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2020,很多换房的加拿大家庭都是以小换大,卖掉市区的公寓,搬入郊外的宽阔独立屋。但安省的威廉姆斯(Williams)一家做法正好相反,他们离开郊区独立屋,搬进多伦多市区一套小公寓。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家人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根据《多伦多生活》(Toronto Life)报道,威廉姆斯一家共有五口人,一对父母带着三个女儿。
两名家长都是工作稳定的专业人士。父亲迪恩·威廉姆斯(DeanWilliams)今年49岁,是宝马汽车公司的机械技工。母亲安德丽亚(AndreaPeart-Williams)也是49岁。她年轻时曾是教师,10多年前改行与朋友合伙创建地产投资公司KEAN Group。 他们家有3个女儿,分别是今年27岁的特尼希亚(Tenishia)、17岁的克里斯蒂安娜(Kristienne)和8岁的阿丽亚娜(Ariana)。其中27岁的大女儿是安德丽亚与前夫的孩子。 2003年,安德丽亚和迪恩结婚的时候,两人在多伦多西北郊的宾顿市(Brampton)买了一座3100平方英尺的独立屋,价格30.5万加元。独立屋共有五个卧室,其中两个卧室位于半地下室,是一套可出租的完整套间。 当时9岁的的大女儿也随着他们俩一起入住。接下来的17年里一家人在这座独立屋里安居乐业,逐渐发展成一个幸福的5口之家。 结婚3年后,迪恩和安德丽亚攒下了一笔钱。当时还是教师的安德丽亚当机立断买下第二套房,以租养贷。从那以后,夫妻俩买房的步子就停不下来了,14年来他们先后在宾顿、剑桥和伦敦等安省小城购买了9套房产,基本全部用来出租。加上宾顿的自住房,目前安德丽亚和迪恩名下共有10套房产,总价950万加元,每月租金收入$3.5万。 2017年,安德丽亚和迪恩不再满足于多伦多周边市场,正式进军多伦多市区。他们多伦多靠近安大略湖的地带买下两套公寓楼花。一套是自由村(LibertyVillage)的两房两卫公寓,价格66.2万加元。另一套是位于斯旺西(Swansea)的一卧小公寓,价格$51.5万。
按照开发商的规划,自由村公寓会在2020年4月完工,安德丽亚和迪恩计划收房后立即将它租出去。斯旺西公寓预计2021年底前完工。迪恩说,他们打算将这套小公寓作为夫妻俩的第二套房,过几年等二女儿和三女儿都上大学以后,他们可以搬到那里退休。迪恩在多伦多东边的士嘉堡长大,至今他的父母和其他亲戚仍在那里居住。迪恩说,搬到多伦多公寓以后,他们可以离家人更近。
然而新冠改变了一切。因为疫情,他们自由村公寓的建设被推迟了,竣工时间延至2020年秋季。斯旺西公寓的开盘时间也被推迟到2022年。与此同时,一直与父母在宾顿独立屋同住的大女儿特尼西亚决定搬出去,父母将她安排到他们在宾顿市一处投资房的地下室。 2020年5月,27岁的大女儿正式离开父母。威廉斯家的其他4口人开始商量着搬到自由村的公寓。
这个打算,不仅是因为家里常住人口变少了,而且其他多种原因。比如,迪恩希望能靠近父母住处,因为长辈年纪大了,需要照顾。其次,他家的二女儿和三女儿都希望住到市区,以靠近多伦多的影视机构。两个女孩虽然只有8岁和17岁,但这几年都已进军娱乐圈,接了不少模特和表演工作,三女儿阿丽亚娜还在Netflix奇幻剧《影子猎人》(Shadowhunters)中多次出镜。
自由村的新公寓面积很小,711平方英尺(约66平米),只有他们宾顿独立屋面积的22%。另外,公寓只有两个卧室,一家四口挤进去有难度。但安德丽亚和迪安说,他们可以将书房(den)改成第三间卧室给小女儿住。这样的话,二女儿和三女儿会像以前一样拥有各自独立的卧室。 忽然由大house搬入小condo,安德丽亚和迪恩并不觉得不适。夫妻俩说,其实他们早就打算downsize了,新冠和楼花竣工时间的改变只是让他们的规划提前实现。至于搬家对孩子们的影响,刚开始时二女儿对高中最后一年转学感到忐忑不安,但由于今年剩下的时间全上网课,转校并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艰难。
此外,因搬家能交到新朋友且有更多的时间与爷爷奶奶相处,两个女孩对搬家这件事其实兴奋多于担忧。 住公寓意味着与其他居民共用电梯和大厅,这在疫期并不是好事。但安德里亚和迪恩说,宾顿的疫情其实颇为严重,但他们都幸存下了来。他们甚至认为,离开宾顿搬到多伦多,实际上可能是一种改善。他们一直认真防疫,经常洗手,每次外出都戴口罩。 9月8日,也就是自由村公寓竣工仅仅一周之后,安德丽亚和迪恩终于搬进了新家。在这之前,他们将宾顿的五卧独立屋挂牌出租,月租金3000加元,立刻就有一个当地家庭出手,将独立屋租下。 以大换小的决策不仅意味着住房面积的缩小,也意味着家具规模的缩小。安德丽亚和迪恩以前的家具和大床,对新公寓来说都太大了,夫妻俩就将大部分家具都留在独立屋的储物间,只带了衣服和其他必需品入住新公寓。他们提前订购了适合小户型的轻盈家具,但因疫情对物流的延误,搬家时他们只收到了床垫,其他家具仍需等待。 所以在家工作的安德丽亚,只能将卧室一角变成临时办公室。办公桌是她在脸书二手交易市场(Facebook Marketplace)找到的二手货,价格便宜而且面积足够小。
与此同时,安德丽亚从旧家的储物间里拿来一张折叠桌充当新公寓的临时餐桌,一张旧床垫则被用作客厅里的临时沙发。 居住空间忽然变小,也给这家人带来了新的挑战。二女儿和三女儿比以前更容易吵架了,家庭成员在走廊里相遇经常要侧身挤过去。 二女儿虽然有自己的独立卧室,但面积比以前小了不少,只好采用学校宿舍常见的高低床,上床下桌,最大效率地使用空间。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一家四口相处的时间比以前多了许多。此外,新家距离商店、公园和海滨都非常近,步行可达,孩子们非常高兴。以前在宾顿独立屋的时候,他们每次去超市和海边都要开车。 疫期出门旅行受到政府限制,但这个家庭已经兴致勃勃地规划了疫情结束后的市内旅行,比如参观安大略广场和多伦多CN塔。
威廉姆斯一家的换房故事在英文媒体发布后获得很大反响,迄今已是《多伦多生活》2020年点击率最高的地产类文章。 威廉姆斯一家选择逆流而动,原因首先是需求的改变。家里常住人口由5人变为4人,以前的房子开始显大。同时,青春期的孩子希望到热闹的大城市闯荡,变老的长辈也希望晚辈经常探访。这些需求,远郊独立屋不能满足。所以这家人的换房其实与疫情关系不大,是自家情况变化的结果,只是碰巧发生在疫期。 有些民众无法理解这家人的折腾:大房子住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挤进闹市的小公寓?为了省钱和赚钱,这家人未免太偏执。明明是家产千万的“富豪”,8岁的幺女换到别家大概会享受公主待遇的,到了这家却要被迫挤进一个连衣柜都没有的小屋,还要因地盘冲突与姐姐吵架。另外,27岁的大女儿一直住在父母家,不怕被同学闺蜜嘲笑为“回旋镖孩子(boomerang kid)”吗?
回旋镖也叫“飞去来器”,是一种扔出去以后能自动返回原处的器物。在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北美文化中,孩子曼18岁应搬出父母住宅,开始独立生活。离家多年又搬回父母家借住的成年人被嘲为“回旋镖孩子”,类似中文里的“啃老族”。(不过近年来随着各大房价与工资水平的脱节,“回旋镖一代”开始得到社会的同情,嘲讽的意味也逐渐淡化。) 对于安德丽亚的大女儿来说,与父母同住至少有一个好处:省钱。多伦多租房9年保守估计也要$20万,为未来目标忍受当下的闲言碎语,算是一种理性选择。 这大概也是威廉姆斯一家的共同特征:愿意吃苦,为了长期目标而延迟满足。认真倾听自己的需求,外界的声响一概不理。正因为这些特质,一对普通夫妇才能在短短10几年中从一无所有的打工租变成坐拥10套房产的投资人,逐步实现梦寐以求的财务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