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怎么重建？英法意可能打一架

　　在巴黎消防队400多名消防员奋战10馀个小时后，巴黎圣母院的残馀火苗全部被扑灭。巴黎圣母院的整个木制屋顶已经损毁，其中上千根木材有一半可以追溯到13世纪。不过，大教堂的石头建筑和荆棘的冠冕、圣路易斯的长袍等主要艺术品都已“获救”。

　　“巴黎圣母院是我们的历史。”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800多年来，巴黎圣母院陪伴着法国人走过了风风雨雨，尽管遭遇“如此糟糕的灾难”，但“我希望向大家表达一个期望，那就是我们拥有的自豪不会改变，最坏的事情不会发生。”

　　防止建筑进一步损坏

　　巴黎圣母院属于哥特式建筑的典型代表，墙体结构极少，窗的面积极大，轻盈修长，却也极其脆弱，依靠整个骨架在受力，这也是救火难度极大的原因。如果消防飞机空中喷水，可能直接击碎建筑结构造成圣母院整个坍塌，因此只能依靠消防员喷水控制火情。

　　据法国当局称，主楼和两座钟楼应该已经被“保存下来”，但部分大教堂仍有局部倒塌和碎片式倒塌的风险。

　　建筑历史学家乔纳森福伊尔（Jonathan Foyle）接受CNN采访时说，在区分哪些部分可抢救哪些已无法恢复之前，需要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建筑的进一步损坏。

　　福伊尔说，高温会改变石灰岩的化学性质，由此产生的钙化可能会削弱石灰岩的结构。将冷水浇在滚烫的石头上――在消防员扑灭大火的过程中这是不可避免的――可能会引起热震，导致大教堂的石雕部分开裂。而且，现在教堂从上到下都浸着水，法国当局需要就如何最好地重建做出一系列设计决策。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更好地理解中世纪大教堂是如何建造的。

　　继国际奢侈品集团开云（Kering）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弗朗索瓦-亨利皮诺（Franois-Henri Pinault）承诺为重建圣母院大教堂捐赠1亿欧元后，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法国酩悦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LVMH）董事长、法国首富伯纳德-阿诺特的家族和他的集团承诺捐款2亿欧元

　　这些捐赠表明，任何重大重建项目中最困难的部分――资金或许都已经得到解决。但是，重建将如何进行？

　　精确到5毫米的3D技术

　　要修复巴黎圣母院，必须提到被誉为法国哥特式艺术和建筑的创新学者安德鲁塔隆博士，由于他将新的数字技术引入中世纪建筑的空间考古分析和重建中，为巴黎圣母院的重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持。

　　据《国家地理》的纪录片记载，2015年，塔隆博士在巴黎圣母院内部使用三维激光扫描设备，在教堂内部的表面和所有内部特征上收集了包含约10亿点的点云信息。当时，他的目的是发现这座建筑当年的建造和翻新的所有线索，而这些线索并没有其他资料保存下来。

　　据了解，三维激光扫描是一种新型空间数据获取手段，以每秒数万乃至百万次的测量速度高速、高精度获取物体表面的三维座标值、反射率和纹理等信息，并通过计算机加工处理，快速构建被测物体的点、线、面以及三维模型，又被称为实景复制技术。

　　因此，塔隆博士的激光测绘精准地保存下了巴黎圣母院的内部结构和细节，几乎不会有任何遗漏，可以精确到5毫米。最终结果是一个极其精确和丰富的三维模型的建设，大约100GB的大小，保存在数据档案中。

　　激光扫描的方法是如此有效和精确，以至于当这位“好医生”塔隆博士检查圣母大教堂的数字化模型时，发现了很多从未被人发现过的细节：例如大教堂里的一些柱子并没有排成一行；国王画廊（Gallery of Kings）已经偏离了铅垂线近一英尺（约合1.83米）等。

　　但不幸的是，塔隆博士已于2018年底去世，因此无法参与巴黎圣母院的具体修复工作，也无法就他的工作最终将对大教堂重建起多大作用发表意见。如何利用他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将巴黎圣母院昔日的辉煌重现，将是法国政府和重建工作者们的艰钜工作。

　　圣母院怎么修复？英、法、意可能会打一架

　　在巴黎圣母院火灾之时，川普立马在推特建议，“也许可以进行空中洒水灭火，现在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法国人当然有行动，只是并没有采纳川普的生活小妙招，他们的做法是，先抢救出圣母院内的大量文物珍宝，一时搬不出来的，就做好防水措施，最后再升云梯喷水灭火。

　　最后尖塔倒塌、建于1220年的木质框架屋顶也几乎全部损坏，但好在教堂内绝大多数的文物是保住了。据圣母院的牧师弗雷德里克神父说，所有艺术品都幸得及时转移，馆藏的各种珍宝，包括荆棘之冠等都完好无损。

　　那么如今的问题便是，如何修缮巴黎圣母院。这其实是一项一直都在进行中的工作，只是，它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简单与乐观。

　　1.

　　上一次巴黎圣母院遭到大规模破坏，是在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中。当时巴黎的受破坏程度尤为惨烈，城里边原有的300多座教堂最后只剩了四分之一，且都伤痕累累，其中的巴黎圣母院在1794年甚至沦为了葡萄酒仓库。此役带来的破坏可想而知，甚至超过了之前200年风云变幻的累计总和。

 

　　所幸，修复与破坏总是交替发生。大革命导致的大破坏随即遭到谴责，伴随谴责的，还有对古迹的关怀与修复工作。维克托・雨果在1828年开始构思《巴黎圣母院》，为此他常去已在修缮中的圣母院工地收集素材。有人考证说当时的工地上就有个不合群的驼背石匠，或许这位古怪的驼背石匠为雨果提供了写作的灵感。

　　正式的系统修复开始于1844年4月，担任后期修复工程的总建筑师名叫维奥勒・勒・杜克，他是“风格性修复”的代表性人物。

　　何谓“风格性修复”？

　　在最初的古�保护意识觉醒之时，包括雨果在内的一些人都觉得，恢复古建筑嘛，主要是恢复它的艺术纪念意义，因此修复方法也很自由，建筑师只用自己的主观想象，完整修好就行，这叫“艺术性修复”。但这样做的效果，几乎就完全取决于建筑师本人的水平，似乎过于随意了，遂弃之不用。

　　维奥勒・勒・杜克对“艺术性修复”的理念作了发展，同样是建立在建筑师的自信之上，但需要根据该建筑在鼎盛时期的原形，确定其风格，再延续原建筑师的构思，用类似的手法将被破坏的或者同样风格但本不存在的局部补充完善，修复的是一种建筑的艺术美学特色。

　　这好似对曹雪芹版《红楼梦》进行补全，要在原作者的写作风格上，进行相当程度的再创作。

　　于是维奥勒・勒・杜克在修理创伤、补足缺失之馀，还加建了一个本来没有而他认为应该有的尖塔。尖塔本在1787年损毁，勒・杜克先是研究了13世纪的残迹，推导出尖塔的原初形态；又找到损毁的原因，做了结构加强；最后为了和教堂整体具有正确的比例关系，他还将尖塔高度提升13米。

　　哥特风格的高耸塔尖常被现代人津津乐道，但在当时，被一些建筑师们讥讽为巴黎圣母院“难看的尾巴”。勒・杜克加入的石像鬼、他本人的头像以及另外两位建筑师的雕像，也让圣母院被评价为“国际博览会上的假古董”。

 

　 仅管存在非议，但不可否认，“风格性修复”，成为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近一百年来欧洲文物建筑保护的指导。

　　2.

　　时间流逝，当年的非议之声却越来越大。法国派（风格性修复）实际上是用“创作”代替了“修复”，给古建筑带来了极大伤害――这个观点的音量逐渐加强。

　　甚至冥冥中鲁迅也持相似的观点，他曾评价说，《四库全书》因清人篡修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破坏了原书的真实性、可靠性，给使用者造成了不便或误导。“反修复”运动的意思也大致便是：文物建筑承载的各种信息以修复的名义消失殆尽了。

　　由此，“英国派修复”站了出来。英国人生性保守，尊重传统，在建筑保护和修复上也秉承了这一风格。

　　英国派的观点对比起法国派简直是另一个极端。英国人罗斯金喷出了最为偏激的唾沫，他在《建筑的七盏明灯》的“记忆之灯”中写，“所谓的修复其实是最糟糕的毁灭方式”。“修复”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这就像用死人的骨架做了个人体模型，这甚至是更彻底的毁灭，还不如废墟来得有意义。

　　在当时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英国派推崇“废墟美”，迷恋“富有诗意的死亡”，他们保护古建筑完全是感性的，将历史真实性价值置于其他价值之上，要求无条件保存古建筑的全部历史信息，最多加以“日常性维护”。

　　按照英国派的思路，那么如今被烧伤的巴黎圣母院也便成了历史的一部分，用不着加以修复，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尊重历史古迹。只是不知道等到物质载体完全消逝的那一天，依附之上的历史信息将何去何从呢。

　　而在历史上很长时间一段时间，法国派与英国派就此吵得不可开交，这时候终于有人来劝架了。他们既不赞成法国派那种创造性的修复，也不赞成英国派对待古建筑听之任之的消极态度。

　　中立的声音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意大利逐渐系统化，也就有了意大利派。意大利派的修复观点脱胎于英法两派，尽可能以中庸的姿态达到了一种平衡。也最终以《威尼斯宪章》，终结了天枰上的拉扯，直到今天，依然笑傲于古迹保护领域。

　　3.

　　然而古迹修复还真不是一项依照章法就可以按部就班进行的工作。它更像是时人历史、社会乃至价值观念的交织，尽管有《威尼斯宪章》存在，依旧避免不了修复过程中出现大量的分歧。

　　1965年，勒・杜克在一个世纪前修复过的图卢兹圣塞南教堂需要再度修复。负责第一期修复的建筑师珀帕就提出，要把教堂重建成勒・杜克修复之前的式样，这基本算是对勒・杜克曾经创造性修复的抨击。但当地民众其实是反对的，他们更希望保留住勒・杜克曾经添加的新罗马风元素，那些不已经算是历史的一部分了吗。这个“解修复”提案最终还是被批准了，尽管争议声滔天。

　　最典型的现代修复观念大PK，曾出现在有多国参与的吴哥古迹修复中。

　　1993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先后有三十多个国家参与到了对吴哥古迹的保护中。各国的指导思路皆有不同：有些国家用新材料对本体进行补充，有些国家则认为这样会破坏遗产的真实性；有些国家选择对遗址进行加固，有些国家则选择解体再重建的“解体式修复”……

　　印度修复的第一个项目便是吴哥窟，但其修复方式是这样的，据《纽约时报杂志》描述：“在印度人的指挥下，成百名没有古迹修复经验的柬埔寨劳力，用硬刷子和一桶桶氨水，使劲擦洗那些精美的石雕，彷彿在擦洗厨房的脏地板。” 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严厉批评。

　　除却这个反例，各国也确实都有着自己的修复风格，不管是用料还是操作方法，相互之间总免不了分歧。不过这些都终究成为了吴哥古迹所见证的历史的一部分，人类的残酷厮杀也好、通力协作也好。

　　巴黎圣母院也一定会被修复。凭藉安德鲁・塔隆教授留下的激光扫描数据，乃至《刺客信条・大革命》出品方育碧提供的数据等等，修复资料方面并不会是大问题。资金也绝不会是最大的阻挠。倒是修复理念之争，或许会再度出现，成为最以难协调的矛盾。

　　和年龄相仿的吴哥古迹一样，这些所有，终会成为巴黎圣母院所见证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