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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遭受同事骚扰虐待，卑诗女警起诉皇家骑警

卑诗甘碌市（Kamloops）女骑警麦肯齐（Lisa MacKenzie），近日在卑诗最高法院提出诉讼控告皇家骑警，指她2006年与同为骑警的丈夫离婚破裂后，长期遭到同事的骚扰虐待。她表示现在身体出现问题，没有能力回到警队工作并据此索赔。据兰里区报《Langley Advance Times》报道，麦肯齐2003年加入骑警警队后，被分配在甘碌工作近15年。她表示声称的指控始于2006年，当时她与同为骑警的丈夫离婚后，该前夫曾被指踢烂房门，但她却要自己花钱修补。她声称此后的多年，曾多次面对违反警队调查操守规定的非法对待，此外，她还曾投诉一位主管对女性做出不适当评论，但该投诉没有被解决。曾多次申请调职遭拒麦肯齐还表示，她曾多次提出要求前去乔治太子市（Prince George）警局工作，她的家人也居住在那里，但这些请求都被拒绝。她在起诉书中还表示，她已经被甘碌警局列为“负面警员”。另外，麦肯齐还投诉另外一宗意外，涉及她的第二任丈夫及一位同事，另两位当事人都是骑警，被她偶然撞见在工作期间有性行为。麦肯齐声称事发后，甘碌警局指挥官告诉她不要声张，以免影响警队形象。甘碌骑警发言人谢尔基（Jodi Shelkie）在回应查询时表示，因为关于私隐的法律，无法对正在进行的诉讼案件作出评论，但她表示任何行为不当的报告都会引起皇家骑警的重视，并会被严肃对待及处理。报道没有披露麦肯齐是否提出索赔金额，但她表示寻求普通伤害赔偿、特别伤害赔偿、失去收入补偿、未来收入补偿，及失去骑警福利补偿等。卑诗省公共安全厅及联邦检察部门须在21天内就该诉讼作出回应。综合报道

7年前
华人注意！拿学签的留学生被“盯”了！目前5000多名留学生已被遣返！

加拿大是一个包容度很高的国家，所以留学生和移民也非常多，而且截止目前，加拿大国际留学生的人数还在不断的增加。当然，深造学习只是一方面，对于那些有移民打算的留学生来说，出国留学只是他们拿到枫叶卡的一个翘板。最近，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mmigration, Refugees and Citizenship Canada，简称IRCC)就公布了一个内部报告，报告中就揭露了一些学习签证被取消的留学生数据，以及滥用学签进入加拿大的数据。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报告中显示，2018年加拿大655所国际学校，有90%提交了国际学生注册资料，另外还有大概10%的国际留学生出现了问题，显示不符合其学习签证的条件要求。而2018年这一年当中，就有超过5000名的国际留学生被取消了学生签证，这个数据与2016年1538名的人数相比，数字翻了近3倍有余。更可怕的是，2019年开年前2个月，就已经有1,048个留学生签证被吊销了学习签证，由此可见，2019年的数据更是惨烈！当然，还有一个更让人惊讶的事情，这些数据只是部分采样，而不是全部!IRCC表示，在整个加拿大至少还有20%的国际留学生报告未计入统计，这就意味着实际学签被取消的学生人数可能会更高。为顺利移民多数留学生找工作成“当务之急” 因为学签的时间有限，如果想要学签转工签的话，毕业之前找到一份工作便的特别重要，退一步说，即便是学习不达标，只要找到一份工作拥有了工作签证，一样可以完成移民这个终极目标。所以，一部分有移民需求的留学生，便开始一边上学一边工作，当然，这就会导致在时间分配上出现问题，类似的无故旷课、学业不达标的情况就会频繁出现。这位来自摩洛哥的留学生 Anass El Kamel就是如此，他2017年时，拿到了加拿大的学生签证，申请的学校名叫The Université de Moncton，位于New Brunswick。可一年过去了，移民官发现Kamel从未在学校上过一节课，而且居住地也不在New Brunswick。经过多方调查，原来Kamel拿着学签来到加拿大之后，便一直称病不去上学，之后就去了蒙特利尔，在一家停车管理公司找了一份工作。之后，移民官便取消了他的学习签证，并下令Kamel尽快离开加拿大，原因就是Kamel并未按照要求努力学习。而Kamel却在法庭上说出了真实的原因：对他来说，在加拿大学习只是个幌子，拿着学签进入加拿大，想方设法的快速拿到加拿大的永久居留权才是根本目的。Kamel也算是说出了众多违规学签的留学生们的心里话!当然，接下来迎接他的肯定是遣返回国了！据IRCC发布的报告里显示，在对全部655所接受国际学生的院校中，有90%提交了国际学生注册人数。在总共316,531名学生签证持有者中，有接近9%的学生录取情况属“潜在违规”。且在对10,400封录取通知书进行了审查后，发现其中有12%(即1,240例)被认定为欺诈。加拿大开始收紧“学习签证” 不达标就被取消资格！为了控制违规签证的人数，加拿大政府对留学生动向的追踪管理也越来越严谨，毕竟留学生群体需要一个公平、健康的学习环境。加拿大政府曾明确指出，凡是加拿大持有学生签证的同学们，要以学习为主，留学期间必须严格完成学习计划，遵守学校规章秩序，如果有校外打工需求的，每周只允许外出20小时，而对于那些非法打工的情况，是绝对不允许的。加拿大边境管理局，也会定期加大对留学生学习情况的监督和评估，一旦发现违规，学签会被直接吊销，随后被遣返回国。加拿大违规最多的三个省安省排第一数据显示，在安省就读的国际学生人数最多，有182,075人，潜在违规者14,871人，占比8.2%;BC省国际学生人数第二多，77,842人，潜在违规者7,769人，占比10%;排名第三的是阿省，国际学生人数19,166人，潜在违规者1,894人，比例9.9%。而留学生学签违规比例最高的三个省分别为：爱德华王子岛，虽然就读的国际学生总数虽然不多，但其违规比例高居全加第一，达23.2%;育空地区紧随其后，国际学生违规比例16.5%。第三名的是萨斯喀彻温省，国际学生违规比例13.8%。想想被遣返还是挺可怕的，好不容易得来的留学机会，珍惜机会多学点知识不也挺好的么？如果想要定居加拿大，按照正规的申请流程即可，千万不能用赌博的心态来做事，一旦出现纰漏，学习机会没了，还会被遣返，因小失大！

7年前
休产假期间遭解雇女子上诉至劳工关系局求复职

一名居住在Sudbury的女子，在休产假期间遭雇主解雇，她现正上诉至安省劳工关系局，试图可复职。 Amy Gravelle在Sudbury的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Canadian Blood Service）工作，当她正在休产假期间被叫回公司，有管理层向她表示，已没有工作安排给她，以及叫她以后不要重返公司，理由是，她原先的活动联络员工作，已合并至地区经理的职能内。根据《就业标准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休育儿假或产假完毕后的雇员，有权获得休假前相同的工作，或若果之前的工作已经不存在，则有权从事类似职能的工作。但Gravelle表示，从未获安排类似职能的工作，公司只直接向她支付遣散费。她表示，公司向她表示没有工作要做，消息令她感到十分震惊，因她觉得自己工作十分努力。传媒查询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但该中心没有置评。 Gravelle向Sudbury的劳工部（MOL）投诉，经调查后，劳工部认为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终止Gravelle的职位是有错；劳工部表示，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未能证实终止Gravelle职位的理由，且认为该中心计划以休产假的理由作出终止雇员的决定。但即使如此，Gravelle仍未能重返公司，故劳工部命令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须向Gravelle支付遣散费，及500元情感与折磨补偿。劳工部表示，由于劳资双方的关系已经变差，故恢复原状是不大可能。但Gravelle表示，希望回复原有的职位，因为雇主违法；她强调，与同事的关系没有变差，故不同意劳工部的决定。 Gravelle之后向安省劳工关系局（Ontario Labour Relations Board）提出上诉，希望能重返工作单位。 Gravelle表示，加拿大血液服务中心已宣布明年1月关闭位于Sudbury的诊所，但会重新开一间新诊所。她表示，希望所有人都知道，即使处于休产假期间，而且《就业标准法》亦有规定，但并不意味工作会受到保障。

7年前
加国富豪从香港汇入千万收入未申报还领失业金

加拿大一个最富有家族的多伦多成员被发现有超过千万元的收入未申报，同时却领取了至少一年的失业保险金（EI）。现在，这个家族正受到税务局（CRA）的调查。据《多伦多星报》报道，这个家族的姓氏是Ghermezian，他们的Triple Five Group财团拥有加拿大最大的购物中心West Edmonton Mall，以及Mall of America和刚刚在新泽西州开业的超大购物中心Amerian Dream，中心内设有水上乐园和室内滑雪场。 CRA为了调查这个家族及其业务是否正确申报收入，正在调查位于中国、直布罗陀和美国的多家信讬和公司，并怀疑这些公司都是由Ghermezian家族的人在加拿大控制和管理，从而应该向加拿大报税。目前，CRA的有关指控还没有得到法庭的批准。 Ghermezian发布声明说，CRA调查的这些海外公司都是由居住在海外的家族成员拥有和控制，与家族在北美的生意无关。 Ghermezian财团总部位于阿省埃德蒙顿，老父亲Jacob最早在伊朗德黑兰做地毯生意起家，四个兄弟Eskandar、Nader、Bahman和Raphael随后接手了父亲的生意。 2013年，CRA要求四人提供所有公司和信讬的详细资料。在接到CRA的信后约一个月，Nader与他的女婿Marc Vaturi立即辞去香港30多间公司的董事职务，改由Nader的两名儿子接替。这两名儿子都不是加拿大居民。 CRA随后加强审计，开始跟踪这些香港公司汇出的资金，并指控称，自2014年起，Nader的女儿、Marc Vaturi的妻子Dianna Vaturi从多个海外机构获得汇款超过1050万元，未申报海外收入。 Vaturi夫妇住在多伦多北面。物业记录显示，他们在同一社区拥有两间房屋，其中一间于2012年以465万元购入。 CRA称，Dianna申报最低收入，并且领取了至少一年的产假EI。在审计过程中，CRA曾要求Nader和Marc提供至少7家海外公司超过20年的财务资料。这些资料将用于证明海外公司接受加拿大管控，以及用于跟踪未申报的收入。CRA还要求这个家族的兄弟提交拥有Mall of America等美国大量商业机构的信讬的报税资料。但是Ghermezian家族拒绝合作，并与CRA打起官司。女王大学税法教授Arthur Cockfield指出，CRA要求的内部财务纪录，是评估一间海外公司是否应该向加拿大报税的关键。“如果政府拿不到这些资料，就没有机会。” 他还说，政府要求海外公司的资料是合理的。如果法庭裁定海外信讬或公司由加拿大居民管控，将有严重的后果，被审计的纳税人将失去所有税务福利。

7年前
加拿大警方破获国际毒品大案现金堆成山

阿省执法响应队伍（Alberta Law Enforcement Response Teams, ALERT）今天表示该队伍与美国药物管制局（FDA）进行的一项国际调查截获了创纪录数量的可卡因和芬太尼。警方的土狼行动（Project Coyote）行动在为期两年的调查后，破获了价值1500万的毒品，450万的加币现金和资产。缴获的毒品中有25万片芬太尼，是加拿大历史上破获芬太尼最多的一次。此外德克萨斯州警方还截获了准备运往加拿大的81公斤可卡因。土狼计划的目标是摧毁毒品供应的主要线路，其中一条线路负责将可卡因和芬太尼进口到阿省。警方在行动中已执行了30多项搜查令。警方总共缴获了25万片芬太尼、90公斤可卡因、5公斤甲基苯丙胺、7626颗甲基苯丙胺片和摇头丸。（来源：Alberta Law Enforcement Response Teams）（来源：Alberta Law Enforcement Response Teams）（来源：Alberta Law Enforcement Response Teams）警方查获的450万的加币现金和资产中包括130万的现金以及320万的房产以及银行账户资产。（来源：Alberta Law Enforcement Response Teams） // 此外警方还缴获了13枝各类枪支。有七人被逮捕，包括来自卡尔加里的53岁的沃伦·劳（Warren Lowe）、49岁女子伊丽莎白·费舍尔（Elizabeth Fisher）、44岁男子理查德·费舍尔（Richard Fisher）、30岁男子伊曼纽尔·阿玛（Emanuel Amha）、52岁男子Olivier Kenge、30岁男子科尔·勒布朗（Cole Leblanc）以及来自温哥华的29岁女子Victoria Pon。警方首先收到线索，于2018年2月16日在卡尔加里的一间公寓查获了创纪录数量的芬太尼，之后确定了一条主要的可卡因经销线和进口线路，该线路延伸到了美国。之后警方在美国药物管制局（DEA）和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警长办公室的配合下，今年5月18日在休斯敦截获了81公斤可卡因。警方的土狼行动是卡尔加里警察局，加拿大皇家骑警，DEA，加拿大税务局，美国国土安全部以及加拿大从卑诗省到安省的几个加拿大区域执法机构的共同努力。相应的调查仍在进行之中。

7年前

【美国当地时间10月1日晚，著名赌城拉斯维加斯，突然枪声大作。造成至少50人死亡、200人受伤。根据现场目击者的描述，枪手开了数百枪，枪声时间长达5分钟。凶手是一位64岁的白人男子史蒂芬·帕多克，来自内华达州，此前并未在警方的监视名单上。尽管事后IS宣称对此次袭击案负责，但遭到了美国政府的否认。袭击者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有待后续调查，但对于持枪合法的美国来说，这样的惨案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禁枪在美国如此之难？当枪支被不法之人利用，持枪合法化到底是保障了普通公民的权利，还是将更多人置于危险之中？本文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范勇鹏教授的一篇旧文，从美国社会对持枪权的争议谈起，梳理美国枪支合法化的历史脉络和现实困境，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刚刚发生的拉斯维加斯枪击惨案。原标题为《枪患——一个美国的悲剧》，略有编辑。】拉斯维加斯枪击案现场，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美国是枪的王国。全球6.5亿支私有枪支，近一半在美国人手里。美国社会饱受“枪害”之苦，特别是21世纪以来，枪击事件频发，已经损害到普通市民的安全感。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曾说，自然状态下的人时刻面临“横死”的危险，所以才要组成国家。一个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国民提供安全的生存环境。在枪患横行之下，美国显然未能充分履行其国家使命。基于自由主义价值观，一些人喜欢强调枪支是公民抵抗政府暴政的工具，并以2014年美国内华州的牛仔武装抗法事件为例。实际上，作为个人权利的持枪权背后，既有历史的真实，也有观念的虚构。美国宪法原义并未明确保障个人本位的持枪权，这种观念的兴起，其实是利益集团推动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民兵：从义务到权利现在，人们通常在“权利”的意义上谈论持枪权。殊不知持枪权源自古老的英国民兵（citizen army）传统，而这意味着持有武器在开始必然是一种义务而非权利。民兵是英国一种古老的习俗。据Abels Richard考证，阿尔弗雷德大帝时期（871-901年在位）确立了“子民皆兵”的原则。民兵要自带武器装备，是名符其实的“自干五”。此后，历代国王都颁布法令要求民众拥有武器参加民兵，例如亨利二世（1154-1189年在位）有《武器法》，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则颁法禁止游戏，要求父亲必须为7至14岁的男孩购买弓箭，每位男性公民在14至40岁期间，都被要求拥有长弓。到了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时期，现代民兵（militia）概念产生，用来描述“全民皆兵，保护国家”的概念。这种全民皆兵的军事体制帮助英国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同时也对王权形成了制约，由此促进了个人自由的发展，对英国宪政影响深远。进入16、17世纪，英国议会与王权斗争激化。贵族与国王之间不断内战，各种势力都企图控制民兵，并不时解除对方的武装。在这个过程中，武器管制日趋严格，持有和携带武器越来越变成一种权利意识。 1642-1645年的第一次英国内战，就直接与民兵有关。1642年，议会提出《权利法令》以任命军官控制民兵，遭到查理一世的反对，国王认为民兵应该归他管。内战爆发后，查理一世为打击议会及其控制的民兵，曾试图没收公共弹药库并解除民兵武装。内战虽然以国王的失败而告终，但这段经历使民众意识到使用手中武器的重要性。此后，英国又经过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和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光荣革命”，最终确立君主立宪体制。“外人”威廉与玛丽受邀登陆英国，即位国王并接受《权利法案》的约束。该法案第二部分第6条——“凡臣民系新教徒者，为防卫起见，得酌量情形，并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置备武器”——对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影响很大。至此，起源于日耳曼部落的持有武器的风俗，在英国演变成比较成熟的民兵权，从一种“义务”，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权利”。持枪：集体权还是个人权？英国人到北美殖民后，武器成了生存所需。他们需要用枪来狩猎、自卫、攻击印第安人，与其他国家的殖民者争夺资源。弗吉尼亚、马萨诸塞等殖民地政府都明确要求公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组建民兵。民兵体制在北美殖民地得到了长足发展，各地区相继建立起民兵组织。枪和早期美国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就是因为英军试图收缴民兵的军火库而打响的。战争中，民兵发挥了重大作用，由于长期持枪，不少殖民者都是百步穿杨的“老枪”，让英国正规军十分头疼。他们亦兵亦民，集结迅速，被称为“分钟人”（Minuteman）（美国多部关于独立战争的史学名著都以《分钟人》为标题）。“独立战争”强化了携带和持有武器与个人权利和自由之间的联系，持枪甚至被一些人视为一项自然权利。在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民兵可以制衡常备军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最后通过的《宪法》文本规定，在需要镇压叛乱、击退入侵时，国会有权征召和调动民兵，国会掌握民兵的组织训练权，但各州拥有民兵的人事任免权。民兵的权利被一分为二，充分体现了在联邦制下，联邦权与州权的妥协和制衡。但还是有人不放心。于是，在《宪法》通过之后又加入了第二条修正案，明确保障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由于当时在该修正案的内容和措辞上发生了激烈辩论，最后只好用了一种十分模糊的语言：“一支纪律优良的民兵对自由州的安全是必要的，人民持有并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受侵犯”（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这种语言模糊性为日后的分歧争议留下了巨大空间，而最大的争议就是，它是否保障个人的持枪权？首先，围绕修正案两句话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争论——如果两者是并列的，那么第二句就可以独立解释，自然有可能被解释为包含个人权利。如果前者限制后者，那么，后者只应在“自由州的安全”这一前提下解释。（美国《宪法》的不少中文译本在两句话之间加了“所以”或“故”等连接词，显然没有严格尊重宪法文本的原貌。）其次，后一句中的“人民”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民，还是特指前款中所提到的“民兵”。如果是前者，个人基于自卫需要而存在的自然权利不受侵犯；如果是后者，“民兵”这个集体所享有的权利与个人无关。再次，“人民”这个词本身指的是什么？是自由州人民的整体，还是也包括个人？如果严格作字面解释，笔者更倾向于认为，作为集体概念的“人民”不应该包括个人。在这些分歧上，形成了“个人权利说”与“集体权利说”两种解释学说，后来成为持枪派与控枪派的主要理论依据。“个人权利说”与“集体权利说”折射出古典自由主义和公民共和主义思想渊源。古典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权利、私有财产，认为持有和携带武器是一项个人权利。而共和主义则认为国家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民兵有责任与义务抵抗暴政，抵御外来侵略，因而持枪不是一项个人权利。利益和制度：枪支政治的死结虽然有上述争论，但在漫长的岁月中，持枪权归属于个人还是集体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直到现代，持枪权才成为热点。持枪派与控枪派围绕第二修正案两种权利学说展开激烈争论，展开长达数十年的拉锯战，两派都无法说服对方。直到2008年的赫勒案，联邦最高法院才第一次宣布持枪权是一项个人权利；2010年的麦克唐纳案，联邦最高法院宣布持枪权适用于全美。那么问题来了，为何18世纪末通过的一项宪法权利，近几年才成为争论的焦点？为何持续200多年的权利争议，到了2010年才被裁定为个人权利呢？一方面，当然是由于美国社会枪支泛滥带来的挑战空前突出，另一方面，显然是有巨大的利益集团在背后推动。中国俗话说“无利不起早”，英语中也有谚语叫“按钱索骥”（follow the money）。枪支产业背后的利益链条包括枪支生产企业、销售商、枪支爱好者、部分保守主义者以及政客等多元群体，而“全美步枪协会”恰巧处于所有相关者的利益交汇点上，成了“枪支政治”的主要代言人。 1871年成立的全美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原本只是为了提高成员射击水平的俱乐部，二战后大量退伍士兵加入，使其会员人数剧增。随着控枪的呼声在1960年代高涨，步枪协会也开始变得政治化。1968年《枪支管制法》出台后，越来越多的会员对协会缺乏政治参与感到不满。于是，该协会在1975年成立了立法行动研究所，之后为了应付1976年的大选，又成立了政治行动研究所。从这时候开始，全美步枪协会将更多的精力与资源投入到政治事务当中。目前，该协会会员超过400万，潜在会员估计超过千万，成为美国最大单一议题利益集团。前美国总统里根参加全美步枪协会活动凭借强大的游说能力，全美步枪协会左右选举，影响立法。它为会员出版了《投票指南》，鼓励会员给反控枪的候选人投票。在美国的反枪控活动中，该协会提供了近90%的经费。西奥多•罗斯福、艾森豪威尔、尼克松、里根、老布什、小布什等共和党总统都曾受惠于全美步枪协会。协会还通过金钱捐赠，拉拢国会议员，从而影响立法。例如1994年《暴力犯罪控制法案》，就由于全美步枪协会的压力而未被排入国会议程，导致2004年未能延期，自动废止。当然，全美步枪协会这样的利益集团，虽然能量巨大，毕竟只是众多因素之一。让全美步枪协会能够如鱼得水的，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美国的国父们明确表示，他们建立的是一个足够复杂以避免频繁变化的制度。他们成功了——复杂的分权和制衡设计，使制度和政策的重大变革十分困难。美国民主理论宗师罗伯特•达尔曾批评美国制度中有太多的“否决点”，可以使少数意见阻碍多数意见，美国学者福山则干脆称这种现象为“否决政体”（vetocracy）。美国的两党制度也常常阻碍好政策的实施——两党的首要任务是赢得选举，于是逐渐形成了“为反而反”的传统，特别是在历次“政党极化”时期。今年的大选中，两党表现出的不仅是极化，而且是分裂，这意味着短期内美国政治观念更加碎片化，对于下一届政府推行政策改革不是福音。此外，美国的政治文化也难辞其咎，代议制所带来的游说活动使商业利益集团大量介入、俘获政府，损害了政策的公共性。不幸的是，人们看不到美国有解决枪支问题的任何希望。中国人爱谈论“美国政治制度的自我纠错能力”，几成老生常谈。可是枪患困局显示，在日常政治状态下，美国制度恰恰缺乏改革和纠错的能力。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应该致力于让国内人民免于“横死”的危险、真正享受到政客们夸夸其谈的“免于恐惧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