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大学生毕业十年后 最后悔的是在校时没看人文书

　　说到教育的问题，我想从多数人认可的教育观念开始。中国的家长或教师，对子女或学生的要求，大致都认同如下教育观念：子女或学生要学好知识，要学有用的知识，最终要成才。今天，我想对这个多数人赞同的、听上去理所当然的教育观念，提出一些不同的思考。

　　这个教育观念中包含了教育的三个基本问题，即“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也就是关于教育的“What”、“How”、“Why”的三个问题。

　　钱颖一院长

　　中国学生普遍缺乏好奇心，是后天的教育把他们原始的好奇心磨灭了。

　　一

　　“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这个命题并不是我最先想出来的。1939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即“‘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在这篇文章中，弗莱克斯纳对柯达公司创始人柯达先生认为“马可尼发明的无线电收音机是最有用的发明”这一观点提出疑问，认为麦克斯韦和赫兹的理论贡献更加有用。

　　他写道：虽然麦克斯韦在1873年发表的电磁理论完全是抽象的数学，赫兹在1887年对他做的电磁波实验的实用价值也毫不关心，但是这些看上去“无用”的研究却为后来有用的发明奠定了基础，没有他们的工作根本就不可能有后来马可尼的发明。弗莱克斯纳写这篇文章是有原因的，因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使命，就是研究那些“无用”的知识。

　　再举一个工程中的例子。这是乔布斯十年前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自己讲的故事。他在当年大学一年级辍学后并没有离开学校，而是听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其中一门是美术字课。这在当时看来完全无用的课，在十年后他设计电脑上的可变字体时发挥了作用。

　　乔布斯这样说：“如果我当年没有去上这门美术字课，苹果电脑就不会发明这么漂亮的字体；又由于微软视窗是照抄苹果的，所以很可能所有个人电脑上就都没有这样的字体了。”

　　以上两个例子告诉我们，对 知识有用性的认识不能过于短视。当然，短视在全球都是一个问题，不过在我们中国人中尤其突出。

　　我们心目中的“有用”，往往是指立竿见影式的马上有用。我把这种急功近利式的功利主义叫作“短期功利主义”。短期功利主义使得我们把知识的“有用性”局限在极其小的范围内。

　　短期功利主义在教育中很严重。比如，大学中人文类的专业和课程不受青睐。又比如，学生在选课前总要先考虑这门课对找实习或找工作有什么用。可是另一方面， 毕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校友们，对他们在大学时期所上的课的评价，却与在校生很不一样： 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当时学的所谓有用的课在后来变得如此无用；同时又后悔，当时没有更多地去学那些看上去“无用”但日后很有用的课，比如一些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类的课。

　　有许多原因，使得毕业时间较长的人对知识“有用”的看法会基于更加长远的考量。

　　首先，知识发展得快，过时得也快。许多在大学里学的知识虽然一时有用，但是没有多长时间就变得过时了；其次，多数人在一生中要更换多次工作和专业，他们后来从事的工作与他们早年在大学选择的专业不一样，甚至相距甚远；再次，人们预测未来的能力很有限，只有在事后才能看清。

　　乔布斯这样反思：“在我念大学时，是不可能把未来的很多点连接起来的。但是在十年之后，当我回头看时，是如此的清晰可见。”

　　二

　　“好学”比“学好”更重要

　　“好学”是懂得怎样学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中有若干要素，我特别要强调好奇、好问、好思这三点。

　　我把好奇放在首位。好奇是科技创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始推动力。多年前，四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到清华理学院与学生座谈。当被问及什么是科学发明最重要的要素时，他们没有选择基础扎实、数学好、勤奋、努力这些学生们提出来的选项，而是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好奇心。连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都说：“我没有特殊的才能，我只是激情般地好奇。”

　　好奇是好学的第一要素，好学源于好奇。然而，我们发现，中国学生普遍缺乏好奇心。我进一步的猜测是，人生来都是有好奇心的，是后天的教育把原始的好奇心磨灭了。

　　好奇往往导致好问，而好问是质疑既有知识、探求未知的起点。但是，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学生不好问，也不会问。我们不仅不鼓励学生质疑老师，还往往对那些喜欢质疑的学生产生负面印象。我们的应试教育制度是不鼓励提问的：获得标准答案就能取得好成绩，而提出问题不仅对获得好成绩没有帮助，而且还有害，因为它让你不相信标准答案。

　　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会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据说，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问的是：“你今天提出了什么好问题？”甚至还接着问，“你提出的问题有没有老师回答不出来的？”

　　以色列著名作家阿莫斯·奥兹（Amos Oz）说：“ 怀疑和争辩是犹太文明的特征。这是一种怀疑和争辩的文化，一种解释、反解释、重新解释、反对性解释的开放式自由问答游戏。这是一种善辩的充满争论的文明。”全球犹太人总数只有1000多万，还没有北京市人口多，而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犹太人以百计。这或许与他们的好问有关。

　　好思则是好学的核心。17世纪的数学家、哲学家笛卡尔——就是发明坐标系的那位法国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思故我在”，他把“思”作为人存在的根本价值。爱因斯坦把思考作为大学本科教育的根本，他说：“ 大学本科教育的价值，不在于了解多少事实，而是训练大脑去思考。”

　　如何思考？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独立思考。 只有独立思考，才会有创造性思考，才会有批判性思考，才会有“Think Different”，即不同的思考。彼得·蒂尔在《从0到1》这本书的一开头，就举出他在面试候选人时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哪些重要的真理，是很少有人同意你的？”英文原文为：“What important truth do very few people agree with you on?”他的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绝大多数真理是大家都同意的，而要说明那些与“共识”相反的你的看法是真理，非独立思考是不能回答的。

　　真正的好学生，是“好学”的学生，是具有强烈好奇心的、好问且能问出有意思问题的、还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这种“好学”是一种可以伴随学生一生的有关“怎样学”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