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我选作突破口的是“IT项目实践”课。在这门课中，组员们需要在导师的指导下共同工作，历时一年完成一个真实的IT项目，组员的选择对于课程表现的影响很大。第一节课那天，导师就给每个人发了十几封很长的邮件，让我们从中选出中意的项目，然后就开始分组了。面对几乎一无所知的项目和一屋子陌生面孔，我知道自己必须快速做出决定。首先我和一个上学期同班过的印尼同学“结盟”，我知道他是个勤奋可靠的队友。这时三个澳大利亚本地学生举手示意对第一个项目感兴趣。印尼同学向我使了个眼色，我们马上也举手。一个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简称PNG）的学生弗朗西斯也举手了，总共有六个人对这个项目感兴趣。
但是，课程要求每组最多四人，于是我们坐在一张桌子周围讨论如何拆分为两组。
我的如意算盘是让弗朗西斯和两个本地学生一组，我、印尼同学与另一个本地学生一组，这样每组都是“混合型”的。正当我搜肠刮肚，试图找到一套政治正确、不冒犯任何人的说辞的时候，一个本地学生说：“你们看这么分好不好？”说着用手在桌面划出一条虚拟的线，线的一侧是三个本地学生，另一侧是三个国际学生。我发现这种肢体语言非常巧妙，不需要遣词造句，而且看起来很随机，只不过三个本地学生“恰好”坐在一起，而且“恰好”被划到同一边而已。我和印尼同学没有找到什么反驳的理由，所以只好点头同意。这样的结果让我有些沮丧。之后又经过几次组员调整，在中国同学的建议下，我把弗朗西斯推荐到了别的组，又吸收进两个中国人，重新组建了一个“亚洲组合”。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正常”而“舒服”的轨道。
在我所在的大学，这种“纯亚组”甚至“纯华组”的现象很常见。全校两万多名学生当中，中国学生大约一千多人（2013年数据）。在这些中国留学生周围似乎有一层无形的薄膜，把他们包裹在一起，与世隔绝，很难突破。我有一个中国同学，整个学期几乎完全没有说英语。这位同学为人友善，也善于与人打交道，但是他还是没有尝试去突破这层薄膜。上课听不懂的地方他就问身边的中国人；小组作业和期末复习与中国学生一起做，纯汉语交流；打工在中餐馆，老板说汉语；业余时间聚会、打球也是和中国学生一起。有一次做实验，他的电脑坏了。他像往常一样让我帮他问问老师怎么办。我和另外一个中国同学就想逼着他说一次英语，谁也不肯帮他问。他在那台罢工的电脑前坐了差不多20分钟，终于起身去找老师。那老师立即很热情地到他电脑旁帮他解决问题。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听他说英语。他在这个华人人口只有1%左右（还有一部分只说广东话）的小城为自己营造了一个纯普通话环境，而且运行良好。当然，有时候他也会抱怨，说这个地方“既荒凉又无聊”。
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在美国，有的大学因为大量中国学生语言能力不过关而被迫降低授课标准。中国留学生聚集的地方，有时会形成一个封闭的小社会，甚至出现一些严重的行为问题。发生在美国加州，导致三名中国留学生被判刑的绑架、凌霸案就是一例。
为了帮助国际学生更好地适应学习任务、融入本地环境，我所在的大学做了不少努力。例如把授课视频传到网上，供没听懂的学生反复观看；还有一种“手把手教程”，把实验步骤划分为最基本的操作，附上图片，保证没有任何基础的学生也可以按部就班地顺利完成。此外每周还有免费午餐会，为国际学生创造交朋友的机会。
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隐形的障碍干扰着不同族群学生之间的合作。有一位中国同学，他听说我在IT课没有和本地学生同组，竟然替我庆幸。他说自己曾经有三个本地队友，那段经历不堪回首，因为分组一结束，他就再也看不到这几位队友的踪影了。他只好独立完成四个人的工作，连按时按量交作业都困难，差点“挂科”。团队作业是学业评估的必要部分，如果不能在截止日期前提交合格的作品，整门课都会不及格。按照学校规定，如果“挂科”，需要重修并再次缴纳这门课的学费。对于留学生来说，每门课学费3000多澳大利亚元，折合人民币大约1.5万元（悉尼、墨尔本等大城市的学费更贵）。然而本地学生没有这个压力，澳大利亚政府给本国学生发放丰厚的财务补助，学费低廉。与兢兢业业，力求安全毕业的留学生不同，本地学生往往更注重享受生活和发展个人爱好，例如组建摇滚乐队等。“他们根本不在乎”，那位同学说，“我当时是‘一拖三’，活儿都是我一个人干，拖着他们走。如果你能力强能拖得动，那还好。一旦拖不动，就都挂了，但‘破财’的只有你一个人。”
当然，潜在的“问题队友”并不仅限于本地学生。中国留学生圈子里还流传着对印度学生的一种看法，认为他们出来留学，大都是想“黑在这边”打工。我知道这是一种刻板印象，但似乎也并非完全出于捏造。我的另一个中国同学，由于准备不充分，在大多数同学都已经组成团队的时候还是“孤家寡人”，最后找到两个同样“掉队”的印度学生。据他讲，这两个学生每周7个晚上都要在餐馆打工，周末两个白天还要洗车10个小时。每周打工时间超过40个小时，基本无暇顾及学业。澳大利亚法律规定国际学生每周最多打工20小时，因此他们多出来的20多小时工作时间属于“黑工”。印度学生也有他们的苦衷。相对于印度的收入水平，澳大利亚的物价高得令人咋舌。与很多得到父母全额资助的阔绰的中国学生不同，印度学生大都需要更多的打工时间以获得足够的学费和生活费。
还有一位我在汤斯维尔最好的中国朋友，他曾力阻我和PNG的学生同组，原因是他“惨痛”的经历。他在校外租房住，前后共有过三个来自PNG的室友，每个都制造了不小的麻烦。其中一个违反事先约定，半夜里在家中举行聚会，吵得其他人睡不着觉，喝醉以后还往我朋友的女友车里撒尿。另外一个女租客和我们一样也是JCU的学生。她先是声称没钱，暂时交不上房租，只把一个iPad交给我的朋友算抵押。之后几个月消失不见。根据澳大利亚法律，租客就算拖欠租金，任何人也无权进入或清空她的房间。然后有一天，她趁着我的朋友不在家，突然回来把自己的所有物品搬走了。搬走后她继续在JCU上课，拒绝补交拖欠的六个月房租，还要求返还iPad。后来我陪我朋友去报警。警局接待我们的女士问明情况后直接就说：“房租问题属于民事案件，警察管不着。但是那个iPad你需要还给她。澳大利亚法律不允许私自扣押他人财物，如果她告你盗窃你会很麻烦。”离开警局后，这位朋友恳切地对我说：“我求你了，千万别跟那个地方的学生一组。你这个项目要做一年，不是闹着玩的。”
我知道他是诚心为我好，出于“保险”的考虑，我最终发邮件把弗朗西斯推荐给在桌子上划线的那三个本土学生，帮助他们组成了一个“跨国组合”。再次碰到弗朗西斯时，我有些尴尬，对他说很遗憾没能和他一组。他表现得很有绅士风度，说没问题，他现在这组合作得很好。说完还咧嘴向我友好地笑了笑。那一刻我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的决定，我是不是太过追求“保险”了？
毕竟，总体来讲，我发现如今的澳大利亚已经是个非常开放的、多元化的社会。比方说弗朗西斯，他来自澳洲原住民族群。他的祖国PNG一度是澳大利亚的领地，与昆士兰只有一条狭窄的托雷斯海峡相隔。北昆士兰地区作为澳洲原住民的传统领地，当地政府非常重视保护多元文化和种族平等。当然，这样的善政并非自古有之。澳大利亚在历史上实行过臭名昭著的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甚至曾经把大量白人与原住民所生的混血儿童从他们的原住民家庭中夺走，并强制灌输白人的语言、生活方式和基督教思想。直到2008年，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才正式就此向原住民道歉。经过几十年的进步，现在的澳大利亚已经基本上纠正了之前的错误并强调原住民的权利。在很多公共场所，除了悬挂澳大利亚国旗外，还要悬挂澳洲土著人旗和托雷斯海峡群岛人旗。新生的开学仪式上，照例要请一位原住民向所有新生宣告，这片土地是原住民的传统领地，他代表所有原住民欢迎新生的到来。
再说，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留学生来说，澳洲的环境是友好的。在街上相遇的陌生人，只要有眼神接触，一般都会互相微笑或者打个招呼。任何公开针对外国人的歧视都是被禁止的。这一点和中国很不一样。在当代中国，虽然社会上对外国人早就相当开放，针对外国人的歧视还会存在，有时甚至是官方主导的，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例如不少旅馆被禁止接待外国人，西藏，南疆等部分自治区往往不允许外国人自由旅行。近日，北京的街道、地铁站张贴了一张宣传画，警告中国女性和外国男人恋爱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可能是间谍。这种内容的宣传品在澳大利亚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这种平等的环境也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对待任何人一视同仁，没有特殊照顾。一个国际学生就算英语再好，一般也不会受到特别的称赞；如果你听不懂别人的英语，对方也很少会特意把语速降下来。刚开始我对此有些不适应，但是时间长了，却发现这也许是最好的交流方式。有一次我在宿舍客厅看电视，一起看的有一个美国女生和一个澳大利亚女生。看的是一档相亲节目。美国女生嘲笑那个女主角夸张的裙子看起来像鸸鹋。鸸鹋这个英文词我不懂，美国女生就耐心地给我解释，用的是正常的英文表达方式和语速。我很不争气地还是没听懂。于是那个澳大利亚女生就用非常简化的英文词汇刻意放慢了语速跟我说：“鸸鹋是一个大鸟”(Emu is a big bird)。这招果然见效，我确实听懂了，但是一瞬间我觉得很不舒服。我感觉到自己被轻视了，感觉自己被当作小孩子看待。如果每个澳大利亚人因为我的英语不好就都这么跟我说话，我得有多可悲？我宁愿她们不照顾我，跟我说正常的英语，就算我听不懂。
这件事之后，我好像想通了为什么包裹在中国留学生周围的那层“薄膜”这么难以突破，因为这方面不会有“手把手教程”。要想体验地道的本土文化，只能自己去跨越障碍，寻找突破口。
温哥华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