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天空
国会的共和党议员已经通过税改法案，而且总统已经签署称之为“全面税改”的法案。因此值得一评。如今华盛顿政府商讨的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浓郁的政治色彩，两党分歧情况也更少，但在讨论我认为的重要观察结果时，我会努力保持客观，尽量不涉及党派观点。
首先，对于个人纳税，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本次税改基本没有改变个人纳税的税收项目、征收方式或者税收流程的架构。它减少或消除了部分减记或漏洞，但所涉及的项目并不多。而且我怀疑并没有缩减冗长的税收法案。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税改主要为大部分美国人减了税，而且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发展。正如我先前所述，当前美国的经济复苏是史上第三长的复苏期。经济表现不错，似乎仍处于上升期，而且复苏期可能会继续延长。失业率接近充分就业水平，GDP 增长可能进入更加强劲的时期。那为什么还要刺激经济呢？
人为地尝试延长本来已经很长的复苏期，这本身并不合常理。经济有涨有跌，增长率也是如此。各国政府及央行应当接受这样的现实，而不是让经济永远保持快速增长，这会产生经济过热的风险。过去二十年，我们已经尝到了尝试阻止经济放缓带来的苦果。GDP增长虽然可以通过短期财政刺激措施（如减税）得到短暂提升，但不可能永远提升下去。
一方面政府实施刺激性的减税措施，另一方面美联储却加息并撤回其证券购买计划，这难道不奇怪吗？美联储担心持续复苏和加快的复苏将会导致通胀上升；因此正在努力撤销刺激方案，这是合理的。但为什么政府采取相反的财政措施呢？
之前极力反对扩张赤字的“鹰派”一致通过法案，增加超过1万亿美元的赤字和债务，一改从前的主张，这正反映我之前提及“意识形态的摇摆不定”的情况。那些投赞成票的议员大概觉得，提供一些甜头就可以获得最多的选票，但这对未来的财政纪律确实百害而无一益。
新税法的核心是将美国企业所得税率由35%降低至 21%，这带来哪些好处呢？
到目前为止，美国的企业税率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美国国内的高税率意味着美国企业更倾向于在海外而非美国加大投资；鼓励美国企业与海外企业合并或迁移到海外经营；同时为国外企业带来卓越的盈利能力。
降低税率将利好美国企业，现在我们的企业所得税率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税率之一。那些将美国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归功于资本主义的人都会欢迎这一法案。我个人十分确信，在一定程度上，“对通用汽车公司好的，就是对美国好。”
基于我们之前的企业税收体系，美国企业有2.8万亿美元的海外利润现金滞留在海外。现在随着税率最低降至 8%，这些现金将会被汇回美国。
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降低税率及资金回流将会让资金流入美国企业账户，帮助提升企业信用评级和增派股息，并为股份回购提供资金。
然而，上述这些都不是政府向公众所宣传的企业减税的好处。相反，减税被宣传为是可以创造就业的良方。鉴于目前失业率已经低于平均水平，很多美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告诉我，由于缺乏合适的有资历的员工，企业的很多发展都受到制约。那么，如果美国企业扩张业务，要去哪里为这些新的岗位找到合适的员工呢？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员工，真的能建立新的工厂并创造新工作岗位吗？
在距离税改法案投票的最后几天，我听到一个谈话节目的嘉宾说，美国企业及其所有人将会与员工和消费者一同分享减税带来的好处。尽管我们已看到一些企业在新税法通过后提高了员工薪酬或奖金，但我怀疑这做法并非出于雇主的慷慨。企业如果需要吸引、挽留及激励员工，自然会增加员工薪酬，也可能因为要胜过竞争对手而降价，但动机始终是为了实现最大的利润。因此我认为，新税法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企业行为。
你当然可以说税改是为商界准备的大礼，但我并不认为它能创造太多就业，或为美国的中产阶级带来长期利益。
税改有利，也有弊。对我而言，来自纽约联储银行一位长期以来备受敬重的行长 William Dudley 在 1 月 11 日发表的演讲，最好地概述了我的想法：
虽然近期通过的《2017 年减税及就业法案》可能在短期内进一步支持经济增长，但我们将会为此付出代价。毕竟，天下没有免费午餐。该法案将会增加美国更长期的财政负担，美国本身的财政已经面临其他层层压力，例如债务偿还成本上升及婴儿潮一代退休导致福利开支增加。虽然这些问题对于目前的市场参与者来说还不足为虑，但目前的财政发展路径恐怕难以持续。
长期而言，忽视预算问题将可能产生以下风险：推高长期利率，私募投资被排挤，及削弱国家的信用可靠度。这些发展可能抵消税改措施对资本开支及潜在产能的任何直接有利影响。
在所有可能的结果中，我较为认同 Dudley 所说的潜在后果。当所有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时，税法在长期内可能导致赤字增加、国家债务水平上升、经济增长加快、通胀和利率上升、联邦债务偿还要求更为严格，并因此进一步导致赤字及债务水平上升。这些现象通常会一起出现，合起来就是 Dudley 所描述的不可持续的财政发展路径。这一前景曾令人感到忧虑，而减税将会雪上加霜。
税法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短期内经济可能会增强，企业利润会上升，而且大多数美国人的税后工资将会增加。但长期好处就不那么明确了，而且隐含重大风险。
接下来我想讨论一下SALT。不久之前，说到 SALT，大部分人会解读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首字母缩写，但据我所知，突然短短几个月之后，它已经变成了代表美国“各州及地方税收”的缩写。
生活在低税率或零税率州的美国人可能并未特别留意新税法中有关SALT 方面的规定，但在我现在居住的纽约州，这是一个重大话题，因此非常值得讨论。
截至目前，为了限制双重征税的影响，分项扣减的纳税人可从需要缴纳联邦税项的收入中，扣减所有已付的州和本地税项；因此，纳税人只需就扣除州及本地税项（包括个人收入所得税、物业税及销售税）之后的剩余部分支付联邦所得税。
众议院拟定的法案版本完全取消了这项扣减，但最终法律允许最高扣减 10,000 美元。这帮助了收入低于 100,000美元左右的人士，但带给收入高于该水平的人士不少杀伤力。
为了简化计算，我将不计算更低水平收入的税率以及除外事项和信贷的影响，并讨论这一变化如何影响较高收入人士的边际收入。我会对数据进行四舍五入处理，并且不计社会保障税及医保税。
在新税法实施之前，以纽约市的高收入人士为例，每100美元边际收入的税后收入约为 53美元，基于扣除联邦所得税40%及州/市所得税 12%，并已在 40%联邦税中扣减12%。
根据的新税法，100美元的增量收入的税后收入将约为 51美元，基于扣除联邦所得税37%及州/所得税 12%。
因此，每增加一美元的税后收入将降低约4%。若采取众议院版本的法案，结果会更差，但高收入人士的适用税率则从 39.3%下降至 37.0%。尽管如此，4%的税收收入对很多人而言仍是很大的损失。
取消各州及地方税收的扣减是否不公平？众生议论纷纷，就像很多事情一样，主要还是取决于你自己怎么看。
一方面，一些州选择为其居民提供大量服务，因为这些州拥有要求大量服务的人口，而为了支付这些服务，这些州就会征收较高的所得税。但一些人会质疑，既然联邦政府也向低税率或零税率的州纳税，凭什么联邦政府应该资助纳税率高的州、为这些州居民分担一部分税务负担？
另一方面，根据 WalletHub的估计，美国有 14个州的居民向联邦政府支付的税款比联邦政府给予他们的福利要多。这些州又称为“捐赠州份”，通常包括人均收入高的州（比如纽约州、加州、新泽西州及伊利诺伊州），且不包括大多数人收入依赖于联邦慷慨普施的州。因此，纳税高、商业活动密集的州为其他州提供补贴。
无可争议的是：这项新税法绝对打击了纳税高的州，而对低税率及零税率州造成的冲击较小。由于州及本地所得税仍可扣减最高10,000 美元，因此新税法会主要影响人均收入高的州。物业税采取同样的处理方式，最高也可扣减 10,000美元。另外，这 10,000美元限制额是包括个人所得税、物业税和销售税的任意组合的合计额。新税法的其他相关影响包括，对可以进行利息扣减的房地产按揭贷款规定金额门槛。通常，高收入意味着拥有高价值的物业以及大额按揭贷款，因此有些州的居民可能同时受到两者影响，而对其它州则毫无影响。这也在意料之中。
那么，大部分受到负面影响的州主要是支持民主党的州（或“蓝州”），这难道是巧合吗？这些州一年前为希拉里赢得多数选票，总统特朗普是否会介意降低这些州的高收入人士的税后收入？没有人能确切说清楚，但毫无疑问，受影响的地区显而易见。保守经济学家兼CNBC 有线电视评论员 LarryKudlow 表示：“这是针对蓝州的税改。”
现在可以得出哪些重要的结论？
降低税后收入为高税率州的居民增加了生活负担。例如，在 2015年，34%的加州纳税人进行分项扣减，而且平均扣减了 18,500美元的州所得税。这些纳税人平均将会损失8,500美元的扣减额，并因此支付约3,000美元或更多的联邦所得税。
特别是在还要面对高额物业税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大力鼓励高收入人士搬迁至零税收的州，包括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内华达州和华盛顿州。正如我在 2016年 5月撰写的《经济现实》备忘录中所述，各州可提高个人所得税率，或相当于取消联邦准予扣减的项目，但这都无法阻止纳税人迁离本州。
的确，最终税法降低了联邦所得税率，高税率州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可能减半。但零税率州的居民也享受到减税，但无须承受任何准予扣减的损失。我估计，对于收入相当高的人士而言，他们在零税收州所获得的边际税后收入将比在纽约州高出约20%，差额相当大。
事实上，高收入人士为规避如此大额的 SALT而搬离本州的动力已大大增加。我预计，这将会对高税率州的经济产生严重影响。以后还有哪些首席执行官愿意将企业搬至纽约州或加州？以后企业成立和搬迁时，很可能会倾向于选择低税率和零税率的州。
我认识一位来自纽约的共和党议员，他已投票赞成税收法案。他怎么可以这么做呢？难道他的选民不会反对他，投票让他出局吗？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代表低收入的社区，选民不会因为损失了 SALT准予的扣减额而受到打击。其实，直接影响可能的确如此。但二阶效应的结果很可能是雇主搬迁，将其企业和支持该议员的选民们的工作岗位一同搬走。高收入人士可搬迁至所得税较低的州份，但低收入人士却很难这样做。
前些天有个朋友告诉我，纽约收入前1%的纳税人所缴的州所得税占 50%。如果一旦这些人加速搬离纽约，那么类似于纽约的各个州可能会陷入恶性循环：一小部分高收入人士离开，州政府必须提高税率以弥补税收损失；而这将增大纳税悬殊并导致更多高收入人士迁离，从而需要进一步提高税收，以此周而复始。高税收的城市和州可能大受影响。纽约市居民可能觉得，纽约还是有十分吸引人的优势，征收高税率也有情可原，只是纽约市邻近的“郊区”缺乏这些优势，高税收可能给这些区域带来更严重的影响。
对我而言，我对新税法的结论如下：
我们的税收体系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只有在华盛顿政府重现两党合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企业所得税降低将会增加美国征税企业的净收益，但对经济其他部分的作用有限。
新税改将利好零税率和低税率州，而对高税率州造成打击。
整体而言，税法在短期内可能带来正面影响，但长期会在不同方面带来负面影响。
我的新书即将在今年 10 月推出，主要讨论市场周期。为什么会出现市场周期？为什么美国经济每年只按平均 2 至 3%的增长率增长？由于标普 500 指数的平均回报在 9 至 11%之间，为什么每年的回报不在 9%至 11%之间？而实际上，为什么年度回报只是偶尔处于 9%至 11%的水平？
简单的解释就是，由于这涉及人为、经济及市场的因素以及其他周期性现象，经济往往首先朝一个方向过度发展；而考虑到投资者心理，经济通常先上扬，随后必定会朝着相反方向修正。
我认为，以下描述非常切合上文讨论的两个主题。
当市场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太好—— 股票回报远高于企业利润的增长率、债券回报远高于其承诺的到期收益率时—— 这通常意味着价格被高估，迟早会被修正。
当实际经济增长率超过由人口及生产力增长而决定的潜在增长率时，企业或消费者过度借贷、投资或开支，这可能最终导致经济收缩。因为这种过度情况本身不可持续，或央行采取降温措施以防止出现恶性通胀。
最常见的威胁就是：市场可能一直表现太好，经济可能被过度刺激。目前看来，这两种情况都不错，但两者都存在隐患。
我花了四页的篇幅专门讨论新税法，主要是因为市场上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多大变化。投资者仍在低回报的环境中追逐高回报。这将会降低投资者的风险规避情绪，带来高风险的投资行为，不断高企的资产价格，进而削弱潜在回报并增加风险。短期内，我们无法断定这些负面影响是否会霸占上风，但我们也不应该毫无顾忌。尤其是现在，我们应该更加谨慎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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