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天空很多年前，一个农民的儿子，隔三岔五地会带着他画的几张画稿到报社来投稿。油画，印象派，风格接近梵高。美编很好奇，这种画法在宁波也很少见，更别说在农村。但手法有些匠气，又无明朗的主题，没登。
一天，此人又来，美编竟把他带到我办公室。美编手上摊开的两幅画，让我非常吃惊。一幅女性人体，已不是手法娴熟可以形容，那种细腻臻绝的用笔，尤其用光，绝对出自大家之手。另一幅静物，午后阳光下，农家桌上一束随意插在陶罐里的野花，一旁两只半石榴，姹紫嫣红，情趣盎然。原来是他老师的作品。
老师住在他家十几年，人称“疯子公公”。疯子公公大名沙耆，名字完全陌生，而他的身世更是悬疑。我就告诉了亚妮“疯子公公”的存在。
亚妮决定探访“疯子公公”的故事，她向来雷厉风行，认准的事不会耽搁。没几天，她就去浙江省博物馆寻访。
馆长给她讲了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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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浙江省博物馆的文澜阁大修，所有藏书需转移到库房。许多当时被认为是垃圾的杂物，乱七八糟地堆在仓库大门外，准备运到食堂当废料烧掉。
老博物馆馆长的儿子汪大川，其时正在学油画，不经意路过，发现其中有兽皮样的东西，好奇，废了好大劲把它弄回家，洗了，发现是一个叫沙耆的人画的油画。喜欢至极，晒了，藏到床底下，时常拿出来临摹，沙耆成了这个少年从没见面的老师。
事情最终还是被他的父亲发现，大骂一通，令其送回。谁都没想到，这就是沙耆中期最完美的十九幅画作，也是他留世的唯一正规作品，后成为该馆的稀世馆藏。馆长非常肯定地对亚妮说：“沙耆已经过世。”
1983年，沙耆曾有过一个画展，在北京、上海、杭州三地举行。人们都以为那是他的遗作，这位大师不可能活在人间。
学画出身的亚妮，被那十九幅作品震倒了。她以为，解密此人此画，或许会填补中国美术史的空白。
亚妮坚信，沙耆还活着。
很快，她找到收养沙耆的农民家，在离宁波市区几十公里的一个山村。
一进那户农家院子，就是一株遮天蔽日的石榴树，挂满殷红的果实。这果实她熟悉，常常落在沙耆的画中。一对五六十岁的夫妇很客气地接待了亚妮。憨实善良的夫妇，对沙耆的身世所知寥寥，但一个关键信息拉开了这个人物记录的帷幕：三年前，沙耆被他在上海的儿子沙天行接走，音讯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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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几天，亚妮就到了上海沙天行的家中。
1914 年，沙耆出生在沙村。这个百余户的村子，出过中国近代史上颇为传奇的“沙家五兄弟”，分别是：拒绝为蒋谋事的大才子、书法家沙孟海，牺牲在广州红花岗的革命家沙文求，浙江省省长沙文汉，中共传奇间谍沙文威，红色画家沙季同。
沙耆是五兄弟的堂兄，从小由沙家养大。沙耆在西湖艺专求学时，在沙孟海引荐下，入门王个移、刘海粟和徐悲鸿。
沙耆自画像
1937年春天，他因阅读违禁书刊和参与闹学潮，被政府通缉。在沙文汉的帮助下，沙耆远赴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深造，师从画家白思天。
1939年，沙耆毕业，画作已先后两次获优秀美术精致奖，这在当时赴欧学画的学生中绝无仅有。
1940年，二十六岁的沙耆居然和毕加索齐名，联袂参加了阿特利亚蒙展览会，在欧洲画坛上崭露头角。
两年后，他的《吹笛女》面世，被比利时皇太后伊丽莎白亲购收藏。1945 年抗战胜利后，沙耆多次在欧洲举办个人画展。这期间作品甚丰，其中一幅《雄狮》，是献给他战后祖国的礼物。
然而，他的生活却异常窘迫。
栖身比利时郊外一间十平米的陋室，三顿不济，有时连颜料都要赊账。贫困无序的生活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1946年，沙耆带着数百幅作品和颜料、画布返回中国。但等他登上上海港时，随身的东西不见了，他的精神也完全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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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人事的沙耆回到沙村，老家已无故亲，一对好心的农民夫妇收留了他。这一留便是十六年。
其间，徐悲鸿给他寄过药，并致函请沙耆赴北京共事，但沙耆根本无法成行。
1952年，欧洲有一个艺术代表团向周恩来总理打探沙耆的情况，周从徐悲鸿处了解到沙耆近况，当即通知有关部门函告浙江省统战部，给沙耆发放每月八元的生活补助，并安排治疗。徐悲鸿去世后，外界很少有人知道沙耆，此人从此在人间蒸发。
活在沙村的沙耆百无禁忌，以为仍在欧洲。
村人常见他手拄文明棍，头戴礼帽，脚蹬皮鞋四处游荡；招呼他，他则用外语作答。夏天，他经常赤裸着躺在山坡上，晒日光浴。跟他讲话，根本鸡鸭两笼。在沙村人看来，那真是疯了，于是沙耆就有了“疯子公公”的绰号。
没有了画布、画笔的“疯子公公”，只好随处作画
看起来他已梦游另一个世界。但有一件事他记得，他结过婚；有一个人的名字他清楚，他们相亲相爱。
每天清晨和黄昏，他都会坐在村口，望着远方很久，好像在等自己的妻子。
他不知道，他在异乡多年，音讯断绝，又不断传回来种种他的桃色谣言，万念俱灰的妻子早已跟他离婚。他天天等，没人告诉他真相，他也辨不清真假。
那个农民的孩子回忆：不知从哪天起，疯子公公烦躁起来，开始疯狂地画画。他笔下出现了常人无法理解的手法和内容，躁动、混沌，又璨若神明。他甚至在狂舞中挥笔，在打砸中涂抹，他的魂魄好像走丢了。
村里，有谁给他一碗酒，有谁给他一块肉，他就给谁画。颜料挤尽了，他便在村口的墙壁、堂屋的门板、灶间的隔板、院落的任何平坦空间肆意涂抹。他画一切事物，老虎，飞禽，人物，山水，五花八门。
沙村人说，疯子公公画的东西是活的，会从壁板上跳出来、飞起来。一个小孩第一次见他画老虎，吓得当场哭逃，甚至尿床许久。
日子过了很久，沙村的每个角落都布满了疯子公公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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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一台湾人进村，说要买走所有疯子公公的画，连门板都拆走，五块钱一张。村人趋之若鹜，他们根本不屑于保留一个疯子的涂鸦。很多年后，消息从宝岛那边传来，台湾成立了专门研究疯子公公的“沙耆研究机构”，其画从几十万上百万到上千万一张。
当全村人追悔莫及的时候，疯子公公已躺到上海一家临终医院的床上。
亚妮找到步入中年的台湾人汪大川。汪大为讶异，怎么可能还会有沙耆的音讯？早已埋葬的记忆，拒绝被翻出来。但最终，汪大川还是被说服。
当年因汪大川私下藏匿沙耆画作，他父亲在文革中受牵连挨斗，少年也蒙受冤屈，志向毁灭。亚妮在汪大川处得到许多资讯，包括沙孟海为感谢汪大川无意间的抢救行为而发来的亲笔信。
亚妮要去临终医院见沙耆，汪大川执意同行，他要为从未谋面的老师画一张肖像。
临终医院位于静安寺，门面不大，非常安静。
三楼一间病房，一眼望去，白墙、白床、白寝具，白缭缭一片。医生告诉亚妮，尽头第六张病床上躺着的就是沙耆，他已三年没睁开眼睛。
汪大川摊开几十年未碰的画本，执笔的手分明在抖。一笔下去，过很久，再一笔，很仔细地画。老人肖像完成，一个临终的、生命正在远离的老人。汪大川把它放在沙耆枕边，轻声叫了声老师，坐定，泪下，再无话。
汪大川相信，他的画，沙耆一定能看见
亚妮坐到沙耆床前时，服侍他三年有余的四川小保姆进来。听亚妮说，躺着等死的这个爷爷，曾是中国最顶尖的画家，与毕加索齐名，还没什么反应，毕加索何人，她不知道，但闻说爷爷一张画上千万，她的嘴就没合拢过。
小保姆看着只能由她翻身、擦洗的这个临终老人，问亚妮：“他画什么？”意思是，画金子也不会卖这么多钱吧。亚妮答：“他画自己。”小保姆被惊着了，连给他翻身都不敢，还是沙天行自己动了手。
其实亚妮也很茫然。眼下的沙耆，双目紧闭，嘴张着，有出气没进气，采访如何进行？
回到宁波，亚妮跟我讲，她准备去比利时。因为老人所有的记忆，就丢失在在那里，所有的传说都从那里过来。她需要第一手资料来支撑故事的真实性。
沙耆依旧张着嘴，紧闭眼睛。医生说，时日不多了。
这回，连沙天行都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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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亚妮飞往比利时。
此次探寻采访的关键人物，是比利时“沙耆研究会”的台湾人郭凤西。
这人五十几岁，研究和搜寻沙耆资料几十年，拥有大量一手资料。她把亚妮带到沙耆足迹所涉的诸多地方，还帮亚妮找到沙耆当年的同学、友人，辗转法国、德国、挪威、瑞典等八个国家，寻访了很多直接、间接的知情者，散落的记忆一点点被串起来。
事实上，多年异乡旅居的孤独和窘迫生活的压抑，已经让沙耆精神濒临崩溃。1942年，他的《吹笛女》被比利时皇太后伊丽莎白亲购收藏，消息传来，他几乎不能自制，从皇宫被接见回来就失常了。可能初期是间隙性的，后来发展到混沌一片，无法归来。
至于传回国内的，说他与三个女人的桃色事件，沙耆的同学、91岁的黄瑞章深感讶异：“怎么可能？这个人不要说女人，连男人都不交往的。”
后来，四集系列纪录片《寻找记忆》于2004年11月17日开始在浙江卫视“亚妮专访”连播。一个月后，沙耆安详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