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绕不开的现实：国际高等教育就公平吗？

国学大师钱穆一语道破社会现实，“人好像生来就不平等，不自由的。”国内司空见惯，而留学去国外，我们的期待也经常变成幻想。经济基础、“教育门第”一直困扰着中国学生，从国内到国际，“环球同此凉热”。

　　网上的新闻炫耀说，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超过美国，达到1.09亿，成为全球之冠，而来自某金融论坛的消息称，我国的贫困人口至少在1亿人以上。

　　作为英国某大学的中国区首席代表，我在中国西部某合作院校里与大学生聊天时，他们说，看到英国的老师在国内的课堂教课，很兴奋，不过确实好多听不懂，另外想出国也没钱交学费。

　　不能不说，现在国内大学的录取率提高了，再加上各类经济上的扶持，能上大学的人也多了。而去国外上大学、读研究生仍然绕不开一个“钱”字。

　　十几年前，我申请英国大学研究生时，第一障碍还是钱。

　　那时虽然已经工作好几年，但收入不算高。“借钱”两个字说不出口，也确实没地方去借。

　　家里自不用说，向银行借贷，要求是抵押同等金额的房产。我自然是没钱买房的，尽管那时的商品房价格只相当于现在的十分之一。跟家里同住的那50平米房子是父母单位分的，还没有产权证，抵押不了不说，就算能抵押，基本上也是押上了爹妈的老命。就算他们乐意，我可下不了手。

　　又是“钱说话”（Money talks!）的逻辑，这是硬道理。心目中的那些耳熟能详的世界“名校”很快被“现实”掉了。

　　我把自己的积蓄全算上，也还差好几万。当一切矛盾归于经费问题的时候，我突然从一个北京人，变成了来京务工人员。

　　背着单位，我几乎身兼三职。忘不了帮出版社校对字典的那两个月中从办公室到宿舍之间漆黑的林荫道，忘不了为写书撰稿在公共汽车上失神过了站，忘不了业余教课时满手的粉笔灰。“疯狂捞钱”的我终于迎来了一场二十年未遇、持续一周的40度高烧。镜子中的皱纹刻下了心灵的折痕，昏黑的眼袋储备了经久的疲劳。

　　如今的留学，钱似乎没那么重要了。富裕人群自不用说，成长起来的中国中产阶层，除了出国扫货外，为子女的教育投入也不遗余力，特别是在留学方面。但这毕竟还是精英阶层的故事，老生常谈，千篇一律。

　　当国内大学教育渐渐不再“高大上”时，留学有可能变成大众教育的一部分吗？

　　当年我是攒够钱去留学了，而国内很多没办法攒够钱的呢？

　　除了钱以外，分数、学术背景是第二个障碍。

　　教育的不公平随处可见。毕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北京高考的录取率已经到了70%，而北京以外的学生就不好说了，尽管他们的分数有时比北京学生要高出100分，在当地恐怕只能上个“三本”或大专什么的。

　　十几年前申请英国大学的时候，我总是把自己当成好学生中的一员，毕竟我的本科院校是个“211”，我得到了连续三年的奖学金，成绩也能排进年级120人中的前30名，因此也没有想太多申请不成怎么办的问题。

　　后来我在英国工作，也有了面试学生的权力，当然，这种面试并不能现场发录取通知（Offer），而是以国际办公室的名义在面试单上签署意见，将优秀学生推荐给录取办公室（Admission Office）。

　　从当年的申请人“进化”成了现在的面试官，仿佛“达人秀”的评委。不过，我并没有“一朝权在手”的风光，更多的倒是忐忑、纠结、进退维谷。

　　这种复杂的心情源于录取标准。我当时工作的英国大学，要求硕士申请者的大学本科阶段就读于中国前300名的学校，“三本”院校不予考虑，财经类和经济类的专业，还根据毕业院校的排名规定相应的专业平均分数线。由此，面试所能达到的录取作用反而削弱了，申请者即使现场表现再好，分数再高，如果“出身”（毕业院校）有问题，还是不能入学。

　　面试中经常夹杂着申请人的失落、哀求、甚至眼泪。我曾遇到一个平均分90以上、在全国英语大赛中获得前三名的女生，她很想去我在的英国大学攻读英语教学专业（TESOL）。

　　她是学校中的优等生，在英语面试过程中，我觉得她的水平比之前面试的那些“985”、“211”的学生好上10倍，但只是因为她的本科院校排在全国500名以外，于是无法录取。

　　那一刻，她哭了，她说之前收到了大学的拒信，但还是希望通过面试挽回局面。通常，面试需要15分钟，我多用了10分钟安慰她，鼓励她去别的学校展示自己的才华。而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伪善，只有一句话是实实在在的：“我觉得现行的招生体制并不公平。”

　　英国大学招生有难言之隐，本来就不是营利机构，录取办公室这样的关键岗位总是人手短缺，在录取旺季，英国大学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加班至深夜的奇闻。

　　在讲求公平的英国，出现了这样的悖论：为了申请者的公平，有时录取者的公平就难以保证。

　　每天全球多如牛毛的申请信奔涌而来时，标准化的“一刀切”成为了最有效的“公平”。在这种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谁会去深入探究中国大学的排名是否科学，是否公平，此时考虑的只是完成录取任务的效率是否得到了保证。

　　但这种机制的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它客观上让中国人去接受现实——不公平的现实。

　　在官场、职场，我们已经习惯了被人问起：“你是哪儿的？”而在我们曾以为最单纯的学习生涯中，比如留学，我们也还要被问及同样的问题。

　　于是，如下逻辑的推导就变得颠扑不破：

　　不上好大学，留学就去不了名校；要上好大学，还得上重点中学；要上重点中学，自然还要上重点小学……这个教育的“门阀”制度千百年来一直伴随着我们，如今已经国际化了。

　　我那些在美国的同学，为了孩子能上当地的好学校，还在为学区房奔走，还在为兴趣班挠头，而他们的美国同事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这是否意味着咱们中国真正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呢？

　　教育难以独善其身，这一点倒是“环球同此凉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