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幼韵(左二)
据复旦大学消息,5月25日,着名外交家顾维钧遗孀严幼韵女士在纽约家中去世,享年112岁。她是复旦大学首批女学生,其两任丈夫杨光泩和顾维钧都是民国着名的外交家,而她本人在二战结束后,成为了联合国首批礼宾官,也是联合国的首批女外交官。
复旦大学教授、《顾维钧传》作者金光耀今天在与顾严幼韵家属通话中获悉此事,金光耀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綫记者,与“顾维钧遗孀”这个称呼相比,顾严幼韵实际上更适合“中国新时期女性代表人物”这个称呼,“把她放在新中国曆史背景下,她这样一个出身名门、第一批读大学的女性,应当是新一代女性的代表。”
顾严幼韵出生于上海的富商家庭,她的父亲是上海第一代商会会长,三个姐妹均在父母的培养下成为中国最早一批女大学生,成就卓越。顾严幼韵的第一任丈夫杨光泩是一名外交官,后在菲律宾马尼拉遭到日军侵略期间,站出来保护在菲华侨而牺牲,此后顾严幼韵带着一群外交官遗孀在马尼拉度过了3年艰苦岁月。“可以说,她的人生经历,融入了整个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历史中。”金光耀说。
记者注意到,顾严幼韵在嫁给顾维钧后,长期生活在美国,即使在100多岁的高龄时,仍然保持着一名外交官夫人应有的仪态。110岁时,这个穿着旗袍、佩戴翡翠首饰、涂着红色指甲油的老人仍然在生日舞会上,坚持穿着高跟鞋跳交谊舞。她曾总结过自己的长寿秘诀,包括“不纠结往事,永远朝前看”。
5月25日,112岁的严幼韵女士在纽约家中去世。在许多媒体的报道中,她的名字前被加上了“著名外交家顾维钧遗孀”的定语,其实,严幼韵自己的人生已经足够传奇。
严幼韵
作为复旦第一批女学生之一,她曾是复旦最著名的校花,而她的第一任丈夫杨光泩也是一位著名外交家。1942年,年仅42岁的中国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总领事杨光泩和其他7名外交官被日军杀害。丈夫牺牲后,严幼韵带领其他遇难官员的遗孀和孩子克服重重困难,在马尼拉顽强地生活,一直坚持到日军被打败。1945年,严幼韵携三个女儿到美国,不久又成为联合国礼宾官,也是联合国的首批女外交官之一。
杨光泩和严幼韵的女儿杨雪兰说,她起初并不知道母亲当年是多么出名。直到有一次舅舅带她去看望一位老先生,老人听说她是严幼韵的女儿,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说:“噢,你就是‘84’的女儿?当年,我们可是天天站在沪江大学大门口,就为了看‘84’一眼!”
“84”是严幼韵的汽车牌号。那是她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时髦的严幼韵经常自己开车,却让司机坐在副驾驶位上。许多男生将英语“Eighty Four”念成上海话的“爱的花”。后来,“爱的花”这个绰号不仅传出了校园,还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严幼韵成了当时最时髦的人物。
当时刚刚留学归国不久的杨光泩,则是在击败无数追求者后,才最终赢得了“爱的花”的芳心。1929年9月6日,严幼韵与杨光泩举行婚礼,一时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
严幼韵与杨光泩于1929年9月6日举行婚礼。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马尼拉危在旦夕。
杨雪兰曾回忆,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就开始对菲律宾狂轰滥炸。父母带着她们姐妹3人,从原来的别墅中搬出来,与在菲律宾的外交人员一起,集中到马尼拉宾馆里。她还记得,那时他们一家5口挤在一个房间里,母亲严幼韵睡在床上,父亲带着姐姐睡在地板上。妹妹刚出生不久,父母拉开一个抽屉,放上小枕头让她睡在里面。那一年,年仅6岁的杨雪兰看到,窗外的大海,仿佛变成了一片火海。
此时,考虑到自己陆军力单,海军无备,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准备撤离。在临时紧急会议上他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的城市。这意味着,外交官撤离,并不算擅离职守。麦克阿瑟撤离时,还特意在最后一架飞机上为杨光泩等8名中国外交官留了座位,但他们8人却选择留下。杨光泩表示:“身为外交官员,应负保侨重责,未奉命令之前,绝不擅离职守。”
原来,抗日战争一开始,南洋侨领便在华侨中宣传抗战、组织募捐。在菲律宾的日本间谍,早就化装成游客,拍摄了大量侨领照片。杨光泩知道,一旦马尼拉陷落,日本人会首先向侨领们下手。保护侨领是外交官的职责所在,这时他无论如何不能走。
1942年1月2日,马尼拉沦陷。一名日本军官把杨光泩约到瑞士驻菲使馆对他说,日本政府不承认重庆政府,所以他们已经不再具备外交官身份。这意味着,日本人要对中国外交官们下手了。
杨雪兰记得,1月4日早上,全家正在吃早餐,3个日本宪兵闯入家中,对杨光泩说:“你被捕了。”“父亲好像早有准备,镇静地回到房间,带上早已收拾好的箱子,跟着他们走了。”那一刻,父亲从容的仪态,永远定格在她的心中。
不久,8名中国外交官陆续被关进菲律宾大学美术学院。日本人向他们开出三个条件:一、脱离重庆政府,拥护汪伪政权;二、三个月内为日本人募集2400万菲币捐款;三、组织新华侨协会,与日军合作。被8位外交官严词拒绝。
看劝降无望,1942年3月15日,日本人把8位外交官投入圣地亚哥炮台监狱。在那里,他们遭受了日寇野蛮的凌辱、酷刑。杨雪兰说:“那其实是一个水牢,监狱紧靠江边,常有江水浸漫,非常难受。囚室里挤满了抗日人士,空气恶浊,常常夹着血腥味,还断断续续有呻吟声……再后来,我们听说爸爸他们被转到乡下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受尽严刑拷打,8名外交官始终坚贞不屈。眼看威逼不成,日本人杀心顿起。1942年4月17日,马尼拉华侨义山东南的草丛洼地,8名外交官被枪杀。
而在外交官们被捕之后,她们留守的妻子们集中到了严幼韵家的大房子,过起了集体生活。杨雪兰记得,当时母亲一个朋友从上海准备到美国看她的丈夫,转经菲律宾来看母亲,正好赶上战争爆发,也只好滞留在马尼拉。她们母子和杨家母女四人,挤在一个房间里,一住就是4年。
严幼韵这个曾经养尊处优的阔家小姐,在失去丈夫的支撑后,并没有垮下来,还肩负起照料其他几位外交官妻儿的责任。
战争一来,花园变成了菜地,严幼韵带着女儿种菜,养鸡、养鸭,甚至还学会自制酱油、肥皂。没有收入,她只能靠当地华侨接济为生。
杨雪兰记得,父亲被害不久,日本人曾寄了一包东西给母亲,里面有父亲的眼镜、手表和剪下来的一绺头发,母亲收到后痛哭失声。然而,在大家面前,严幼韵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空闲时她甚至还坐到钢琴前,为孩子们弹上一曲。她和外交官妻儿们组成的“大家庭”,就这样一直坚持在日军被打败。
1947年9月3日,杨光泩等烈士的骨骸,被安葬于南京忠烈公园,也就是现在的菊花台公园。当时已经在联合国工作的严幼韵专程请了一个月假,带着女儿回国参加公祭。
顾维钧(左)与严幼韵
1959年10月,严幼韵从联合国正式退休。也是在同一年,她与第二任丈夫、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登记结婚。这一年,严幼韵54岁,顾维钧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