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三年：北大教师谈自身真实感受

炎热的夏季进入尾声，新的学期将要开始。看着校园里熙熙攘攘的新生，还一身戎服军训回来的同学，都能勾起很久以前青春的回忆，岁月流逝如斯。算起来，回国走进这个校园已经三年半了，一直想写点什么，总是事务缠身。这两天几篇文章改完，竟然发现自己可以松下来。

在美利坚游学近十年，虽然也尽情享受那边的山水和空气，也有很多非常好的老师朋友，有国际一流的实验室，但内心总是牵挂家乡。国家的崛起、各项事业的蒸蒸日上也吸引着自己不安的内心。当看到年迈父母在回国机场不停地抹眼泪，自己内心也就知道该回家了。机缘巧合下，我回到了燕园，一个十年前我离开的地方。



初入校园
　　这里也开始了Tenure Track 制度，不过周围不少人私下都和我说在国内只要不犯政治错误，只要是老老实实干活的，基本不会被开除。我和富有亲和力的院长见面，签了聘任合同，拿着比很多年前在美国读博士RA都低的薪水，开始了对未来充满憧憬的“老师”生涯。
　　先是办理人事手续，这个比较繁琐，除了学校，还有留学服务中心，北京市的出入境管理部门等机构，最后拿到身份证是五个月后的事情了。学校的工资是人事关系办好才正式发给你，结果一次补了好多月的工资，被当成“高收入”人狠狠宰了一笔高额收入所得税，让人很无语。幸好母校还没有把我当年档案处理掉，居然靠我的学号就找了回来，不然还不知道要拖多久。不过国内办事制度非常“灵活”，系里院里帮忙的话，你就可以以别的名义提前拿到工资，我就是在断粮压力下让院里帮着解决了一下。

　　经费、空间和生源是新来老师最关心的三件大事。作为享有盛誉的学校，在启动经费上还是不含糊，没有猫腻地就爽快地按合同批下来了。空间和生源，则下放到各个院系负责。这点我加入的新学院没有雄厚的基础，在连院行政人员办公空间都不能稳定保障的情况下，还是努力给找了三十平米的实验室加十多平米的办公空间，大家都知道难处，也就没多少认真计较合同条款了。学生生源问题是回国前真没想到的，原来平均一个教授每年还不一定能有一个名额。如果像化院，制度健全，生源也多，可以给新来老师每年两个名额。但我们这，一年多后我才有自己招的研究生，之前靠其他教授大力支持下带别的学校学生开始搭建实验室。这个提醒以后要海归的同道一定要在学生名额上和学校沟通好。

　　教学也是马上要面对的。和传统大系不同，我所在的工学院新成立几年，教学压力大。因此我这新来的老师给了一个学期修整就赤膊上阵了。由于我数理基础出身好（物理专业），结果就被安排教大一全院必修的《线性代数与几何》。生平第一次讲课，一学期下来一半时间扑在教学上，最后总算没有耽误祖国的花朵。期间，唯一的借来学生挺努力，慢慢实验室雏形也出来了。
科研环境
　　海归大学，还是希望在科研上能有所作为的。从科研硬件上讲，国内确实发展很快，我在北大和别的大学看到不少实验室硬件真是让国外一般教授看着绝对眼红，但这更多是有实力和势力或背景的“大老板”的场景，大多数像我这样的平民教工还是得老老实实自己建实验室。一来北大，就被反复告知，北大不是给你一个实体的科研物质条件的，而是给你一个广阔的科研平台，你的利用这个平台为自己科研开辟空间。其实这句话对大多数海归人员都适用。国内优秀人才真多啊。我常常和很多同事交流，不论他们是不是我们系的，都感受到大家对待科研的热情和严谨，而且他们科研的出发点都是面向国际前沿的。而且不仅很多年轻教员干劲十足，学生也非常努力。我一个生科院朋友就对我说，他们实验室是24小时有人的，而且不是他强迫学生工作。每每看到这样的同事和优秀的学生，我就觉得中国科研的希望是实实在在的，如果给予更合理的制度，赶超世界一流在我们这一代就能实现。

　　科研中的人际关系是所有人不可回避的，也是包括我在内很多海归人员关心的。我个人其实非常不善于搞人际关系，回国前也总担心这一点。的确，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金字塔里的人也很多要名要利。首先，如果说是同事之间，这个和你去哪个学校，哪个院所非常有特殊性。就我在的系，大部分同事都是近些年陆续从海外或外面招进来的，研究方向差别比较大，又相对年轻，彼此总的讲相处非常不错，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但我也听到外校人员抱怨过他们那边复杂的关系，派别林立还一定要你选边站。这种事情如果回来前实地考察一下就可能发现蛛丝马脚。如果不幸去了那种地方，绝对科研生活会受到很大影响。如果放大到校外层面，关系也很重要。最俗的说法，你的grant申请往往落到某些同行手里，如果关系不好，难免受到牵连。有的会拉关系的人，回国后很快就把国内本专业“大佬”们拜一圈，我虽然没这么干，但觉得这也不乏是个熟悉国内本行科研的路子，至少你刚回来钱还没到位前也有时间。

　　科研里的人际关系里有很多黑暗面，这个在饶毅施一公等的博客和Science文章里更尖锐地指出了。其实没有那么多坏人，我们国内现有的一些不合理的科研评审制度起了逼良为娼的角色。文章、经费、项目是现在评审的主要依据，而资源往往集中在少数的大佬和政府官员手里。除了人际关系，科研诚信是严重威胁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毒瘤。在官本位的大背景下，政绩是领导最关心的，出了任何丑闻或者事故，掩饰或化小往往是本能的第一反映。结果科研造假的风险非常小。但这些，随着舆论监督的推进和政治体制改革，将来会得到改善。
生活收入
　　回国前我被忽悠，明面上的工资只是教授收入的一部分。结果回来后，几年了，工资没动，传说中的隐性收入基本没看着。国家对纵向经费管的非常死。如果你老老实实地，也就能报销差旅费。在你工资之外的合法收入可以有：评审费（论文、答辩、项目）、会议费（受邀参加的）、项目劳务费（个别大项目）、讲课费、班主任补助、年终奖等。如果有横向课题（企业出钱的），可以灵活报销餐饮等日常开支。总的讲，如果你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绝大多数青年老师不可能靠自己工资付得起商品房的首付。据我了解，提高收入的正当途径有：1.科研非常杰出，担任一些重要科学机构的职位；2.有过硬的新技术，可以和企业开展横向联合；3.自己开公司。此外，如果你是经管、法律等文科类，听说外出讲课费的收入不菲。

　　现在国家对教育投入越来越多，很多大学也高薪招揽人才，一些地方，如深圳等也有自己的人才资助计划，这些都为提高大家收入水平提供了机会。总的讲，大学老师收入虽然不高，但放眼国内13亿人民还算生活可以的，毕竟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
自然和社会环境
　　很多不海归的理由是自然和社会环境太差。坦率讲，从生态环境到公民社会意识上的确确地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有明显的差距。生态环境就不用多说了，“还我山河”俨然是当下舆论宣传的重头戏，就说明从上倒下都有了危机感。据说北京是治理北方风沙的钱都可以把北边的沙漠铺个遍。这是改革30多年的欠账，短期内无法达到西方那种蓝天白云，碧水清溪的现状。相比于自然环境，整体社会道德沦丧是更严酷的现实。一切向钱看的价值标准和信仰的迷失侵蚀着巨龙的肢体。我曾经在北大东门观察，到底是哪些人闯红灯，结果发现不只是所谓的民工、社会人员，很多北大的学生，甚至有满头白发的老教师模样的人都在闯。随大流而违规成为一种习惯思维。记得曾经在美国有次我在mitbbs上问车喇叭坏了怎么修，结果回答的人大部分是反问要修喇叭干嘛。回到北京，就不提马路上喇叭轰鸣外，就算校园里贴着禁止喇叭标志下一样肆无忌惮地鸣笛。

　　也有很积极地一面，现在车上让座的多了，志愿者行动受到了广泛认可，孩子们也从小开始接受传统道德的培养了。我还是能感受到社会在改变，在解决大部分人温饱问题后，民主和道德的追求会渐渐成为主流，毕竟我们有五千年文化的底蕴。
学生的培养
　　国内的学生培养，尤其是研究生培养模式和国外还是有不少的差异。中国的学生是非常优秀的，这点大家都承认。现在的学生非常聪明，很多新东西都可以快速地学会。但受到整个社会功利性地风气影响，个别学生变得也非常实际起来。选课挑考试给分高的、课题愿意做出文章快的。几乎每次考完试，都有学生以为了将来出国或毕业为由向我要分的。这些要回国的同道要有心理准备。还有一个很大不同是，国内研究生是国家出钱，导师在很大程度上不能靠经济手段影响学生的工作热情，这与拿RA，TA工作的留学生不同。此外，如果学生因为自己不努力而很难毕业，往往变成了导师自己的负担（影响职称评定等）。为此，我也常常请教同事经验。

　　部分由于教师工作评定中教学工作不受到重视，造成重科研轻教学的情形。我们有非常优秀的学生，但教学条件一直得不到改善。我曾经两次带本科生去美国顶级大学交流，在那里优越的教学和科研环境下，我们的学生表现一点不比美国优秀本科生差。然而在国内，现在没有那么好的设施让更多的人有条件受到科研熏陶，这一点我一直觉得是国家愧对这些优秀的学生。只要把给学校的经费更多地拨给教学，长远看是远比现在多发一些文章对我国更有意义。
小结
中国的崛起是大势所趋。我们的问题很多，困难很多。在这个历史机遇下，可以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你会发现，你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没有人做过的，包括课程设计、国际教学交流等，点点滴滴都在改变着这个世界。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是人生很宝贵的历练。而且，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和平崛起和发展对整个人类的进步是有巨大的意义，而这中间有我们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