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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向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捐款3亿元原标题：哪家“好校友”给母校捐款最慷慨？与美国私立大学的校友捐款有百年传统不同，中国富豪“好校友”向母校捐款起步较晚。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总额、校友个人捐赠金额、单笔捐赠金额、校友捐赠率等多项纪录屡创新高，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正在步入常态化阶段。 6月2日，京东集团创始人兼CEO刘强东宣布向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捐款3亿元。5月20日，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校方已获捐超过10亿元。北京青年报记者梳理发现，以校友名义捐款的企业家马云、雷军、史玉柱等为母校豪掷千万甚至上亿元的不在少数，近年来高校捐赠不断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哪些大学的校友捐赠最多？哪些大学校友商业成就最高？哪位校友捐款最慷慨？获校友捐款最多清华大学累计受捐25.29亿据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统计，清华大学校友累计捐赠25.29亿，问鼎2017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冠军。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12月，全国高校累计接收校友大额捐赠总额突破230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和复旦大学等五校突破10亿，跻身中国大学校友捐赠“10亿俱乐部”；天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39所高校校友捐赠突破1亿，跻身“亿元俱乐部”。清华大学累计接收校友大额捐赠25.29亿元，刷新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总额最高纪录；北京大学为21.44亿，屈居第二；武汉大学16.41亿，蝉联第三；电子科技大学15.73亿，跃居第四；复旦大学11.45亿，列第五。上述五校校友累计捐赠均超10亿，堪称中国校友捐赠最慷慨的大学。校友捐款最高纪录复旦卢志强捐款7亿全国高校累计捐赠在1亿以上的校友(含集体)有50多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数最多；捐赠1000万以上的校友有360多人，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人数最多；捐赠100万以上的校友人数高达1300多人，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人数最多。 2015年12月21日，中国泛海控股集团、复旦校友卢志强通过泛海公益基金会向学校整体捐赠7亿元，创下了复旦大学校友单笔及累计捐赠金额的纪录。按照协议，5亿元用于“复旦泛海中心”的基本建设项目，以支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复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筹）、复旦大学创新创业学院、社科交叉研究中心以及若干其他教学科研机构的发展；5000万元用于设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泛海发展基金”，支持经济学院的高级人才引进、学术研讨、奖学、奖教以及经济学院国际咨询委员会建设等教育事业的发展；5000万元用于设立“复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发展基金”。国内高校最高受捐纪录浙大校庆获赠11亿元 5月20日，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浙江大学党委书记、教育基金会理事长金德水表示：“这段时间签了很多捐赠证书，大的签了很多，100多万捐赠的也签了不少，都是心意。” 汉鼎宇佑37岁的王麒诚和36岁的吴艳夫妇，在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6胡润80后富豪榜》中成为中国最富有的80后白手起家富豪，二人豪捐母校1亿元，设立“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汉鼎宇佑发展基金”，并将设立“王麒诚吴艳奖学金”，助推教育事业发展。上海遂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浙大捐赠11亿元人民币，刷新国内最高金额纪录。巨人集团董事长、1984届数学系毕业生史玉柱向母校一次性捐赠了5000万元，支持浙大数学科学学院新大楼建设。浙大管理学院科技创业中心发布的《浙江大学创新创业生态蓝皮书》显示，浙大系上市公司(包括A股、新三板上市公司、海外上市公司)达393家，浙大毕业生现任上市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总经理级别的有402人，总市值65856.41亿元人民币，横跨浙大36个学院，纵越56届毕业生。 “隐形富豪”熊新翔 10年将给母校捐10.3亿 2016年9月，低调的隐形富豪、博恩集团董事长熊新翔在母校电子科技大学60周年校庆之际捐资10.3亿元设立“博恩教育发展基金”，以支持母校在环保、食品安全、大数据等多领域、跨学科的创新研究。不过，10.3亿捐赠并非一次性完成：3000万是“校长基金”，分3年到账；10亿的“博恩基金”每年投入1亿，为期10年。为确保捐赠不出任何意外，熊新翔已经跟儿子谈妥，即便自己在这10年间出现意外，也将确保捐赠如期完成。刘强东捐3亿是人民大学获得最大笔校友捐款今年6月2日，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回母校捐款3亿，主要用于中国人民大学的东校区建设以及该校法学、新闻、互联网、人工智能、金融、竞技等专业学科的建设研究，并用于提升该校的助学金、奖学金，激励更多优秀学生和教师。其实，早在2013年他已向人大捐款1000万，表示是母校给了他知识，改变了他的人生。在《201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中，刘强东以身家462.4亿美元排名第16位。马云捐1亿给杭州师范大学设教育基金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2015年4月3日向他的本科母校杭州师范大学捐赠1亿元人民币，设立“杭州师范大学马云教育基金”。据媒体报道，马云当时表示，“老师是最了不起、最伟大的职业。老师的价值就是让别人比自己强。一位好的老师，足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马云表示，希望能支持一万名老师的成长。公开资料显示，马云参加了三次高考才考上杭州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后来毕业在杭州电子工学院当了7年英语老师。 2017年2月其通过马云公益基金会向澳大利亚纽斯卡尔大学捐赠2000万美元。马云以身家1917.6亿美元排名《201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二位。雷军设奖学金给武汉大学捐款近1亿小米创始人雷军毕业于武汉大学计算机专业。 2012年，雷军向母校武汉大学捐赠1000万设立“雷军奖学金”，支持母校的人才培养。2016年，他又向母校捐赠99999999元，差1元达1亿元，用于该校建设科技楼。雷军在《201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中排名12位，身家84亿美元。此外，武汉大学还有一位好校友累计为武汉大学捐款1.5亿——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大学1979级校友陈东升已累计给母校捐款1.5亿元。其中，2011年6月，陈东升为母校捐赠1亿元建造该校博物馆，包括现金8000万元。段永平累计捐4.47亿给浙大和人大段永平曾以创立“小霸王”和“步步高”两个知名品牌而闻名全国，现任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现在手机界风头正盛的VIVO和OPPO都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本科就读于浙大，硕士毕业于人民大学。截止到2011年。段永平累计向浙大、人大捐款4.47亿。 4位腾讯创始人捐助深圳大学3000万腾讯公司拥有10亿以上的用户，目前市值大约为2000亿美元，其创始人马化腾的个人财富为161亿美元。马化腾毕业于深圳大学，是深大引以为傲的“土豪”校友。2008年，深大25年校庆马化腾捐款1000万。2013年，深大30周年校庆，马化腾等4位腾讯创始人向深大捐赠3000万元。李彦宏捐北大1000万设立“回报基金” 李彦宏是百度公司创始人。百度是我国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是互联网BAT三巨头之一，李彦宏身家153亿美元。李彦宏毕业于北京大学，2009年其向母校北京大学捐赠1000万元，同时设立北京大学“李彦宏回报基金”。中国“好校友” 美国名校捐款拥有香港上市公司恒隆集团和恒隆地产的陈启宗、陈乐宗兄弟，通过家族基金“晨兴基金会”向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捐赠3.5亿美元（约27亿港元），创下哈佛大学378年校史上金额最大的单笔捐款纪录。 2014年，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与哈佛大学签订了金额为1500万美元（约9300万人民币）的“SOHO中国助学金”协议，但潘石屹此举一度受到网友质疑。去年，盛大创始人陈天桥和雒芊芊夫妇向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捐赠1.15亿美元。热点关注高校回应捐助管理质疑民政部会有年度检查针对有声音质疑中国大学对捐款的管理和应用都缺乏经验和透明度，会影响基金、校友捐款的热情的问题，某高校教育基金会相关人士回应说，根据《教育部、财政部、民政部关于加强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的若干意见》，高校每年3月底前都会向民政部报送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接受年度检查。民政部在年检时也会索要每一笔收入和支出的清单。不过北青报记者查询数家高校的基金会网站看到，有些学校针对捐款的支出明细表只有笼统的分类，例如奖学金、奖教金、助学补助、国际交流补助等，但每一项只有总数，缺乏明细和对支出作出解释。新闻内存企业慈善行为将享更多税收优惠 2017年3月，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已获表决通过，在原第九条规定的允许企业捐赠进行税前扣除的基础上，增加了允许结转到以后三年扣除的条款，这意味着企业开展公益捐赠行为将享受到更大的税收优惠。其中，现行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草案将此条修改为：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值得注意的是，企业需凭借捐赠发票实现税收优惠。财经观察高校捐赠不能只靠富豪校友 2015年，财政部、教育部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的通知》，提出要引导和激励中央高校吸引社会捐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也指出，要把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并且给予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包括自主确定收入分配，自主使用学校财产和经费。这些相关政策的颁布，正显示出社会捐赠制度性建设背后的深层次诉求乃是高校体制的转型与变革。据统计，国内2000多所高校中，有426家成立了教育基金会，设置了专门的捐赠和校友工作部门。但在基层部门中，相关工作的开展力度却远远不够，这就使得吸收捐赠的途径方式单一，募款对象仅限于少数富豪校友，个人和组织参与度与积极性低，高校自身又缺乏完善的捐赠体系约束捐赠资金的管理使用。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助理黄真平指出，高校能给予捐赠者的“回报”形式并不多，常见的有捐赠人冠名建筑、讲席教授席位、奖学金，或者授予校董等荣誉职位。强烈的市场需求和供给的稀缺性也是导致企业大额捐赠流向一流高校的原因之一。黄真平认为，首先高校基金会应着手进行专业人才配备；其次，捐赠不单是基金会的事情，无论是校领导、基金会、校友会、各个学院都非常重视；三是对一流大学而言，有很多大额捐赠是一任或几任校长持续努力的结果，是校友多方面联系和沟通的结果。

从寒门到清华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符遥本文首发于2017年6月2日总第806期《中国新闻周刊》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周刊杂志（ID：china-newsweek）韩储银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两年前在开学典礼上发生的那一幕。 2015年8月20日，面对着清华大学2015级3300多名本科新生，校长邱勇正在致辞。在这场题为《做有行动力的理想主义者》的演讲中，他以“老学长”梁思成为例，勉励同学们要记住清华人刚健自强的精神气质，培养行胜于言的实干作风。突然，韩储银听到自己的名字从主席台上传来：“昨天在新生报到的现场，我见到了来自甘肃的韩储银同学。他出生在农村家庭，成长之路充满了艰辛。小学时，他每天上学要翻两座山、蹚一条水沟；初中时，冬天夜里在没有暖气的宿舍里冻得睡不着，他就去操场上读书；高中入校时，他被毕业生光荣榜上‘清华大学’四个鲜红的大字吸引，从此立下上清华的志向。今年他入选清华‘自强计划’，并在高考中获得全省理科第三名……” “太惊喜了！完全没想到。”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韩储银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眉宇间依然难掩兴奋。那一年，作为清华第四届“自强计划”入选学生，他获得了50分的加分，以总分724分的成绩，被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录取。那一天，在偌大的综合体育馆里，这个寒门少年迎来了人生中前所未有的“高光时刻”。自2011年清华大学公布了专门针对边远、贫困地区学生的“自强计划”，6年来，已有300多名和韩储银一样来自农村的优秀学生受益于此。在国家和高校的扶持下，他们得以走出穷乡僻壤，来到一线城市，进入中国最顶尖的高等学府，从此也开启了一段全新的改变自己命运的人生旅程。一手拔尖，一手公平 2011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这一年，清华启动了一项名为“新百年计划”的自主招生“新政”：该计划由“领军计划”“拔尖计划”和“自强计划”三部分组成，旨在对不同类型的优秀人才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拔。根据方案，“领军计划”的选才目标是志向远大、追求卓越、品学兼优、素质全面的“通才”；“拔尖计划”要选拔的则是具有学术理想和潜质，在某一方面具有突出才华的“天才”“专才”。而最引人注意的还要属“自强计划”——面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或民族地区，选拔自强不息、德才兼备的高中应届毕业生。事实上，一年前的2010年，清华就推出了自主招生“B计划”，它正是“自强计划”的前身。清华大学招生办主任刘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2003年，全国高校自主招生选拔录取试点工作正式启动，清华围绕着“综合评价、多元择优、因材施招、促进公平”的理念，结合自身的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需要，逐步确立了人才选拔目标和适应人才特质的选拔方式。2011年，他们首次推出了“A计划”和“B计划”两个特殊选拔项目的试点方案。其中A计划主要针对在某些领域具有突出的特殊才能、且综合表现特别优秀的学生，重在“拔尖”；B计划则主要针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欠发达地区的考生，重在“公平”。作为全国第一所推出专门针对贫困学生自主选拔方案的高校，清华率先在新疆、甘肃、广西、云南、陕西等省份进行了B计划的试点工作。2011年，共有8名来自国家级贫困县的学生通过B计划获得加分，考入了清华大学。 2012年，随着“新百年计划”的实施，“自强计划”正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设立之初，“自强计划”主要针对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及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在县级以下的中学选材。该计划采取中学推荐的方式报名，招生办组织的专家组将从学生的学业成绩、家庭经济状况、自强精神等方面进行初步评审，选出符合条件的学生进入之后的自主招生笔试环节，并单独划定笔试通过分数线。笔试通过者再接受统一的综合面试，最终入选的学生将被给予高考降30-60分录取的优惠政策。作为自主招生计划中最特殊的一项，“自强计划”对报考学生的资质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定：报考学生及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户籍地必须在计划实施区域的农村，连续3年以上户籍，并具有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3年的学籍，且实际就读。与普通的自主招生不同，在设立之初，“自强计划”在常规的考核之外，还加入了实地考察的环节。自第一届“自强计划”起，清华大学软件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重庆招生组成员彭凌就参与了实地考察。“因为怕人‘搞假’，我们都是偷偷地去，学校、老师他们都不知道。”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2年，来自重庆万州龚家湾村的张华峰从全国1500多名申请“自强计划”的农村学生中脱颖而出，被认定具备获得60分加分的资格。彭凌与时任重庆招生组组长的邓景康、以及一位校纪委监察组的老师立刻组成了专家组，前往他的家乡进行“暗访”。 “我们走到学校后门了才给他打电话，问他在哪里，请他出来一下。”彭凌还记得，在之后的两天里，在当地教委和学校老师的陪同下，他们一一走访了张华峰曾就读的小学、中学，查阅了他过往的成绩单，然后赶往他家。张华峰家所在的村子在大山深处，当时尚不通车，沿着泥泞的山路要走上40分钟。他的父亲是个普通的农民，母亲卧病多年，一个弟弟还在读初中。当专家组一行与同行的央视记者一路跋涉来到他家，眼前的场景令人心酸：一家四口连自家的房子都没有，只能住在别人家的柴房里，土墙上还留着一个原本为窗户预留的洞，呼呼地透着风。“没有钱做窗户，连塑料布都没有，更别说玻璃了。一个树墩子就是凳子，一条长椅子就当桌子了，两个孩子就在那儿学习，家庭确实非常贫困。” 一个没获过竞赛大奖、没有文体特长的农村孩子，却获得了60分的最高加分，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事，但老师们确确实实被张华峰优异的成绩、在艰难处境中自强不息的精神打动了。后来，得益于这60分，他被清华大学物理系录取，成为了镇上60年来第一位考上清华大学的学生。这一年的8月19日，新学期开学的第三天，《新闻联播》以《小山村飞出金凤凰》为题，报道了他的故事。就在2012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通知，号召高校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定向招生力度，实施国家“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即在普通高校招生计划中专门安排适量的招生名额，面向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生源，实行定向招生，引导和鼓励学生毕业后回到贫困地区就业、创业和服务。此后，在开展“国家贫困专项计划”的同时，许多知名高校也相继推出了专门针对农村学生的自主招生项目，如北京大学的“筑梦计划”、中国人民大学的“圆梦计划”…… 2014年，“自强计划”的覆盖范围由原先的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扩展至832个。 2015年，根据教育部下发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各自主招生试点高校不再向中学分配推荐名额，全部考生改为自荐报名。与此同时，各高校的自主招生考核统一安排在高考后进行。这样一来，受招生录取工作的时间所限，清华不再单独派出专家组前往实地考察，改由省、市、区三级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公安等部门联合协助进行审核，以确保考生本人及家庭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2012年8月18日，在北京清华大学第二教室，93级经管系毕业的朱红（右）成为来自云南玉溪一中身残疾的矣晓沅同学的校友导师。当日，清华大学“新百强计划”举行了校友导师团与新生对接见面会，来自全国的31名贫困新生与31位从清华大学毕业并在社会上打拼出一定成绩的学长导师团成员一一见面。图｜中新 12分钟面试到清华参加“自强计划”的考试，是王超平生第一次来北京。王超来自湖南的一个贫困县，全家人靠父亲打零工为生。父母文化水平不高，他一直是班里的“学霸”：4岁上小学，一路考到县里最好的初中、高中，成绩永远是第一名。一直以来，考上清华都是王超的目标，但他很清楚这难度有多大：虽然自己成绩很好，但自己所在的学校与长沙等地的重点中学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说实话，我们学校实力不太强，所以单靠裸分考清华确实很难考。” 他也曾参加过几次省级、国家级的学科竞赛，但并不突出的成绩无法为他赢得加分：“数字竞赛复试5道题，一道题都不会，都是奥数水平。”他从没上过辅导班，也没参加过任何相关的竞赛培训，一些竞赛考到的定理、概念更是听都没有听说过。在他之前的2013级，学校有个学姐通过“自强计划”加分考上了清华，那是学校5年来唯一的一个。2014年，学校向清华推荐了出身农村、家境贫寒、成绩优异的王超。根据要求，“自强计划”要本人在网上报名，但他平时几乎没接触过电脑，还是老师用办公室的电脑上网帮他提交了各种材料。为了准备笔试，老师又从网上帮他找来一些往年自主招生的考题，这是他全部的复习资料——其中涉及一些大学微积分和线性代数的知识，老师也忘了，他只有靠自己自学。据清华招生办主任刘震介绍，“自强计划”的笔试内容与普通自主招生的笔试相同，主要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多元选材”主要体现在面试上。与“领军计划”和“拔尖计划”的面试重点考察考生的综合实力、创新潜质不同，“自强计划”的面试重点是考生真实的学习、生活情况，以及在他们身上是否具备自强精神和发展潜质。每年，招生办会从由学校老师、教育专家和校友组成的专家库中随机抽取面试考官。考试开始前，大家通过抽签决定分组和考场，每个考场3-4名考官；学生则被随机分配考号，按考号入场。面试通常由几道结构化试题组成，比如怎样理解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怎样看待社会不公等等。这些题目大多没有标准答案，考察的是学生的思维、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王超被问到了“春运”，考官询问他对于“黄牛”泛滥现象的看法。在此之前，他从未离开过家乡，也不了解新闻热点，但“听着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自己估摸着分析一下”。面试官们也会根据学生的材料信息进行一些自由提问，比如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请学生讲一个能体现自己“自强”的故事等等。王超也遇到了类似问题。面试时，考官详细询问了他家庭和学校的情况，寝室有没有空调等等。“其实我们连风扇都没有，夏天特别热，也没有纱窗，全是蚊子。”他笑着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和王超的经历类似，韩储银也没做太多准备。他认认真真地把手写的自荐信改了又改，然后请县城里的同学帮忙敲进电脑里提交。在顺利通过了在省内举行的笔试后，他来到北京参加面试。校园太大，他和陪同前来的父亲完全迷了路，直到面试开始前几分钟才匆匆忙忙地找到考场。得知他来自甘肃静宁，一位面试官请他介绍一下自己的家乡有什么特产。韩储银说，自己的家乡有两大特产，一是教育——因为贫困，当地人格外重视教育，都希望孩子能够通过读书走出大山，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虽然当地很穷，学校却办得很好；二是苹果，因为当地的气候、地形适宜，苹果的质量和产量都很好，可惜销量并不好。老师马上追问：“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苹果销量不好？你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这是他从没想过的问题，基于平时的积累，他回答说，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品牌没有打出去，知名度不够导致许多人都不知道；另一方面，一些外地的果商假冒“静宁苹果”的旗号以次充好，长此以往也对销量产生了一定影响。 “因为是自强计划，不会像‘领军’那些问题那么‘奇葩’，更多还是问跟我们自身相关的一些问题。”韩储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最大的优势是心态好、没想太多，“我就觉得来一次清华很难得，能见到清华的老师也很难得，他们问我什么，我就好好聊。” 不过，并非所有的农村孩子都能表现得像王超和韩储银一样。多年来，彭凌一直是综合面试环节的考官之一，回想起历年来考生们的表现，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之间巨大的差距时常让她颇为感慨——面试“领军计划”和“拔尖计划”的考生时，学生们大多来自大城市的重点学校，有着漂亮的简历和丰富的社会活动经验，举止大方，讲起自己在国外交流、旅行的经历侃侃而谈。但“自强计划”的考生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有的孩子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可一到面试时，连说话都辞不达意，“比如高中老师帮他们准备一下自我介绍，他就照着说，但那之后你再多问两句，就磕磕巴巴地说不出来了。” 彭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她请一个考生讲讲自己了解的国内外的五大疫情，可那个孩子一脸茫然：“老师，我不知道武汉大学发生了什么情况。”“那你知道最近有什么重大新闻吗？”“不知道，我们高中不看报纸，不听新闻，也不看电视。” 正是考虑到贫困地区学生的实际情况，“自强计划”实施几年来，也逐步对考试内容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比如在面试中减少了与新闻热点相关的试题，多考“常见题”，以此避免社会培训、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给不同考生群体带来的“不公平”，力争让每位考生都有话可说。面试通常持续12分钟左右，每位学生的面试结束后，由各位考官独立打分，最后笔试和面试成绩两项相结合，按分数高低排序，以此决定考生是否入选以及所获加分的分值。王超获得了50分的加分。2014年高考时，他以超过分数线20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某工科专业录取。小他一届的韩储银同样获得了50分的加分，2015年，他和其他85名“自强生”一起迈进了清华的校门。 2015年8月19日，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新生报到现场。参加迎新活动的清华大学校长邱勇看望了多名贫困生代表。图｜CFP 寒门学子的苦恼 2013年，清华大学的校内刊物《清新时报》发表文章，讲述了一群来自贫困地区的农村学生入校后的故事——得益于国家贫困专项计划和“自强计划”，他们以低于正常录取分数线的成绩考入清华，但之后的经历却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美好。因为来自经济、教育水平欠发达的地区，基础薄弱，入学后，他们在各方面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有人无论怎样努力都跟不上学习进度，开始变得消极厌学；有人因为不适应大学的生活而感到孤独迷茫、沉默寡言；还有人甚至因为压力过大患上了强迫症。这正是许多贫困学子进入大学后的真实处境。 “我刚来的时候，确实是有点儿小自卑呢！”高考时，王超有些发挥失常，如果没有“自强计划”的加分，他离录取分数线还差了一大截，这一直让他压力很大。“那时候我总想，我是降这么多分进来的，我的同学肯定都特别厉害，所以平时学习要抓紧，不然要是被劝返那可就尴尬了。” 从入校的第一天起，王超就一直非常努力地学习，但他仍时常会感觉到自己和许多同学在过去18年积累起来的差距：老师上课讲的知识，有时他还没听懂，却发现班上同学早在高中时就已学过了。韩储银也经历了类似的挣扎。入学后，昔日从没为学习发过愁的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学习能力不是很强”。写课程论文，他不知道该怎样在网上找资料；课上要做PPT展示，他只能先在网上找视频自学，“感觉自己做出来很土”。还有一次，他花了几个小时都无法做出线性代数老师留的作业题。眼看着同学们都早早完成去打游戏了，他只能枯坐在桌前，一直熬到凌晨三四点依然毫无进展。 “来清华后就会发现，优秀的人太多太多了。学习那么好，又会做活动、演讲口才也特别强……你都会觉得，怎么可能有人能那么优秀？”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韩储银一度情绪非常低落，在牛人们的“光芒”之下，他觉得自己是个“学渣”。学业的困难之外，同样令人困扰的还有进入一个全新环境后的困惑与迷茫。“像我这样的学生，在来北京之前，很多东西都没见过、很多事情从来没接触过，所以上大学之后就很想努力多尝试一些。大一时确实杂七杂八的事情做了很多，但后来才发现很多事完全是浪费时间，做了没有收获，这其实就是因为缺乏明确的目标，感觉比较迷茫。”韩储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清华大学学生学习与发展指导中心曾对工程物理系做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贫困生的学业适应情况不容乐观：“没有特别才艺”“眼界不够开阔”“学习跟不上”“因某些原因自卑”是他们面临的最主要的几个困难。尽管这也是普通学生中最常见的问题，但一些对比非常明显：近60％的贫困学生“学习跟不上”，非贫困生中出现这一问题的只有约30％；近50％的贫困生存在自卑情绪，而非贫困生只有不足20％。 2012年清华大学新百年自强计划在国家级贫困县四川省南江县长赤中学的考点。名校能为寒门学子带来什么？ 2015年，清华大学招生办曾对第一届“自强计划”的学生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显示：17％的学生成绩排名在本院系的前20％，56％的学生成绩排名在本院系的前50％，24％的学生则排名在本院系的后20％。时任清华大学招生办副主任尹佳与办公室职员杨帆（现为招办副主任）在论文《清华大学本科人才选拔目标与选拔方式的探索研究——以“新百年计划”为例》中写道：“通过分析2012年入学的29位‘自强计划’学生的本科生辅导员对他们的评价反馈，我们发现‘学习认真刻苦’（18人）、‘班级活动积极参与’（19人）、‘性格开朗’（11人）是出现频率最高的3个评价。同时我们也发现，‘自强计划’学生虽比较积极地参与班级活动，但基本扮演的是参与者角色，缺乏带头作用。由此可见，虽然‘自强计划’学生入学平均分要低于学校高考录取平均分30分左右，但入学后的发展整体情况不错。虽然基础教育阶段所受教育比较薄弱，但并未影响到起大学阶段的发展，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 这也是老师们普遍的感觉。“这些学生存在差距，很多是因为先天获得的教育资源不足，并非能力的问题。当他获得（与城里学生）相同的教育资源时，可能会表现出比常人更大的潜力。”刘震说。 “对这些孩子来说，最大的压力其实就是学业。他们以前什么都没有，最骄傲的是成绩。但到了清华，牛人太多了，骄傲的成绩没有了，可能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时候心态就容易出问题。”彭凌担任学生辅导员多年，一直非常关注贫困学生入校后的情况。在她看来，这些学生在起步阶段与普通学生差距较大，因此就需要学校、辅导员老师更多的关注。但一旦把学业的问题解决了，随着时间的积累，他们大都能够很好地融入学校和社会。她还记得，系里曾有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入学时连计算机开机、关机都不会，被同学们称为“外星人”，但经过4年的本科学习和3年的研究生学习，后来他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7年之后，一点儿都不差。孩子们的智商摆在那儿呢！清华有很多这种孩子，真的靠知识改变了命运。”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大一一开学，王超一有时间就泡在图书馆里。第一学期下来，他发现自己竟排在了年级前三分之一，这让他一下找到了自信。他开始相信，虽然自己在一开始与同学们存在一些差距，但经过努力，“这个差距完全是可控的”。而韩储银说，入学两年来，自己经历了“信心被彻底击碎，然后又重新塑造起来的过程”。随着学习成绩的提高、社团工作的推进，他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慢慢也发现，自己并没有原先所想的那么差。只要把自己能做好的做好就行了，没有必要各个方面都要与其他人比较，没什么意义。”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说过去的自信只是来自于成绩好，现在建立起的自信是种更牢固的东西。” 到北京三年来，王超趁着业余时间把故宫、国家博物馆一类北京有名的景点都玩了个遍。如今，计算机编程成了这个喜欢看《生活大爆炸》、喜欢“谢耳朵”的大男孩的新爱好。除了本专业的课程，他还修了经济学的双学位。学校的助学金和奖学金让他不必为生活费发愁。即将到来的这个暑假，他申请到了去美国某世界排名前十的大学公费交流项目，他将跟随美国教授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课题研究。未来，他希望能继续深造，在科研的道路上走下去。韩储银也很忙。一路走来，家境贫寒的他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这让他对投身公益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大一暑假，他带领全班同学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静宁，到小学支教、为中学修建羽毛球场，到县里做“三农调研”……大二这年，他又成为了学校公益社团“雁行清华”的社长，组织社员们进行了一系列公益活动。就在今年五一，得知山西平遥一些村庄的饮用水中砷和氟的含量严重超标，他和小伙伴们又一起去到那里，帮助村民搭建净水装置、普及卫生知识…… 韩储银坦言，到北京两年来，他对这个城市依然“不是很熟悉”，但他已经看向了更远的远方，向往着一个更大的世界。接下来几个月里，他还将作为全国大学生的代表赴日本、香港、澳门、台湾等地进行交流、考察。 “我觉得考上清华绝不应该是我人生的巅峰。清华给了我无限的可能性，也给了我一种‘野心’：看到身边的人都那么优秀，我没有理由不可以。”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务员和教师、每年与父母起码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这曾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晋军通过多年来在自己课堂上的随机调查，描绘出的一名清华本科生的典型形象。他以此告诉学生们：“你的家庭背景决定了你能接触到资源的多少，决定了你的学习环境，决定了你上的小学、初中、高中，也决定了你的眼界和见识。你能来到清华，不仅仅是因为你努力，更是因为你有了上述这些东西。” 这样的观点被媒体报道后，曾一度引发热议，人们开始讨论，是不是只有家庭条件好的孩子才能考上北大清华？面对越来越窄的上升通道，寒门学子们还能够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吗？晋军告诉学生们：“大学第一年后，大家会变得越来越像，那些没有出过国的，可以慢慢获得机会，那些在超级中学没有社团和课余活动的，也可以弥补，所以教育对个人的成长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这也正是“自强计划”的目的：为更多优秀的贫困学生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在采访中，几位“自强计划”的学生在谈起自己在清华的生活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两个字：幸运。然而，相对于广大的贫困地区学生的数量，这些幸运儿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刘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16年起，清华又面向全国推出了“iTsinghua学堂”项目，组织学校的院士、教授、院系院长到全国各地的中学开展讲座，为学生们讲授学科前沿、科技知识。他们迄今已举办160余场，其中超过三分之一都是在县级以下中学。“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学生近距离接触到清华的名师，体验到清华的精神与文化。对于这些学生来说，这可能是他这一生唯一一次聆听清华院士的机会，但这就为他们埋下了梦想的种子。” “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城乡间仍存在比较大的经济发展的差异，如果大学不履行这样的责任，这种差距会越来越大。”刘震说，“其实，自强计划的意义真的不在于它本身，更重要的是它给予了这些贫困学子一种希望，点燃了每个人心中的灯，这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