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穿Prada的恶魔”原来是张爱玲

前段时间，看一档叫做“鉴宝”的节目。有这么一集，展示了旗袍上百年的演变，真是开了眼界。不同于在《花样年华》中看张曼玉霓裳迭转的眼花缭乱，那毕竟是浮光掠影的轮廓，禁不起推敲。这回的眼界开在了实在的细节上。说起一个例子，及至晚清，传统的中国服饰，最大的特色仍然是在镶边的装饰上。所谓“镶沿”，风气原起于咸丰，盛于同治，沿领口、襟边，脚位的侧衩，由“三镶”发展至不厌其烦的“十八镶”，花边面积占上了衣衫面积的近一半。也有刺绣织成的“片金缘”，富丽更只有皇室可享。即便是原料，传统的丝绸工序之繁复，亦叹为观止。云锦的织造速度，两个工人一天可织出几十公分；若是缂丝，一天只能一两寸。

张爱玲便在〈更衣记〉中感叹“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因此，她便很是赞成时装“化繁为简”的作风。认为“点缀品的逐渐减去”是去芜存菁。甚至拿了“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的“紧匝在身上”的时髦来励志。

的确，中国服装发展至上世纪初，与政治体系向民主自由的转型相辅相成。女性经济独立，现代活动空间的扩大都有关联。这种变化先声夺人，为服饰带来重大的变革，逐渐简单、清晰、合理。晚清吴友如所作的《海上百艳图》与民初的丁悚作《民国风情百美图》两相比较。前者花团锦簇的宽衣大袍 ，繁复的盘髻旗头，不堪重荷。后者清爽简单的发髻 ，紧身窄袖，少女竟着起了裤装 ，骑着脚踏车，从头至脚都飒爽逼人。区区四十年，简直是“衣穿人”和“人穿衣”的区别。

左：《海上百艳图》 右：《民国风情百美图》

但张爱玲敏感地道出民国期间，中西文化系统对时装定位的差异性，其焦点在于对于时尚的引领，发端于个人或是大众。这观点颇具前瞻性。“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她多少有些不满，认为中国没有Lelong’s 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气势汹汹地造就潮流。但却对于世界时装发展的趋势，变相地做出了预言。西方的时装界在上世纪60年代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恰是“服装的民主化发展”。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是识时务的俊杰， 在社会变革中得以顺利实现产业化转型，便是与时俱进的范例。话说回来，进入90年代后，时尚界重拾潮流引领者的角色。这回大众媒体的介入，功不可没。

时装作为大众文化产品，与创作设计者之间的疏离，恰由现代传媒以文化桥梁的形式得以沟通。时尚杂志、大型的时装发布会、电影与电视所造就的偶像效应，使得传媒在时装产业链中，超越了创作者与消费者的地位，而成为了时尚最终的决定者。如此，张爱玲实在有些生不逢时，以她的时尚敏感与触觉，再加之一贯的特立独行与不居人后，中国要出一个“穿Prada的恶魔”式的人物，大致也非她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