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天空这里有公权力威严的肃穆，也有各界人士的诉求的嘈杂。一路上，笔者如坐在火车上，眼瞅着“窗外”景色疾速变化：从反同与挺同的对呛，再到“台独”分子乐此不疲的口号；从宣扬“世界大同”的热心人士，再到反对砍假的绝食劳工。
这很有趣，也很台湾。
“所以台湾的年轻人都把时间浪费在街头是吗？”听过笔者的描述后，这位媒体界的好友问道。
老实讲，笔者并不觉得中山南路上的所见所闻和青年有什么关系，虽然也的确有一些年轻的面孔在这些队伍中。但其中更多的，是一些称不上阿公阿嬷，却也绝对不年轻的中老年人。
由于台湾部分行业退休较早，很多人未满六十便赋闲在家，除了参加志工活动继续发光发热外，还会成为各种社会运动的持久性参与力量。
但必须要承认的是，当代台湾青年的所思所想，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因为他们代表台湾未来的思想，是终有一天要在台面上面对的群体。
二十多年前，“野百合”的学生们配合党外运动，参与进了台湾的民主转型进程，那个时候的他们意气风发，以天下为己任，很多人日后成为了各政治势力的中坚力量，深刻影响了今日台湾的社会主流价值。
然而二十年多年后的“太阳花运动”，人们却看了到另一批台湾青年：他们焦虑，恐惧，对未来一片迷茫。和前辈们相比，他们走上街头并没有清晰的目标，关注的议题趋于细碎，而这其中所表达的是，则是对自身困境的不安。类似退休金改革，亦或者是婚姻平权，社会议题的“世代正义”的特征，已经若隐若现。
特别是在国民党八年发展主义的思维主导下，青年自觉被抛弃于社会发展的滚滚浪潮之外，心生不满。这份怨念被民进党成功捕捉，成为对抗国民党，赢得选举的一张张冰冷的政治选票。
这一代年轻人是有苦衷的。上世纪末的台湾，经济疲软已显露征兆，并在新世纪的头十年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他们很不幸地成长在这个由盛转衰的时代背景中，他们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忙到“爆肝”，领取的薪水却依然让他们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他们自嘲为“鲁蛇（loser）”，千千万万个鲁蛇，一起组成了规模庞大的“崩世代”群体，延续着台湾本土史观几百年来挥之不去的悲情。
面对困境，他们也想改变。但是政治上的恶斗和空转，又让他们失去对变革的信心。当他们满怀希望将一个政党送上台，很快发现那些曾经许诺的政治支票无法兑现。当他们希望政客多花一点时间来关注他们时，却发现政客更愿意和自己的政敌喋喋不休。
愤怒的他们走上街头，选择冲撞体制，但更多的人则黯然神伤——他们拯救不了台湾，就只有拯救自己。
不久前，笔者奉师命帮办学校冬令营事务。营队主要面对台湾的海外留学生，笔者的任务就是全程陪同，解决他们的各种疑难杂症。
一次在乌镇吃饭，酒过三巡，台湾青年问笔者对台湾的看法，笔者用相当肯定的话语告诉他们，在座诸位十之八九在毕业后不会回台湾，因为留在台湾只会有失望和人生的不确定。彼时现场一片沉默，气氛如同冰海，许久才有一位台生轻声说：“我们不置可否，代表我们默认这一事实。”
笔者想起几年前在台大医学院国际会议厅的一个关于青年创业的讲座。有人在蔡英文面前痛心疾首地说，台湾有能者都会离开台湾，因为他们感受不到台湾会许给他们的未来。蔡英文当时是什么反应，笔者已经忘却，然而这番话却让笔者印象深刻，当时甚至还颇有“娱乐精神”地延伸了一下这个说法：“台湾有能者都选择离开，而岛内聪明的人都去选了‘立委’，带着岛内不聪明的人打打闹闹，一起沉沦。”
理解了当今台湾年轻人的心情，反而会暂时忘却一些定见。但对很多大陆人而言，本能地会更多关心这一代人是怎样的“天然独”。公允地来讲，多数台湾年轻人其实没有对统独的执念，本土的情结并不等于“台独”的诉求。他们希望的仅仅是在这个艰难的时代有更多的机会，想着自己的家乡能不断地前进与变革。他们并不排斥来到大陆寻梦，有些人甚至将此作为逃离台湾现实的一个必然选项。
笔者的一位朋友就读于台湾对外贸易协会的语言培训项目，攻读阿拉伯语。这个本来是专为台湾培养语言人才的公费项目，却意外地成为了对外输出人才的基地。她的前辈在回来作报告时，在众多老师面前，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台湾没有希望，有机会还是要去大陆发展。将一个对自身发展最现实的考量，传达到了我的妹妹，还有她的每一个同学身上。
笔者一直对两岸关系持有乐观的态度，两岸特殊的历史脉络，形成了今天棘手的现状，台湾青年会对大陆有隔阂，但相对的，也并没有老一辈沉重的历史负担。百十余年的风雨，吹打着台湾与大陆的联结，在有的人眼里，或许已经支离破碎，但在笔者看来，正孕育着一个承上启下的新篇章，而一起书写新篇章的，则是在不断在互动中的两岸青年。
由此及彼，今天的很多大陆青年，有揶揄台湾众生百态的闲情逸致，归根究底在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走在了一条正轨上。感谢这个时代为我们提供了机遇和资源，只要努力就可以有面包和黄油。制度的自信，和我们对未来的希望紧密联系在一起，你怎样，你脚下的土地就会怎样。既然如此，何不省下“打嘴炮”的时间，去创造更多的伟大，让更多台湾青年看到统一后充满希望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