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中国家庭对养育孩子重新燃起了热情。但许多渴望孩子的夫妻,因受到年龄等因素的影响,已经丧失了怀孕生产的能力。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特别规划署的报告显示,世界范围内不孕不育率高达15%-20%,中国如今操心生孩子问题的父母人数已然达到了5千万人。
在中国,“代孕”是法律的禁地。
于是,大批想要孩子的富裕层夫妇开始涌向被称为“代孕大国”的美国。2017年,日本广播电视台放送的纪录片《爆买生命 不断升温的中美代孕产业》中,一个叫李应如的女人看到了中国夫妇急速上涨的代孕需求。
因为这个生意,她和美国丈夫在夏威夷买下三套豪宅,衣食无忧,早早实现财富自由。然而子宫贩卖的背后,是复杂的人性游戏:有婴儿被当作医疗费品处理掉;有早产或者先天性疾病的孩子被弃养;还有日益猖獗的黑中介,私吞佣金、骗取代孕费,将代孕母亲推向更加贫穷的境地......
在不断升温的生命交易面前,人的伦理道德底线不复存在。真实的镜头之下,这不仅仅是一部纪录片,更是一部剥削女性的恐怖片。
被当作医疗废物处理的“弃婴”
这几年,随着印度、泰国等国家相继禁止了代孕,中国的富人们把目光转向了代孕技术更为成熟的美国。相关机构在中国一线城市轮番组织召开治疗不孕的研讨会,其目的就是募集寻求代孕者。美国全境共有200多家代孕机构,其中半数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因此这里又被称之为“代孕圣地”。
Omega family global 是一家专门负责介绍代理孕母的机构,其中九成的顾客都是中国夫妇。据说,仅2016-2017年度,该机构接受的中国客户人数就增加了3倍。每个月他们都会接到超过100例委托,但最多也只能处理20例。
代孕机构会帮助委托人寻找合适的代孕者,并组织代理孕母、委托人、中间人进行视频双选会。委托人可以就代理孕母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等提出问题,并有权利要求代理孕母在备孕期间多食用某种食物。
其中,80%-90%的中国夫妇都会对孩子的性别进行筛选,并有弃养早产或者有先天性疾病孩子的权利,机构和代理孕母无权干涉。
但这样毫无感情的“商品购买”行为,让生命的到来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同时也把处于弱势的女性推向了更为痛苦的深渊。生活在俄勒冈州波特市的前代理孕母——艾利森·舒尔兹是一位单身妈妈,她独自抚养着两个女儿,因为工作收入微薄,无奈走上了代孕的道路。
在2017年春天,她和委托人双方各自通过代孕中介促成了这桩“生命交易”。
在夫妻俩的强烈要求下,两颗受精卵被送入艾利森的体内,结果双胞胎都顺利存活并发育。然而,由于艾利森怀的是双胞胎,导致腹压升高,在孕25周的时候早产,两个孩子生命垂危。然而,中国夫妇在得知消息之后,却认为孩子存在后遗症的可能性较高,而拒绝了抢救。
根据合约,新生儿的治疗方案全部由中国夫妇决定,于是医生也放弃了希望,双胞胎中的男孩在艾利森的怀里慢慢停止了呼吸,这样残忍的画面让她痛苦不堪,几乎难以承受。
随后,中国代孕中介表示,夭折的孩子需要被当作医疗废物来处理,而对于艾利森来说,她无论如何也不忍心将自己辛苦生育的孩子当作医疗废物处理,于是自费为他们举行了葬礼。
孩子去世之后,带来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就是艾利森因早产导致的医疗费用大大超过了正常的生育费用,高达70万日元(4万多人民币),艾利森根本无力承担。根据合约,生产相关的医疗费用全部由中国夫妇支付,但是这笔钱却经过中国代孕中介之手,消失不见了。她们猜测,中国夫妇给的这笔钱被当作中介佣金而私吞了,但艾利森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可以和中介打官司。
失败的代孕之后,她面临的不仅仅是高昂的医疗费用,还有因为孕期无法工作造成的经济损失。并且,由于生育造成的心理亏损,她现在也无法立刻回到工作岗位上,这让她的生活更为拮据。
在美国,几乎所有州都没有针对代孕的完善法律,因为缺乏约束机制,恶行就会蔓延。“弃养婴儿”的事件屡禁不止,这也让相关产业的律师一筹莫展。
在加利福尼亚州长期处理代孕合约事宜的 Andrieux Vorzimer 律师最近处理的一起案件当中,一对中国夫妇拒绝了接回早产儿。一般来说,“弃养”早产儿是出于对其身体健康方面的担忧,除此之外,代孕儿早产的情况下,所需费用通常较高,这也是中国夫妇选择弃养的可能性之一。
此前在郑爽事件曝光的录音中,代孕妈妈怀孕七个月时,因为感情不合分手后的郑爽就提出了“弃养”。“这两个孩子7个月真的打不掉,TMD,我都烦死。”这种情况下,代孕机构只能帮助寻找愿意收养这个早产儿的美国家庭,而这些孩子们将会遭遇怎样的命运,我们无从得知......
缺乏约束机制,恶行就会蔓延
即便如此,对于代孕机构们来说,从来不缺少愿意“出售子宫”的女性。
截止到2017年,向Omega机构应聘的代理孕母已经超过9000人,工作人员会从这些应聘者中选出适合成为代理孕母的女性。他们会查看应聘者的过往病例,挑出生育过的女性,并且雇佣私家侦探调查她们的犯罪记录,在怀孕期间出现过问题的女性也会被淘汰。
如艾利森一样的代理孕母们知道,如果受孕成功,那么高昂的代孕费用必定会极大程度上改变她们原本的生活,25岁的塔尼亚·埃斯佩兰萨正寄希望于此。
她和丈夫、8岁的儿子居住在一间狭小的出租屋里,丈夫没有固定工作,勉强找了份维修方面的工作,但收入微薄,一家人的生活捉襟见肘。因为生活矛盾,夫妻俩经常争吵,一度处于分居状态。塔尼亚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一直成长在争吵不休的家庭环境里,希望通过代孕,为自己和儿子买一套新房子,开启崭新的生活。
两个月前,塔尼亚就曾移植过一对夫妇的受精卵,可惜没能怀孕成功。今天,她将再次接受检测,为了提高怀孕的成功率,塔尼亚服用了大量的激素,整整一个月身心俱疲。
但这一次,结果依旧是失败。她需要在这次的生理周期结束之后,再次准备备孕。结果告知中国夫妇之后,他们随后追加了120万日元的医疗费,预备开启第三次尝试。这一次,是会迎接一个健康的孩子还是一个更加疲惫的身体,谁也不知道......
其实,在整个怀孕、生育的期间,代理孕母们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负担。Tracy是Omega机构的工作人员,此前有过4次代孕经历,现在负责代理孕母的情绪关怀工作。当她们遇到困难或是面临生产的时候,都可以向她求助。她表示,自己之所以从事这样的工作,正是因为亲眼目睹了那些利用代孕母亲而营利的人的嘴脸。
“我看到这个产业被欲望支配,经营者为了提高利润,在代孕双方完成双向匹配后就对代孕母亲置之不理,这就导致他们和代理孕母之间完全没有羁绊。最严重的问题是孕母可能在怀孕期间产生的孤独情绪,如果缺乏针对性的情绪关怀,代理孕母们可能会在心理上无法接受她们怀着的是别人的孩子。正因如此,代母关怀是非常重要的。”
生命成为贩卖的生意
2017年,跨国代孕的市场规模预计达到了7000亿日元(折合415亿人民币),为了获取更多的中国客源,美国各类经营机构间的竞争愈加激烈。我们好像无法去痛骂让别人替自己生孩子的外国夫妇,也好像没办法去指责为了金钱出卖自己身体的美国妇女。他们都有自己的隐痛和希望,是他们共同造就了这个“代孕天堂”。相比之下,提供代孕服务机构的负责人、41岁的李应如的豪宅就显得格外刺目。
李应如一手创建了 RSMC 不孕不育治疗机构,成立短短三年时间,就成长为一个年销售额在3亿人民币的企业。
为了扩大客源,这家中介机构在国内多个一线大城市一个月开设研讨会,每个月接待30对有意向赴美代孕的中国客户,其中大部分是年收入超过3000万日元(折后178万人民币)的富裕阶层。
现在,她和丈夫住在价值3亿日元的豪宅中,剥削弱者换来的中介费、服务费,让她早已实现财富自由,计划着通过代孕再孕育两个孩子。
为了进一步扩大产业,李应如还在进行卵子买卖。机构会预先采集有过数次出售卵子经历的女性的卵子,并为了能够随时提供给顾客而将其冷冻保存。为了保证卵子的质量,她们不接受有整容经历的女性。
对于中国顾客而言,亚洲女性的卵子最受欢迎,美女的卵子报价高达1万美元,顾客可以自由选择卵子提供者的身高、长相,甚至是智商。为了赚快钱而去卖卵的女孩,往往无暇去仔细了解捐卵的过程和潜在的伤害。
一旦与金钱挂钩,买卖生命的交易中就会出现丧尽天良的人来蚕食弱者,女性的生命被当作商品在全世界范围内流通。在代孕产业的一角,我们已经能够窥见弱势的女性群体正在经历怎样被挑选的命运,历史更迭,唯一不变的是幽深而曲折的人性,犹如深渊,不可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