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37台手术33事故 双博士医生成杀手

开车前往医院的路上，杰夫一连遇到了三只黑猫。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他暗自思忖着要不要掉头回家。但出于对主刀医生和医院的信任，杰夫还是如期接受了手术。

然而，这场颈椎手术，却最终变成了一场噩梦：

手术过程中，主刀医生切断了杰夫的声带、刺穿了一条动脉、将食道切了一个洞之后，误以为杰夫脖子上的肌肉是肿瘤，并决定放弃手术。在缝合伤口之前，他还在杰夫体内留下了一块手术海绵。

这名主刀医生，正是臭名远扬的 Dr.Death。

金玉其外

Dr.Death 真名叫做克里斯托弗 · 邓奇（Christopher D. Duntsch），拥有 MD 和 PhD 双博士头衔，和长达 12 页的光鲜履历。

1971 年，邓奇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就在私立学校就读。他的父亲是一名传教士和物理治疗师，母亲则在学校教书。

1994 年，邓奇从曼菲斯大学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此后在田纳西大学医学中心（University of Tennessee Health Science Center）攻读 MD-PhD 学位。

当邓奇拿到 MD 和 PhD 双博士头衔时，还因为成绩优异，被允许加入 Alpha Omega Alpha (AΩA) 医学荣誉协会，在当时和邓奇同届的学生中，仅有 12% 的人获此殊荣。

2010 年，邓奇在田纳西大学医学中心完成了为期 6 年的外科住院医师培训，其中包括 5 年神外、1 年普外和 1 年脊柱外科专科培训。

而在培训期间，邓奇还因为表现优异被任命为学校组织库的项目主管，为研究提供样本，并为两个实验室提供技术监督。他还以主要研究员或共同研究员的身份参与申请项目，从当地政府和联邦政府处获得了超过 300 万美元的基金支持。

他甚至还拥有一项从椎间盘组织中提取干细胞的共同专利，并创立了两间公司：NovoStem Therapeutics 和 DiscGenics。

在毕业时，田纳西大学医学中心的神经外科主任 Dr. Frederick Boop 亲自为邓奇书写推荐信中：“邓奇极其聪明，也是我见过的工作最勤奋的人。”邓奇的导师则评价他：“他的职业道德、性格、与他人相处的能力，都是无可非议的。”

也正因为如此，2010 年底，位于得克萨斯州的贝勒医学中心-普莱诺分院，在接到邓奇的简历后，立刻就心动了。

医院为邓奇开出了每年 60 万美元（约 380 万人民币(专题)）的基本工资，如果一年内完成的手术收入超过 80 万美元，另加 40% 提成。

2011 年 7 月 1 日，邓奇顺利入职。医院预先向邓奇支付了 20 万美元，提供了 1.5 万美元搬家基金，还雇了几名营销人员，开始对这位刚毕业的“新星”进行“市场推广”，为邓奇带来更多患者。

几乎每一个见到邓奇的人都会立刻喜欢上他：他身高超过 180 厘米，头发剪得整整齐齐，拥有明亮的蓝眼睛。他语速很快，看起来自信满满，令人印象深刻。

Healthgrades 上对他的评价是 4.3/5，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他的脸书主页上也有很多患者留言表示赞扬；在一段名为“最佳医生”的 YouTube 视频中，邓奇与病人相谈甚欢，举止言谈十分得体。

然而，医院很快就发现，这局棋似乎从一开始就走错了。

败絮其中

最先发现事情不对劲的，是邓奇朝夕相处的同事们。

做完了在这家医院的第一台手术后，邓奇没有和其他同事交班，而是直接飞往拉斯维加斯度周末。一直到周一，医院和病人才联系上他。

邓奇的同事说：“有些地方不对劲，似乎是吸毒、酗酒或者精神疾病，也有可能是三者的综合作用。”

在这之后，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一名 36 岁的患者因腰椎间盘压迫神经导致慢性疼痛，并且活动受限。在手术的过程中，和邓奇同台的一名血管外科医生回忆，“血从硬膜外静脉丛中涌出，并在椎管内聚集”。

随后，邓奇表示要切除离椎管不到一毫米的后纵韧带，同台的医生都被吓到了，不得不拦住他。术后 X 光显示，邓奇打入椎间融合器的位置太靠左了，还剥去了一个螺钉，因此无法再次移动。

在另一台前路腰椎（L5-S1）融合手术中，邓奇试图用一种可能损伤脊柱的工具将受损椎间盘硬扯出来，并与同台医生发生争执。术后 8 个月，患者在复查时发现，椎管内残留有碎骨片，并引发了严重的脊髓蛛网膜炎，疤痕与粘连导致左背和左腿剧烈疼痛，患者最终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余生。

另一名患者在接受颈椎融合手术时被损伤了椎动脉，失血超过 2 升，但侥幸生还。更不幸的是一名接受椎板切除术的患者，被切断了脊柱旁的一条动脉，最终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医院管理层终于意识到，邓奇这个人存在大问题，不能再留用。

按照当时的要求，如果医院对邓奇进行辞退，需要向全国医生数据库报告详细信息。全国医生数据库成立于 1990 年，跟踪医疗事故赔偿信息，也关注针对医生的不良或者非法行为，比如被解雇、被禁止享受医疗保险、被长期停职、执照被暂停或吊销。

但是，这个数据库却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漏洞：如果医生辞职则无需报告。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医院做出决定前，邓奇就自动提出了离职。

最粗心、最无能、最危险的医生

邓奇的行医生涯仍未结束，他的下一站是达拉斯医疗中心。

2012 年 7 月，医院验证了邓奇的证件和推荐信，决定在正式聘用他之前，先赋予他可以在医院进行手术的临时特权。

一周时间里，邓奇进行了 3 台手术。

第一台手术，患者 63 岁，有既往有高血压史，接受颈椎手术。术中，邓奇刺穿了患者的左椎动脉，导致大量出血，患者在术后因“严重的后循环缺血性中风”死亡。

第二台手术，患者 71 岁，接受脊椎融合术。术中，邓奇开错了位置，并错误切除了患者的部分神经根，然后将本应固定椎体的一颗镙钉打入了椎管，另一颗螺钉则刺穿了神经。

最后一台手术，因为整个手术室包括护士在内的所有人员都极力阻止邓奇上台，患者最终幸免于难。

一周时间，一死一伤。达拉斯医疗中心最终没有正式聘用邓奇，也正因为如此，医院不需要向全国医生数据库上报相关情况。

邓奇再次逃过一劫。

随后，达拉斯大学总医院聘用了邓奇。也正是在这里，邓奇遇到了开头提到的那个可怜的患者——杰夫。

但杰夫并不知道，面前这位和蔼可亲的医生，在 2011 年至 2013 年间为 37 名患者进行了手术，其中 33 名患者均在术中或术后遭遇了永久性神经损伤、颈部以下高位截瘫、半身瘫痪等严重并发症，其中 2 名患者在院内死亡。

致命武器

事实上，在邓奇为杰夫做手术之前，得克萨斯州医学委员会已经接到投诉，并正在对邓奇进行调查。

投诉来自两名医生。一位是神经医生罗伯特，他曾为接受过邓奇手术的患者进行了第二次补救手术。

一开始，罗伯特甚至认为邓奇一定是冒充外科医生的骗子。罗伯特甚至私下偷偷调查过邓奇在医学院培训期间的表现，最后他得出结论：邓奇的手术水平实在是太糟糕了。“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但几乎什么都做错了。”

另一名医生则是曾经和邓奇同台的血管外科医生柯比。仅他接触到的，就有 7 名患者因接受邓奇的手术而致死或致残。“邓奇是我们所见过的最粗心、最无能、最危险的脊柱外科医生。”

柯比试图上报医学委员会，请他们制止邓奇行医。但是，由于邓奇在手术中犯的错误过于低级，以至于委员会对举报一直存疑，调查的进展也相当缓慢。

医学委员会负责人表示，“神经外科出现并发症的情况并不少见”，不能急于下结论。而两名举报的医生睁睁地看着邓奇毁掉一个又一个病人，心急如焚。

随后，达拉斯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记者开始关注此事，多次联系医学委员会，邓奇的行医执照才终于被暂停了。

但问题仍然存在。邓奇的执照只是被暂停，并没有被撤销，以他的表面功夫，或许很快就能恢复执照，去其他地方重操旧业。

于是两名医生联系了地方检察官，希望以医疗渎职为由起诉邓奇。但是，在得克萨斯州，医疗过错的举证责任在患者方，并且最高赔偿额只有 25 万美元。因此地方检察官认为很难成功，事件再次被搁置了。

直到 2015 年，在一名认识受害者的法官的干预下，邓奇的事件才被重新提上议程。经过几名检察官长达数月的研究，最终，他们决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邓奇绳之以法——以刑事罪名起诉这位在手术过程中不断出错的医生，给无法通过民事法庭获得正义的受害人一个公道。

经过了两年的审判，2017 年，邓奇因“使用致命武器进行恶意攻击”被判有罪，被处以终身监禁，在 2045 年之前都不允许保释。

宣判书上还特意注明了“致命武器”的具体含义——邓奇的手和手术刀。

失效的奶酪模型

Dr.Death 得到了惩罚，但回顾整个事件，仍然有诸多问题需要被关注。

按规定，神经外科医生在住院医生培训期间的手术台数应在 1000 台左右，专科培训的台数应不少于 450～500 台。但实际上，邓奇在 6 年培训期间只做了 76 台神经外科手术。而这些记录，直到 2017 年庭审时才被公布。

尽管没有完成足够的手术，但学校让他顺利毕业了。也许是他的科研或其它能力给他带来了光环，导师和主任甚至愿意向雇佣他的医院提交一份完美的推荐信。

与邓奇一起工作的护士和医生大多选择了沉默，仅有的几个医生想阻止他，但是医学委员会迟迟没有行动。

而雇佣邓奇的医院不愿承担法律风险，默认了邓奇自动离职的方式，让全国医生数据库的报告制度形同虚设。

最开始接受了手术的受害者也想过打官司，但当地的律师都不愿意接手这些案件—因为很难举证，并且赔偿额度有限。检察官也考虑过起诉邓奇，但如果以民事责任起诉根本没有胜算。

著名的瑞士奶酪理论提出，一个组织可以分为不同的层面，每个层面都有无可避免的漏洞。这些层面叠在一起，就像有孔的奶酪叠在一起。不安全的因素就像一个不间断的光源，当这束光恰好能够透过所有的漏洞时，事故就会发生。

而邓奇，恰好成为了所有漏洞的交集。

“一个人做不到这些。”一位医院主管在法庭上作证时说：“发生这种情况的唯一可能就是保护病人的整个系统都失败了......所有的制衡都被扔出窗外。”

目前，几乎所有邓奇事件的受害者都和相应的医院达成了和解：接受赔偿，签署了禁止讨论案件或赔偿的保密协议，毕竟，生活还要继续。

但仍有一名受害者没有接受赔偿，他坚持将贝勒医学中心-普莱诺分院告上法庭，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修改德克萨斯州的法律——“举证责任在患者方”。

没有人知道他能否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