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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 Aljib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北京――他们追逐富有的客户，承诺用私人飞机送他们出国。他们吹嘘自己能迅速办好签证。他们满足最重要客户的各种奇思异想，甚至提供会烹制鲜为人知的中国菜式的大厨。
皇冠度假酒店集团(Crown Resorts)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酒店赌场经营者之一，它在中国的员工面临一项棘手的任务：在这个禁赌数十年的国家建立忠实的客户群――在政府近年的反腐行动中，赌博重新成为焦点。
有一段时间，皇冠似乎找到了在中国的立足点。
和其他主要赌场经营者一样，皇冠在中国大陆开设了一个办事处，帮助进行市场推广，安排旅行。它派高管争取潜在客户，避免在广告中太多提及赌博。中国游客蜂拥前往皇冠在澳洲的度假村，该集团在悉尼安排了一个赌场，主要面向中国客户。
然而现在皇冠有大麻烦了。
在过去几天里，中国当局因涉嫌从事“赌博犯罪行为”拘留了18名皇冠员工，其中3名是澳大利亚公民。杰森・奥康纳(Jason O’Connor)是遭拘留者之一，他负责该公司吸引富有顾客的活动。
澳大利亚亿万富翁詹姆斯・帕克是皇冠的一个大股东。周二，他在一项声明中称，他对被拘留的18名员工的“安康表示极为关切”。
这一事件让人想起了去年对韩国连锁赌场的打击。当局逮捕了十多名初级员工，指控他们用免费膳宿和妓女诱惑中国游客。
不过，对高级主管奥康纳的拘留，让人们担心中国政府正对海外经营者进行严厉惩罚，对博彩业施加更大压力。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大举开展反腐行动，严格限制赌博活动，尤其是在共产党官员中。共产党1949年上台后就禁止赌博，在中国大陆直接宣传赌博活动是违法的。
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政府把目标对准澳门的博彩业。澳门是半自治的前葡萄牙殖民地，是中国唯一赌博依然合法的地方。在中国大陆，当局经常把地下赌场和非法博彩活动作为严查目标。
现在，这场行动似乎已转向中国之外的赌场，这给菲律宾和韩国等国的博彩业带来潜在忧虑，它们越来越依赖富有的中国客户。
“以前外国人在这种打击活动中被抓的情况不多，”共产党官员培训机构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许耀桐称。“中国对于自己的公民和外国公民一视同仁，如果外国人在中国违法了，我们不能说不管或者不处理。”
中国政府没有提供皇冠指控的细节。不过，调查的重点似乎是皇冠鼓励中国商人去它的澳洲赌场这一点。
此次打击行动在澳洲引起不安，该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引发人们越来越强烈的担心。
“没有哪个澳大利亚公司在中国是高枕无忧的，”《澳大利亚报》(The Australian)的一篇评论文章称。
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称，他对此事表示关切。
“当澳大利亚人在国外遇到麻烦时，我们总是提供领事支持，现在那边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周二，他在一个电台节目中称。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称，外交官员们已被允许会见两名被拘留的澳籍皇冠员工，正在争取见到另外一位遭拘留者。
尽管中国限制赌博，但赌场经营者长期以来用各种新颖的方法吸引顾客。广告往往强调私密的别墅和高档佳肴，不提非请勿入的赌博室以及赌注高昂的百家乐和轮盘赌。
在与客户私下会面时，皇冠会提出给予免费膳宿和信贷额度等特权。在皇冠等公司，高级主管还经常到中国出差，通常是应富有客户要求。
为皇冠提供咨询的邦德大学(Bond University)教授苏迪尔・凯尔(Sudhir Kale)表示，出手阔绰的中国顾客期望见到高级主管，而不只是那些中国代表。“他们想见到有重要头衔的人，”他说，“那样影响力更大，他们会觉得有面子。”
凯尔称，现在皇冠墨尔本赌场的200名顶级玩家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据公司的报备文件，在6月份结束的财政年度里，皇冠的年收入达28亿美元。近三分之一的钱来自主要由中国大陆客户拉动的贵宾项目。
周一，随着打击行动细节曝出，皇冠的股价下跌，虽然周二有所回升。与悉尼的星港城赌场(The Star)等对手相比，皇冠在中国以及有利可图的贵宾市场知名度更高。
澳大利亚亿万富翁詹姆斯・帕克(James Packer)是皇冠的一个大股东。周二，他在一项声明中称，他对被拘留员工的“安康表示极为关切”。
这些员工的家属称，他们对中国政府处理此案的不透明感到失望。周一，中国外交部确认，数名澳大利亚公民被上海警方拘留，但没有提供其他细节。
在上海一家物流公司工作的杰夫・斯科马(Jeff Sikkema)称，他的妻子蒋玲(音)是周五被拘留的皇冠员工之一。蒋是皇冠上海办事处的行政主管，帮助为客户办签证。
斯科马称，周五早上，六名警察来到这对夫妻家中，花了三个小时询问蒋玲在皇冠的工作情况。随后，现年30多岁的蒋玲被带往警察局。
“如果她是为麦德林贩毒集团(Medellín Cartel)工作，那还可以理解，但她是为皇冠工作，那是一个合法公司，”他说，“她没做什么错事，没有进行任何犯罪活动，现在却被单独监禁在一个拘留室里。”
斯科马说，从妻子被拘留到现在，他一直未被允许与妻子讲话。他得到的唯一消息是通过自己的律师。上次他听说，妻子在拘留所里大哭。
“我感到特别生气，特别无助，”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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