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灰色离婚”趋势愈演愈烈 中年夫妻的秘密调查……

加拿大的离婚平均年龄持续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越来越多晚婚。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到了2020年，平均离婚年龄已经达到48岁。

过去30年来，加拿大50岁及以上夫妇的离婚率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尽管这个年龄段的离婚率近年来已经趋于稳定，并在2020年，即新冠疫情流行年份首次出现下降。

专家指出，婚姻破裂并非易事，但50岁以上夫妇的离婚面临着一系列独特的挑战。

家庭律师、Caspersz Chegini LLP的执行合伙人凯文·卡斯珀斯(Kevin Caspersz)表示，离婚似乎不再被视为耻辱，老年夫妇更愿意结束不幸的婚姻。

卡斯珀斯表示，在过去的10年中，他注意到了“灰色离婚”的增加，尤其是65岁或以上的夫妇寻求结束婚姻。

他说：“这种现象在这些年来明显更加普遍。”“年长的夫妇意识到，时间已经不多，如果他们对婚姻感到不满，孩子们也已经成年离开家。他们觉得，如果没有必要，就没有理由继续这段婚姻。”

灰色离婚的原因

西安大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雷切尔·马戈利斯（Rachel Margolis）表示，“灰色离婚”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

其中之一是，出生于1946年至1964年之间的婴儿潮一代，他们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变革。

马戈利斯说：“现在加拿大有很多老年人，他们在年轻时结婚，可能在20多岁就离婚了，我们知道已经离婚的人再次离婚的可能性更大。”

婴儿潮一代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代人都更富有，因此他们有能力在离婚后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此外，马戈利斯指出，未婚老年人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这意味着离婚后有更多的人可以重新选择伴侣。

“婴儿潮一代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婚已经不再是件耻辱的事情了，”她补充道。“所以，也许在过去，一对夫妇会选择维持婚姻，但所有这些因素都让人们更容易接受离婚。”

财务问题

尽管随着孩子长大并独立，年龄较大的父母需要承担的责任减少，但“灰色离婚”仍然可能给双方带来经济负担。

专家表示，令人担忧的是，“灰色离婚”夫妇不像年轻夫妇那样能够工作多年，因此他们重建失去的资产的时间更短。与此同时，高昂的生活成本和经济不确定性给全国各地的加拿大人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影响了许多人的退休计划。

上周，多伦多城市大学国家老龄化研究所（NIA）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四分之一的50岁及以上加拿大人表示，他们的收入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报告称，该年龄段中仅有约三分之一（35%）的人表示他们有能力在愿意的时候退休。

在去年12月道明银行集团发布的另一项调查中，43%的加拿大成年人表示，他们对按照最初的计划退休没有信心。

德勤加拿大公司一周前发布的一份分析还显示，55岁至64岁之间的加拿大人中有55%将不得不改变生活方式，以避免耗尽积蓄。

卡斯珀斯表示：“如果在离婚时会出现某种金融不稳定，或者说，甚至是某种支持义务，那么这可能是一个真正令人担忧的问题。”

他补充道：“有些人甚至可能不得不推迟退休，以履行离婚和分居所产生的义务。因此，他们原本期望的退休生活方式可能面临危险，或者看起来会完全不同。”

数据显示，灰色离婚对女性的经济影响往往比男性更大。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去年发布的研究，54岁至56岁之间的离婚女性的收入损失比单身、已婚和丧偶女性更高。该研究使用了1982年至2020年的税收数据。

加拿大统计局的研究指出：“离婚对男性也造成了负面的经济影响，但通常情况下，在70至80岁之间，他们的收入更有可能高于女性。”

马戈利斯表示，尽管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提出离婚，但在夫妻分手时，男性最终通常会比女性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收入。

当前的房地产市场情况表明，随着房价的飙升和高利率，夫妻分手后寻找另一套住房可能是一项挑战。

马戈利斯指出：“由于加拿大的房价飙升，现在离婚的人比以往更难找到足够的住房。因此，我们有时会看到人们，尤其是女性，正在整合资源，可能与朋友合租，也可能与家人同住。”

卡斯珀斯表示，签订婚前协议或婚姻合同有助于分开夫妇俩随着时间积累的任何资产。

“灰色离婚”带来的心理困扰

一些研究表明，长期婚姻的结束可能对女性造成更为严重的精神损失。

研究表明，在50至70岁的男性和女性中，离婚前抗抑郁药的使用呈现加速增长的趋势，但该年龄组的女性增长更为显著。尽管在再婚时抗抑郁药的使用有所下降，但这种减少是轻微且短暂的，并且未观察到女性离婚者的减少。

“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再婚时抗抑郁药使用的减少幅度较小，这可能与婚姻对男性的心理健康产生更大的益处，而对女性的益处较少有关，并且年长的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寻找（新伴侣）。”

“此外，女性可能会承担更大的责任来管理混合家庭内的人际关系，例如与（新）伴侣孩子的关系，这可能会损害她们的心理健康。”

专家表示，成年子女和孙辈可以在这里发挥支持作用，帮助离婚夫妇适应新生活。

马戈利斯表示：“我认为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尝试适应父母，并意识到父母正在为自己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并尝试支持他们，即使这会使生活变得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