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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元枝编辑：灯灯、野格在看重人情与脸面的中国社会，“体面”有时候是一场需要精密计算的演出，在富人圈尤其如此。为了维持这层体面，一个隐秘的职业悄然存在——他们不出现在任何公司的花名册上，却常年穿梭于高规格的婚礼、私人宴请和老板饭局之间；他们不是主角，却不可或缺；他们被称作“李总”、“王董”，却从未有过自己的公司。实际上，他们的工作，是精准地嵌入豪门需要的社交位置，扮演雇主需要的社交角色，确保一场关乎面子的“演出”圆满无缺。李鞍（化名），就是这样一位“职业宾客”。1990年出生的他是湖南永州人，初中辍学后到广东打工。从工厂流水线到顶级私人会所，李鞍用了十年时间，把自己训练成一个永远“得体”的人。得益于此，他在深圳买房买车，站稳了脚跟。然而，他也看透了豪门体面背后的精密计算与人情冷暖，并在这场漫长的扮演中，与真实的自己渐行渐远。以下根据李鞍的讲述整理。 “体面”，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 2005年，我15岁。那年妈妈去世，我成了孤儿，辍学跟姨夫到深圳的服装厂打工。那时的工厂被媒体叫做“血汗工厂”，一天干12个小时是常态，我坐在流水线前，经常一干就是16小时，下班的时候，觉得心脏都快没力气跳动了。在工厂干活儿，不怎么看能力，看的是你能忍多久。我学会了什么时候该低头，什么时候被骂也要装没听见。我从不和人起冲突，也不和人走得太近。在工厂，太突出不是好事，反而有被针对的风险。改变我命运的，是一次“凑人头”的婚礼。当时厂长侄子结婚，新娘家亲戚多，男方桌空得难看，我被拉去主桌，换上西服，扮演新郎的亲戚。任务很简单，别人来敬酒，我就站起来笑，遇到有人问我是谁，我就说“堂弟”。婚礼结束后，新郎给了我一个红包，1000元，当年的一笔巨款。新郎告诉我，新娘家是读书人，嫌他们家“土大款没文化”，男方家里为了不丢面，说家里有个读大学的堂弟，他们觉得我长相清秀，文质彬彬，看着就像文化人。 ▲参加高规格宴请，发现餐具是爱马仕，图源受访者那年我18岁，第一次明白，原来有些场合，人不是用来做事的，是用来“填位置”的。那次婚礼后，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外形优势或许能给我带来更大的利益。我渴望更好的工作，于是从工厂辞职，咬牙买了套白色西服，做了发型，去当地最好的酒店应聘服务生。经理只看了我一眼，便问：“明天能上班吗？” 第一次穿西装站在酒店金碧辉煌的大堂里，我的手心全是汗。灯光太亮，地毯太软，我感觉像是踩在棉花上。我很快发现，酒店卖的不是房间，而是一种体面的感觉。从客人进门的那一刻起，微笑、问好、引导、寒暄，一整套设计好的流程，都是为了告诉客人“您很重要”。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体面”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在酒店工作，我学会的不仅是服务流程，更是分寸。什么时候该上前，什么时候该退后；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只需要点头；什么时候你必须出现，什么时候你出现反而是多余。当时在深圳，高端酒店的主流客群是港台和广东的富商，为了更好地服务客人，我开始学习粤语，拼命练习普通话，还报名礼仪班，重新学习怎么走路。我要让客人一进门，就觉得我是负责人。我后来才意识到，这正是我之后职业的雏形。老板局，一场适者生存的残酷考试我真正踏进这个行业，是偶然。一场酒店高层的私人宴请临时少了几个人，酒店经理看了我一眼，说：“你晚上别排班了，过去坐着。”那是我第一次进老板局。包厢很大，坐的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同事紧张地扯我衣角，我让他把背挺直，别说话，跟着我举杯敬酒。我们坐在最偏的位置，没人理，也没人问。整场饭局，我只做一件事：不出错。饭局结束，只剩下酒店内部人员时，当时的董事长看了我一眼，说：“你这个年轻人，挺厉害的。”那句话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第二天我就被调去总部升了职，而我那位同事不久后就被辞退了。第二次被带进老板局，我以为照旧就行。结果一推门，就被判定“不合格”。随后，我被安排去进修商务礼仪——一门很多大学已淘汰，但在我们这行却至关重要的学问。后来我才懂，从你进门那一刻起，考试就开始了。你走路的快慢、眼神落在哪、会不会自己找座，全被人看在了眼里。真正有权力的人，往往不说话，只打量，没有人会明确告诉你规矩，如果你不懂，就会被淘汰。参加的次数多了，我发现老板局有许多隐形规则。主位是决策人，挨着主位的是能影响决策的人，边角的是可替换的人。而我常坐的位置很微妙——靠边，但不靠门。这意味着我既不是核心，但也不是服务人员；我不参与决策，但被允许在场。这是“补位者”的标准座次。很多新人创业者参加这种饭局时，总会因为机会难得，极力表现自己。但其实这种场合，最忌讳表现欲。有人拼命说自己懂政策，有人急着抛观点，有人不停讲自己的人脉，但这些人，往往只来一次，第二次他的介绍人就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了。老板局从不缺聪明人，也不缺能干的人，它缺的是制造确定性的人。我在工厂学会隐身，在酒店学会配合，到了老板局，我只做一件事：不暴露真实想法。即使我听懂了，我也不往下接；即使我知道答案，我也不抢答；我有判断，但从不说出口。说白一点，你还不够格的时候，开口就是危险。 ▲受邀去老板家聚会，图源受访者因为表现好，我被公司高层反复带进老板局，我拼命地观察学习，看商务周报，租各种场合的宴会碟片，反复观摩里面人物的笑容、举动和服装。敬酒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你的酒杯不能高过主位，顺序不能乱，话不能比该说的人多。我见过一个人，因为敬酒时越过了主位，被当场冷落，之后再也没出现过。局中的每一个话题，都是试探。聊政策，是在看你站哪边；聊市场，是在试你有没有一手信息；聊家庭，是在判断你值不值得信任。但你不能给明确答案。你只能给一种态度——安全、模糊、可控。我常用的一句话是：“这个还得看后面的节奏。”这句话没有立场，没有结论，但不会出错。当我被判断为“安全可靠”后，我被这个圈子真正接纳了。董事长是我的贵人，他开始把我介绍给各位老板。后来，我不再是顺带的人，我开始被单独点名，有人会明确地说“这次把李鞍也叫上”，饭局前我也会被提前告知参与者的身份背景、关系脉络。我很清楚，我并非成为了圈子里的一员，我只是被嵌进了这个结构。在关键场合，多一个像我这样合适的人，比多一个领导还重要。每次饭局结束，我都会迅速离开，没人送我，没人留我，但我不介意。因为我知道，只要下一次还需要完整的场面，他们就会想起我。久而久之，在高层的圈子里，反而形成了“李鞍在，这个酒局不低端”的说法。 ▲广东老板谈生意必备茶台，图源受访者 2014年，我24岁，正式开启了为豪门“撑场”的职业道路。有人可能会好奇，长得好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你？有句俗话叫“红花好找，绿叶难当”。而我，就是那片被精确计算过位置的绿叶。至于收入，我不好具体说，但可以举个例子。26岁那年，我参加了一场私人宴请，规格很高，一位重要人物临时赶不回来，主家急了，找到了我。我被要求坐在主桌附近，身份是主人的“多年老友”。我提前两天背熟资料，宴会当天，我只说了五次话，但每一次都刚刚好。那天结束，我拿到了6万现金，全装在袋子里。那一刻，我甚至都不敢接，但主家信奉吉利数字，硬是要我收下。不是因为我值这个价，而是因为他们要的“体面”值这个价。豪门不能出丑，我就是那道保险栓如果说老板局是我入行的起点，那真正让我赚到钱的，还是我后来接到的这些类似“角色扮演”的活儿。我在不同场合演过雇主的远房亲戚、老朋友、合作多年的伙伴、关系密切的同事…… 这些场合有一个共同点：它们不能失败。婚礼，是体面焦虑最集中的地方。普通婚礼，亲戚朋友来多少算多少，但那种高规格婚礼，桌子空了就是底子薄，位置没人就是人脉不足。我接过最多的就是这种活。有一次，新郎那边几位关键人物临时没到，主家在化妆间外急得团团转。一个认识我的老板问，“李鞍行不行？”对方说，“那肯定行”。十分钟后，我被叫过去，成了新郎的“多年好友”。我坐在靠近主桌的位置，很多人来碰杯、寒暄，但没人真正关心我是谁，他们只关心这个位置没空着。婚礼结束，我从后门离开，新郎甚至没来得及说声谢谢。因为场面已经完成，我的作用结束了。我也被请去公司的年会，身份通常是“投资人”或“核心伙伴”。有一次，老板提前说：“你今天坐前面。”我明白，这意味着这家公司的管理层流动很大，但对外必须显得团队稳定，人数充足。我坐在前排，和几位核心管理者在一起。领导讲话时，镜头扫过来，我只需要点头。年会结束后，HR拉着我合影。第二天，我的照片就出现在了公司官网和宣传册里。 ▲参加酒会时拍的夜景，图源受访者最让我头疼的是相亲局。有钱人家的子女相亲，本质上是一场背调，考察双方是否门当户对，相亲见家长，是我经历过最紧张的场面之一。有一次，一个客户让我去假扮他的多年好友。他说得很直接：“我怕显得我没靠谱的朋友。” 双方见面时，我坐在旁边，适时插话，夸男方踏实、靠谱、发展前景好。既不能太谄媚，也不能敷衍。这个场合，我需要不停地说话，但话说多了，反而容易出错，所以相亲局是我一直不停研究的场合。很多人问我，有这人脉，为什么不自己创业？说句扎心的，我对自己定位很清晰，我没那么大的野心和能力。我的工作比创业者轻松，收入也满意。说现实点，如果我创业失败，这个圈子，我就再也回不去了。还有人问，你这份工作凭什么能赚钱？答案很简单：不是我值钱，是“出错成本”太高。一场关键饭局出问题，损失的是信任；一场婚礼冷清，丢的是脸面；一次相亲失败，断的是一段关系。我存在的意义，就是把这些风险提前挡住。我不觉得自己是在骗人，因为我没有主动制造假象，我只是站在别人希望我站的位置上，说他们希望我说的话。我不是这个系统的发明者，我只是系统里被安排好的一环。我越来越像个体面的人，却越来越不像自己很多人以为我天赋异禀，每次都万无一失。其实不是。我第一次“翻车”，是在一场并不起眼的饭局上，那天没有大人物，也没有决定性的谈判，我被介绍成“认识很多年的朋友”。对方随口问了一句：“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迟疑了一下。就这半秒，露了破绽。饭局照常结束，气氛也没变，但我知道，有些东西结束了。介绍人再没联系过我。这份工作没有“下次注意”——你可以不出彩，但不能有破绽；可以少说话，但一句都不能错。我也被提前“撤场”过。一次，我已换好衣服准备出发，对方突然发来消息：“今天人够了，你不用来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车里，很久没有发动车，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这份工作看似光鲜，本质上却极度脆弱。它没有合同，没有保障，只建立在一样东西上：我还值不值得被信任。为了减少失误，我对自己越来越严格，我控制一切可能影响状态的因素，保养牙齿，护理头发，不再吃任何重口味的东西，不熬夜，不随意喝酒，不带情绪进场。我把自己压得很平，希望只要有我在，场面就不会塌。但代价是，我越来越不像自己。我的作息和大多数人完全相反，我最忙的时候，几乎没有白天，下午开始准备，晚上进场，凌晨结束，回到家时，天已经亮了。我很少被人真正记住，这是这份工作最隐秘的代价，我见过无数人，但几乎没有人真正认识我，他们记得某个“朋友”、某个“同事”、某个“老熟人”，但不会记得“李鞍”，我在很多人的重要时刻出现，却不在任何人的生活里留下痕迹。我几乎没有真正的私人关系，因为我怕露馅，怕出错，不敢主动开启一段亲密关系，所以我没有朋友，很少有人愿意和我长期相处。我也试过谈恋爱，但失败了，她有一次很平静地对我说：“你跟谁在一起，好像都一样。”那句话没有指责，却让我看清一个事实——我已经很难切换回“真实的人”。如今，我在深圳买了车，也买了房。在外人眼中，我是“混出来了”。可我很清楚，这些东西不来自某个明确的身份。我不是老板，不是高管，也不是专业人士，我只是一个依附于别人的“场面”而存在的人。 ▲得益于这份工作，在深圳买房买车,图源受访者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家了，和家乡几乎断了联系，回老家就是清明节给父母上柱香。有一年过年我回老家，亲戚们围着我，问我现在在做什么，我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说打工？不像。说做生意？也不是。我只能含糊地说一句：“帮人做点事。”他们点点头，但眼神里写着疑惑。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不属于他们熟悉的那个圈子了，可我也清楚，我并没有真正进入另一个圈子。早年有亲戚找我帮忙，想托关系让他们的孩子进个好企业，我能办，但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敢。我不敢打破我小心翼翼维持的社交平衡。我当时年轻气盛，甚至认为摆脱这群穷亲戚是好事，单方面断了所有的亲戚关系。结果我时隔多年回老家，发现家里的老房子干干净净，都是我的亲人们给我打理的，那一瞬间，情感战胜了所谓的体面，我嚎啕大哭了一场。干得越久，我越觉得，体面是一件昂贵的消耗品。为了体面，人们请我这样的人；为了体面，人们花钱、花时间、花精力；为了体面，人们宁愿制造假象，也不愿暴露真实。体面成了一种必须不断维护的状态，一旦松懈，就会被评价、被比较、被否定。有时候，我会在路边的小饭馆停下来，看工人们大声说话，喝酒，抽烟，笑得毫无顾忌。我会问自己，你现在还能像他们这样笑吗？我知道我回不去了。我已经被训练成“体面系统”里的一个零件，知道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沉默，什么时候该消失。独处时，心里总是空荡荡的。有人可能要问，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从湖南农村来到深圳，不光站稳了脚跟，还没有中年危机，行情反而随年龄见涨。只要人们还需要体面，我就不会失业。但我没有家人，没有朋友，没有爱人。一个人的时候，孤独感像水一样淹过来。这就是代价。或许人就是这样，没钱时渴望钱，有钱了又想抓住那些钱买不到的东西。我用十年换来了这个位置，有得到，有失去。如今我唯一还要学习的，是将来不再被需要的那一天，该如何接受自己。

美国总统川普是全球和社会动荡的主要根源。（美联社）俗话说，意想不到的事情总是会发生，2025年的确如此。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是全球和美国国内动荡的主要根源，但这1年的不稳定性，也是由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政治暴力和技术进步造成的。鉴于2026年美国即将到来的期中选举，让人担忧的金融状况，还有日益加剧的气候不稳定，加上台湾地方选举，没有理由相信2026年会平静许多。正因如此，美国《政治》（POLITICO）杂志采访了一系列未来学家、科学家、外交政策分析师和其他人士，询问他们：2026年可能发生哪些不可预测、不太可能但又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从而彻底颠覆你各位的生活？部分专家认为，人工智能（AI）将在2026年成为1股颠覆性的力量，有时带来正面影响，有时则会带来负面影响。不过，《政治》杂志的撰稿人表示，经济、气候和其他技术也将发挥作用。如果历史可以作为先例，其中某些“黑天鹅事件”应该会以某种形式发生，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专家们对2026年的10个预测：通用AI代理出现类似金融市场的闪崩作为美国创新基金会（Foundation for American Innovation）资深研究员，鲍尔（Dean W. Ball）经常思考的“黑天鹅事件”，不仅仅是人工智能（AI）产业自身崩溃这么简单，而是另1种形式的“闪崩”（flash crash）。这个术语通常指的是金融市场中，因为算法交易系统出现意外行为或漏洞，从而引发的剧烈波动。这些闪崩通常源于两个或多个自动交易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连锁效应。这些旧有的机器学习系统的影响力虽然不小，但都是窄域工具，它们缺乏像ChatGPT这种前沿语言模型的通用能力。在不久的将来，类似闪崩的事件可能会因为通用AI代理彼此互动而发生，而且它的行为难以预测。不同于仅限于金融资产交易的狭窄范围，这类突发事件可能在广泛的场景中出现。基本的威胁模型如下：随着这些系统被部署到越来越多的现实场景，包括商业、客服还有网络防御，它们极有可能发生交互作用，而且往往带有对抗性。当几十万、几百万乃至几十亿次对抗性互动每天发生时，无法预测会出现什么情况，但形成意外、不可预测、甚至奇异结果的条件已经具备，而它的影响极有可能非常巨大。叙利亚陷入再度升级的恶性内战克罗克（Ryan Crocker）是资深外交官，曾6度担任美国大使。他预测2026年3月，当叙利亚异常寒冷的冬季结束时，来自大马士革周边冲突地区的几十万难民和国内的流离失所者，已在极端困苦中度过好几个月：他们的家园在战火中被摧毁，缺乏庇护所、工作、医疗及子女教育。国际援助的大幅削减，让联合国难民署（UNHCR）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等机构无法满足叙利亚的基本需求。许多人死亡，更多人病弱、营养不良，所有人都陷入绝望，而部分人则愤怒至极。某个夜晚，这股愤怒在大马士革爆发，演变成骚乱。这座城市在战争中未受破坏，但对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来说，大马士革反而成为特权及繁荣的嘲讽象征。美国驻叙利亚大使馆还未重建，对此措手不及。叙利亚政府同样措手不及。安保部队缺乏控制骚乱的经验，对示威者使用致命武力。几天内，暴力蔓延并转化为宗教和族群冲突：贝都因部落重启对南部德鲁兹社群的攻击，逊尼派则对西部的阿拉维派寻求报复。东北部的库德族中断与大马士革政府的谈判，并派遣部队前往争议边境地区。几个星期内，以色列军队介入以支持德鲁兹人，而土耳其则对库德族展开行动。叙利亚陷入的恶性内战再度升级，这次还被危险的区域冲突所放大。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和伊朗也分别利用混乱，重夺北部控制权和恢复对真主党的补给线。曾被视为中东希望象征的叙利亚，现在却成为中东地区几十年来最具破坏性的冲突中心。社会从意见分歧直接过渡到“共同现实崩解”奥兰治（Erica Orange）是未来学顾问公司“The Future Hunters”的合伙人。她认为，可能发生的“黑天鹅事件”是世界从高度极化但仍有共同认知，转变成支离破碎的现实：事件本身无法验证、来源无法追踪，没有权威来源能证明何者为真。社会不再仅仅存在对立的政治叙事和阴谋论，而是进入1种心理及社会的自由落体状态，人工智能（AI）创造出一系列平行现实。这意味着社会并非从意见分歧转向更深层分歧，而是从意见分歧直接过渡到“共同现实的全面崩解”。这种局面直接影响期中选举。极度逼真的深伪视频充斥资讯领域。选举前1周，1段深伪视频显示某位候选人接受外国政府贿赂。几分钟后，另1段深伪视频显示对手候选人呼吁废除选举。两段视频在事实查核机构回应之前，便已病毒式传播。AI立即生成几千条支持的“目击者证言”，每条证言都有超逼真的声音、背景故事和社群资料。几天后，AI生成的“泄密文件”宣称选票被操纵、遭受外国骇客入侵或选举腐败。公众不再仅仅不信任政府，而是“不信任现实本身”。民主制度在数位速度面前显得无力。当验证流程仍在讨论中，AI系统能够每小时生成几千条互相矛盾的新叙事。信任快速流失，公民责任衰退，分裂的真相社群硬化成对立的部落。民众变得冷漠，制度权威崩解。真空迅速被快速行动的威权力量以及日益强大的科技平台填补，它们成为新的“真相仲裁者”。普京去世，继任者渴望动用俄罗斯核武库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杰出教授罗斯（Alec Ross）表示，截至今年1月1日，73岁的普京（Vladimir Putin）已超过俄罗斯男性的平均寿命5年。对全球196个国家而言，最能打乱局势的1件事，将是他的死亡，虽然他不太可能死于被从5楼窗户扔下。随之而来将是1场混乱，没有人可以自信地预测它的结果。首先可以预见，一些曾经竞选并赢得选举的人物像是前俄罗斯总统麦维德夫（Dmitry Medvedev），可能会试图崛起，争取民众的支持。然而，这些努力几乎肯定会与普京身边的核心圈子的计划产生冲突。外界对这些核心圈子（siloviki）知之甚少，极难渗透。曾有泄密者最终被送往西伯利亚，或已长眠地下，但这个派系同时掌控着俄罗斯的军事及安全机构。各种结果都可能出现，呈现极为宽广的光谱。1种可能是继任者尝试降低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提升经济，作为后普京时代的“重启”，但情况也可能更糟，例如像让帕特鲁舍夫（Nikolai Patrushev）这样的人掌权。帕特鲁舍夫长期担任普京的顾问，也是siloviki成员，他同样已超过俄罗斯男性的平均寿命，重要的是他不仅有意愿，甚至“渴望”动用俄罗斯的核武库。候选人在期中竞选期间遭枪击受伤或死亡杨安泽（Andrew Yang）是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也是新兴无线电讯公司“Noble Mobile”的执行长。他预测，可能导致2026年选举脱轨的事件是期中选举前的政治暴力。2026年期中选举期间，候选人在竞选途中遭枪击受伤或死亡。部分官员呼吁和平或理性，而有些人则严肃警告，这是为了保卫国家免受暴政威胁。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双方候选人都收到大量威胁，部分地方候选人因为家人长期处于逃亡或武装保护状态，而选择退出选举。接着，1段显示候选人惨遭谋杀的AI视频被散播。由于当事人无法确认或否认，视频病毒式地迅速传播。执政党表示某些选区无法安全投票或保护投票地点，导致这些选区的选举延后，但马上引发对立抗议。示威活动开始，随后由国民兵镇压。期中选举陷入混乱，选举结果被法院扣留。期间，部分共和党国会议员拒绝下台，而双方其他成员则悄悄退休。或者，一切可能顺利进行，我们最终同意选举结果，对民主、真相和共享客观现实的信心也得以恢复。任何结果皆有可能。人形机器人成为现实生活却引发集体恐慌普拉巴卡（Arati Prabhakar）曾在拜登任内担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过去也曾出任美国国家标准暨技术研究院（NIST）院长、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DARPA）署长。他表示，DARPA在10年前，曾举办过1场竞赛，让人形机器人在灾难情境测试中执行任务，但花絮视频却显示，2015年全球最先进的机器人频频跌倒、脸朝地摔下、整个垮掉，而且发生得相当频繁。当时，个人助理型机器人和救援机器人似乎仍遥不可及，至少还要几十年。不过，随着新1波技术突破，人工智能（AI）就像1台时光机，加速推动机器人未来的到来。好消息是，新1代机器人也就是“具身人工智能”（embodied AI），将能协助搜救任务及其他高风险工作，甚至分担家务和照护长者。坏消息是，在这一切发挥真正的作用前，社会恐怕会先经历一场集体恐慌。在大众仍在适应AI取代工作、与聊天机器人建立模拟社会关系，以及社群媒体充斥大量AI生成内容之际，把具备类人能力的3D机器人引入现实生活，可能引发从焦虑恐惧到重大社会动荡的各种反应。当聊天机器人能以近乎人类的方式回传讯息时，许多人便开始想像它是否已具备初步智慧。等到有天，1个机器人传讯息告诉你它在楼梯间及时接住你差点跌倒的祖父，另1个走进厨房告诉你今天送女儿上学时她没有哭闹，你就知道情况会变得多么不同。女孩因“赢得与中国的AI竞赛”脱水而死札尔曼（Amy Zalman）是未来学家和策略顾问，同时也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暨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她写了1个故事，2026年8月1日，8岁的安娜在美国西南部因脱水死亡。安娜1家住在城镇边缘的小房子里，长期面临水压偏低和无预警停水的问题。当地由于长年干旱，缺水和配给早已成为日常。后来，安娜的父亲失去工作，家里无力缴纳水费，而公用事业公司依法可以因此停水，于是自来水被切断。他们只能和其他家庭凑钱团购用水、分着使用，但当夏季气温节节攀升、部分日子高达摄氏46度时，这点水远远不够。到了7月，地方政府对居民启动紧急节水措施，也停止大宗售水，选择将水源保留给1座新落成的人工智能（AI）资料园区。这座园区为了替全天候24小时运转的伺服器降温，消耗了大量用水。家中无水、气温却持续飙高，安娜和她的兄弟姊妹逐渐虚弱不堪。最近的商店要步行3公里，等到安娜的父亲赶到时，附近居民早已在热浪中抢光了所有饮用水和便宜饮料。当安娜抱怨头晕时，母亲试图忽视这些症状。几个小时后，她说头痛，便瘫躺在厨房地板上，神情呆滞、皮肤干瘪。到了傍晚，她的器官开始衰竭，最终去世。两天后，社区里1名老妇人也因脱水死亡。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又有5人相继过世，死因都是缺水。全球记者蜂拥而至报导此事。面对这场本可避免、却在全球聚光灯下发生的悲剧，小镇官员陷入声誉危机，试图暂时关闭资料中心，将被挪用的水源重新分配给居民。然而，总统在电视上把这座资料中心形容为“赢得与中国AI竞赛的关键设施”，并援引紧急权力，阻止资料中心停运。随着新闻持续发酵，人们逐渐意识到，安娜的死亡并非单一意外，而是警讯：揭示了不平等、地球升温，以及由当权者决定的产业优先顺序交织之下，整个体系正走向衰败。人工智能技术能力增幅最小，增值却最大卡尔金斯（Matt Calkins）是美国云端运算及企业软件公司“Appian”的执行长兼创办人。他表示，2026年将成为人工智能（AI）在实际应用能力和价值上最出色的1年，但同时也是它的技术进展最缓慢的1年。2025年，在美国政府的引导下，大家普遍认为中国是AI竞赛中必须超越的对手，这驱使各家公司大举投入资金开发AI技术，虽然短期内几乎看不到回报。不过，美国和中国在这场全球AI竞赛中，扮演的是截然不同的角色。中国选择开发开放、轻量、低成本的模型，既实用又能为使用者带来明确的财务回报。美国则仍然采取理论性的策略，似乎在追逐所谓的“象征性钟声”。这种做法应该停止。2026年，业界应该明确指出：AI必须服务于特定目的，投资应该跟随这些目的，而价值则应以投资效率衡量。AI已不再是科学实验，而是要向消费者传达实际的价值，理论目标应该退居次席。2026年，将是人工智能最佳及最糟的年份。在技术进展方面，它将是最糟的1年：世界上最先进的AI模型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所获得的能力增幅，将比过去任何1年都少。然而同时，它又将是AI最出色的1年，因为它的实际价值增长幅度将超越过去。我们将看到在2026年，AI的技术能力增幅最小，实际价值却增幅最大。食品药物管理局为“保健产业伪科学”背书洛芙（Andrea Love）是生物医学科学家。她认为，2026年的“黑天鹅事件”其实已发生：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全面为“保健产业的伪科学”正名。洛芙表示，FDA正在鼓励人们把伪科学与实证医学混为一谈。FDA局长马卡里（Marty Makary）打着“扩大可近性”、“促进创新”和“重建信任”的旗号，逐步抹除实证医学与保健产业之间的界线。他和其他官员正把FDA从以科学为基础、保障安全的监管机构，重新定位成促进“健康选择”的推动者。她指出，FDA将严谨的证据标准描绘成菁英主义，反而以个人经验谈作为依据，来合理化不科学的政策改变，而这些改变最终将危及大众健康。一些早期讯号已经浮现：包括对放宽FDA核准规范表现出热情；打算加速推动缺乏临床验证、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健康检测；以及将保健食品擡升为类似治疗药物的地位，而非视为疗效未经证实、且可能存在风险的产品。这些产品长期以来因《膳食补充剂健康与教育法》（Dietary Supplement Health and Education Act）而几乎免于监管。如果FDA领导层连仅存的安全护栏都拆除，可以预见的是，大批“看起来像有FDA背书”的相关产品将迅速扩张。人们不会因此获得更多自主权，他们只会变得更不健康。之所以称此黑天鹅事件，是因为民众仍会误以为自己是在遵循科学，毕竟这些说法来自联邦卫生机构。人们将根据错误资讯，而非经验证的证据来做健康决策。患者可能延误或拒绝真正有效的治疗，转而选择那些包装精美、行销巧妙却虚假的产品。等到这些伤害在整体人口层面显现时，这些政策改变早已被视为常态，甚至可能无法挽回。北爱尔兰“血腥星期日”事件在美国重演史蒂文森（Jonathan Stevenson）是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资深研究员、国际战略学术双月刊《Survival》执行主编。他提到，英国人在谈到冲突时，往往会提起北爱尔兰动乱（The Troubles），有时甚至说得过头，但北爱尔兰的这段历史，如今在当代美国却让人不寒而栗地产生共鸣。随着美国总统川普向高度支持民主党的城市部署国民兵和现役美军，1场暴力反弹可能把美国推向相似的道路。1960年代末期，北爱尔兰爆发天主教民权抗议运动。伦敦当局以协助当地警方防范为由，调派英国军队进驻。1972年1月30日也就是“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受过战斗训练、而非人群控制训练的士兵，在德里（Derry）的1场示威中向26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造成14人死亡。这起事件引爆了1场持续超过20年的低强度冲突：1方是坚持爱尔兰统一的天主教武装份子，另1方则是获得英国王室支持、坚决维持北爱隶属英国的新教社群。冲突一度濒临内战，后来演变成某种“例行性杀戮”。中产阶级大多未直接受到影响，因为暴力主要集中在劳工阶级地区，他们将社会失序视为背景噪音，照常过着体面的生活。现在，川普政府向蓝营城市派兵，同样将政治冲突“军事化”。美国发生类似“血腥星期日”的事件，并非不可能，事实上也有前例：1970年，为了镇压校园反越战抗议而派往肯特州立大学的国民兵，开枪打死4名学生、打伤9人。这起事件激化了“地下气象组织”（Weather Underground）这个左翼边缘团体。如今虽然没有类似团体，但左派对川普政策的全面反对，意味着一旦发生类似事件，可能把美国国内的宪政秩序推过临界点，催生新的激进组织。这将进一步动员既有的右翼亲政府民兵，对抗这些团体及其支持者。川普也将获得自我强化的借口，在美国领土上动用军队对付美国公民。而人们终究会习惯这种情况，正如他所期望的，这就是所谓的“美国版动乱”（American Troubles）。原版北爱尔兰“动乱”（The Troubles）所谓的“可控性”并不能带来多少安慰。当时，北爱尔兰约160万人口中超过3500人丧命。粗略换算，美国若出现类似局势，可能会有约72万人死亡，比南北战争还多。这些死亡将分散在美国超过9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并可能持续20年，而非4年。时间及空间的稀释效应，会减弱人们对这些屠杀的情感和实质冲击。这反而让民众更容易容忍，尤其是在美国早已习惯枪枝暴力的情况下，也更让类似川普政府风格的政权得以长期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