)，周五宣布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专责研究一套“卑诗制造”的野生三文鱼管理策略，冀助三文鱼数量回升。贺谨表示，新成立的野生三文鱼咨询委员会，将由14个专家组成，并且由那乃磨─北高域镇选区（Nanaimo-North Cowichan）省议员罗力（Doug Routley），以及赫尔特克第一民族议会（Heiltsuk First Nation）酋长塞勒特（Marilyn Slett）联合领导。该委员会可望于今夏就本省野生三文鱼策略，向省政府提交报告。经深入研究后，省府预料在今秋，向跨政党常务委员会提交建议。此外，省政府将就省内野生三文鱼渔业，举行公众咨询，范围包括野生三文鱼的管理及卫生等问题。示威者现场抗议工作迟缓不过，在周五的记者会上，贺谨的发言多次被在场一批示威者的高叫声打断，有抗议者批评政府工作迟缓。有研究显示，卑诗省的野生三文鱼数量不断减少，其中业界最关注是奇奴克三文鱼(Chinook)的情况。今年较早时，联邦政府宣布，拨款265.8万元给温哥华岛沿岸雨林保育基金会（Raincoast Conservation Foundation），帮助恢复菲沙河（Fraser River）河口三文鱼栖息地。综合报道

7年前
在这个圈，硅谷快有“吊打”华尔街的趋势

金融危机过去十年后，硅谷已经取代华尔街成为应该去的地方。据CNN Money报道，招聘人员和商学院顾问称，经济衰退让华尔街一向顺风顺水的招人工作受到了阻碍，相反之下，往硅谷进军的商业精英人才倒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随着止赎率的上升和股市暴跌，华尔街和大银行被看作造成大衰退的罪魁祸首。华尔街（图片来源：路透社） Zipailergent的联合创始人伊恩·西格尔（Ian Siegel）说：“这些银行的声誉，受损呐。” 六位数的薪水，高额的奖金，换取应届毕业生每周80-100小时的工作时间，这种“引诱”也变得不那么容易了。华尔街（图片来源：路透社）在这种形势之下，许多商学院的学生和毕业生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职业规划。密歇根大学Ross商学院的职业发展办公室行政主任Heather Byrne说：“根据你真正想做什么？在这之上做出选择。企业界变化如此之快，你最好做一些你热爱的事情。” 危急之后，科技公司就“乘虚而入”了。华尔街的形象受损，不正是我粉墨登场的时候了。那厢边国会和政府正加强对银行的监管并限制高管薪酬，这厢边亚马逊、谷歌、脸书、 Netflix 和微软等公司正在向顶尖人才推销新的体验：来为我们工作，改变世界。谷歌（图片来源：路透社） “人们想要目的和意义，找到大平台和造成影响的机会，很困难。”西格尔说。专家说，许多大学和商学院毕业生，甚至银行家都渴望那种注重创新和创意自主的企业文化。随着更多年轻的，更具创新精神的人当了硅谷科技公司的头儿，这种转变就更加得到了推动。管理咨询公司Korn Ferry北美技术市场负责人萨曼莎·华莱士说：“华尔街有着更为严格的等级结构，跟在技术领域拥有的灵活性和创造力相比，在华尔街你就像在一个盒子里。”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学生和商学院学生从小就认为，华尔街就是“宇宙霸主”。但对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一代来说，科技已经成为改变他们生活的主导力量。找工作（图片来源：痞客邦）据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Council数据，2008年，20%的商学院毕业生在金融领域工作，12%在技术领域工作。如今，13%的工商管理硕士（MBA）从事金融工作，17%从事技术工作。技术领域给予了学生更多的职业道路，你可以媒体工作室工作，你可以可以去开发无人驾驶汽车。硅谷科技公司的招聘人员可谓是非常敬业。一旦你进入了评级为B的学校，他们的“魔爪”也就向你伸过来了。找工作（图片来源：搜狐）谷歌在匹兹堡开设了办事处，因此卡内基梅隆商学院和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毕业生可以在毕业后直接在那里找工作。几乎每家科技公司都在波士顿开设了办事处。科技公司还为国际学生提供更多资源，帮助他们更好地处理签证申请。华尔街的高收入仍然是招聘人员的主要吸引力，但科技公司已经缩小了这一差距。在校生们看到西海岸的科技公司正在发展并迅速重塑经济。他们相信权力中心正从华尔街向硅谷转移。硅谷（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7年前

2017年诺贝尔奖正于这几天陆续揭晓。今天发的是2012年的一篇旧文，当时距中国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还有三年。2015年，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中国人对诺贝尔奖的渴望，让研究诺贝尔奖成为一门学问。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诺学”躁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钱炜本文首发于2012年第38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正在开车的徐飞手握方向盘，目光直视前方，用平淡的语气说：“诺贝尔奖里最有含金量的还是科学奖。我现在丝毫不怀疑，中国科学家随时都有可能获诺奖，并且很可能不止一位。”身为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哲学部主任，徐飞长期研究科技史与中国科技制度，从中国科学发展目前的总体水平来看，无论中国科学家获还是不获诺奖，他都不会吃惊。然而，科学界却未必都有徐飞这般的淡定。早在2000年，杨振宁就提出“中国科学家将在20年内获诺奖”的断言，由于这一预测迟迟未能实现，莫言的获奖，也让中国科学界略显尴尬。英国诺丁汉大学副教授曹聪说，“在实用主义的氛围里，中国科技界可能会面临这样的质疑：文学创作没有花费国家太多资助，但得了奖；而相比之下，国家长期投入大量研发经费的科技领域，却至今在诺奖上未有斩获。”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朱克曼曾说，“诺贝尔不可能预见到他所设置的科学奖会成为科学家获得杰出成就的最高象征。”作为朱克曼的学生，曹聪认为，“近20年来，中国在科技领域启动了各种计划、工程、基金，这些项目虽然不会直接声称以诺奖为目标，但是很明显，它们都包含了这样一个潜在的意图。” “冲击诺贝尔奖此其时也” 在对诺贝尔奖的研究中，有一项根据统计数字得出的结论：一个国家一般在立国30年左右便会诞生一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例如，前苏联1917年立国，39年后获得了第一个诺奖；达到这一目标，捷克斯洛伐克用了41年；波兰用了46年；巴基斯坦和印度分别花了29年和30年。新中国已建国60多年，但至今仍没有中国籍的科学家摘取诺贝尔奖。诺奖几乎就像一块心病，以至于诺贝尔奖的颁布期，也成了中国科学界一年一度的阵痛。 1997年和1998年，美籍华裔科学家朱棣文、崔琦接连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对中国造成一波较大的震动。有记录可查、最早公开提出“向诺贝尔进军”的言论，出自1998年8月4日的《科技日报》。这家国家科技部的官方报纸邀请多位院士撰文，刊出一组文章，大标题为《冲击诺贝尔奖此其时也》。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张存浩院士在文中说，中国现在就应明确提出在21世纪初叶夺取诺贝尔奖的奋斗目标。 2000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路甬祥院士向媒体宣称，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国科学家有望到2010年至2030年左右在数学、纳米科学、量子物理、生命科学等领域取得诺贝尔奖级的科学成就。2002年6月，中科院又发布消息称，为力争在2025年之前做出国际一流的研究工作，将把基础研究的目标瞄准诺贝尔奖。在这些“助威”声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在2000年的中国科协学术年会上，路甬祥以一篇7000字的学术文章来昭示中国最高学术机构对诺贝尔奖的重视。在这篇题为《启示与规律——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与20世纪重大科学成就看科技原始创新的规律》的报告里，他全面总结了近100年来诺贝尔科学奖的情况，剖析了21个经典获奖案例，总结出科技原始创新的11条规律。中国科学界领导人物对诺奖的“苦恋”并不仅仅停留在喊口号上。其实，在他们发表公开言论之前，就已展开了行动。根据曹聪的研究，实际的努力从1994年开始。这一年，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每年遴选约百位45岁以下的科学家，让他们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科研；中科院开展了当时资助力度最大的“百人计划”，用以吸引那些海外优秀科学家归来报效祖国。由于诺贝尔奖主要面向基础研究，1997年，科技部启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与发展规划”（即“973”计划），宣布在5年时间内用25亿元支持50个左右的课题。1998年末，中科院又启动了“知识创新工程”，教育部则开始推行“长江学者计划”。 1999年10月，时任中科院副院长陈宜瑜在接受来自他故乡的《福建日报》专访时就表示，“知识创新工程”与“百人计划”皆是“中国为在下一个世纪在中国的土地上摘取诺贝尔奖”所作的准备。当下，中国科学界乃至全社会对诺奖渴求情绪的升温，与中国持续上升的国力也不无关系。1990年，中国的GDP总量开始进入世界前10名。在百人计划开始的1995年前后，这一数字上升至第7名。曹聪认为，增加科研经费、吸引人才，这两项做法本身并无不妥，从现在来看，也对中国科技的发展起到了作用。但中国的科技投入，只注重了硬件方面，却对科学精神、科学制度等软环境的营造，“根本就没有投入”。针对中国科学界进军诺贝尔的种种努力，诺奖得主、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曾说，“获奖不是目的，做科学工作才是目的”。 “能不能成为一门诺贝尔学？” 华中科技大学物理系退休教授杨建邺在大学里讲授物理学，但在课堂上他讲得最多的却是诺贝尔奖。1984年，杨建邺就写了他的第一本有关诺奖的书《火星来客？——诺贝尔奖与犹太人》；2001年，他主编的《20世纪诺贝尔获奖者辞典》一书出版。这本书总结了诺贝尔奖的各种数据，对获奖者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介绍。在科学界对诺奖发起冲击时，像杨建邺这样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对诺奖的研究也开始形成一种潮流。2001年，为纪念诺奖设立100周年，复旦大学联合上海市科协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举办了一场研讨会。这是中国学界在诺奖研究领域的一次大事件。伴随着冲击诺贝尔奖的持久热情，中国的诺奖研究也不断升温，各种研究成果也可谓五花八门。比如《诺贝尔奖得主出生月份的统计分析》一文的结论就是：无论哪个月份出生的科学家都有同样的可能得诺奖。2011年，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汪前进对这些研究做了一次总结，结果发现：虽然自1979年以来，国内有关诺贝尔科学奖的研究文章已有近6000篇，书籍也有数以百册，但真正具有学术意义的文章加专著也不过100来份，可见国内诺奖研究的水分很大。杨建邺在研究诺奖的过程中发现，国内对诺奖的研究非常零散，相比之下，国外的研究就很有体系，光是研究犹太人获奖者的英文书籍就有50多本。由此他提出，“在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人、一本书都可以成为一门什么‘学’，如‘红学’、‘钱学’等等，那么700位获奖者的思想、经历和他们的著作、社会环境……等等这一整体，不能成为一门‘诺贝尔学’？” 徐飞表示，如果真有“诺学”这门学问，朱克曼当属这个领域的鼻祖。1977年，朱克曼写的《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书，是世界上第一本从学术角度对诺奖及其得主进行研究的著作。朱克曼是科学社会学奠基人之一默顿的学生（同时也是他的妻子）。这本书正是在她师从默顿期间所作的博士毕业论文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朱克曼指出，按照科学界分层的概念，诺奖得主就等于科学界的超级精英，往下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构成的科学精英，而那些拥有博士学位、正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群则构成金字塔的最底层——科学工作者。朱克曼访问了当时美国的56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的41位，在默顿的理论框架下，对他们的出身背景、师承关系、研究工作、获奖之后等多方位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诺贝尔奖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其影响遍及科学的整个社会体系。早在1979年，商务印书馆就将朱克曼的这本书引进到中国。但那时，获得诺贝尔奖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不敢想象的，因此该书在当时并未引起学界的注意。不过，汪前进指出，时至今日，国内已有的诺奖研究者的研究取向或理论框架，皆遵循朱克曼的研究框架与取向进行。曹聪依照老师朱克曼的路数，访问了中国79名中科院院士，编写了《中国的科学界精英》一书，但这本英文专著并没有被引进到国内出版。徐飞认为，在对诺奖的研究上，朱克曼的这本书既可以说是开山之作，也可以说是终结之作。“因为从学术角度而言，诺奖值得研究的内容无非就是这几大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国家的学者们都已经把这些研究做得差不多了。但在中国，这些研究还非常零散，与国外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如果不改变观念，研究诺奖再多也没有用。” 2004年10月，杨建邺与北大教授林毅夫做客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呼吁科学界关注诺奖研究，分析诺奖“高产”地区的地理、人文、社会条件，研究中国最有可能在什么时候、从哪个领域获得诺奖。杨建邺表示，这一部分应当成为“诺贝尔学”最重要的课题。杨的想法反映了中国大部分诺奖研究者努力的方向。汪前进将中国的“诺学”研究分为五大类，其中第五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就是“探寻中国如何夺取诺奖”。他指出，这是中国学者进行所有诺奖研究的根本动力与基本出发点，其他的各类研究多是为这一疑问的解答提供素材或是寻找解释体系的。徐飞并不专门研究诺奖，但他的一项研究却揭示了中国本土科学家至今未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深层原因。在一项研究中国院士制度的国家级软科学课题中，徐飞发现，在新中国的前50年，由于种种原因，中科院院士平均年龄一直在60岁上下，年龄老化，科技创造力不足。而在2001年～2010年的10年间，中科院的新增院士年龄持续下降，从2001年的60岁下降至2009年的54.1岁。与此同时，这10年来的76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平均年龄却持续上升，从2001年的57岁上升至2010年67.8岁。不仅如此，相比过去，诺奖得主做出获奖成果的年龄段，也从过去的30岁～40岁上升至40岁～50岁。对此，徐飞解释说，诺奖得主两项年龄指标增高的趋势说明，当代科学研究活动的某些规律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职业科学家需要更长时间的训练才能进入角色，做出成果；另一方面，社会对杰出科学成果的评价也越来越谨慎和严格。两者对比，这是一个好的变化，徐飞说，因为如果当选院士的科学家平均年龄已经大于或相当于诺奖得主获奖时的年龄，那这样一支科学研究的“国家队”无疑是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更重要的是，“这也意味着中国那些四五十岁的院士们，理论上正处于黄金创造期”。于是，他问道：“被遴选院士之后，这些年轻的杰出科学家将以何种策略继续其职业生涯？” 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以1955年～2005年间当选的中科院院士与诺奖得主的任职情况相比较为例：诺奖得主在获奖前后一直具有行政任职的只占总数的约19％；而中科院院士的这一数字高达63％。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兼职情况更不容荣乐观，据初步统计，在783名工程院院士中，共有5610个兼职，人均兼职7.2个。曹聪说，“中国科学家没有足够的时间发起对诺贝尔奖的冲击。杰出的中国科学家在数量上如此之少，以至于被任命为各类行政职务而倾向于偏离研究事业……当他们淹没在各类行政事务的时候，科学研究水平下降的趋势也就在所难免。”徐飞指出，除少数情况需要转向行政管理岗位外，绝大多数杰出科学家应该充分利用有利的资源和条件，趁热打铁，继续攀登世界科学高峰。今年，清华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的新任校长相继上任，两人都不是院士。徐飞对此感到欣慰，他说，“以前，国内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凡是‘985工程’大学的校长，都必须是院士。但实际上，大学校长需要的是管理人才，不应非要由院士来担任。院士是科学家里的精英分子，更应该让他们留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里做研究。” 1930年代，默顿首次提出，“科学是一种体制化了的社会制度”。曹聪认为，时至今日，科学已经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更是一种文化和价值观。但长久以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科学技术只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只是一种工具。中国人要彻底摒弃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的科学观，对科学采取一种整体性的态度。他说，“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观念，研究诺奖再多也没有用。” 徐飞说，“中国今后出现一位甚至两三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也不能说明什么，只有当中国诺奖级别的科学家们如群星闪耀般涌现时，我们才能说，中国已真正成为科技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