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环流，中国高光海归再“归海”背后的故事

现在，为了在国外任教专门先去读博士的例子已经很少了。“（在国外）拿不到好位置的话也不会出国，现在国内教育水平和国外的差距没那么大了。”

为什么颜宁等人走出去这一未成规模的现象会引来这么多不满的声音：“里面是不是有很多青年知识分子？为什么他们借颜宁这个事儿来吐槽？”

“以前有颜宁这样海外培养的，未来会看到国内培养的（学者），到国外一流大学当教授，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现象。”

刚过去的2017年，一批在学界颇有名气的海归教授决定再度“归海”。

原清华大学教授颜宁已于2017年秋季加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原上海科技大学教授马毅随后于2018年1月入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80后”的北京大学教授许晨阳也在2017年做出决定，将于2018年秋季加盟麻省理工学院……

已在美国生活近二十年的奥克兰大学副教授王跃建，将他们的再度“归海”看作一种新现象：“十年前、二十年前，国内的教授来美国做大学教授，特别是一流大学教授，那是不可思议的。现在慢慢就会正常了，（公众）也会慢慢接受人才的流动。”

颜宁本人也对媒体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有大批的留学生出国，是做学生。现在终于看到了一批人被请回去，而且是到顶尖的学校当先生。这是很多老一辈科学家的梦想。”



“70后”的颜宁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后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深造，30岁即回到清华当教授，成为清华当时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这次“归海”，距离她2007年从普林斯顿博士后回到清华做教授，恰好十年。

颜宁受聘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的消息传出时，这个选择一度被解读为“负气出走”。

“很多人有各种议论、猜测，甚至觉得这件事有一点悲情，认为我是被挤压走的。其实真的不是。” 2017年12月15日，颜宁在一个颁奖典礼上公开回应称，去普林斯顿大学是“自讨苦吃”：“我在清华这个我最爱的母校待得太舒服了，想换一个环境重新挑战自己。”

此前工作单位与颜宁所在的清华只有一路之隔的许晨阳，则这样解释他再次“归海”的理由：“想趁这个机会去世界顶尖的地方看一看。”

许晨阳生于1981年，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都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后在美任教，2012年回到北大任职。作出加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决定后，他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现在去了也不代表我将来就不回”。许晨阳表示：“不管我走到哪里，我做出来的工作，别人都会将其定为一个中国数学家做出来的工作。”

刚刚于1月初入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马毅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想其他老师情况与我不一样，而且各有其个人缘由，媒体不要过多解读。”

马毅从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后，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求学，毕业后留美任教，2014年全职加入上海科技大学。他不愿多谈回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原因：“我本是美国UIUC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教授。与家人分离了几年，回国帮助上科大建校和建设信息学院。如今学院初具规模，我可以回到母校专心科研，并且与家人团聚。”

海归教授再“归海”现象，引起了一些研究机构的注意，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王辉耀担任秘书长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2016年12月发布了《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No.5》。

该报告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公开出版，报告指出，长时间的海外求学经历使得学者原有在国内的关系淡化，一定程度上使他们回国后面临社会关系网络支撑薄弱的问题。

对于几位教授的再次“归海”，中南大学教授喻海良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高校教师出国谋教职比以前更容易了。”喻海良曾执教于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十几年前，他身边有好几位教授为了得到澳大利亚大学里的工作机会，不得不在澳大利亚重新读博士学位，或先做访问学者。

而现在，为了在国外任教专门先去读博士的例子已经很少了。“（在国外）拿不到好位置的话也不会出国，现在国内教育水平和国外的差距没那么大了。”喻海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琚诒光也觉得，教授再“归海”反映出中国科研水平的提高，“以前有颜宁这样海外培养的，未来会看到国内培养的（学者），到国外一流大学当教授，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现象。”

琚诒光早年留学日本，2001年从清华大学长江特聘教授“跳槽”到普林斯顿大学时，先从助理教授做起，如今是普林斯顿大学机械航空系罗伯特·帕特森讲席教授。刚开始不适应

一年多以前，颜宁到普林斯顿大学面试教职时，琚诒光就已得到消息。

新同事颜宁的到来让琚诒光回想起17年前他的选择，当时他从日本东北大学回到母校清华才执教半年，一次去美国开会，正好普林斯顿大学有个助理教授的岗位开放申请，他们就主动问琚诒光要不要试一试。

“我说我不要，我在中国的工作很好。”琚诒光婉拒了对方。但美方还是劝说他做一下答辩，“他们说给了offer也可以拒绝。”于是琚诒光借了一套西服，去普林斯顿做了一场学术报告，然后就回国了。

一个月后，琚诒光收到普林斯顿大学机械航空系主任的邮件，问他想要什么样的工资，什么样的实验室，希望尽快给答复。

当时，他真没想接受这个offer。最终因为一件偶发的事情改变了想法。

初到美国时，琚诒光很不适应。

“亚洲人都很客气，什么都给你安排好了。到了美国，什么都是靠自己，没有人去接你，没有人告诉你怎么做。”琚诒光说，首先申请科研经费就是个难题。在中国，每逢有科研经费项目发布，学校总会通知教师，而美国则需要教师自己上网搜集信息。

另一个难题是语言不通。当时琚诒光的英语水平可以正常上课，但经常听不懂学生的问题，尤其是专业以外的事情，甚至有学生因此质疑“为什么要招这样的教授”。

“看到学生的评价，我压力也很大。但是美国之所以能吸引那么多人来，就是它有包容性，是看你的未来，而不是现在。”琚诒光找到系主任反映学生的评价，系主任安慰他说没关系：“系里的教授一大半都是国外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音，过几年就好了。”

适应以后，琚诒光很享受在美国大学任教的生活。虽然年轻教师要取得终身教授也不容易，压力也很大，但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同行的专业评价，“关系是次要的事情”。

十多年过来，琚诒光最推崇的就是美国大学里这种简单的人际关系。工作上杂事很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科研和教学上。周末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基本上下午六点以后就没有什么电话打进来。他也跟学生说，平日下午五点以后和周末不会给他们打电话，如果接到他的电话了，只有两件事情，或是状况紧急，或是要请学生吃饭。

“在美国，学术环境整体上也更自由和宽松。”美国田纳西大学教授程宗明目前也在中国的母校南京农业大学兼职，比较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程宗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在国外有个感受是“你想做什么样的科研基本就可以做，你想找什么样的合作就能找什么样的合作，没有什么人来限制你，不用担心人家会把你的想法给偷走”。而在国内时，程宗明感觉学术思想上的碰撞比较少。

他将在美国的学术合作比喻成“东北乱炖”，“大家都把自己的东西整合到一块儿去做。”而国内的项目合作，更像是“冷盘菜”，每个人带一点东西来，往桌子上一放，申请项目时把一整张桌子都端过去，“你看我这里什么东西都有，但是最后其实没有真正的合作。”

“（颜宁）他们‘归海’后也许可能会有更多的合作、更多的交流、更多的思想碰撞，让他们的学术水平有进一步的提高。”程宗明感慨。“持开放和乐见其成的态度”

谈及高校海归教师再度“归海”，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向南方周末记者重复了四五遍：“这事很正常。”

“没有反而不正常。中国老师到了别的国家一个都不吃香，到国际上去都不被承认，反而不是个好事。但走多了就不好，多了就是说明我们人才流失。”王辉耀说，现在还没有数据支持海归教授再“归海”已成趋势，只是个例。“但有一两件这种事儿，就说明进入人才环流的时代了。”

“环流”还体现在一些外国老师也开始到中国长期任教。颜宁的母校清华大学就从2001年开始实施了“讲席教授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公开招聘著名学者。2006年国家外国专家局和教育部联合推出了“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建设计划时，清华大学有信息、环境和数学三个学科的项目入选，就聘请了美国、法国的科学院院士挂帅，吸纳了二十多位高水平外籍教授学者担任骨干。

对于此次颜宁再次归海，2017年5月9日，清华大学相关负责人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就表示，清华大学对此保持开放、乐观和积极的态度，相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有助于将中国的学术思想、教育理念和清华的学术风格传播到国际学术舞台上。

该负责人还提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聘期内，颜宁将继续从事高水平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也会保持与清华的联系，促进两校和中美两国间学术交流与合作。

美国奥克兰大学副教授王跃建则判断，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教授到欧美一流大学任教，但在短期内还不会成规模。而且和每年大量海归相比，再“归海”教师的相对数量非常少。

“没有必要如临大敌，没有必要草木皆兵。”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李侠同样认为，“颜宁现象”只是开始，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高端人才流出去，但谈不上是人才流失。只要人才流入大于流出，人才蓄水池就会形成。

“我们当然希望杰出的科学家在中国练就‘武功’后，能够继续在中国发挥作用。”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元丰说，他也希望中国有宽广的胸怀，对于中国科学家到国际科研机构任职，持开放和乐见其成的态度。

相比教授再“归海”，王元丰更关心的是，为什么颜宁等人走出去这一未成规模的现象会引来这么多不满的声音：“里面是不是有很多青年知识分子？为什么他们借颜宁这个事儿来吐槽？”

在上海交大教授李侠看来，最近人才流出的个例也暴露了学术界的一些老问题，比如单纯靠金钱的投入来吸引人才，缺少对人才高级需求的满足。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颜宁的做法不仅仅为科学家们的职业规划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样本，而且通过这些个案，也可以发现高端人才内在偏好排序的变化，这也为未来人才政策的改革提供了一条可靠的切入路径。

普林斯顿大学给颜宁开出的条件是终身讲席教授，在美国的教授序列中，这是最高级的。“这个条件的针对性非常强。”李侠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分析，普林斯顿大学聘请颜宁，首先为个体提供了归属感，而授予讲席教授，相当于在世界学术界对她个人能力的再次承认，是对人才的充分尊重。

反观国内的人才引进政策，李侠认为，仍然停留在需求偏好的较低端层面，还是粗放型的，“给你钱、资源，甚至许诺一个你需要的头衔，然后你就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我们需要的产出。”

“这种模式成本巨大，无法持续，更为关键的是它缺少对人才高级需求的满足，从而无法引来最高端的人才以及最衷心的激情投入。”李侠呼吁，要把国内科研环境建设好，要尊重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