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属东亚文化圈，为何加拿大华人连日韩越社区都不如？

昔日东亚文化圈的最底端竟是加拿大华人

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想必都不会陌生，上千年以来，由于语言，文化和风俗相近，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结合成了著名的东亚文化圈。这当中朝鲜半岛于西晋末年前以汉武帝打下的版图汉四郡为基础，直接隶属于古代中国，之后又与中原王朝形成了宗藩朝贡关系，直至清末甲午战争。而越南在北宋前更一度是中华固有疆域交州，之后也是视古代中国为宗主国，直到清末中法战争。而日本虽然向来以“日出之国天子”自居，但日文汉字却是以中文汉字为基础进行加工改编，受古代中国特别是隋唐两朝影响极深。毫不夸张地说，当年的中华泱泱大国子民是处于整个东亚文化圈的最顶端。

可是身为龙的传人，流淌着祖籍国炎黄子孙的血脉，加拿大华人却是处于东亚文化圈的最底端。我们没有任何嘲笑日韩越社区的资本，相反我们远远不如人家，要反思的地方有很多。

加拿大华人影响力已被日韩越社区边缘化

如果从人口数量来看，全加拿大有180万华人，占总人口的5.1%，其中仅安省就有80万华人，而卑诗省也不遑多让，有超过50万华人，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族裔。反观韩裔，总人口只有24万人，越裔总人口也在20万上下，而日裔总人口仅有12万人，还没加西华人聚居的列治文市总人口多。

但从政治影响力来看，历史上韩裔诞生了市议员，学务委员，省议员，国会议员和参议员总计8人，相当于每3万韩裔就产生一位民意代表，越裔则诞生了7位政要，相当于每2.8万越裔就能选出一位民意代表，日裔社区最高有过6位政要，只需从每2万日裔中就能选出一位民意代表。再看华人社区，现在虽说台面上三级政府民选议员有20人，但若按比例计算，每9万华人才能选出一席民意代表，与人口基数完全不成正比。

没有统一的历史文化认同和语言纽带是关键

当然笔者也并非赞成华人一定要选华人，毕竟有的华人政要只是长着一副华人面孔而已，诸如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外交事务评论员庄文浩和前国会议员赵锦荣。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华人仍需多选出高质量的政治人物，来代表不同阶层的华人利益，之所以华人被日韩越社区远远甩在后面，很大程度就是缺乏共同记忆纽带和认同。

以越南社区为例，自从北宋起从古代中国独立以来，越南就形成了所谓抗击外来侵略的民族认同，正像越南古文名篇《平吴大诰》所写的那样，“惟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自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至今加拿大越南社区庙宇和祠堂都供奉所谓反侵略英雄吴权，李常杰和黎利等人的塑像及牌位。而胡志明的北越政权只是表面上对华友好，台下则是全面去中国化和废除汉字，即使五六十年代最早移民加拿大的南越移民是反对胡志明的政治哲学，但在传承越南语和去汉字这个领域，与北越政权却是殊途同归。

至于韩国社区，鲜为人知的是，在日本殖民朝鲜半岛的那个年代，天主教和基督教却在当地落地生根，早先梵蒂冈甚至在平壤还设有教区，就连金日成外祖父康敦煜都是以基督教长老会牧师的身份来掩护抗日。如此一来，四十年代第一批移民加拿大的朝鲜半岛移民就是以教徒和神学院学生为主，他们怀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对半岛南北分治的无奈，在传教中建立了韩国移民的民族认同感。

如果就相似度来看，日本社区与华人社区参照度最强，因为早期日本移民也是以劳工为主，其中在列治文的三文鱼罐头厂，就是华裔和日裔并肩作战。然而华人社区除了上层以外，绝大多数都是莫谈国事，一心只过自己的小日子，等到了第二代华裔，除了能讲简单粤语外，基本已不识汉字，至于地域之争，保皇与革命之争，以及后面的北洋和国民党之争，国共两党之争，在那个年代的华社已呈现出撕裂化迹象。日本社区就不一样，无论是上层还是底层，都十分重视母语和祖籍国国情教学，位于温哥华亚历山大街 475 号的日本学校，至今已有将近120年历史，当年不同阶层的日本移民子女齐聚一堂，努力学习日语和日本历史地理，为自己的日裔身份感到自豪。

只有经历苦难方知幸福不易

与印度社区一样，加拿大的日韩越社区也是在经历过苦难后倍加珍惜得来不易的幸福生活，因此在族裔团结程度上远超华人。这当中日裔是有进过集中营的经历，1942年不论是支持加拿大反法西斯，还是替日本军国主义辩解，全体2.2万日本移民，在一夜间失去工作和财产，被赶去卑诗内陆集中营囚禁。战后日本移民不分政治立场，集体向加拿大政府施压，终于在1988年换来马尔罗尼总理的道歉和每人2.1万加元的赔偿。

韩国尽管一直是西方盟国，但在老特鲁多总理实行多元文化政策以前，在所谓的反共冷战阴影下，与朝鲜同文同种的韩国移民照样受到猜忌，加之为了给国内的家人寄钱，许多第一代韩国移民也有过专买西人不要的食物煮部队锅的节俭体验，尽管如今生活早已富裕，但韩国移民始终不忘教育自己的子弟忆苦思甜。

1975年南越政权覆灭，逃离西贡的南越百姓有不少来到加拿大，等到1979年中越战争爆发，为了躲避黎笋当局的排华政策，大量越南华裔不惜偷渡甚至自驾危险的小船漂泊海上，只为找到避难的港湾。上述两次剧变加拿大共接收6万越南难民，在逃难的共同记忆下，越南主体民族京族移民同越南华裔移民形成了团结的纽带，这也是为何在加越南华裔生活日常同普通越南民众没有区别的根本原因。

华裔独有的皈依者狂热值得深思

所谓皈依者狂热，往好听的说是在热爱移民所在国的行为上比本地人更加积极，往不好听的说就是俗称的二鬼子，比如去年大选期间公然将华人分类，从而引发极大争议，最终被选民唾弃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提案人。纵观日韩越社区，基本见不到二鬼子的踪影，为何华裔独有，这点就很值得大家认真思考。

笔者最后着重提一下越南社区，因为越南和中国的体制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加拿大越南社区也有亲越共和反越共势力。可就在数年前的南海仲裁案期间，南越军官出身的加拿大参议员吴清海公开提案响应越共涉南海问题动议，越南社区就算不认可也没人给他扣所谓亲共的帽子，相反各派骨干还动员起来，去声援吴清海的议案。

类似的例子发生在去年3月，卑诗省华人社区咨询委员会共同主席余宏荣，仅因就新疆问题发出不同于所谓主流的见解，立马就有华社13人首先跳出来，逼余老先生辞职。紧接着在去年6月，华裔参议员胡元豹也就所谓“新疆人权”问题和加拿大原住民问题表态，并批评国会新疆动议，扣帽子最厉害的也是来自华人社区，不得不说是一大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