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土鳖”与“海龟”的心结由谁来解？

近年来，在国内各种学术会议和报告中，人才总是热门话题。不少人都曾感叹，似乎带了顶海归人才的“帽子”，总能受到更多青睐。一些大学学者也承认，就目前科研竞争的现实来看，确实有几分“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味道：同等条件下，海归博士往往能比本土培养的博士获得更多的科研资源、更好的薪酬待遇，这种由“标签”隐含的竞争力甚至体现在职称评定、人才计划申请、科研项目申报等方面。

于是，不少已经留校的博士们也在盘算着出国，甚至有人专门做起了博士留学的生意。 “不是我们爱折腾，一把年纪还要辗转出国，实在也是情非得已。”土博士们的心里藏着些许无奈。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关“土鳖”与“海归”的心结，其实更多折射的是人才培养的问题。

先攒下一笔海外留学经历，再回国发展，被视为成长捷径

王一教授在沪上某高校工程类专业任职多年，他所在的专业领域有着很强的本土性，而且实用性很强，从应用实践发展上说，去国外深造并不能比扎根国内一线收获更多。当他听说本专业某博士生正在国外访学，王一还是连连点头，“海归博士的起跑线确实要高一点”。

王一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针对高校的人才资助计划大致可分为学校人才计划、省部级人才计划和国家级人才计划三类，有些人才计划只允许海归博士申报，或者有意无意地倾向于海归人才。

在上海，拥有博士学位者，如果有两年连续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再加上几篇较为出色的论文，可申请上海高校特聘教授 （东方学者）岗位计划。一旦入选该计划，除了计划所含的资助外，所在学校还会给予配套的科研经费，工资待遇也会得到较大幅度提升；而若获得国家级人才计划，相应的科研配套经费和工资待遇则会更高。

2014年，王一所在的学校通过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引进了一位在英国著名高校访学的博士，刚一入校就获得了数百万元的科研启动经费。

相比之下，本土博士的起步多少有些艰难。同样在这所学校，2009年入校任职的土博士高齐因为没有得到相关计划的资助，烧杯、试管、量杯这些基本的实验设备得靠他自掏腰包购买。“只能精打细算，做一个项目买一台仪器，燕子衔泥般慢慢搭起自己的实验室，逐步积攒起在科研圈里的口碑。”高齐说。

差距不止于此。比如，王一所在的高校给“东方学者”开出了每年30多万元的固定年薪。“这是普通博士教师的两三倍，有些人还能直接从讲师破格提升为教授。”王一说，面向本土博士的省部级人才计划只能获得相应的项目经费支持，没有其他配套，工资待遇也不会同步增长。

职称评定上，一些评委在潜意识里也更加认同海归。科学网博主罗非在网上记录了一场土博士参加正高职称评审的答辩会，在答辩现场，一些评委询问“论文有没有国际合作作者”，这让罗非很震惊。

他解释说，一般而言，在学术领域内积累了一定的学术声望和地位才有资格申请正高职称，拥有一定数量、具有学术独立性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文章才能说明自己的水平，为何一定要问国际合作作者呢？

正因遭遇了现实中的种种无奈，越来越多的博士们倾向于先攒下一笔海外留学经历，再回国发展，并把这视为一种成长“捷径”。

提升本土人才培养的质量与自信，才能破除内心深处的不自信

为何高校在引才揽才时会更倾向于海归博士呢？据了解，在学校对于二级学院的考核指标中通常也包括引进人才计划指标。王一说，如果招聘的海归博士成为“东方学者”，那么学院不但完成了一个人才计划考核指标，这个“东方学者”还不占用学院的教职名额。

高齐直言，一些海归博士确实给学校的科研水平带来了一定提升。但也有一些海归人才顶着光环回国后，接连获得“东方学者”“曙光计划”“启明星”等多项人才计划的扶持，可之后的科研能力却没能得到进一步证明。

王一坦言，以他所在的工程类学科来说，要真正做出突破性的原始创新并不容易。“一线科研主要以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为主，理论创新的可能很小，很难发表高水平论文。”而海归博士通常理论水平较高，具有国际视野，往往能写出很多出色的论文，“但这些论文能否应用到实际生产过程中去呢？”

当然，要解开社会之于“土鳖”与“海归”的心结，需要改变的不仅是人才评价标准，借鉴海外成熟的经验和做法，提升本土人才培养的质量与自信，才能从根本上破除内心深处的不自信。

两年前，叶康在国内一所双一流高校开始了自己的博士学术生涯，跟随的导师是该领域国际知名权威之一。去年，导师把他送到美国一位大牛学者的课题组去交流。

“其实两国的研究工作大同小异，但美国对博士生的培养更注重科研本身。”叶康说，在国内，博士生除了科研以外，还需承担包括课题组差旅费报销等各类杂事琐事，甚至有博士生在读期间，还得花费大量精力替导师应付横向课题、乃至私事。而在美国，博士们只需钻研于项目本身，这样反而有更多时间把研究工作做细、做透。

此外，美国导师对于学生培养的重视程度也让他印象深刻。美国导师每周都会抽出三天时间与十几个课题组讨论技术细节，每个课题组都有一小时的完整汇报和交流时间。这在国内是一种“奢侈”——虽然，中国导师也很想多和学生们探讨科学问题，可他们的时间太少了！

国内的学术大牛一般都会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大量的事务性工作让导师们分身乏术。“有时候我和导师正在讨论问题，时不时就会有行政人员来找他签字、审核，很难有一整段完整的学术讨论时间。”叶康说，经过一年访学，他意识到了自身的差距，特别是在权威面前敢于质疑，以及刨根问底的科研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