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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3日星期一，洛杉矶居民孟宪军与儿子Tom和太太Diane一同，在临时栖息的酒店召开Zoom网络发布会，指法庭“非法驱逐”，为自己维权。(Zoom视频截屏) 5月3日星期一中午，名叫孟宪军的洛杉矶居民带着太太和16岁的儿子，在临时居住的酒店召开了近两小时的Zoom网络发布会，为他所指控的法庭“非法驱逐令”(wrongful eviction)进行公开陈情。他将这次会议命名为“第三届华人维权，法庭战新闻发布会”。他邀请了社区民众参加，并通过推特邀请其他各方--洛杉矶警察局、洛杉矶县政府、联邦调查局，还有寻求对他全家下达驱逐令的“敌对方”地主等一同参加。大约有70多人参加了发布会，官方和“敌对方”没有公开出席。 “如果不是密码上出了一点协调上的误会，出席的人肯定超过上百，”孟宪军告诉美国之音，“会议结束之后，与会者筹划社会签名，呼吁洛杉矶政府，纠正法庭舞弊迫害，让孟家尽快回家。” 警察全副武装驾车驶入移动房园区 4月27日清晨，大约20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开着20多辆警车，驶进了洛杉矶东区的“罗兰岗活动房屋区”(Rowland Heights Mobile Estates)，对孟家破门而入。孟宪军说：“他们冲了进来，说是执行法庭的驱逐令。我们三人都没有起床，衣装不整就被赶出了家门。” 不过，一家三口都用各自的手机录下了当时的一幕。孟宪军的小儿子Tom拍摄的视频显示，他一边对着脸上遮着口罩、手持武器、从门口逆光而入的警察录像，一边喊道：“别碰我，我16岁，我未成年……”有警察低声说：“我没碰你。” 2021年4月27日清晨，全副武装的警察持枪冲进孟家，根据法庭命令实施强行驱逐。(视频截屏，本人提供) 孟宪军一家是2012年搬入这处活动房屋区的。整个园区有320多户人家，其中75%是华裔。住户们是各自活动房屋的所有人，但是，房屋“停泊”的园区土地是从地主那里租用的。园区由地主统一管理。房主们需按月向园区的地主支付地租和各种费用。孟宪军告诉美国之音，他自从搬入园区之后，就致力于为这里“饱受地主及管理人员压迫”的住户维权。这让地主一直以来“怀恨在心”；“地主伙同管理层”利用加州州法中“地主利益代理者游说而制定的恶法”，对他“打击报复”，最终导致了警察的破门而入，以及他一家三口现在的“流离失所”。美国之音记者致电“罗兰岗活动房屋区”办公室，接听电话的男性工作人员称自己名叫乔希(Josh)。他听说美国之音需要确认几天前被驱逐的房主孟先生的一些情况之后，彬彬有礼地表示，需要留下记者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会请掌握客户信息的工作人员回电。不过，美国之音此后没有接到任何回音。孟宪军说，他说的那条“恶法”，就是《加州活动房主法》(California Mobilehome Residency Law, MRL)第六条的798.56款(Article 6，Code 798.56)：活动房屋区居民的每月地租付款，如果“逾期三天未交，地主可驱逐房主”。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家里有点什么事儿，很容易就会错过三天时间。这是地主集团立的法，居民完全没有力量影响这条法律。” 活动房园区的管理“统治者” 孟宪军一家搬进“罗兰岗活动房屋区”之后，惊讶于园区管理办公室对房主的“欺压”。孟宪军说，“我发现，园区里的大量华人总体年龄偏大，英语不行，害怕惹事，因此饱受欺凌。当然，为数不太多的其他族裔也同样水深火热。” 他告诉美国之音，感觉管理办公室把住户当成了罪犯，“就像监狱罪犯一样。” “明明是这些房主支付地税来给管理人员发工资，养活他们，他们却反过来觉得自己是统治者，来欺负大家……给你一张通知，就是你必须要做的，如果违抗，后果就是被赶走。你的房屋就留下来变成他们的财产了，”孟宪军告诉美国之音。一位匿名的王阿姨在这个园区已经居住了几十年。她告诉美国之音：“我们这里已经撵走好几家了，房子没收，然后卖了，钱他们就分了。” 孟宪军说，这个园区最奇葩的现象是拖车处罚；园区的车位是两车前后停泊；如果要开前面的车，就得先挪开后面一部，待前面的车开出来以后，再把原来后面的车停入车位。位于洛杉矶东边的“罗兰岗活动房屋区”一角。(Zillow.com资料照) “这个过程半分钟就能结束，但是，园区居然有拖车公司的车7天24小时转悠。拖车只要一看到居民在搬车，就会火速前来强行把车拖走。这里的住户因此气得要死要活的，可明知园区不对又毫无还手之力，”孟宪军说。园区住户李阿姨告诉美国之音：“一次我先生搬车时，拖车就冲过来了，拖着那辆要停回原处的车就走，我先生英语不好，正好我儿子在家。儿子跑出来大喊，邻居也都出来了。我儿子吼着说，如果你不放下车子，我就打电话找警察了，他们才勉强放下了车子。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拖车公司的车一直在我们园子里cruise(游弋)。实际上，这样的园区是私人财产，没有地主的允许，拖车公司是不可能进来的。” 居民王阿姨说：“我们都被拖过车，一次就罚款五六百美元。好在这样的事情现在没有了。” 李阿姨说，当时的管理办公室欺压居民的行为“比比皆是，几乎就是不胜枚举”。孟宪军说，那些人会拿着大棒，把居民的墙壁敲得梆梆作响，命令住户粉刷墙壁，“甚至当有些人根据管理者的要求，花了上千美元刷完之后，管理者一看说，这颜色不好需要重刷，住户也只能忍气吞声再掏腰包重刷一次。” 组织园区住户维权被地主报复用法律撑腰 2013年初，孟宪军在园区成立了“互联会”。他说：“开始，我想找个律师来帮忙。律师说，我不能做这个，会被人赶走。但我看不下去园子里发生的这些事。后来找到政府，政府律师也这么说。在我的理解中，这些都不应该，这是美国，美国不应该这样。” 接下来，孟宪军通过房主们参加的这个“互联会”，逼迫地主改善园区管理。他带领房主们与地主对话，举行游行，向洛杉矶县政府、洛杉矶地区检察官、洛杉矶警察局长办公室，还有联邦调查局等机构用书面方式进行投诉，控诉地主欺压弱势群体。园区维权做得轰轰烈烈的同时，地主把孟宪军告上了法庭，试图通过法庭把他赶走。他们列举的第一条罪状是，孟家把车子停在园区的景物上，“可是我们园区哪有啥景物啊？” 第二条罪状：孟家把餐桌放在阳台上，“可是我们没有这么干过，也是撒谎，”孟宪军说。园区住户王阿姨说：“那时的园区管理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比方说同样在屋外放东西，跟管理办公室关系好的就没事儿，关系不好的就会被打击报复。住户如果送个红包啥的，不能做的事儿也就可以做了。” 地主列出的第三条罪状是孟宪军略微延伸了车位的防雨棚。孟宪军说：“把防雨棚的架子往外延展了一点儿，其实那块地是属于我家的。主要是我们的VAN停不进来，必须把它弄宽了。而且，邻居们也有这么做的，做工还没我好呢，就没有被追究。” 地主找来加州“房屋与社区发展部”(HCD)进行检查。“那位官员说，我做的改造不安全，”孟宪军说。地主的诉讼在洛杉矶县高等法院开庭，“我们根据法律，提出要求由陪审团来审理，法官拒绝，理由是‘太晚了’。我们看出来，法官明显偏袒地主。我太太当庭提出，法官有偏见，要求替换。根据美国的权利法，人民有权利取消法官资格，而不需要给出任何理由，”孟宪军说。当天下午继续开庭，果然换了法官，名叫辛普森，“他要求我的证人作证。我们互联会有20多人到法庭为我助阵。他们胳膊上都戴着同样的标牌，占据了法庭听众席的一大片，好些人轮番上去作证，”孟宪军说。地主作为控方也请来了证人，包括加州“住房与社区发展部”的相关官员，“不过那人神色紧张，前言不搭后语，还哆哆嗦嗦。我们看到，他显然为自己需要撒谎感到不踏实。他说没有收到我们给他寄的信，但是，我们用的是挂号信，有回执的。他马上说，哦，我不经常回办公室，”孟宪军向美国之音描述，“法官当天判下来，让我重做雨棚，而不是裁定把我赶出园区。不仅地主没有得逞，而且法官还对控方说，‘回去告诉你们的老板(地主)，你们的做法是打击报复，’这句话让我舒畅得无法描述！” 孟家取得胜利，不过是阶段性的。驱逐孟家没成，地主向法官要求孟家支付律师费，遭到法官否决。“地主不服，上诉到同一法院的上诉法庭(Appellate Court)，这里是三个法官判案。上诉庭判下来说，研读法律发现，关于律师费的申诉，的确需要重判，于是，案子再度发回给原来的法官，” 孟宪军说。孟宪军回忆，这时辛普森法官又说了一句经典的话：“My hands are tied—我束手无策。根据相关法律，他只能裁定我支付律师费，尽管对方输了。这又是根据地主集团立的法。” 那条法律说，只要是地主赶人的案子，不管地主是输是赢，都要对方出律师费。法官对这条法律很不满意。他在诉讼说明上写了一句话：“(本案)发现针对对被告和其他亚裔住户的报复证据。” 他裁定，孟家支付原告索要律师费的10%，就是3600美元，而不是数万美元。这条法律，以及上文的“迟付三天驱赶法”等，都是孟宪军称的利益集团推动的“恶法”，也是他一直致力于要推翻的法律。经过互联会的抗争，2014年，园区的地主被迫做出了让步，改革了管理，替换了办公室班子，甚至史无前例同意当年不涨地租。这让园区的屋主们欢欣鼓舞。李阿姨说：“换人之后，他们还是合理了，不像以前那么刻薄，我们没有那种压力了。拖车百分百没有了。车在路边停太久，他们会在窗户上放一张纸警告。以前会把像报纸那么大的纸用胶水牢牢贴在你的挡风玻璃上，抠都抠不下来。” 另一名房主赫尔南德斯也告诉美国之音，他身体不太好，想搬离活动房区，但是，“孟给了大家很大的帮助，抗争以后比从前好了。” 对抗洛杉矶县政府，挡住大麻流入孟宪军说，把大麻挡在洛杉矶外面，是他最有成就感的经历。 2016年11月8日，加利福尼亚州选民通过《成人大麻使用法案》(第64号提案)。该法案规定了大麻的销售税和耕种税，并使21岁及21岁以上成人，出于非医疗目的销售、拥有、种植和消费大麻的行为合法化。孟宪军与太太Diane2017年在会议上发言，反对在洛杉矶推进大麻。（洛杉矶政府反非法大麻网站）孟宪军告诉美国之音：“那是2016到2018年，大麻来势汹汹，洛杉矶县要把大麻往洛杉矶各个地区推动，第一场圆桌会议就在我们罗兰岗召开。也许他们觉得，这里是他们赚钱的战略要地，因为华人多，餐馆多，生意好。这是2017年，我担任相当于地区议员的职务，就是罗兰岗协调议会的理事。” 在那场大约有五六十人参加的圆桌会议上，主要官员是洛杉矶县推动大麻办公室的主任。“本来意思是让我们帮忙推动，但是我就站起来反了，嘿嘿。他们很惊讶，一些协调会的同事都很惊讶，没想到我突然站起来打出了牌子。” 他打出的两块牌子一块写着“杜绝毒品”，另一块是“保护罗兰岗家乡”。在第一场推进大麻的圆桌会议上，孟宪军突然站起来，打出反对大麻的横幅标语，让举座皆惊。（本人提供）孟宪军说，尽管有他高调反对，洛杉矶县政府当然还是想继续推动下去，“我就找了当地以教会为主的将近20个组织，约定一起出席罗兰岗的一次协调会议。一般来说，协调会议上，我们这个协调委员会是八个人，加上长期关注社区事务的活跃居民50人左右，每次大概几十人开会。这一次，我呼啦一下叫来了280人(我专门请人数了)，而且都是反对的，他们傻眼了。” 孟宪军在台上发言后，要求支持大麻商业化的都站起来，“只有几个人；请反对大麻合法化的站起来时，哈，近300人都站起来了，一大片。这个声势多厉害！” 此后，孟宪军带领全家出动，加上邻居帮忙，到社区、超市征集签名，获得两三千人的签名支持。这些反对的声音都被呈交给了县政府。发动了三四次抵制行动之后，洛杉矶县感受到了压力。2018年6月19日，洛杉矶县政委员詹尼斯·韩(Janice Hahn)提出动议，阻止大麻在洛杉矶的非城市化社区商业化，而且获得了县政委员会通过，“所以，大麻一直到现在都挡在洛杉矶之外，”孟宪军骄傲地告诉美国之音，“记得最后一次听证会上，公开发言表示反对的寥寥无几，只有我们四人，就是罗兰岗协调委员会当时的主席和太太，加上我和太太；公开发言支持的则有50人左右。而那些容易受大麻影响、行为能力因毒品减弱的一群残疾人士，也举起手来支持我们。最后，我们这批反对者赢得了关键人物詹尼斯·韩的支持。” 在2017年的洛杉矶大麻推进最后一场听证会上，提出反对的两对夫妇。中间是孟宪军当时还没长大的小儿子Tom。（本人提供）根据洛杉矶县官网的信息，洛杉矶县大约有120-125个非城市化社区，覆盖该县面积65%以上。孟宪军推动的这条阻止大麻的规定，能够管辖洛杉矶地区的所有非城市化社区的毒品流行。推动洛杉矶县活动房“地租控制法” 孟家居住的“罗兰岗活动房屋区”的地租上涨幅度一直让住户倍感压力。孟宪军说，“我们那几年看不到制约租金上涨的方式。”他认识到，没有相关法律来监管租金上涨。 2016年，这个园区的地主需要重新申请“有条件使用许可证”(CUP, Conditional Use Permit) - 商家每隔几年就需要重新申请这个许可证，获得批准之后才能继续进行特定类别的商业活动。孟宪军对美国之音说：“我大儿子发现一个东西，这个许可证获得通过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活动房的房主不能抱怨地租太高。于是，我们就紧盯着这条。” 当时，批准这个许可证的是洛杉矶县“地区规划部”(Regional Planning Dept)。园区的屋主“互联会”于是组织起来，上百人前往参加批准听证会。洛杉矶县地图，粉色部分为这个县的“非城市化社区”，孟宪军所在的罗兰岗就是非城市化社区之一。(洛杉矶县官网) “我们在那个部门参加了三次听证会，每次都有70到100多人，都是我们这里的屋主。一个好条件就是，我们可以向县政府提出申请，让政府派大巴车来接我们，每次都是洛杉矶县两辆大巴负责接送，我们得以浩浩荡荡地来往于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听证会场。” 孟宪军看到，许可证的批准听证会上，虽然许多老年居民轮流上场哭诉，表达水涨船高的地租让大家度日艰难，但是，“地区规划部”似乎不为所动，仍然打算给地主发放许可证。 “我们找了一个法子，就是向洛杉矶县政委员会提起行政上诉。不过，县里也不客气，要收取上诉费800多美元。我决定坚持到底，没有犹豫就交上了这笔钱。这个许可批准案于是就到了县政委员詹尼斯·韩的手里。最后，也是韩女士站在了我们这边，提出了动议，并获得洛杉矶县委会的通过。这就是‘洛杉矶活动房地租控制法’。这个成就对这里的华人来说应该算是前所未有了，”孟宪军不无骄傲地表示。洛杉矶县政委员詹尼斯·韩(Janice Hahn)。(维基百科资料) 据显示，洛杉矶县至少有86个活动房屋区，每个园区大概有两三百住户，也就是总共至少有两万户左右的家庭，将因此在地租上涨问题上受到法律保护。刚到美国就维权收获了奇迹孟宪军告诉美国之音，他是1993年初次踏上美国土地的。从那时开始，在美国“维权”的事就找上了他。 “那时，大学毕业没几年，就是想到美国巩固和进一步学习一下英语，”他说，“听说加州有一个为期一年的农业交流项目，于是向领导提出要求，请他派我出来学习一下。来了以后，发现交流项目是假的，虽然可以让我们赚点儿美金，但不是真让我们学习，只是把我们放农场做一些没人做的农活。这个项目让有人能够得好处，比方说可以拿到绿卡和赚一笔钱。我于是就提出来，其他干活的人也跟着附议。之前我没说，别人也不想说，觉得能赚点儿钱也就算了。结果发现大家都想学习。组织者于是认为，我对他们的项目构成了威胁，要送我回去。” 孟宪军心想，领导派他出来学习一年，如果几个月就给送回去了，可不是没完成任务么？“我很难，决定不能走，得待着。于是，我联系了移民局，告诉他们，我参加的这个项目不是一个真的交流项目。也许移民官是感动了？反正没想到，他当场就告诉我，‘我现在把这个事儿给你立个案子，两年之后再处理，你就待下来等着吧。’我的签证本来为期一年，他这明明是给我开绿灯，让我留下呵！连陪同我的律师也一阵惊讶，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你怎么有这样的运气！” 本来没打算留在美国的孟宪军就这么待下来了。不久，他在教会遇到了现在的太太，组成了家庭，成了一个美国人，有了三个孩子。与此同时，维权、纠正社会不公、无偿服务社区等，成了他的事业。孟家这次被警察驱逐出家门，也是孟宪军看到地主驱赶别的屋主，为鸣不平把地主告上了法庭，败诉后他欠下地主数万元律师费。地主因此借用法律之手要对他“除之而后快”。他的太太Diane告诉美国之音，尽管由于维权等冲撞权势的行动，他们全家屡屡经历生活的风雨飘摇，不过，她完全不后悔：“我一点都不后悔支持先生走上维权之路，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得。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使命，是上天安排我们要做这些。” 孟宪军的小儿子Tom也对美国之音说：“我不后悔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正是我们的行动让我成为今天的我，过去的经历让我成长……我要纠正不公正，要改变这个世界。” “罗兰岗活动房屋区”的老住户王阿姨对美国之音说：“老孟这么多年为这里社区老百姓解决了不少问题。所以，地主恨之入骨，千方百计，让他正好中计把他整走。但是，老孟如果有谁替他说话，一个一个都会走老孟的路。这里的人都很害怕被撵走，尤其老孟走后，都怕走老孟的路。” 不过，孟宪军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和律师刚刚发现，地主在对他家的驱逐案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导致法官的判决成为“错判”。他们目前正在上诉中，也看到了回家的曙光。重新回家并不是孟宪军和家人追求的精神终点。孟宪军表示，他和家人从来不曾、也不会中断为弱势群体的维权之路；他们正在继续致力于改变利益集团制定的不公平法律法规，推动解决流浪汉的居所困难，防止毒品扩散，对抗碾压弱势群体的强者，等等。孟宪军与时任美国联邦众议员罗伊斯(Ed Royce)在罗兰岗的社区活动上。(2017年8月1日，本人提供）孟宪军对美国之音说：“到美国后亲身经历过无家可归的困境，这彻底改变了我的内心，让我对弱者有了同情心。在那之前，我肯定不是坏人，不会伤害别人，但也就仅此而已，并不懂得同情弱者。” 马丁·路德·金说，“我们肩负使命，要为弱者说话，为默默无闻的人说话……”

那是2004年，南宁的一个夏夜，两名年轻中国女人在课后对话，她们都是成年人，白天工作，晚上到这所民办英语学校补习，为的是能够在美国开拓全新的人生。当她们问彼此对于未来的期待，以及究竟想要怎样的生活时，那位叫做谭小洁的女人对朋友说：“我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1971年出生，19岁时生下唯一的女儿谭颖（现名杰米·韦伯），同年离婚，33岁再婚，35岁才到美国开启打工生涯，直到45岁，谭小洁才在美国亚特兰大拥有了自己的按摩店。这是一场无妄之灾，在50岁生日的前一天，谭小洁中枪身亡，走完了一生。美国华裔谭小洁女士想在生日这天吃一份草莓蛋糕，那是3月16日下午5点，亚特兰大一个阴郁的周四，21岁的美国青年罗伯特·亚伦·隆（Robert Aaron Long）和50岁的谭小洁，二人的命运打了个照面。傍晚时分，54岁的白人男子汉森惊恐地看到警灯在他所熟悉的街区闪烁，他后来得知，罗伯特·亚伦·隆在当天枪杀了八人，有六名死者是亚裔，包括他的中国朋友谭小洁，她在自家“杨氏亚洲按摩店”中遇害，没有留下一句遗言。悲剧发生的前一晚，谭小洁还在琢磨着该怎么布置自己的新家，当晚，隆因为一些争执被父母赶出家门。 16日白天，隆在佐治亚州霍利温泉（Holly Springs）附近的商店Big Woods Goods合法购买了一支9毫米口径的枪，他驾驶一辆黑色现代SUV，在下午接连闯入亚特兰大Acworth地区的三家按摩店，一连串扫射，上车后向佛罗里达州狂奔，他计划杀更多的人。警方在高速公路上逮捕到隆，他极度狂躁。他的高中同学回忆，他那时候看上去“很天真”，“甚至不会发脾气骂人”。在个人脸书账号上，隆曾隐秘地显示出他对枪支的偏好：“披萨，枪支，鼓，音乐，家人和上帝。这几乎是我生活的全部。” 两年前，隆曾在佐治亚州罗斯韦尔的一家精神康复中心接受治疗，他当时的舍友泰勒·贝勒斯（TylerBayless）回忆，该中心的患者大多都是毒品或酒精成瘾，而隆是性成瘾。据美媒报道，隆成长于一个极为传统的天主教家庭，父母在当地都是神职人员，即便是在接受治疗期间，隆还是会频繁到红灯区寻求安慰，它们常以按摩店的形式示人。这也成了隆为自己找的杀人理由——“按摩店是自己想要消除的一种困惑”，他自称不是出自种族仇恨，这并不是好说辞。疫情暴发后，这股仇视亚裔的浪潮便在北美大陆上刮起。在2021年春天，已有数百起亚裔仇恨事件发生。亚特兰大当地政府已证实，隆所扫射的三家按摩店均为合法经营。汉森就是杨氏亚洲按摩店的熟客，去按摩店的目的是为了治疗肩颈酸痛。汉森和同社区的朋友们称谭小洁为Jay，他们称她为“你能见过的最甜蜜、最亲切的人”。噩耗传来时，谭小洁的前夫迈克尔·韦伯身在几百公里远的佛罗里达州奥卡拉家中，窗外是茂密的橡树，几只小马匹在马场上分散着，在和谭小洁离婚之后，他搬到此处，最终退休，期间和谭小洁一起抚养谭的亲生女儿杰米·韦伯。韦伯和谭小洁的最后一面，是在2020年的盛夏，他记得“当时自己在电话里很紧张，因为两人已经半年多没有联系了”，但谭小洁还是像往常一样，说着“咱一家人（We Family）”的字眼，亲切、自然，和过往十几年没什么两样。谭小洁想请韦伯到亚特兰大来，帮她规划并翻新杨氏亚洲按摩店，她想扩大规模，并给员工更好的工作场所。她还有新的房地产投资项目想请教韦伯，当时她并不因下滑的销售而焦虑，因为疫情，关店情况已经持续好几周了。韦伯从佛罗里达动身到亚特兰大，一阵商讨之后，他们还去了当地一家不错的餐厅吃饭，“你看起来很漂亮很年轻”，服务员对谭小洁说道，面对服务员的好奇，二人还花时间跟服务员解释当年他们是怎么恋爱并走入了婚姻。二人开怀大笑。那便是谭小洁在韦伯心里最后的形象。他记得，3月16日下午，他在家中，先是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朋友告诉谭小洁的按摩店发生了枪击事件，他挂了电话，立即打给继女杰米·韦伯，一直没有打通。韦伯心神不宁，一直刷着电视和手机上的新闻。过了一会儿，杰米打电话来，先是哭着说亚特兰大发生了几起枪击案，还不清楚母亲是否在其中。一开始，警方宣告有两人当场死亡，但没有透露死者的姓名，他们只能等待。午夜时分，警方宣告——谭小洁几乎是当场死亡，子弹正中她的头颅。谭小洁于1971年生于广西南宁的一个基督教家庭，她的父亲是一名自行车修理工，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韦伯是谭小洁的第二任丈夫，他在本世纪初认识谭小洁的时候，她还不会说英语，以开女装店为生。她的一生共有两次婚姻，头婚生下女儿，再婚到美国，这两个节点，把人生分割开来。 1995年的六一儿童节，广西南宁，谭小洁和女儿。 ■ 谭小洁和女儿在北海。 ■ 谭小洁带女儿在美国参加圣诞活动。那是一场自由的少年恋爱。19岁那年，谭小洁遇到了年龄相仿的恋人，也就是杰米的生父。男人叫什么名字，不得而知，只听说“那个男人当时是街头的混混，痞痞的，但对她很好”。为了这个男人，谭小洁终止了学业，奔赴爱情。然而没多久，她就发现他吸毒，当时她还怀着孕，她决绝离了婚，让女儿跟自己姓。人们回忆中，谭小洁并不常提起在早年在中国的生活，只知道那个男人最后因为吸毒致死，对于这个生父，杰米也感到很陌生，上一次见面，她已经记不得了。第一段婚姻破裂之后，谭小洁和父母、外祖父母还有女儿杰米六个人同住在南宁的一个简陋的房子里。家庭生活很拮据，但也很幸福，姐姐谭梅经常来看望他们。韦伯和谭小洁的缘分最早始于朋友介绍，2000年初的时候，韦伯还是一位中年单身汉，自己做生意，有一次，朋友约翰通过邮件给他看了谭小洁的照片： “照片上的她太漂亮了，我想见见她”。韦伯说，那是一场一见钟情。通过网络交流了几个月后，这个男人决定要给谭小洁一个惊喜，他先是告诉谭小洁，自己想先通电话视频看看她们一家，他想向他们“打声招呼问声好”。同时韦伯直接飞来了中国，他们在南宁的共同好友助攻了这场爱情，朋友直接领韦伯到了谭小洁家。韦伯敲门，他一直记得门打开的那个瞬间，谭小洁既惊讶又高兴，在场的还有她的家人。 “我们很快就坠入爱河了”，韦伯说道，之后的事情就变得非常顺理成章，韦伯在南宁小住了一段时间，他们一起做饭吃饭，还邀请亲戚朋友来家里做客。期间谭小洁带韦伯走遍了南宁，一个月之后，韦伯回到美国，还惦记着计划下一次中国之行，多次往返中美之后，他决定要带她们走。他先是建议谭小洁停掉女装店的工作，并去专门的学校学习英语，为了营造相处的时间，韦伯每次来南宁时还会到学校义务教学。两年后的2006年，谭小洁和女儿正式抵美。 “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度过了所有的时光。我们两个都不懂彼此的语言，每天我教她英语，她教我中文，我们彼此相爱，总能找到沟通方式”，韦伯说道。谭小洁的葬礼安排在当地的教堂举行，来者除了前夫迈克尔·韦伯，女儿、牧师以及亲朋好友，还有美国佐治亚州数名州议员，对于一个华裔女性来说，这并不常见。韦伯主持了谭小洁的葬礼，他回忆这十余年的友谊与婚姻，他讲到她是如何如何努力工作与生活，以及如何地节俭，如何在美国从一无所有到拥有自己的事业。作为一名商人的谭小洁，一辈子都围绕着美甲店、按摩店而劳累，佛罗里达是她抵美的第一站，在那里，她以打工者的身份生活着，直到2008年，一家人从佛罗里达搬到了佐治亚州的玛丽埃塔（Marietta），她才真正成为了一名雇主。在佛罗里达一家美甲店上班的第一天，谭小洁和女儿留影。在那里，她买下了一家美甲沙龙，经营了10年后又转手，以此换来了两家按摩店，其中之一便是她的遇害地点——杨氏亚洲按摩店。葬礼上，牧师回忆，谭小洁很照顾自己的员工，很多员工都和她成了好朋友，在节假日她总是会带礼物给他们，比如自己包的饺子。每当他们辞职并想创业的时候，她也尽可能地给予帮助。人们怀念起她的时候，印象总是：这个人很爱笑，很亲切，很面善。她多年前在南宁的英语学校同学回忆，她很爱帮助同学。杰米说，她的童年生活条件不是很好，但只要妈妈在，现场的气氛就会变得很和谐。自己做生意后，谭小洁的收入很快就提升了起来，有了钱，谭小洁为远在南宁的父母买了一套房子，还供女儿读完大学。美国朋友回忆，当迈克刚接她到佛罗里达时，她坐在车里，好奇地向窗外张望，这位朋友不惊讶她后来的成就，因为“她很勤奋，也很聪明”。社区的邻居们也对这个黄皮肤的女人印象深刻，每当客人步入杨氏亚洲按摩店的时候，她总是会热情地打招呼，然后跟人家聊天、熟络起来，话题的打开方式总是这样的： “你喜欢这个世界上的什么地方？你去过哪里？你想到哪儿去旅行”。韦伯说，谭小洁梦想在退休后环球旅行。但经商后，她依旧节俭，勤奋，也不舍得把时间和钱花在旅行上。她一直保持着每周工作六天的强度，有时每天要忙超过十二个小时。杰米回忆，每次她俩出去吃饭，妈妈给自己点的都是那种特别普通的餐食，她最爱吃面条，里面只加几根菜。 “她对别人都很好，但对自己就很吝啬，拼命地干活，一个好的包包都没有，买衣服也买特别便宜的”，谭的中国朋友说道。这是一张会为家庭而付出的脸，在朋友看来，她就是那种典型的为了家庭、孩子可以无条件付出的中国女性，这种人格在千禧时代上几乎消失了。事发之前，谭小洁每个月定期地给家里寄一千美金。十几年来，谭父和大姐的丈夫相继过世，在南宁家中，只有大姐谭梅每天能够照顾谭母。大姐的身体不太好，朋友记得，谭小洁的心愿只是“为妈妈养老，为姐姐赚治病的钱，为女儿攒学费”。 “她喜欢美国，在美国她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萍萍说道。按照发音习惯，韦伯给谭小洁起了一个英语名字“Jay”，当地的居民也这么称呼她。在他们结婚后，女儿改名杰米?韦伯（Jam·Webb），正好取自了Jay和Michale。萍萍是谭小洁南宁的老乡，二人同龄，在南宁时，她们一同补习英语。谭小洁2006年到了美国，先是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后来又给别人家做清洁卫生和家政服务。萍萍和杰米都说，韦伯更喜欢家庭主妇式的太太，他希望谭小洁可以享受生活。 ■ 2016年7月，谭小洁和萍萍、萍萍的儿子在亚特兰大石头山公园游玩留念。一开始，二人还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结果是谭小洁胜，她一心想学习谋生的技能，想去美甲学校学习并考证。当时学校离家实在太远了，韦伯帮她贷款买了辆车代步。韦伯回忆，多年来，他一直劝谭小洁，不要那么辛苦，但谭小洁不这么想。萍萍曾劝她，“家庭主妇的生活也挺好的”，她听了以后不置可否，她告诉萍萍，不要寄希望于找个人照顾自己。她渴望独立。谭的母亲只有两个女儿，再后来就是两个外孙女，曾因此被一些人嘲笑家中无男丁。萍萍说，谭小洁这么努力，只因她“太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了，想给亲人更好的生活条件，给女儿更好的教育底气”。拿到资格证后，谭小洁和萍萍在圣卢西港的一家美甲店打工，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每天做美甲都会接触到致癌物，但她们都找不到别的路数了。当时韦伯还在做房产经纪人，谭小洁时不时会给他当个帮手。那是2007年炎热的夏天，佛罗里达的阳光非常毒辣，谭小洁、杰米和萍萍三个人分别站在一条马路的三个路口上，举着广告牌，为的就是过往的路人看到房源信息，她们经常一站就是一下午，暴晒，流汗。 “那时候觉得来美国真的太苦了，为了生存，我们都扛下来了”，萍萍说道。萍萍说，那时候随便一笔花销，上学的钱、考证的钱、机票的钱都会为难住她们好久，每笔钱都花得战战兢兢，她晚于谭小洁一年抵达美国，在那一年中，她一直都在中国攒钱。美甲的手艺还是谭小洁教她的。到了佛罗里达后，萍萍和当地人结婚，有一个儿子，她的丈夫在2019年病故，目前她回到南宁定居，这是另一段漫长的故事了。谭小洁无时无刻都在寻找商机，打工的生活没有维持多久，一个越南朋友对她说，为何不自己开一家美甲店？她就惦记住这句话了，在2011年，谭小洁下决心自己开一家美甲店，她和韦伯两人商量，在玛丽埃塔市中心的一座古老历史建筑里找到一家店铺，这是她摆脱打工者身份的一个象征。也就是这个时候，韦伯开始事业转型，他买下一家小型公司，专门为飓风、龙卷风和其他风暴或洪水过后的建筑做善后，这是一份麻烦不断的工作，同时也意味着无休无止的出差。 “我们只是疏远了，有机会还是会见面。”聚少离多——韦伯这样解释婚姻破裂。“虽然和小洁的婚姻慢慢地结束了，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她是怎样参与到了我的生命中来”。离婚后，二人保持着友谊，谭小洁还是会时不时到韦伯的办公室喝茶聊天，聊点经商和投资的话题，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她还会给韦伯的员工捎点礼物来。二人共同抚养女儿杰米。“她是一个好母亲，杰米的学业很优秀。”韦伯说道，2019年时他们还一同出席了杰米在佐治亚大学的毕业典礼。 ■ 谭小洁和韦伯出席杰米的毕业典礼。在微信记录上，杰米与谭小洁的最后一次对话停留在了3月13日。 “我从不懂做按摩，到现在做得也不是很好。”谭小洁说道，接着她又说“万事开头难，摸到门道就轻松了。”她指的是投资房产的新计划。杰米说，如果不是枪击案，也许谭小洁就要进入到另一个阶段了，从一个不怎么成功的商人变成一个相对成功的商人。直到母亲过世之后，杰米才猛然发觉，自己从未真正地了解过母亲，她们的对话永远都和赚钱、人生规划有关。母亲死后，她才陆续从别人的口中得知她更多人生细节，以及那些她从未当面讲出的话。对于这个唯一的女儿，谭小洁最大的担心在于她的婚姻和事业。熟人告诉杰米，因为自己第一段不成功的婚姻经历，谭小洁很害怕杰米也遇人不淑，她还有一个期待就是“女儿能读一个商科的研究生学位”。 “我妈中枪了？我妈怎么可能中枪？”在16日的下午别人打电话来的时候，杰米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在她眼里，母亲是那种会把自己保护得很好的人。她虽然和善，但也绝不逆来顺受。她自己也有把手枪，在这之前，按摩店其实发生过几次危机事件，在当时，她就用手枪吓唬住了那些抢劫者。然而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对劲，先是有母亲的好友打电话来，问杰米要按摩店摄像头的密码，电话挂得很匆忙。她接着又给母亲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陌生人，告诉她中枪者正在被送往医院。当时，杰米正好在男友的公司，男友立刻决定驱车前往医院，到了医院后，工作人员领他们到等候室坐着。那是极为难熬的六个小时。杰米和男友就这么看着在走廊上来来往往的人群，门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关上，杰米还跟男友开玩笑说，等一会儿母亲从急救室大门出来后，今天就可以一起吃饭了。午夜，大门终于打开，来者告诉他们，谭小洁是头部中弹，在六点三十分钟左右就失去了生命迹象。杰米当时感到一阵眩晕、恶心。遇害当天中午，萍萍还跟谭小洁通了视频电话，谭小洁告诉萍萍，自己买了桂花树苗和牡丹花种子，准备在自家花园种植，和迈克离婚后，她和杰米在萍萍家住了几年。这次买下这栋别墅，是全额付款，也是她在美国的第一套不动产。两周后，谭小洁下葬。亚特兰大爆发了反仇恨亚裔的集会，“亚洲人的命也是命！”，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奔走呼号。参加葬礼的熟人拿走了桂花树苗，一个多月以来，杰米不敢想，不敢回忆，宅在家里办公。远在中国的姐姐谭梅一直无法接受妹妹死了的事实，八十多岁的母亲还处于不知情的状态。现在，杨氏亚洲按摩店的大门紧闭，时不时还会有人前来摆放鲜花，招牌还挂在大门口：每周7天开放，早8到晚10。只是那个中国女人再也不会现身。杰米现在害怕回到那个别墅，空荡荡的房间将会时刻提醒着她母亲已经过世的事实。在她最后一次踏进去的时候，牡丹花种子还有沾着露水的蔬菜在一进门的地方散落着。这一切都像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