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天空
谢嘉居（右前）两周前从西雅图来洛杉矶访问时的留影。（照片由谢嘉居提供）
今年82岁的谢嘉居看到陶大维遭联航及航警粗暴对待的消息后说，也许陶的事件比当年联航及航警对待他的情况还好些。他回忆说，当年他乘坐联航从休斯敦经达拉斯飞西雅图的飞机，座位在头等舱，当时发生了与陶几乎同样的事情，然后“航空武警在头等舱位来抓我，把我送到机场警局，像抓杀人犯一样让我脱光搜全身，这是莫大的侮辱。”
由于时间久远，谢嘉居已无法记起事件发生的具体日期，但他记得是联合航空公司要开通中国航线的那年夏天（1982年），航班起飞的时间是上午，当时谢嘉居着西装。谢嘉居回忆说，那架航班头等舱共8个席位，“我坐2B，另一位亚裔乘客的席位是1A，我初时以为他也是中国人。当航班飞抵达拉斯后，有两位白人乘客从达拉斯登机，手上拿的就是1A和2B登机牌，我们都是从休斯敦先上飞机的，拿的是飞西雅图的登机牌。”
谢嘉居说：“联航在达拉斯机场的人不该再发重覆的1A和2B的登机牌。”但这事不幸发生了。乘务人员说谢嘉居及那位日裔乘客的机票是升舱机票，为此要让给两位白人乘客，他与日裔乘客要去航班后面就座。“他们就叫两名航警上来了。”谢嘉居说，那次的暴力、侮辱事件令他终生难忘。
“我用国语对1A席位上的人打招呼，并叫他‘不要让’，才知他是日裔，他见警察上来了，就自动走到后面去了，我不走，仍坐着。警察向我要登机牌，我拿给他看，他要抢，我不给，手与手有接触，他身材高大，我怕吃亏，登机牌被他拿去了。当时我有被欺负的感觉，是航警拉我从座位上起来的，两人把我拉出飞机，再铐上我的双手，是从背后反铐的。”
谢嘉居回忆说，警方把他押上车，带到了机场附近的航警警察局内，“命令我全身脱光，一丝不挂，那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搜完身后，穿好衣服再把我拘留了大概2小时吧。后来警局内的另一警官，其警衔看来要比铐我的两名警察髙，才走来告诉我说误会了，他们安排下午的西北航空公司航班送我回西雅图，头等舱，当天下午我就回到西雅图。”
可是，“心里真不舒服，几天都不能睡。”谢嘉居说，因此他便请了律师，状告联航歧视、滥用武力、侮辱乘客、赤裸搜身及无罪入狱等罪名。谢嘉居状告联航的案件在德州达拉斯法院有全案纪录：Hsieh vs United Airlines （1982年-1986年）。
30多年前，没有今天的互联网以及社交媒体，为此当年知道这一官司的人很少，后来这案件便不了了之了。谢嘉居回忆说，那段时间生意很忙，未尽心打官司，全权委託律师。“航空公司的律师採用拖延战术，为了这一案件我还飞达拉斯好几次，”后来对方赔了法庭的费用及谢嘉居的律师费，并向原告道了歉，官司就算和解了。当年谢嘉居与律师间有协议，原告没有花费，故案子获胜后也没有赔偿费用。那时谢嘉居是西雅图华人中最大的企业家，“当时不在乎钱，在乎面子和平等，人家都说我笨。”
谈到陶大维的案件时，谢嘉居说，他与陶的案件都是歧视案，要请好律师，把官司打到底。“现在的案件有录像，有证人，人出飞机后的情况很重要。” 他说，与当年他的案件相比，陶的案件胜算面很大——陶大维“事件我支持伤者，如用到我，我愿意做历史证人。”
过去50余年来，谢嘉居多次以种族歧视等罪名状告政府或大公司，其中以1971年状告西雅图政府案最有代表性。1968年，谢嘉居在西雅图市府水利工程部任职助理工程师，绿卡身份。而当年绿卡身份无资格成为公务员，为此许多移民工作多年依然是试用工。当年由于全美工程行业的不景气，波音飞机公司解雇了40多名工程师。此时西雅图市政府决定解雇大部分华人工程师和一些持绿卡的僱员，以便把这些职位让给从波音公司出来的工程师。
谢嘉居并不认同如此不平等的待遇，因此连同被解雇的17个同事状告西雅图市公务员委员会。这17人中除一名印度籍外，均为华人。经过2年多的坚持，谢嘉居最终在华盛顿州高等法院赢得了官司，从此改变了公务员法规，案件结束后移民僱员马上可以参加公务员考试，与公民一样享有平等待遇，在政府部门名正言顺地任职、晋升、享有所有福利。
谢嘉居出生在香港，后到台湾攻读空军及陆军学校，是黄埔军校第27届毕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