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天空实际上，那天我是作为一场文学学术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发言人，正赶去参会，为此会议举办方还向我支付了酬金。但正因为会议主办方支付了我此次行程的所有开销，美国海关对我说：“我们有更多问题要问你”。于是我就被带到了一间小屋子，和另外20几个人一起等了1小时40分钟之后，我又被盘问了15分钟。
本文作者、澳大利亚儿童文学作家曼姆·福克斯（资料图）
那个房间和普通的等候室相似，只是更为阴森恐怖。墙上贴着一张不太明显的告示，警告大家不能使用手机。在这个房间里，任何违反这条规定的人都被大声训斥：“别用手机！”房间里的警察态度粗鲁，他们似乎除了训斥不会讲别的话，而且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都被严格监视，毫无保留。这个房间里发生的事情真让我做为人类感到羞耻，实在太可怕了。
那天有一位大约80岁的伊朗老妪，穿着一件淡紫色的小开衫，坐在轮椅上，而美国海关的工作人员却对她大吼：“阿拉伯语？阿拉伯语？”反复厉声吼叫之后，她终于大致猜到了对方的意思，这才回答：“波斯语。”我当时就在想，老天，帮帮她吧，作为伊朗人，她面临怎样的命运？
还有一位台湾女性，海关大吼着盘问她的收入来源，但她没听懂对方的问题，于是那个海关官员就冲她大喊：“你的钱从哪儿来的？从树上长出来的吗？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样的场景太可怕了。
还有一个妇女带着婴儿，然而这个房间既没有盥洗室，也没有饮用水。设想，要在这个房间待上几小时，胸前捧着一个哭闹的婴儿，或者急需给孩子喂奶，如果是我，我的天……我绝对承受不了，这个房间散发出的非人道气息，让我心如刀割。
当他们终于叫我去询问时，我正在重读一本40年前自己就读过的小说——谢天谢地我手边有本小说。书名是司汤达的《红与黑》——这本19世纪的小说适合长途飞行时阅读，能让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但后果是，我看得太投入，竟然没听到他们叫我的名字。我前面一个女子回过头说：“他们在叫福克斯”。然而我并不知道应该去哪个小隔间接受询问，正在犹豫之时，一个全副武装的男人突然出现了，挡在我面前并冲我大吼：“不是这儿！去那里！”我客气地道了歉，说我因为看书看得太入迷所以没听见自己的名字，他回答道：“那你想让我干吗？让我在这儿等着你看完小说吗？”——他的声音洪亮，傲慢无礼，我真得被他吓住了。
他们的问询方式也非常可怕。如果他们看到我手提箱里的书，就会知道一切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我带了一本自己的新书《我也是澳大利亚人》。这本书的主题是移民，欢迎人们到另一个欢乐的国度生活。从中可以看出我的一大人生信条：我向来看重包容性、人性与人类社会的统一性。我的包里还有自己的另一本书《十个小手指和十个小脚趾》。于是我就跟美国海关讲了我带了些什么书，这些书所表达的包容主义内涵，而对方却冲我大吼：“你以为我不识字吗！”
对方年纪估计连我的一半都不到——我虽然还没到70岁，但也早就不年轻了——然而，我全程都是站着回答问题的。质询过程充满火药味，令我胆战心惊，为了安抚我怦怦乱跳的心，我不得不将右手的手掌捂住胸口。
那些海关人员也没有丝毫歉意。当对方终于得知我的《十个小手指和十个小脚趾》是澳大利亚政府赠予乔治王子（英国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的长子——观察者网注）的官方礼物之一时，他伸出手对我说：“很高兴认识你，福克斯女士”。问了那么多问题，他最后的这句话让我接近崩溃，差点晕倒——这种转折实在太诡异了。
我全程客客气气、彬彬有礼，饱受他的诘难，他却竟然说“很高兴”，让我大跌眼镜——他这般百般刁难，竟然还享受其中，简直变态。
那一刻，我真得很讨厌美国，我讨厌那个国家。其实，那已经是我第117次赴美了，我也知道大部分美国人都非常慷慨热心，这么多年来，他们都待我很友善。我也知道，这份恨意过一两天就会淡去，但交朋友绝不是这样子的。要知道，澳大利亚可至始至终支持着美国人大大小小的战争，而今他们这样对待一个澳大利亚人，实在是太过于忘恩负义。
那天，我在酒店的房间里气得发抖。我打电话给一位美国朋友，她是个编辑，我在电话里向她哀嚎，她让我不妨将这段经历写下来——于是我写了两个小时。那晚，我本来打算睡足8个小时，却只睡了一个半小时就被自己哭醒了——这段经历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创伤。
我回到澳大利亚后收到了美国大使馆的道歉信，信的内容让我安心许多。同时，我也接到了许多美国人和美国作家的来信，对我表示安慰与支持。
我能够理解美国海关的工作人员也许并没受到良好的训练，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场所拥有不可置疑的绝对权力，不管态度多恶劣、多具有攻击性都不用担心后果。于是他们像发了疯一样。一个公职人员被授予梦寐以求的绝对权力，却没接受相应的训练，其后果不堪设想。
我能说一口流利、清晰的英语，他们都能让我感到无助、渺小，那么其他不会说英语的人境遇又会如何呢？我不断地思考，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英语为母语的女性，又是白人，我都会遭受这般待遇，那么其他人种呢，他们又会受到怎样可怕的对待？
这一点让我伤心欲绝。要知道，我被从队伍里拉出来询问，并非因为我是个革命积极分子——然而，我的天，我觉得我现在已然变成了这样一个革命积极分子。我在自由、尊严的前线战斗。如果我们不起身大喊，理性将无法取得胜利。因此，我将放声大喊，为人权怒吼。
这次经历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我以前仅仅认为自己是个积极分子，但这次事件后，我变成了革命主义者。我不能让相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自此，我不会坐在沙发上自艾自怜，相反，我会给政治家写信、给各路人士致电、给报纸投稿、参加电台节目——我不会再保持沉默，不会再保持被动，我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