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白人的非洲梦：花5000刀做两周救世主

　　当今的美国社会，到落后国家做志愿者在“有爱心”的大学生中成为了潮流。在非洲，每年都有数千来自西方国家的志愿者，但这些蜂拥而至的西方慈善到底是在给非洲国家带来帮助，还只是“高尚”的自我感动？

　　志愿者

　　一项流行活动

暑假，Facebook上每分钟刷新都有新信息。辛苦打工的，回家陪父母的，周游世界的……每个人看上去都过得很精彩，很有意义。而且十有八九，我每天都能刷到一张某个同学在非洲的某个角落拍的照片。

照片模式单一：一个白人姑娘，怀里抱着两个黝黑发亮的非洲小孩，身后是土土的村落。姑娘永远笑容灿烂，孩子们永远用怯怯的眼睛盯着镜头。

对于美国学生——特别是白人孩子来说——去非洲做义工，就和我们中国人暑假跟着举小旗的导游去山里游玩一样，是一项有益身心的流行活动。 5000刀，两个星期，你可以挑想去的国家（虽然可能他们看起来都差不多：穷，土，热），跟着一个国际援助性质的团队，帮当地人建房子、接种疫苗、教英语。

旅行归来，你的肤色晒深了三个色号，可能背上还有微微的爆皮，但你骄傲地宣布你的灵魂得到了洗涤；你帮助别人消除苦难，也帮助自己得到了成长。“It’s a win-win.”

但真相是，大多时候，这些去非洲的美国人只是在自欺欺人。

　　白色

　　也是一种颜色

在非洲做了六年义工后，美国白人姑娘Pippa Biddle写下了《白人小孩和志愿者精神的困局》一文，详细记录了自己看到、感受到的非洲。文章的开头，她直言不讳：

“从小生活在白人居多的美国社会，我们从来意识不到白色也是一种‘颜色’”。

在美国，白人是富有的，成功的，一帆风顺的，不受歧视的。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我终于意识到，我们的肤色带来的更多是争议，接收的更多是漠视。”

她第一次去非洲，是高中跟着学校组织的“慈善夏令营”去坦桑尼亚。一个营里14个白人小孩，一个黑人小孩。每个人支付了3000刀，在坦桑尼亚的一所孤儿院待了一个星期。

他们在孤儿院的目的是为孩子们建一个图书馆。然而作为普通的美国高中生，他们擅长运动、能读莎士比亚、偶尔在家里除个草、种个树没问题，却对建房子一窍不通。每天白天，他们扛着水泥和砖头去施工现场,一边听着流行音乐一边干活，满头大汗地干六个小时，日落后收工。每个人都带着幸福的笑脸入睡，觉得自己在完成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他们不知道的是，白天他们嘻嘻哈哈砌起的砖都不符合建筑标准。天黑后，当地的非洲工人们就默默地聚在一起把这些散漫的活计全部拆掉重建。

第二天早上，美国孩子们继续欢乐地工作，日落后再由非洲工人们补救他们的不合格品。没有老师告诉学生真相，也没有当地人指出问题。这似乎是一种已被默许的习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

你也许会问，每个学生掏的3000刀完全可以全部直接捐给孤儿院，让孤儿院雇用当地的工人建房。这样既达到了目的——建图书馆——又刺激了当地的经济，为百姓创造了收益，何乐而不为？

然而如果直接捐钱，“志愿者”的位置在哪里？说白了，白纸黑字的捐款“感动”不了这些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家长们出钱送他们来非洲，是要他们受到教育，学会付出和感恩……而为了配合美国人上好这一课，非洲村落的当地居民只好默默地保护这个美好的梦境，在黑暗里敲掉、重垒一块块的砖。

显然，Pippa还没意识到义工服务的荒谬之处，第二年，她又自费来到了多米尼加共和国，为感染了HIV的孩子们提供医疗服务。

零距离接触HIV患者——这听上去很伟大、很无私，然而所有的志愿者都只会说几句简单的西班牙语，和基本不说英语的当地人根本无法交流。得病的孩子们需要人给他们安慰，给他们关怀，给他们希望；然而没有语言的交流，白人志愿者就像对待一群未受启蒙的大猩猩一样，挥舞手脚，试图用肢体语言让孩子们明白 what is going on。

在Pippa和其他人的想象里，自己是笼罩在圣光中的救世主，不远万里背着药品来拯救陷入穷困和病痛中的非洲孩子们；然而他们感动不了需要帮助的人，也在不断的尴尬和冲突中渐渐发现他们也感动不了自己。

　　自我感动

　　无法帮助非洲

实话说，没有哪个项目的出发点不是好的。

坦桑尼亚的孤儿院确实需要一所图书馆，供孩子们继续读书写字。多米尼加的HIV患者确实需要更多的药品……志愿者精神的问题不出在施惠的行动上，而在施惠者本身。代替健壮的工人、知识丰富的医生“奋斗”在非洲的，是一群SAT还没考过的高中生，或一群活在派对和essay的海洋中的大学生。他们的“奋斗”，是一份自我救赎、自我感动，却永远无法帮助到非洲。

Pappi在她的文章中提到，身高150cm的志愿者女生，连一袋水泥都扛不了，却可以掏钱参加帮流浪者造简易居所的工程。在现场她除了拍拍照片，打打下手，其余时间都在拖后腿。

还有除了英语没有第二语言的基督教徒，却可以花5000刀买机票去肯尼亚“传播上帝的教义”——Reddit上就有人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楼主的妈妈花了大价钱，跟着当地的教会，坐着头等舱去肯尼亚给当地的图书馆送《圣经》。

一个闲极无聊、老公孩子都在外工作的家庭主妇，试图用家里人挣的钱给自己找点积极的人生意义。于是她和不通语言、不信基督的肯尼亚人在一周之内突然建立起了共鸣。最后难免和一群衣着褴褛的黑人小孩在土土的村落前合影，再发发Facebook——不同的年龄，一样的思维，一样的结局。

她的儿女很生气地问她，你们直接用UPS把书送到肯尼亚不就好了，为什么还要一大帮子人跑过去？你知道花在机票上的钱能多做多少实际的贡献吗？

她妈妈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太肤浅了。我不亲自过去，怎么传达上帝的友爱？

撇开机票钱的浪费不说，肯尼亚人真的需要《圣经》吗？饿着肚子、发着高烧——他们也许更迫切地需要金钱的救助，而不是宗教的救赎。

然而这个答案太丑陋了，太不“崇高”了，因此被忽视。

　　非洲

　　真的需要这些吗？

非洲人中流行一个词汇SWEDOW（Stuff We Don’t Want），指的就是发达世界的人好心捐赠来的无用之物。

Jackson Sadler，一个爱玩Twitter的人，一天突发奇想要给非洲孩子捐一百万件T恤。看到图片里那么多在高温下没衣服穿的孩子，赤身裸体地被蝇虫骚扰着，Sadler几乎当场就要发誓让每个非洲孩子都穿上衣服。

然而这个主意被网民评为了“最糟糕的国际援助项目排行榜”榜首。

首先，很难说非洲人是否需要更多的衣服。他们最需要的往往是清洁的水源，房子，食物，和药品。一个喝不上水的人估计不会很领一件T恤的情。其次，直接把一百万件T恤扔到非洲的一个国家，不亚于向这个国家的服装制造业投一颗原子弹！当地的成衣工厂都得关门、工人都要被辞退。最后，打包、运输、投递……这一条链的运作里，获益的是UPS，是国际海关，是Nike或者Old Navy，但没有一分钱进非洲人的口袋。

如果真的想要非洲人都穿上衣服，Sadler可以向非洲的工厂下单，让工厂和工人获益，再进一步产出福利。然而被舆论攻击而受伤的Sadler只是很快宣布中止了自己的计划，然后消失在茫茫网络中。

Sadler不是唯一看不清的人。流行时尚品牌TOMS也推出了“你为自己买双鞋、我送非洲一双鞋”的活动，大受欢迎，短期内就势如破竹般达到了一百万双的销量。

然而这些鞋不是在非洲生产的——他们多数是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工厂里制造出来的。每双标价40刀的鞋的背后，是亚洲工人们领着1刀/小时的剥削式薪水，酷暑隆冬都埋头坐在粉尘飘扬的工厂里黏鞋底、裁鞋料。非洲人连这1刀都赚不到；他们穿上了个性、靓丽的TOMS鞋，继续饿着肚子、发着高烧、做着童工。那些随着TOMS的恩惠而发现自己失业的鞋匠，也会马上加入他们的行列。

TOMS感动了买得起他们产品的顾客，感动了品牌的公关，感动了发达世界，也感动了非洲——在他们的宣传片里。

远方的救世主就像一只巨大的魔手，玩弄着这片受困的大陆。他们要你穿鞋，要你穿衣服，要你信教，却不告诉你如何摆脱贫困。他们送来一批又一批热情天真的少年少女，到处求合影、求心灵教育，却忘了做出真正有益的奉献。

并非每个公益项目都如本文所说的那么脆弱不堪——绝大多数国际志愿者都在默默埋头苦干，尽可能地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学生物、化学的大学生也在研究项目中实打实地做出了贡献。但不知道，这些真正的志愿者带给非洲的积极影响和无知的游客式义工所做出的破坏，摆在天平上到底会倾向何方。

Pippa在她的文章最后写道，希望暑假参加志愿者项目的人都量力而行，明白自己到底能做什么贡献。这个时代，白人、美国人已经不是唯一的救世主了。如果你的同学只是一个拖后腿的游客，坐着UA的头等舱去非洲，每天起早贪黑地抱着黑人小孩拍照上传Facebook，也许他/她需要勇气面对最冷峻的真相——这种慈善只是跨国境的自欺欺人；从无知和自私出发的慈善，拯救不了自己，也拯救不了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