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天空第一次对男客（注：即嫖客）做访谈，听到这个问题，潘绥铭的学生杜娟傻眼了。当时二十出头的她，第一反应就是夺门而出，但最后她还是坚持问完了问题。
这个情节，出现在新书《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 中。它是一群性社会学学者多年来研究“红灯区”的经验总结，写的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主要是“小姐”）的关系问题。作者是有“中国性学第一人”之称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绥铭，以及他带过的研究生（后者通常自称“潘门弟子”）。
他们要解决两个看似矛盾的问题：怎么接近自己的研究对象；怎样控制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放低身段，自甘堕落”
怎么接近研究对象？最开始，研究者请当地从事艾滋病防治的疾控部门牵线，用“访谈费”和礼品换取小姐们开口。但此举效果极差。
事实上，小姐们对这些闯入者非常反感：这等于一上来，就给她们插上了一个“潜在艾滋病传染者”的标签。
研究者们不得不另辟蹊径，用自己的方式接近小姐们。比如“大师姐”黄盈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得到朋友帮助，在“红灯区”租了个住处，楼下就住了几个小姐。利用一次晒衣服的机会，她成功搭讪上其中一个，并在第一次见面时就爆口“吹箫”——据其说这是潘门弟子平日“脱敏”训练带来的好处。
2005 年以考研总分第一名得入潘门的王昕，搞定一个“看场子”的男经理，成功采访到了小姐。她的师妹杜娟因为一位“妈咪”的帮助，也获得了接近小姐们的机会。
她们共同的经验是“放低身段”，用王昕的话说是“示弱”，黄盈盈则说得更为直白：要“自甘堕落”。在与小姐相处时，王昕会刻意不提自己的“研究生”身份，而是自称“学生”。而小姐们则能从这个称谓上获得优越感：你们学生是靠家里人养活，我们好歹也是自食其力。这样距离一下就拉近了。
但在艰苦突破了第一关后，潘门弟子很快又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
事实上，在给学生讲课时，潘绥铭每每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调查时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回答五花八门，有的说被敲诈、被骗、被引诱下水……只有一个学医的男生说对了：“最大的危险，是小姐会爱上你的。”
为什么？很简单。以调查者的年龄、身份，能平等地对待小姐——别说很平等，你能跟她坐下来聊就够了。男人从来是居高临下地跟她们说话，你能关注她，她就会掉眼泪。因为在她的那个世界，恐怕连她的父亲和哥哥都没这么对待过她。
被人爱上是好事，为什么又被认为“最危险”？这就涉及到研究者们经常遇到的一个伦理困境。用潘绥铭的话说，就是“因为没办法回报 ，根本无以回报，搞不好就伤了人家的心”。
这种因无法回报而生出的愧疚感，曾经困扰着王昕，以致于让她一度需要心理疏解。
“（社会调查伦理）都在强调‘平等和互惠’。但是，如何平等？如何互惠？……我们的出现会给他们带来‘平等和互惠’吗？有些学者指出，研究过程对被研究者来说即是一种回报。被人关注和得到倾诉的机会，就是对被研究者的回馈。然而，我们有何资格和理由认定，她们就那么需要我们的关注？我想，比起她们需要我们，我们其实更需要她们……”她在书中这样写道。一次刻骨铭心的误解
某会所包间。摄影/射小箭
在书中，王昕着重写了那个帮了她大忙的男经理。说是经理，其实就是一个有点羞涩的大男孩。他二十出头，只有小学文化，有一个很疼他的姐姐。男孩在KTV负责“看场子”，因此和小姐们的关系很好。
王昕还记得，男孩把她引见给一个小姐之后，开始也坐在那儿听，后来王昕和小姐谈到性交易的一些具体行为，他就脸红了，主动离开房间。
王昕与男孩接触时，还曾闹过一个乌龙：有一天，男孩带王昕在KTV里转悠，王昕突然肚子痛， 刚要冲进一个卫生条件很差的洗手间，男孩把她拦住了，用钥匙打开了一个豪华包间，对她说：“姐，你用这间吧，这里干净。”
但王昕却将信将疑，她拿不准这是男孩向她“示好”，还是别有图谋。就在她完事后准备出门时，忽然发现厕所门开不了，“感觉满眼冒金星，各种恐怖的场景一下子袭来……”
快哭了的时候，王昕一下把门扭开了。原来，是她自己把门从里面锁住了。“前一秒是快被自己吓哭了，后一秒是要被自己蠢哭了。”
出来之后，王昕发现那个男孩蹲在楼道里，背对着她，手无聊地在地上划来划去。“下午的KTV，几乎没什么人。阳光照射在他的背上，他的头发杂乱，瘦弱的背影就像一个孩子……”
这次误会让王昕刻骨铭心。她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如此重要，但真正建立信任又是如此之难。而这种隔阂和误解，并非仅仅处在她和她的研究对象之间，实际上，在同事、朋友之间，甚至是亲人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男孩的帮助下，王昕的调查进展得非常顺利。在她要离开那个城市时，请男孩去饭馆吃饭以表谢意。席间，王昕频频举杯，可男孩却每每抢过去自己一饮而尽，并一再说：“女孩子在外不要喝酒。”
离开饭店时，王昕才注意到男孩一直拎着一个袋子，里面是当地很贵的水果——红毛丹。“路上吃，买给你的。”男孩说。“我当时眼泪都要下来了。”王昕写道。她知道，男孩天天上夜班，一个月还挣不到两千块钱。
王昕说，后来男孩曾经给她发过短信，但最终失去了联系。“不伤害”是伦理底线
一小姐在休息室梳妆。摄影/射小箭
十年前的那次调研中，王昕曾采访一个读书的小姐。那是在一个专门供小姐休息的包房里。其他人要么化妆，要么打牌，或者看电视，只有她手里拿着一本《读者》。
这个访谈非常成功，对方边说边哭，王昕边听边哭。但是第二次，当王昕再遇到那个小姐时，却发现对方对她非常冷淡，一直躲着。
王昕困惑了好几天，最后终于找到了原因。
她认为，那次访谈的“成功” ，并不是由于她的访谈技巧多高，或者她有多么强的亲和力，而是对方太寂寞，太需要和人说说话。她恰好在一个合适的时间，遇到了一个合适的、愿意听她说话的陌生人。正是因为这份“陌生”，对方才会在与周围那些人“格格不入”的情况下，对她卸下心防。
王昕进一步悟到，她的再次出现，会让对方联想到那个满是伤痕的、脆弱的自己，而她还要在那个环境里生存，她必须正视现实，所以只能再次披上盔甲。
在《我在现场》中，王昕作了如下反思：
“（在调查中）我们首要关心的一定是‘伦理问题’。如果我们的调查给别人的生活带来不良影响和难以控制的伤害，这样的调查就不应该继续。虽然，对被调查者“无意的伤害” 是难以事先预料的，但是调查者一旦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时，就应该中断调查。”
事实上，十年过去了，王昕与当年的研究对象基本上都断了联系。她认为这是合理的，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应该的。当年的研究对象很多都不再从事性服务业，她们不愿将过往的经历示人，因此如果主动联系，对她们会是一种打扰，甚至会是一种伤害。
而不伤害，是社会学调查的伦理底线。从恐惧、后怕到自省
某酒店内，一小姐上门提供服务。摄影/射小箭
对于潘门弟子而言，在从事“红灯区”的研究时，除了需要大量采访“小姐”，还需要采访嫖客（研究者们通常称之为“男客”），以便使研究更为立体、丰满。
如今快是北京市委党校讲师的杜娟，对最初和男客做的访谈印象深刻。当时她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面对一个陌生男人谈性，她害羞、害怕、紧张、兴奋。但对方却十分坦诚，几乎有问必答。
访问进行得十分顺利，直到对方突然抛出这么个问题：“你问了这么多，你能不能跟我来一次？”
“我当时就傻眼了，”杜娟在书中写到，“心跳加速，面红耳赤，不知所措。我脑子里第一反应是夺门而出，好在他的门一直开着，离大马路有着不太远的一段距离。可是我又一转念，不能就这样落荒而逃啊，太不专业了，好像自己很胆小，动真格的就不敢谈了似的。 ”
但杜娟的反应只是说了一句“不成”，之后竟然又问了几个问题，而那个男客——一个卖沙子的小老板——则在尴尬中回答完了她的问题。
多年以后，再度回想这个场景，杜娟主要不再是恐惧和后怕，更多的是自省。如今，她已经完全能够理解那个提出跟她上床的“男客”：“试想，一个满大街找人谈性的姑娘，会让男人产生什么想法呢？我主动找上门来，让他谈出他那些隐私的经历和想法，他自然会有这样的念头。”
“说到底，这样的遭遇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调查者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起码的伦理原则，是最低限度的互惠。我们没有道理觉得我们的研究目的有多么高尚，研究动机有多么单纯。所有所谓高尚、单纯的动机，都要落实到研究中，进入被访者的生活世界，而且被对方所理解，那才是真实存在的。”
“这位小老板八成认为，既然我可以这么坦率地谈性，那也就一定可以随便地做爱。我的访谈者很慷慨地跟我分享了他的人生经历，而他希望我能跟他分享我的身体，这其实可以理解，只是不能接受而已。 ”
杜娟在书中还提到这样一个细节：有一部分小姐排斥那些给客人做“口活”的小姐，“有一次我们在歌厅吃饭，那两个女人过来了，要一起吃！我们放下筷子就走了”。她引用一位小姐的话说。“她们（中有一些）其实是很传统的女性。”
在潘门弟子中，仍与“研究对象”保持联系的人不多，杜娟是其中之一。对于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把握分寸的观点，她本人并不敏感。她认为，这完全取决于具体的情境。如果机缘到了，研究者与小姐发生爱情并不奇怪。
“老师与学生不是也有这种可能吗？”杜娟说，“师生恋最后发展到结婚有的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