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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收拾东西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我那些布满灰尘的、各式各样的奖励证书。北京市级三好学生、校级优秀学生干部、校级优秀团员、院系奖学金……
曾经是最看重的东西——外部的社会认同，并为之夙兴夜寐、苦苦追索。
少有的早熟，少有的体制内的适应能力，教育体制内的回报曾经是超乎想象的。
记得初二我已经长到了1米74，已经成为同学中的“学霸”、“榜样”，已经成为了学校、老师的宠儿，已经探囊取物似地获得了同年龄段能得到的几乎所有荣誉！
到高中被分配进了“特招班”（早期为“奥数”做准备的体制内试验班）后，一切都改变了。
我的个头儿再也没有长过，更可怕的是，又要硬着头皮迎接自己的弱项——数学、物理，我的学习成绩终于不再是班里第一、年级前10名了，正式“泯于众”了。
高考是我学业生涯的最后一次反弹，高考成绩进入北京市文科前30名，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
到大学，虽然也能在年级120人里排到前30，但再也不是“学霸”了，这种“颓势”一直延续到自己留学英国。
其实，我的“学霸”生涯不过是短暂的虚假繁荣而已。自己不遗余力地死读书、读死书，每天都在努力完成任务，而没有时间体会读书学习的文化乐趣，没有时间掌握举一反三的研究方法。
为了满足外部的评判标准，我已经做到了最好，但恰恰像写作文跑题一样，从一开始就南辕北辙了。
记得在大学宿舍里与同学聊天时，他们说的很多话题我都闻所未闻，他们的很多观点我都目瞪口呆。那一刻，我痛苦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个没有文化的考试机器而已。
一张发黄的奖状浮现在眼前，“荣获北京市复兴路小学力量赛优秀奖”。想起小学三年级学校运动会的一幕：一根绳圈（头尾相连的、闭合的）拉成三角形，每个角内站一个人，把绳子放在腹部，三个角上的选手同时发力去拿身前的沙包，先拿到者获胜。
我这个组用时最长，三个人势均力敌，我当时脚上用力过猛，一只球鞋已经搓掉了，四周的同学一边加油一边笑。两只脚不平衡了，我索性把另一只鞋也挣脱开，还在不停地向“标的物”努力地挪动。
估计三个人都拼了！其他组别的比赛都结束了，我们这边竟然难分高下，最后裁判老师一声长哨，宣布比赛结束。
没有获胜者的比赛怎么就停止了？这三个人一边擦汗，一边困惑着看这老师。我刚把鞋穿好，场地边的高音喇叭宣布：三年级四班的赵刚同学，获得三年级组力量赛优秀奖！
有些奇怪，但应该是为我搓掉鞋仍坚持比赛而给予的鼓励。
勤奋与坚持是我曾经怀疑过的，特别是失去“学霸”的外界认同之后。功利目的的努力，其实是不得要领的蛮干，会在一定时期内收获“面子工程”的风光，但长此以往，如果连功利的边际效益都递减，不但独立的、自我的意识会丧失，可能连面子都保不住了。
当习惯了一种行为方式、并得到短期的“好处”时，我们可能会按照这种“舒服”的、被激励的节奏坚持下去。而当获得的激励逐渐流于形式，不能维系自己的发展时，勤奋其实已经变成了懒惰！
幸运的是，英国留学让我彻底摆脱了传统“学霸”思维的束缚。那时，我已经对自己多年来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惰性恨之入骨，希望硕士研究生（MBA）阶段的学习，能让自己真真正正地“研究”一把。
为此，我甚至矫枉过正地把学习成绩“置之度外”了。
有时作业或考试成绩不高，我心理还是挺别扭，但这次来英国我抱定不再疲于应付老师的指令，像一台复印机或扫面议，做些硬性的复制。
于是，我一头扎进了英国大学的图书馆。每天（包括周末）我可以保证至少有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在这里度过，而且在参考任课教师的参考书目后，制定自己的读书计划，不屑于仅仅为了作业和考试而消磨时光。
国际化的交流环境、学术自由的广阔空间，留给自己更大的思维跨度。在课上、课下的小组讨论中，我开始把自己经历的管理案例用国际视角去解读，同时与更多同学讨论如何找到更可行、更有效的方法增强管理的穿透力。
有一个细节又帮我调整了坚持的方向。
当我跨进商学院管理层的办公室时，看到桌子上、地上到处是七零八落的讲义、书籍，几乎要开出一条路才能进去，而办公桌后面的主任兼教授若无其事地招呼我坐下。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学管理仅仅接触讲师、教授还远远不够，至少学术范儿的管理者还需要解决自我管理的问题。
我开始有意识地接近EMBA班上课的同学里，他们大部分是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举手投足透着专业，言语精炼，一针见血。与他们一起上的大课，收获巨大。
整理箱中的最后一张获奖证书是“纪念圆明园罹难150年征文优秀奖”。我很开心，从英国留学后，我的写作有所进步，在2010年写的这篇《圆明寄怀》算是第一次真正经过独立思考、具有个性观点的文章，能被社会认可确实是意外的惊喜。
没想到整理过去的“荣誉”竟然跨越了三四十年的求索之路。心理畅销书《少有人走的路》的作者M·斯科特·派克曾说：“真正地活着，就必须拥有自己的语言，拥有独一无二的怀疑与挑战的意识。”为了思想的自由而坚守的勤奋，才不会陷入平庸和懒惰。
温哥华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