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最近接连爆出校园欺凌丑闻，下体滴蜡、阳具鞭打、性虐丑闻……这些刺激肾上腺素的描述一传到微博上就炸了锅，内地网友都震惊了：港大不是传说中香港最好的大学吗？居然能允许“集体欺凌”到这么令人发指的程度？学校不管吗！
更有不少网友顺便八了一下香港的宿舍和学生会黑幕，觉得“越是名校越变态”，因为这种“欺凌”似乎在港大根本是大家见怪不怪的传统——你看港媒去采访港大学生怎么看那个男生被阳具打脸，好几个都说觉得只是“没有恶意”的玩闹性质，并不是有意要欺负同学。
下体滴蜡的港大舍堂是“圣约翰学院”、阳具鞭打则是“李国贤堂”，所以，要想理解这些以“舍堂”为单位的凌虐事件，我们首先就要明白什么是“舍堂”。
一言难尽的“舍堂教育”和“迎新营”
港大宿舍为什么不叫“宿舍”，而叫作“舍堂”（Hall），本身就值得琢磨。顾名思义，“舍堂”不只是提供床位供学生居住的“宿舍”，更会提供某种“上堂”（粤语里的上课）式的“舍堂教育”——这种以 Hall 为单位的“舍堂教育”怎么实现？最初的出发点，其实就是透过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影响及培养团队意识，完善及弥补大学教育的不足。
所以，舍堂也要负责策划各种活动，既有运动性质的各项球类运动，也有文化性质的辩论、戏剧等等。每一年，更会有联舍比赛，让不同舍堂可以有一个平台切磋各项技能（如果你看过哈利波特，应该会秒懂这个概念）。
不同舍堂有着截然不同的“舍堂文化”，也很强调共同的荣誉感以及对集体事务的参与。学生的归属感也往往是来自他/她所住的 Hall，而几乎不会来自于自己的院系或是班级（因为没有班级）。
“舍堂文化”传承下来，好的方面当然包括提供一个共同生活、学习的地方，让宿生一起成长，而且除了玩乐外，学会履行作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但久而久之，其中累积下的弊端，也是一言难尽。
几年前有一单新闻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2013 年，辽宁省状元刘丁宁从港大退学（后来她复读后考进了北大中文系）。当时，让她宁肯复读也要从港大退学的理由，就是因为参加了所住“舍堂”的迎新营（O-Camp，在港大又称 Hall-O）。
▲ 港大迎新营中，会要求新生接受答问大会，被问社会时事、团队精神。网络图片
港大舍堂独有的 Hall-O 文化，原本兴起于殖民地时代。当时能入读大学的人都是名门望族和精英分子，大多自恃甚高、嚣张拔扈。Hall-O 的本来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放下身段、懂得为群体努力付出。简单来说，就是每个“舍堂”有自己的文化或者规矩，新生一进来就要学会“遵守”和“服从”。新生必须要完成 Hall-O 并达到某些特定要求，才能获得在这个“舍堂”内部的一种身分认同。
但其实，香港坊间对大学迎新活动的印象一直都不太正面——尤其港大这种 Hall-O，一般都长达十天八天，会在新学年开课前的一个半星期进行。绝大部分舍堂举行的 Hall-O，是以严肃高压的气氛进行，会进行不少冲击（甚至摧残）新生自信的活动，其间老生会对新生施加严苛的指责（甚至谩骂），挑战新生的既有价值观，然后对其洗脑，灌输“舍堂教育”。
Hall-O 中的“迎新游戏”也不乏各种“惩罚”。香港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接受访问时，就曾回忆起自己在港大舍堂时的一件事。当时有舍堂的“师兄”在生鸡蛋上签名，然后要他两星期内每天带着生鸡蛋，并会进行突击检查。有次师兄叫停他，下令他做俯卧撑。期间鸡蛋突然爆开，蛋液随着裤管一直流。
舍堂内部的“阶级制度”也非常强，一般新生刚住宿时，不时都会被老生提点，有些是善意提示，有些则是纯粹找茬。论资排辈、欺负新生，已经成了某种“潜规则”。弱者受欺，强者欺人，很像《蝇王》一书的真人版。
▲ 完全不参加舍堂活动，很可能下一年无法住宿。网络图片
“舍堂教育”自有其用意，令大家知道彼此以后是一家人，在一起生活要承担相对的义务和义气；但另一方面，先不说偶尔闹大、搞出社会新闻的各种“凌虐”，实际上这种“高度强调集体文化”的舍堂传统，其实也在抹煞每个入读港大的“新生”的主体性——初来乍到，等待你的不是探索的机会与可能性，而是一整套你必须服从的规范。如果你不服从（完全不参加集体活动），那很抱歉，估计下一年你只能从这个 Hall 退宿、被开除堂籍，因为你“没有展现出对舍堂的奉献”。
用一位港大过来人的话说，想要在舍堂住下去，就要“参与活动、奉献时间、全心全力完成各种仪式、集体活动高于个人得失偏好”……集体意志至上，而个人意志完全被压抑、被遗忘，连带着那些独立思考、敢于质疑的能力也丧失了。你的 ego 只存在于“集体”这个标签里，那么“自我”还剩下多少呢？
舍堂文化最要命的地方，或许并不是“性虐”的表象，而是让香港最精英的学生们，一入学就丧失了作为“个体”而存在的权利。
英国状况比香港还要夸张十倍
这种香港独有的“舍堂教育”，其传统是沿袭了英国牛津和剑桥的学院制。港大的每个 Hall 就相当于剑桥的每个学院。只不过，因为香港地方小，所以把英国空间开阔的学院压缩成了一幢幢舍堂。
而英国的校内社团活动，比香港还要夸张十倍。譬如剑桥前两年闹得非常轰动的，在夏季开学日（Caesarian Sunday）举行的两千人烂醉聚会。其中有女生被要求穿上垃圾袋、蒙上眼睛，舔干净躺在地上的、半裸的男生身上的鲜奶油，并且找到放在男生身上的酒杯把酒喝光，才算完成任务。其中有很多学生喝到呕吐不止，甚至瘫在草地上不省人事。
▲ 网络图片
当时，剑桥有位 72 岁的化学教授 Alan Fersht 看不下去，痛批学生们的离谱行为，称这些活动形同“欺凌”，于是给剑桥所有的本科生写了电子邮件，指出“二年级学生用自己的经验和资历欺凌新生，这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还敦促二年级学生写道歉信给他们的“受害者”。
然而，收到这封邮件的剑桥学生们并没有把老教授的电子邮件当回事。这些纵欲、饮酒、不加节制、吃喝玩乐、乃至滥交寻求刺激的社团在剑桥牛津也一直存在。
与此同时，港大那种“精英阶层自发形成的地下文化传统”在牛津剑桥也历史悠久，而且大多采用精英制、朋党式、唯有家世极其显赫的学生才能进入的社团（club）形式。这种社团自成一个利益保护圈，年轻人犯下种种不顾功德的恶劣行为，根本不以为耻，因为他们日后都注定会成为社会的精英阶层，到时还能云淡风轻地把“年少荒唐”拿出来作为谈资。
想了解这种英国极为精英（也“无恶不作”）的小众贵族社团文化，不妨去看一部电影叫 “The Riot Club”。
▲ The Riot Club 剧照
电影描绘的是一群“牛津富二代”，个个都看起来彬彬有礼、说优雅旧式英语、绅士味道浓厚。因为家世一个比一个牛，他们都认为金钱可以收买一切，于是打心眼里看不起穷人，认为英国社会要由像他们一样的精英带领才有希望。但事实上，他们只是一群行为荒诞放肆的浪荡子，天天喝酒闹事、上街打砸（暂时没有抢烧）。
电影的原型就是 18 世纪在牛津大学成立的 “The Bullingdon club”。1894 年，他们在一次聚会之后砸烂了餐厅，又跑去基督教的广场上砸了 468 处玻璃窗，电影即是改编于此。这个社团时至今日仍然丑闻不断：2005 年，社团成员在牛津郡砸烂了一个 15 世纪的古老酒吧；2010 年他们破坏了一栋乡村民宅；2013 年，有成员在乞丐面前燃烧 50 英镑纸币引发轩然大波（这个据说是入会时的要求之一）……
混过社团的英国政商名人也比比皆是，英国前首相大卫·卡梅伦就是其中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曾任保守党主席的 Michael Ashcroft 就曾写书爆料，卡梅伦在就读牛津时参加过一个叫 Piers Gaveston Society 的社团。在某次成员聚会中，卡梅伦当场把私处放进了一只死猪的嘴里，而这只死猪当时躺在另一位社团成员的膝盖上。（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了，英剧《黑镜》里著名的“首相x猪”的桥段是在致敬这段黒历史。）
▲ 英国网友改图，来源：facebook
卡梅伦后来无数次在媒体上表达过对于自己在牛津混兄弟会那段时光的万分羞愧，人们谈起时大多也只想到“荒谬滑稽”，而鲜有联想到“欺凌”的范畴。
美国的“兄弟会”甚至闹出人命
大西洋对岸，美国大学里也有兄弟会（fraternity）的文化，在女性权利解放的年代衍生出了姊妹会（sorority）。其中非学术性质的，被称为 social frat ，往往以希腊字母命名（有别于其他同样以希腊字母命名、然而是学术性质的“荣誉社团”）。
和英国的小众贵族社团文化一样，美国的兄弟会也是旨在让会员们读书时建立人脉，毕业后相互提携的组织。这种兄弟会都是全国性的，在每个大学设有分部，一般都有一幢自己的 house，让会员住在一起，和香港的“舍堂”与英国的“学院”很相似。
兄弟会同样有特殊的迎新仪式（initiation rituals），被称作 hazing，在全美闹出过数条人命。
▲ 讲述兄弟会题材的电影 “Goat” 里的剧照
血的历史可以往前追溯到 1905 年。当时在俄亥俄州的凯尼恩学院（一所私立文理学院），一位名为 Stuart Pierson 的男生想要加入 ΔΚΕ 兄弟会，领到的任务是独自在深夜进入森林探险。次日，他被发现死在邻近的火车轨道上。由于缺乏目击证人，当时发生的事情无法复原。有说法是他由于疲惫在铁轨上睡着了，也有说法是他被绑在了铁轨上，才会被疾驰的列车撞到。
Hazing 的一个“例牌”项目是拼酒，而有不少因 hazing 而丧命的男生都是死于酒精过量，但酒精甚至还不是他们唯一的死因。1983 年，田纳西州立大学的 Van L. Watts 立志加入 ΩΦΨ 兄弟会，被疯狂灌酒无法站立，摔倒后甚至还被用木棒殴打。他死后的酒精检测显示，他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已经是美国法定安全范围的五倍之高。身上还有瘀伤，头发甚至也被兄弟会的人剃掉。
Hazing 一般是捉弄新生的环节，但有时连老生也不能幸免于难。2011 年，已经是康奈尔大学大二学生的 George Desdunes 在 ΣΑΕ 兄弟会的 hazing 上被绑住手脚、戴上眼罩，被强制要求回答关于兄弟会的问题，答错一题就要被灌下一杯伏特加，同时脸上还被涂抹上怪异的食物混合物，被这样折磨后也根本没有被松绑安置或是照顾。次日他的尸体被清洁工发现，口中有呕吐物。
▲ 在入学申请里，George Desdunes 曾提到他母亲为了他做出了许多牺牲，却没想到他母亲最后要白发人送黑发人。来源：纽约时报
除了拼酒、殴打， 有些兄弟会甚至教唆会员强奸。2010 年，耶鲁大学的 ΔΚΕ （跟上文中铁轨事件的是同一个）会员就曾在校园里公开宣扬 “No Means Yes, Yes Means Anal” （“不要”就是“要”，“要”就是“肛交”）。引起无数抗议。
你距离“邪恶”有多远
从港大的舍堂，到英国的社团，再到美国的兄弟会，仿佛安上一套“这是传统文化”的话语，就能将一切邪恶正当化。而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或许都该问问自己：你距离“邪恶”有多远？
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研究的即是“强权下的服从性”现象。参与实验的人会被命令做一些与他们本身道德观相冲突的事（比如危害他人生命安全），实验者会用各种砝码冲击参与者的“边界”，看他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服从强权。
实验进行到最后，几乎没有人仍能坚守自己最初的道德观或是要求实验中止，几乎都是不顾他人死活地选择了服从，甚至认为自己“只是在尽力做到本分”。
这恰恰吻合了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概念——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判断权利放弃的恶。即使良心不安，仍然凭借“体制”来为自己辩护，解除自己在个人道德上的过错。
在上文所提到的羞辱、欺凌、殴打以及各种违法犯罪行径中，舍堂、社团、兄弟会所扮演的，不就是这样的强权吗？
人们之所以服从强权，或许是为了在群体中找到归属感和安全感，以证明自己不是被抛弃的异类。为了证明自己是群体的一员，我们拥戴、我们效忠、我们迎合、我们服从……但我们同时也在自我阉割。首先被扔掉的，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
“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不作恶，就从质疑和反思开始。
温哥华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