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公益组织开始介入反性侵教育倡导活动。（视觉中国/图）
“校园性骚扰案件不断发生，揭发出来的案件没有得到彻查和处理，即使处理也是个案式的。”
2018年1月1日，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举报信打破新年的宁静——旅美华裔女学者罗茜茜公开实名举报其博士生副导师、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举报信内容指向十二年前的一起性骚扰事件。与罗茜茜一同公开曾遭受陈小武性骚扰的，还有其他5名女性学生。
一石激起千层浪。截至2018年1月7日23时30分，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中山大学、浙江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等二十余所大学的学生公开呼吁母校关注性骚扰，建立反性骚扰机制。
迟到的举报
决定实名举报前，罗茜茜沉默了十二年。
2017年10月13日，罗茜茜在校友微信群里看到一则匿名讲述北航女学生向陈小武申请保研时遭遇性骚扰的帖子。根据网帖表述，陈小武坐在办公桌上，“色迷迷”地看着女学生，提出有关性的要求：“给你开个房间，就别回去了”。
十二年前的相似画面在罗茜茜脑海中不时浮现。2000年，罗茜茜考入北航计算机学院，4年后取得直博机会。某日下午，作为她博士论文副导师的陈小武以“姐姐出国无人照顾花草”为由把罗茜茜喊到其姐姐家。罗茜茜回忆，自己一踏进家门，便被陈小武一把抱住。
面对陈小武“霸王硬上弓”的举动，罗茜茜边挣扎边哭喊，恰逢陈的妻子打来电话，陈小武只能放手。罗茜茜说，在当日回学校的路上，陈小武一边摸着她的手，一边告诫她“别和任何人说起今天的事”，还说刚才的举动只是一场德行测试。
“很后悔十几年前没有勇气站出来，现在成长了，发现人还是要做一些正确的事。”罗茜茜说，在看到2017年10月那个匿名举报帖之前，她恰好在电视里看到美国有关“Me too”的新闻。这场由美国女演员艾丽莎·米兰诺在社交网络上发起的运动，旨在鼓励遭受性骚扰或性侵犯的女性站出来。短短一周，使用“Me too”标签的用户数突破百万。
思虑两天之后，罗茜茜决定在知乎问答上揭露被陈小武性骚扰的经过。随着爆料在网络空间内迅速传播，更多的受害者浮现。
在罗茜茜毕业后进入陈小武课题组的杨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一次深夜修改项目幻灯片时，抽着烟的陈小武要求她单独坐在旁边，面对面将烟雾吐到她的脸上，还曾借故数次与她发生身体接触。
平日里，陈小武还经常有意无意地向女生传播黄段子，并在聚餐时强迫女生与他喝交杯酒。“在实施性骚扰时，陈小武往往摆出‘知心长辈’的模样，故意与女生坐得很近，”杨璐说，受到性骚扰的当时还无法立刻翻脸，只能强行岔开话题。
在另一名受害者张平的回忆中，在入学前导师见面时陈小武便对她直言“不要交男朋友，要想着怎么征服我”，甚至直截了当地要求“开个房，不要回去了。”而在张平准备离开时，陈小武还直接起身紧紧抱了她。
目前，罗茜茜和其余几名受害者已经向北航纪委提交了相关材料，并通过国内律师和援助机构发出联名信，希望学校能够严肃处理，建议国内出台有关校园性骚扰防范与应对机制。北航方面则于1月1日晚间发布声明，称已暂停陈小武的工作，有关情况一经查实，将坚决严肃处理。
挥之不去的阴影
事实上，北航事件并非孤例。2014年7月，轰动一时的厦门大学原人文学院教授吴春明诱奸学生案曝光，校方最终证实吴确有违背师德的不正当行为，并于2014年10月决定给予吴开除党籍处分并撤销其教师资格。
2016年10月，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和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联合开展了针对中国在校大学生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的调查。据调查报告显示，在收集到的6592份有效问卷中有69.3%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且女性和性少数群体遭受的骚扰频次和比例更高。
受访者中，有两千人次以上曾经历过“有人未经同意故意触碰身体或隐私部位”和“未经同意讲和性有关的玩笑或话题，展示猥亵文字和图片”，占受访总数的三成以上；曾在逼迫下进行性行为的则有211人次，占总人数之比为3.6%。有高达九成的性骚扰实施者完全为男性，六成为陌生人，半数为同学及校友，学校上级占一成。
频发的校园性骚扰事件给受害人带来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上述调查报告还显示，在经历三类性骚扰的人中，有超过三成感觉自尊心受到伤害，超过一成的人在人际关系和学业上受到严重影响。在遭遇性强迫的人群中，还出现了长期精神抑郁和自杀倾向的情况。
参与过厦门大学吴春明事件援助的澳门大学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李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她曾接触的一起案例中，遭受性侵的女生在事发后放弃了自己原本感兴趣的专业方向，即便时隔多年后再谈论此事仍会情绪崩溃。
在调研样本中，硕士毕业阶段遭到导师性骚扰的女生梅林在事发后长期陷入抑郁，她开始无缘无故的哭喊、嘶吼和尖叫。“每天到教室学习的头半个小时，脑子里都是他（性骚扰实施者）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和浑浊不堪的眼睛”，为了麻痹自己，梅林开始酗酒。
汕头大学妇女研究中心顾问冯媛表示，在传统性别观念里，当事人不被信任和怀疑，甚至被责备批评，认为遭遇性骚扰或性侵是被玷污，会造成对受害人二次伤害。广州某高校一名女性教授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她曾多次陪同遭遇性骚扰的女学生前往派出所报案，过程往往要耗费一整天时间，甚至有受害者从派出所出来就情绪崩溃了。
根深蒂固的校园痼疾
针对国内校园性骚扰事件频发的状况，专家呼吁应当在学生中加强预防性骚扰的安全和道德教育，同时以制度提高对性骚扰者的惩治，建立预防长效机制。
上述调查的发起人韦婷婷曾向全国113所“211”工程高校寄送信息公开申请，询问各所高校是否制定了防治校园性骚扰的培训教育和应对机制。截至2017年3月，在仅有的16所明确回应的高校中，无一所高校设有专门处理性骚扰的部门或流程。
“遭遇校园性骚扰后不知向谁求助的问题非常普遍”，对此，冯媛指出，少数高校开设的性教育课程内容局限于生理性教育和道德说教，并未普及以青少年权利为本的教育，且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方面的课程还不够多。
除了宣教方面做得不够，李军认为导致国内校园性骚扰事件频发另有原因。
在遭受性骚扰的同时，罗茜茜与杨璐都曾反复受到过陈小武在学术上的威胁。在她们的印象中，论文不签字、不让毕业、延期等威胁几乎成为了陈小武的口头禅。“他作为导师如果不签字，你不可能参加论文答辩，更别说毕业拿学位证。”
“在学术圈，女性越往上走就越容易屈服”，李军认为，在学术上，学生与老师的强弱对比明显，客观上助长了校园性骚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在参与吴春明事件的援助时，李军了解到吴春明因自己的学术地位在学生中具备一定的“强权”：“他一在场，全场学生都害怕。”
李军认为，上述现象反映出国内高校在学术资源分配规则上存在的弊病。对拥有大量学术资源的教授，学校缺乏有效监管，甚至在处理问题时态度消极，这让一些有不法念头的教师“肆无忌惮”。
同时，李军还说，学术地位较高的老师男女比例失衡现象亦值得关注，位高权重的男教授占大多数，也是国内校园性骚扰事件频发的原因之一。
在陈小武案中，罗茜茜起初并未发声正是考虑到陈小武的位高权重，不得已才用沉默作为自我保护。杨璐亦回忆称，因陈小武当时正担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且是所在实验室的核心教师，害怕未来毕业更受影响，自己在遭受性侵后想的也只是“忍过这两年”，并没有举报。
亟待完善的法律法规
“事件当中学生的处境比较脆弱，需要各方有效的保护。”李军认为，防治校园性骚扰的当务之急，在于建立和完善保护机制。
2014年厦大吴春明事件爆发后，国内一些妇女组织、专家学者曾联名致信教育部，建议出台《高等教育学校性骚扰防治管理办法》，提出了成立专门委员会以应对此类事件、不回避法律问题，同时建议学校开展反性别暴力教育并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
同年10月，教育部颁布被坊间称为“红七条”的《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首次明确禁止老师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
作为联名信的参与者，李军认为“红七条”在防治校园性骚扰上作用有限，“它并非专门针对性骚扰的，但防治性骚扰需要建立从投诉到处理、保护当事人等的一整套机制。”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柯倩婷亦指出，“红七条”并未明确针对校园性骚扰案件的具体执行细则。在对象上，“红七条”也只局限于涉事个人，并没有强调出校方应负的责任。
柯倩婷认为，在观念上首先应扭转将性骚扰事件视作“道德问题”的惯性思维，进而在法律框架下进行处理。“一旦导致了学生受教育上的不公平和安全上的威胁，就应该视作是法律问题。”因为缺少执行细则，目前校园性骚扰事件在处理过程中往往难以上升到法律层面。
另一个事实是，目前在防治校园性骚扰事件的立法也不完善。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大学法学院原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副主任吕孝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国内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直接对性骚扰做出了规定，但对性骚扰的界定、法律责任的判定和定罪量刑并不明确，司法实践则以行为人是否采用暴力手段作为判断依据，忽略了行为人可能利用其与被害者之间存在某种权力控制关系，以其他非暴力手段实施性骚扰甚至强奸。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国内校园性骚扰事件从立案举证到最终胜诉均困难重重，且惩罚力度不大：“即便胜诉，被骚扰者只能获得数额不大的民事赔偿；从骚扰者的角度看，惩罚根本起不到震慑效果。” 吕孝权认为。
相形之下，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应对校园性骚扰事件上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
以台湾地区为例，2004年正式公布的“性别平等教育法”在校园性骚扰事件的防治和处理上都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与此同时，为配合政策的出台，各高校均成立了性别平等委员会，容纳法律、心理学等方面的专业人士一同处理校园中的性骚扰事件，并会有一定比例的学生参与。而美国高校则对新入校的教师首先进行防止性骚扰方面的培训，考试合格后方可执教。
冯媛建议，借鉴境外的成功经验，加强防治校园性骚扰的立法，在罪名的修订上可以参照国际标准进行修改。同时，以国家赔偿制度为基础，加大对性侵性骚扰受害者的赔偿力度。“有些案子行为人难以定罪处罚，但受害人遭受的伤害却十分明确，国家出面支持，体现的是国家对公民权利受损的弥补。”
公益援助正在路上
在呼吁制度完善的同时，一些关注妇女权益的公益组织也在校园性骚扰个案救助领域做出了积极探索，来帮忙降低因案件执法和信息披露过程中因疏忽对受害人造成的二次伤害。
李军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专业的救助机构应该具备法律、心理和媒体援助三大部分，鼓励和陪伴当事人走完从报案到创伤修复的全过程。因为经不住反复盘查和恐惧被举报人日后报复的心理作用下，很多遭遇性侵害和性骚扰的当事人会选择中途放弃。
杨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继2017年10月中旬知乎曝光陈小武性骚扰事件后，有关话题在知乎被迅速封锁。同时，自称陈小武身边的工作人员开始致电往届毕业生，提出警告“不许传播”，还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出面“澄清”。
此次罗茜茜实名举报陈小武后，第二天罗茜茜的父母就接到了两个陌生来电，对方自称陈小武的表姐，并劝罗茜茜“不要害人害己，赶紧撤下微博发帖”。在参与举报的受害人中，已有人选择退出。
李军也坦言，民间组织受制于人力物力，为当事人提供在地援助目前还尚难实现。因此李军把自己参与过的援助过程视为一种“平等的传播倡导”。在吴春明事件过程中，李军联合多家妇女组织和多位专家学者，以联名信方式公开提出对高校建立防治校园性骚扰体系的建议。
在实践过程中，李军发现“传播倡导”可以避免其在舆论漩涡中受到二次伤害，同时亦通过严谨的个案宣传让性骚扰事件的传播效果达到最大化，引发社会关注和思考。
冯媛则认为公益组织还可以参与热点问题讨论，贡献经验和解决方案，甚至参与到校园防治性骚扰的教育活动中。为了建立一套完善的性骚扰防治机制，在民间公益团队作出努力的同时，也需高校和政府一同行动。“目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需要校方、教育部更加积极一点，都会有好的进展。”冯媛说。
（文中杨璐、张平、李军、梅林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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