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移民最深的痛，回不去的国，奔不了的丧

我爸在国内病得很重，帕金森晚期，慢性阻塞性肺病，已经失去了吞咽和咳痰的功能。

我19年回国时，他虽然说话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但饮食行动如常。之后跟姐姐姐夫视频通话，看上去身体还没什么大问题。没想到今年过年时，病说来就来了。

看到他双目紧闭、口鼻插满导管的照片以后，我流了好久的泪。自己老爸病成这样，作为儿子怎么可以不回去看他。但跟家人商量下来，回国集中隔离加居家隔离总共要28天，在这期间根本无法入院探视，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

筹办移民时本来想，如今交通如此方便，想要回国一天也就到家了。这场疫情改变了一切，高昂的机票已经是末节，最难跨越的是国境线的鸿沟，国际旅行的暂停键已将许多短暂的重逢定格成了永久的诀别。

跟国内的医生通过两次电话，说他的病况预后很不好，还举了好几次总设计师的例子。但按照现在的国际形势，发生再大的事我可能都没法回去了，除非抛开澳洲的一切长期回国。

幸好我还有个姐姐照料一切，如果跟好多八零九零后一样是独生子女，那势必要面临极其艰难的抉择。

即便如此，我也时常对独自承担重任的姐姐姐夫心存愧疚。过年时老爸发病，医院请不到护工，是他们24小时不间断轮流看护，一把屎一把尿地擦洗。

那时候我就天天想着，要是自己在国内，就可以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他们也就不用这样劳累了。

现在老爸一直在重症室，不需要家人陪护，但他们也必定会时常接到医院电话告知病情的反复，一颗心也会一直悬着，想象着姐姐平日的表情，应该就如同奥斯卡提名片《父亲》中那个憔悴无奈的女儿。

正如影片所揭示的，国内国外，无论社会保障的高下，子女如何安置高龄父母都是一个难题。风烛残年的虚弱，子女分居的孤独，尤其是失智以后无法厘清现实与记忆的恐慌，都不是用钱就可以解决的。

“父母在，不远游”自然是断章取义，但“父母老，怎奉养”应该是横亘在许多移民心中的一道坎。《父亲》中那个女儿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从伦敦搬去了巴黎，但好歹路程不远，还能时常回养老院探望。我们这些万里之外的游子一年探望一两次也就算尽力了。

搜了一下新足迹论坛，面临这类困境的一代移民还真不少，尤其是没有兄弟姐妹的那个群体。有毅然放弃身份回国的，但多数人思前想后，还是安慰自己“忠孝不能两全”，在忠实理想和孝顺父母之间必须做出选择。事业也就罢了，但除非自己的儿女已经可以独立生活，否则怎么也不甘心让孩子回到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坑里爬行。

我离开时，有亲戚说我是为孩子牺牲了父母，当时觉得言重了，如今想来其实是言中了。父母身体好的时候感觉无所谓，等到病来如山倒无法在床前嘘寒问暖时，才发现自己曾经是如何的铁石心肠。

想起来也是自己出国前考虑不周，没有仔细关心老爸的病情，只知道他在按医嘱服药。如果对帕金森有详细了解的话，可能会帮他找到更好的用药和疗护，恶化起来也不会这么快。

从前听说西方人家庭观念淡薄，子女成年后两代间老死不相往来，到了澳洲才发现也不尽然。我见过祖孙三代同堂、爷爷奶奶帮忙带孩子的，也知道不少子女就近照顾高龄父母的。

我公司的前CEO就在他父亲病重时住在一起，照顾了两年直到去世。我女儿同学的父母为了照顾生活不便的奶奶，不惜举家从悉尼搬迁到四小时车程之外的偏远小镇，大人的事业和小孩的教育都重新开始。

人心都是肉长的，再怎么佛系都逃不脱良心的折磨，再怎么解放都解不开距离的困局。

如果想穿了，每个人都要面临生老病死，很痛苦，很残酷，也很无奈，但问题是如何帮助他们渡过最后那一段痛苦残酷无奈的日子，亲人在旁至少会有些内心的慰藉。

年纪慢慢大了，关于父母反对出国移民这件事，我的观念也有了些改变。如果父母年逾古稀，自己又是独生子女的话，“说走就走”之前的确要筹划周全才是。年龄越是上去，老年人需要照顾的那个时间点就越来越迫近，脑子可能说糊涂就糊涂了，身子可能说倒下就倒下了，总要有个信得过的人照看的。

有条件的当然可以安排父母移民，但如果父母本来健康状况不好的话，体检也是很难通过的。对我爸妈来说，听到十几小时的舟车劳顿就立马退缩了。而对教育程度不高的老人而言，移过来以后语言难沟通、生活不适应也是个巨大的问题。

带着孩子跟父母远隔重洋，一边是难以割舍的过去，一边是想要创造的未来。这道选择题对我来说已经不得不做，却也只能硬起心肠自私地勾选那个更容易的答案。

世间安得双全法，别时容易见时难。在父母这件事上，找再多的借口我们都无法做到问心无愧，这恐怕就是第一代移民最深的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