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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俊杰/图）感情破裂与否两次起诉离婚后，阿曼对代理律师唐一菲说，她不想再走法律程序了。从2022年到2024年，她花了近两年时间打离婚官司，最终还是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阿曼的离婚案在立案时就遇到困难。阿曼生活在湖南，她的丈夫在外省的监狱服刑，第一次起诉离婚时，唐一菲选择在阿曼住所地（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2022年10月立案后，经过反复沟通才实现线上庭审。第二次阿曼选择在经常居住地（当前常住地）离婚，法官劝阿曼撤诉，“我不可能去外省开庭。”唐一菲据理力争，“在原告所在地起诉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为什么要撤？”随后唐一菲再次与被告服刑的监狱沟通，通过监狱内的科技法庭线上进行，庭审才顺利推进。直至2022年，阿曼的婚姻持续了20年，男方有8年时间都在服刑。他们经由朋友介绍认识，2002年结婚，2009年生育一子，2012年男方因经济犯罪被判12年，此后两人保持书信交流。在男方的狱中来信里，他对自己过去吸毒、出轨的事情表示悔恨，对阿曼帮助其戒毒表示感谢，而阿曼在信中鼓励男方安心服刑。第一次审判的法官根据这些信件判断，阿曼与男方的感情“并未彻底破裂”，在2023年3月21日作出的判决中，法官驳回了阿曼的离婚请求。半年后，阿曼在长沙市的区级人民法院提起第二次诉讼，她的要求没有变，离婚并争取儿子的抚养权，她的儿子还给法官写了一封希望父母离婚的信。男方这一次没有反对离婚，但要女方等他出狱再离，并想争夺其入狱七年后女方购买的房屋。判决在2024年3月18日作出，法官认为阿曼与男方结婚多年，育有一子，有感情基础，男方不同意离婚的意愿强烈，所以不准予离婚。唐一菲对判决结果感到意外。作为专门代理婚姻家事案件的律师，过去几年里她每年接触上百个离婚纠纷，经验丰富。第一次判决结果出来时，唐一菲像安慰所有当事人一样告诉阿曼，“首诉不判离”是一个默认的规则。近几年她代理的离婚案中，只要对方不同意离婚，就很难第一次在诉讼中获准离婚。有时候法官也会无奈地跟她说，“唐律师，你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第二次起诉很大可能会判离，坚持起诉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当事人离婚的决心。然而在阿曼的案例中，在双方分居多年且被告因服刑长期缺席家庭生活、无法承担家庭责任的情况下，唐一菲不明白为什么第二次也没能成功。 “感情是否破裂”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衡量婚姻关系能否持续的标准。1980年修订的《婚姻法》进一步将这一标准作为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感情破裂？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曾列举出14条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具体意见。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中将法定情形减少至5种，“一方被依法判处长期徒刑”、“因生理缺陷或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等被删除。2021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延续了5种法定情形的规定。唐一菲看过所有当事人的结婚证，除了一个为骗拆迁款而结婚的人以外，每一个人都是开心的，没有人会想到最后的一地鸡毛。在唐一菲的主观判断里，大多数提出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对目前的婚姻已经死心，“所有客户来的时候，我都会问，小朋友考虑清楚了没？你到底决不决定离这个婚？之后的想法可以改变，但此时此刻他们就是下了离婚这个决定。”不同意离婚的一方也未必存留感情，更多的是抱有执念，“有的人哪怕是过错方，也不会甘心放手。” 但在判决中，只要没被认定为“感情确已破裂”，唐一菲和委托人就需要再等上一年，收集分居证据，再次提起诉讼。除了5种情形以外，法律还有一条规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唐一菲的大多数委托人都是通过这条规定来实现离婚的，“比起证明感情确已破裂，证明分居容易得多。” （卢俊杰/图）漫长的等待 “一定要分居吗？”包惠问唐一菲，她前不久拿到第一次起诉离婚的判决书，正在为第二次起诉做准备。她是个生意人，在长沙市区有门面要照看，尽管早已搬进自己独居的房子，但她觉得收集证据很难，“每天早出晚归，跟周围的邻居碰不着面。”唐一菲教她：“在门口安装监控摄像头，定期保存内容。” “可是我就见不到我儿子了。”包惠说出真正的担忧。她的儿子是中学生，跟丈夫一起生活，她无意争夺儿子的抚养权，但希望能时常见到儿子。“我儿子晚上回家，我都会给他倒杯水……我儿子很讲究，他的白衬衫领子要用手洗，菜做得不精致他都不吃。” 唐一菲耐心地劝她不要在家里见面，第一次诉讼开庭的时候，男方以她回家照顾儿子为理由，反驳了分居的说法。为了在第二次诉讼开庭前收集分居长达一年的证据，包惠不得不克制自己对儿子的母爱，这让她感到十分焦虑，“如果能早点判，我少分一点钱都愿意，早点判我能轻松一点，过好我自己的生活。” 包惠作出离婚的决定不容易，她年过40岁，认为离婚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去法院离婚的名声更不好听。她的母亲也不支持她离婚，“只有男的不要女的，没有女的不要男的。”2022年丈夫在吵架时提了三次离婚，包惠的态度从不想离婚逐渐转变为坚决要离。在她第一次去律所咨询那天，丈夫追着她吵架，她躲进派出所，随后丈夫及其亲戚来派出所大声叫喊，要让她净身出户。 “没有尊严。”被问到为什么要离婚时，包惠回答。“二十多年了，他们家都是这样，根本不懂得尊重人，认为女人嫁到男人家就是给男人做事。”包惠跟丈夫白手起家，从农村来到城市做生意，渐渐积攒起家业，她每天都在忙店里的事，同时还要承受丈夫的管束和猜疑。丈夫不许包惠跟异性一起吃饭，如果发现她有往来的异性朋友，甚至会去找对方的麻烦。包惠给业务员送礼表示答谢，也被怀疑是出轨。实际上包惠对待感情很理性，“如果想在生意上跟对方长期合作，就不能有不正当关系，我怕别人以后拿捏我。”而丈夫则与店员有过暧昧关系，被包惠发现后，写过不再往来的保证书。除去多疑，包惠最不能忍受的是丈夫性格中的暴戾。有一次她在晚上闭店后去直播工作间学习线上卖货，回到家被丈夫一顿盘问，争执之下丈夫用力地掐住包惠的脖子，“我从那个时候起就想离开，他掐我的时候，眼白部分是红色的，像狼一样。” 包惠急于摆脱婚姻关系，“（离婚后）我想干什么都行了，哪怕挣得少一点，我有自己的生活，能正常地结交朋友。”但她认为自己的想法没有很好地在庭审上表达出来，“开庭前跟法官没有任何沟通，庭审上问的是基本问题，什么时候结婚，有几个小孩，为什么想离婚。我内心的理由就是想躲开。我说他有家庭暴力，没有责任感，很恐怖。庭审后法官问能不能调解，就结束了。” 原本包惠的离婚诉讼采取简易程序，审限为3个月，因法官生病，她的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审限变为6个月。而民事纠纷在立案之前还需要经历诉前调解，法院的调解员会询问婚姻当事双方是否有和好的可能，等待调解同样需要付出时间。根据唐一菲的经验，地级市县的法院大概要等一个月左右，长沙市的区级法院则至少是一个月以上，人口集中的岳麓区有时要等待近半年。自提交诉状后，包惠经历了大半年时间，才得到了一场半小时内结束的庭审，以及第二次离婚诉讼的“入场券”。等待庭审期间，包惠多次与丈夫沟通，希望能够协议离婚。相对应的，唐一菲也写了数版离婚协议，她发现与包惠丈夫的沟通是徒劳的，“今天同意签字，让准备好离婚协议，明天去民政局就假装忘带户口本。”但下一次“同意签字”，包惠还是会去准备——万一是真的呢？协议离婚像是戏耍包惠的一个虚无的奖励，漫长的诉讼程序加深了这场“游戏”累积的痛苦。唐一菲在律所的儿童看护房看案卷（郭立亮/图）拖延作为一种方法由于诉前调解和“首诉不判离”的默认程序，唐一菲的当事人需要花费至少一年半的时间才能通过诉讼程序达到离婚的目的，她有些不理解，“与其一直拖时间，开几次庭，不如认认真真开庭，把事情讲清楚，这样不是更节省司法资源，也不浪费当事人的情绪吗？” 拖延带来了一些客观的变化。近20年来，我国离婚率经历了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据《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4年我国离婚率为1.28‰，此后持续增长至2019年的3.4‰，当年办理离婚手续的有470.1万对。2020年离婚率有所回落，为3.1‰。2021年“离婚冷静期”实施后，连续两年离婚率降至2.0‰。每年全国法院一审结案的离婚纠纷在总体上也保持着上升的趋势，2016年以后，数量保持在140万件左右，2023年达到170余万件。同期的民事案件审理数量上升更快，2014年民事一审结案数量为80余万件，2023年变为了170余万件，9年间案件数量增长了一倍多。与此同时，法官人数却在减少，2017年法官员额制改革后，全国法院的法官人数从20万左右降至12万左右。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廖向阳在直播访谈中介绍，“2022年基层法院的员额法官人均结案274件，其中有9个省（区、市）的基层法院人均结案量超过300件，最高的超过400件。” 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贺欣研究中国离婚法条的司法实践，访谈了多名有丰富家事案件审判经验的法官，有的法官告诉他，“我一进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当天等着我的案件……有时候光是看电脑上的案件清单就头疼。”由于庞大的案件数量和审理期限，基层法官承受的压力很大，而在一个离婚案件的审判中，判决离婚要花费的时间是判不离婚的5到10倍。贺欣在其《离婚在中国》一书中记录了一名30岁出头的宋姓法官的观点，“对于大多数第一次提出的离婚请求，不管感情关系是否真的破裂，我们都不会批准离婚，除非当事人自己已经把一切都解决好了。为什么？如果我同意离婚，我有责任分割他们的婚内财产和子女抚养权。财产分割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有时候，从一套房产到一个茶壶，你都要分……不管我们怎么分，投入多少时间，双方都可能不满意。” 唐一菲也见识过财产分割过程中人性的自私，围绕财产的争端层出不穷。曾有被判决离婚的一方心怀不满，把没有分给他的房产内装砸坏，理由是判决书仅仅写了房产，而没有把装修算在其中。之后唐一菲再写诉状时，会把装修、家电等细节都加在房产之内。法官判决离婚就会陷入到这些麻烦纠纷中。贺欣认为，出于效率的考量，法官在第一次起诉中会倾向于判不离，“事实上，对于任何争议很大的案件，即使当事人不是首次提出离婚，拖延裁决也是法院普遍会采取的一种策略。”这样做的风险很小，因为“感情破裂”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即使不满意的当事人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也很少推翻不准予离婚的判决。这样的“拖延做法”一定程度上给了双方当事人缓冲的余地，让双方有更多时间来接受最终的结果。贺欣观察到，有些法官担心匆忙判决离婚会导致不良的后果，“男人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可能会导致他对通过离婚寻求独立的妻子实施暴力。” 在陕西一件原告为女医生的离婚案中，贺欣旁听了庭审和调解过程。原告下定决心要离婚，说不离婚就“去死”，被告的态度同样坚决，他对法官说，如果判决离婚，他和原告会一起死。经过几轮调解，被告仍然对法官说，“如果这件民事案以离婚告终，你们就会在刑事法庭上见到我。” 一位法官对贺欣说，“未经慎重考虑的离婚判决可能会将冲突转移到法院，这对法官来说太过分了。”另一位法官说，“一些法官受到诉讼当事人的骚扰、威胁和羞辱，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法官在处理离婚案件时极为谨慎。” 在陕西的一场庭审中，妻子控诉遭到了婆婆的家庭暴力，并且因丈夫性无能而无法过正常的性生活。法官对妻子的律师说，即使这段婚姻无法持续，但这一次也不能离婚，因为要“尊重丈夫最后的尊严”，“我们必须保持这段婚姻的形式。让我们给丈夫的家庭一点时间，让他们从心理上做好失去她的准备。” 但对于已经遭受家庭暴力威胁或伤害的一方而言，有时候拖延本身就是一种伤害。（卢俊杰/图）二次准备陈若莲第一次见到唐一菲是在一次严重的家暴之后，她从生活的H县逃往长沙，带着一身淤青和一双被硬生生掰掉甲床的手。在唐一菲的陪同下，她第一次去做了伤情鉴定。陈若莲经历过无数次家暴，从她18岁谈恋爱起，男方就有过暴力的行为，当时她觉得这是“小事”，不想因此断掉感情。结婚后，暴力行为一次次升级，“一般我被打到趴在地上，他还说我是装死，又抓着我的头发把我提起来。”陈若莲今年43岁，对男方早已没有爱，对这桩婚姻只有悔恨和恐惧。因为恐惧，陈若莲对很多事情做出了让步。她容忍男方出轨，男方直接在钱包里放其他女性的照片，和其他女性公然交往。她承担着全部的家庭经济压力，每个月要给男方3000元生活费，孩子的教育和零用也由她来支付；她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又在长沙市贷款买了一套房，还背负着七八十万元房贷。在庭审中，男方承认了陈若莲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对法官说，“钱都是她赚来的。” “出轨可以，依靠我生活也可以，但我真的不能再忍受家暴了。我提醒过他很多次，再动手打我，肯定不会跟他过了。他无所谓，说什么也不听。”陈若莲从来没有过实质性的反抗，她被打得最厉害的一次，脖子被掐得淤紫，男方甚至拿起了刀，她十几岁的女儿报了警，警方把刀夺走后，她还是选择了不处理。指甲被掰断的那次家暴之后，陈若莲才真正下定了决心，她想带着女儿离开。女儿同样遭受着男方的暴力对待，“她读幼儿园时，算术题做错了，他直接用竹条子打到她脸上，当时皮肤就紫了。” 第一次离婚诉讼在2022年10月立案，一个月后开庭，陈若莲提交了男方与其他女性言语暧昧的聊天记录、她给男方的转账记录、家暴伤情鉴定等材料。同时，她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为陈若莲发出了县城首封人身安全保护令，同时驳回了她的离婚诉求。陈若莲觉得自己的经历没有在庭审中得到同情，“法官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每当我想说话，他就打断我，在讲到伤情鉴定时，男方说掰掉的是甲片，我说不是，法官让记录员过来看我的手，看掰断的指甲是真的还是甲片。” 在等待第二次起诉期间，她时常遭受男方的电话骚扰，“时时刻刻都有电话或视频打进来，我只能关机。我联系他的时候他又不接。”因为要实施分居，陈若莲无法回家探望女儿，每天睡前都忧心女儿会不会遭受家暴，“我女儿也想快一点跟我出来，有一次她跟我说，一分钟也不想待在家里。” 2023年9月陈若莲第二次提起离婚诉讼后，男方的准备充足了许多。他首先向法院提起了管辖权异议，辩称自己的户口和常住地都不在H县城，唐一菲不得不补充男方在H县城生活的证明。在拖延的两三个月的时间里，男方等待定期存款到期，取出了21万元现金，在后来的庭审上，他说这笔钱因赌博输掉了。据唐一菲回忆，法官虽然质疑男方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动机，却没有足够证据认定他转移财产。在第二次诉讼过后，陈若莲拿到了她想要的离婚判决和女儿的抚养权，得到了两套房产中还欠有贷款的那一套，“我现在离婚等于一无所有，还分到了所有的债务。” （卢俊杰/图）被遮蔽的“家暴” 旁听过数十场庭审的贺欣用“职业”来形容他遇到的法官们，“他们不是从共情的角度来思考，如果情绪完全跟着当事人走，他们做不了工作。” 贺欣对广东的一件离婚案印象深刻。原告是一名40岁的女性，当法官问她为什么要离婚时，她说丈夫对她实施了六百多次家暴，不仅打她，还打他们的孩子。这名女性在庭上的讲述情绪激动、细节丰富，使得贺欣马上相信了她的话，但贺欣知道，这是“外行的想法”，法庭需要的是证据，法官冷静地提问，是否有拍摄到家暴的监控录像。根据司法大数据离婚纠纷专题报告，在全国离婚纠纷一审审结案件中，女性原告占比高达70%以上。论文《诉讼话语视角下的女性诉讼离婚难研究》指出，女性在诉讼中通常使用非直达要点的、情境化的、解释性的关系型表述方式，而法官更偏好直接的、高效的男性化的规则型话语。意味着女性当事人内心的控诉不仅难以引起共情，有时还会让女性处于劣势状态。论文以湖南省益阳市南县人民法院的庭审记录为材料，其中摘录的一段庭审记录显示，女方的发言频频被法官打断，而男方则会直接、肯定地回答法官提问，并且给出更加具体的时间、数字等等。在贺欣记录的那场庭审中，女方控诉完男方家暴后，法官立刻问男方是如何打“女方”的，男方的讲述平淡得多，但或许是不熟悉法律，他在言语间承认了有过掐脖子的举动。法官后来告诉贺欣，这份证词已经足够认定家暴，不需要再收集监控录像。然而，在接下来的调解阶段，法官没有再提起家暴这件事情，分财产也是公平分配。贺欣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法院很少认定家暴，因而很少给予受害者经济赔偿。在主动撤诉、调解和好、不准予离婚等情况下，讨论家暴不利于维持婚姻形式；在调解离婚时，为了使得双方达成一致，法官会保持相对和谐的氛围，讨论家暴会招致施暴者的抗拒；而在判决离婚中，为了让双方都能接受判决结果，做到真正的“案结事了”，法官也会沿用调解的思维。 “原本子女抚养权、婚内财产等要素是分开的事情，都有清晰独立的法律规定，为了维护当事人的权利，首先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划分，在有家暴的情况下，要对家暴受害者做一些补偿。”贺欣解释，但在实际判决中，为了安抚不愿离婚、心怀不满的一方，“想离婚的当事人，都要做一些财产和抚养权上面的让步。” （卢俊杰/图） “你要不要争” “我希望抚养两个女儿。”两次提起离婚诉讼，杜雯的诉求都没有改变。杜雯一直记得小女儿出生时丈夫嫌弃的眼神，他话说得毫不客气，“又是女儿，我都没有脸出门了。”大女儿出生时，丈夫就不高兴，向她质问，为什么医院产房里十有八九是男孩，她却生了个女孩。 2018年，小女儿10个月大时，突发癫痫，后来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杜雯的丈夫依然不管不问。杜雯一家以前住在村里，离镇上远，每次带孩子去镇上看病，都得麻烦村里的邻居。有时候杜雯想让丈夫和婆婆帮忙带孩子，他们会反问，“谁让你生的？” 在丈夫家里，杜雯几乎没有感受到尊重，“女儿生病的时候，他跟一起做生意的女人搞暧昧。有一次喝醉酒后，他说让我别管他，带我的小孩就行，随便他怎么搞。”丈夫在镇上做猪肉生意，杜雯也会去摊位上帮忙，但她的劳动没被尊重，“他总是说，钱是他一个人挣的。” 吼骂声总是突然来临，在照看摊位时，杜雯没按照丈夫说的去做，会当众被骂。他们去县城选房看装修时，丈夫要订黑色的室内推拉门，杜雯说了一句“想要白色的”，丈夫立即在店内大发脾气。杜雯和丈夫吵架时经常提到“离婚”，但她觉得自己思想保守，承受不了村里人的眼光，父母也不希望她离婚，所以一直忍着。大女儿上小学后，杜雯带着两个女儿在县城租房住，与丈夫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丈夫每个月给杜雯2000元生活费，其中包括日常生活开支、教育费用、租房费等等，“不会多给钱，也从来不会干脆地给。”每月的生活费总是不够用，在小女儿病情好转、大女儿也能帮衬照顾妹妹后，杜雯不得不在县城里找了一份工作。但据她了解，猪肉摊一年的收入有三四十万元，钱全掌握在丈夫的手中。 2022年，杜雯最终下定决心离婚，因为丈夫一直逼她生三胎，“他说不生儿子不甘心”，但她想起之前独自坐月子、照顾孩子的经历，不想再生育了。从决定诉讼离婚开始，杜雯就没想过和好的可能，“已经吵吵闹闹这么多次了，如果闹上法庭后再回去，他更加不会把你当回事。”也是从正式沟通离婚开始，丈夫几乎不再支付孩子的生活费。后来梳理证据时，唐一菲统计到，两年间丈夫转给杜雯的钱只有几千元。第一次离婚诉讼判不离，杜雯有心理准备。2023年底第二次起诉离婚，双方最大的争议点在于孩子的抚养权。大女儿年满8岁，表示想跟杜雯一起生活，小女儿从出生后一直由杜雯和姐姐照顾，她们一起生活更有利于孩子成长。但在庭审中，男方坚持要求至少一个孩子的抚养权，并且要求孩子实际跟他一起生活。男方认为将抚养权和一半的房产交出去，是在“花钱养别人的小孩”。而杜雯不相信男方有照顾孩子的耐心，尤其小女儿患有自闭症，“她比同龄的孩子要‘笨’一些，生活自理能力差，吃饭要吃很久。” 双方僵持不下，庭审没有当众宣布结果，之后杜雯向法官询问判决结果，法官问她，“房子你要不要分？”杜雯说，“肯定要分，这是夫妻共同财产。”法官再问，“小孩抚养权你要不要争？”杜雯说，“抚养权要按照法律来判。” 唐一菲发现，杜雯的身上有一种母性的坚韧。很多女性因为急于离婚，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在与杜雯的离婚案时间相近的另一个案子中，原告在调解时激动地跟法官说，“只要能离婚，我什么都不要。”杜雯的经济实力处于弱势，她想为孩子争取更好的物质条件，原本大女儿喜欢舞蹈，她给报了兴趣班，在丈夫不出生活费以后，女儿突然说不想学了。杜雯难以查清以往的家庭收入，也不知道丈夫有多少存款。在当地的司法实践中，只有以具体的银行名向法院提出申请，甚至提供银行卡号，法院才能为当事人查配偶的银行流水。杜雯申请查询了两所银行，但没有发现对方的存款。在这样的情况下，房子的一半所有权和抚养费是杜雯能争取的最后保障。其实杜雯心里没有着落，只能寄希望于法律，“按照我对他（男方）的了解，是不会给抚养费，但是法院肯定有妥善的处理方案。” 第二次离婚诉讼也被驳回了，杜雯很失望，“我不知道法院为什么不判离，我要继续第三次诉讼了，拖着对谁都不好。” 制度的末端法院并非独立于真空之中，贺欣提出过一个概念“embedded course”（嵌入的法院），“法院是镶嵌在社会里面的，自然或不自然地受到法外因素的制约，例如制度和行政管理上的影响。” 不断上升的案件数量使得法官追求更有效率的办案方式，确保不引发当事人的极端反应则使法官需要更为平衡地作出决定。这两项不仅仅是现实的办案压力，而且是考评法官的指标，结案数和法定审限内结案率对应为“效率”，而案件被改判发回重审率、一审服判息诉率、信访投诉率等则是要求“维稳”。现实情况和行政制度都要求法官更高效、更安全地处理案件，反映在离婚案中，就形成了“首诉不离”、“拖延判决”等做法。用贺欣的话来说，“在离婚案中，一方要离、另一方抗拒离婚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出事情，出于效率和维稳的考虑，很难完全按照法律来判。” 法院对于离婚案的判决方式，又影响了婚姻家事律师的工作方式，有的律师不接第一次诉讼离婚的案子，有的律师会劝说当事人协议离婚。四川成都的谢女士从怀孕期间开始遭到丈夫贺某阳的严重家暴，她提出离婚，被拒绝，律师以“起诉离婚耗时长”为由，建议她继续协商离婚。随后两年，谢女士依然没能离婚，并在2023年4月的家暴中被打成重伤，多处器官受伤，需终身挂粪袋。直至2024年5月31日，谢女士的离婚案开庭，法院判决准予离婚。 “婚姻家事的案子越来越麻烦。”这是唐一菲的从业感受，她在7年前开始涉及离婚案，2018年底选择将婚姻家事案作为主要的职业方向，“《民法典》出台以前，离婚案很好做，当事人可以在第一次起诉时获准离婚，我们不用费力调解。但现在我们要费尽心思跟对方谈判，即使己方当事人是无过错方，但为了协商一致，要去满足对方的条件，不然当事人就要被离婚程序拖累，也很难通过判决达成离婚。” 唐一菲目前任职的律所是湖南省唯一一家专做婚姻家事案的律所，与其他律所在收费方式上有明显的不同，委托人一次性付费，律所提供全程服务，直至离婚，以此来提高律师的调解率，让律师和当事人在时间效益上达成一致——越早离婚，收益越大。在律所精选的案例集中，不难看出效率的导向性，案例名称诸如“巧妙启动诉讼表达离婚决心，帮助当事人快速调解离婚”、“双方拉扯无数个日夜，律师巧妙调解促成协议离婚”。如果调解不成进入诉讼程序，当事人也不用担心因诉讼失败而被律师拒绝，事实上，诉讼离婚的程序阻止不了下定决心离婚的人。据唐一菲估算，“能走到请律师去起诉这一步的人，90％都会进入第二次起诉的。” 尽管基层法院在实际案件审理中遇到现实困难，但在制度层面，地方和最高人民法院在不断完善条例和法律，更加注重对婚姻中经济弱势一方的保护。 2024年3月27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福建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其中第四十五条规定，“妇女持身份证、户口本和结婚证等证明夫妻关系的有效证件，可以依法向房地产行政管理、车辆管理等单位申请查询配偶的财产状况，有关单位应当受理，并且为其出具相应的书面材料。”这一条例针对地域内大多数家庭由男性控制财产的实际情况，进一步保障了妇女在婚姻中的财产知情权。对于离婚经济补偿，《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已有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但如何补偿没有明确说明，在诉讼实践中也很少被提出。而在2024年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中，补充了详细的认定和处理方法，“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负担相应义务投入的精力及对双方的影响、对家庭所做贡献程度、双方离婚时经济状况以及给付方负担能力、当地收入水平等事实，确定补偿数额。” 全国妇联权益部答记者问时表示，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是“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认可”，“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一方承担了较多家务劳动，必然会影响提升自身职业能力以及其他能力的时间和精力，作为受益的另一方，于情于理，给予对方一定补偿理所应当。” 贺欣对司法解释的征求意见稿持积极态度，“它是保护女性的。”通过大量研究和观察，他发现女性在离婚诉讼过程中是明显的弱者，“整个社会的两性不平等问题，会反映到离婚这个节骨点上。”普遍性的状况仅凭个别法官的性别意识觉醒无法改变，唯有立法和制度的改善才能导向一个更和谐平等的社会。

她可能是一个真正的恶女。在所有研究者的笔下，在那些旁观者的回忆里，这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女人，吝啬，贪财，贪慕虚荣，多次出轨，毫不悔改。每个人都极力描述她的丑恶嘴脸，仿佛说一句好话都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我当然也不喜欢她，不能认同她的所作所为。可我不能否认，她的一生，是一个关于逆袭的传奇。一个出生底层的女孩，如何一步步成为旧王孙的侧室？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妇人，如何把控着著名艺术家的财政大权？一个出轨的小妾，如何让丈夫平静接受这顶“绿帽”并且不离不弃？也许你已经猜出来了，她就是溥儒的侧室夫人李墨云。这张照片上，李墨云颇为得意，我有点喜欢这件大衣的款式。 “他晓得大杂院中的苦哥儿们，男的拉车，女的缝穷，孩子们捡煤核。” 这是老舍《骆驼祥子》里的一段话，这段话在京派小说里出现的频率很高，“煤核”指的是没有完全烧尽的煤球，贫困之家买不起煤，就到煤渣堆去寻这种煤球，用铁棍把煤渣打去，拣里面的煤核儿再次利用。要捡煤核儿，须得不怕脏。那时没有垃圾分类，秽土堆里什么都有，臭鱼烂虾菜叶子之中扒拉，要极大的耐心和勇气。煤渣污糟，双手染黑，即便如此，仍然竞者如云，有时垃圾车运来一堆新的秽土，立刻有若干人争相抢夺阵地，为的也不过是一块煤渣，惨不忍睹，这是夹缝里寻找生存的一点缝隙，是毫无办法的穷人的最后一点生路。我是从张恨水的小说《美人恩》里才得知捡煤核的细节。男主认识了一个捡煤核为生的少女，他问她为什么要做这样脏的活儿。少女回答，我要不捡，就吃不成饭了。要是没有捡到呢？少女说，挨一顿呗——如此云淡风轻，说明挨一顿是常事。挨打和挨饿比起来，也许还是饥饿更让人难捱。顺便说一句，我读到《美人恩》，还是因为迅哥儿的间接推荐，树人君在1934年5月16日写给母亲的信中说：“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所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迅哥儿妈咪是张恨水骨灰粉，我看了这封信之后，决定弄来《美人恩》看看，看完大惊失色，并不是这本小说有多么了不起，而是—— 张恨水大大笔下的虚拟少女，明明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女主淑贞啊！是的，我们的女主淑贞出生在北平什刹海广化寺旁，家贫，人口不少，淑贞的少女时代是靠拾煤渣度过的。和张恨水笔下的人物一样，她唯一可以依赖的，是美貌。她完全是北方美人，这张看起来还有点地包天的样子。淑贞的美是小家碧玉的，然而胜在活泼，眉梢眼角自带一种灵动，刻板的看相者会说这种眉眼是不安分的，但会让人印象深刻。可是，当她不笑的时候，又有一种脆弱，是内心深处的恐惧，对于生活的不确定，淑贞很久之后会意识到，这种脆弱，是弥足珍贵的，至少，对于她来说，是一种武器。其实，像淑贞这样的姑娘，北京城里并不少见，略有些姿色，远没有到惊为天人的程度。贫穷遮蔽了一切，让她们无暇顾及，她们想要的，只是活下去，捡到足够的煤核来取暖，不要回去“挨一顿”，仅此而已，仅此而已。这种为了活下去而挣扎的人生，是另一些人永远不知道的。 1896年农历七月二十五，翁同龢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笔：“顺路贺恭邸生孙……送如意一。” 恭邸，指的是恭亲王府邸。这个让翁同龢顺路去恭贺的小孩，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画家溥儒。他虽然是妾室所生，却依旧在五个月大时就获得了“头品顶戴”，三岁时进宫陛见光绪，给他起名的光绪对他说，希望“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他很小就可以在紫禁城骑马，并且留下了照片。据说他差一点就当了末代皇帝，但当他落选时，全家人都庆幸不已，这也是我们的庆幸，要不然，中国将少了一位了不起的画家。溥儒送给陈巨来的照片，拍摄者郎静山。溥儒住在恭王府，恭王府的前身是和珅家，我有段时间上周汝昌先生的当，老觉得恭王府就是《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于是心心念念要去参观，真的去了，被人人人人人人闹得全无兴致，当然，满目还是富贵逼人，加上海棠盛开，灼灼其华，遥想当年钟鸣鼎食，真正王府气象。溥儒在萃锦园时期，这张照片很明显敷粉了。这套照片出自《良友》，拍了一套，我都很喜欢。溥二爷当然想不到，在王府外面还会有要靠捡煤核才能生存的人，他是连穿衣都要靠仆妇的，这一点，和溥儒同为小王爷的溥杰曾经这样回忆自己在王府冬天的生活：“妈妈们打开帐子先对我说一声二爷吉祥，跟着就把我的衬衣、衬裤在火炉上烤热，然后给我解纽扣、换衣裤，我只是安卧不动听任摆布。起来之后，妈妈们拿来漱口盆、牙刷牙粉，太监把洗脸盆端来，开始搽洗。从搽背到洗脚甚至私部都是妈妈代行。” 恭王府内的舞台和池座，好想能在这舞台上唱一次戏。朱家老曾经参加过项老太太生日堂会，就是在这里，这一天溥心畬唱杨六郎，溥叔明唱公主，有个太监唱杨四郎。府里还有些残缺不全的行头，靴子只有一双。“杨四郎”先穿，到“六郎”上场，就把靴子让给“六郎”，“四郎”则换了鞋，逗老太太一笑。恭王府的饮食颇有文士雅致，春天会摘下藤萝、玫瑰和榆钱，洗干净之后拌入白糖和脂油拌成馅，做成藤萝饼、玫瑰饼和榆钱糕；夏天，选嫩荷叶，将海参、冬笋、火腿、香菇、虾仁、猪五花肉、鸡脯肉和胡萝卜切成丁，和大米拌匀，调味之后用荷叶包好，蒸成莲香什锦饭，这是老恭亲王喜欢的菜式，这位晚清风云人物还颇为激赏用荷叶上的露水煮茶，溥儒晚年写的一张菜单，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位旧王孙对于美食的热爱：鱼翅（排翅）、鸡粥（加火腿）、拌猪脑（酱瓜、蒜）、糟煨笋尖、烹虾（小块、多加葱、蒜）。酱炰鸡丁、炸丸子（要大、不要茜粉）、芙蓉鸡片、糟蒸鸭干、炸山药（拔丝）、烤鸭（三吃）、汽水（冰）。当然，你要说溥儒有没有什么烦恼？还是有的，庶出的身份让他在很多人生大事上都无法自主。比如结婚。 1917年，民国六年，22岁的溥儒在青岛结婚。为什么是青岛而不是北京？辛亥之后，溥儒的哥哥、末代恭亲王溥伟寓居青岛，成立宗社党，以复辟为第一要务。他为弟弟选择的结婚对象，是前陕甘总督多罗特升允的女儿罗清媛。罗清媛，我觉得这长相虽然有点胖，但是看着挺舒坦的，一看就是个好姑娘。升允是满蒙贵族中的极端保守派，不仅仇视革命党，对立宪派也多有指摘，辛亥革命时，清帝已经逊位，升允还在为清军战斗。民国肇建后，升允先在内蒙发动“勤王”运动，失败后又跑到日本、青岛、旅顺等地，为复辟清廷而四处活动。他的儿子娶了肃亲王的女儿（川岛芳子的姐姐），女儿则嫁恭亲王的弟弟，当然也都是为了“复辟大业”——当时，溥伟和升允正在策划张勋复辟，可以说，这场婚姻完全是临时决定，是双方结盟的一个标志，故而仓促。这张老照片是芬兰探险家马达汉（后来成了芬兰总统）在兰州拍摄的，照片正中的清朝官员就是当时的陕甘总督升允。溥儒的生母项夫人对于儿子的聘娶草率相当不满，她甚至没能亲临婚礼现场，一个月之后，溥儒带着说一口陕西话的新婚妻子回到了西山戒台寺。六年之后，溥儒的弟弟溥僡（叔明）在紫禁城举办婚礼，并且由溥仪亲自操办婚宴，回想自己当年结婚的情景，溥儒内心更加失落。从世俗的角度看王孙妻的标准，罗清媛其实是合适的。她擅绘画，和溥儒算有共同语言，当然，身材矮小，面貌也不算姣好。不过，溥儒写给她的诗词里，还是可见不少相思意，比如这首《误佳期·清媛夫人归宁天津》里，有“篱边红豆已相思，莫负花时约”之句。他曾经请人刻章两枚送给妻子，一枚是“颠倒鸳鸯”，一枚是“等闲妨了绣功夫”。这是闺房情趣，罗清媛当然笑纳。罗清媛和丈夫的画展曾经是当年北平非常大的盛事。他们曾经是中山公园里的景色，大家都为了一睹“旧王孙”风采，他和夫人背后携了两名旗人侍女，溥儒“唇红脸白，眉目如画”——因为敷了粉，这是他一辈子的化妆爱好，而罗清媛“脂粉簪花，气派风格，与当时北平的仕女两样”。看起来夫妻情好对不对？应该是真的，不过，这不妨碍男人吃着碗里，瞧着锅里，更何况，在王孙们看来，三妻四妾，实在太寻常不过了。溥儒和弟弟溥僡同时看上了母亲项夫人的一个丫鬟，据说，这个丫鬟名叫杏儿，擅长京戏，入府之前，曾经牵着失明的父亲走街串巷，唱戏乞讨，引起项夫人的怜悯，故而入府。溥氏兄弟争相追求这个丫鬟，最终，擅长戏曲的弟弟获胜——溥僡确实才华横溢，北京八角鼓票房中至今还流传着他作曲的一首单弦牌子曲《旧都新春》，您要是看过曲词，也会被怹的才华折服。没过多久，弟弟另结新欢，这位可怜的丫鬟被逼得出府租住，溥二爷知道之后，多情怜悯，常常给钱照顾——简直有电视剧里完美男二号的潜质。项夫人同情儿子，于是让李嬷嬷着意再找一个合适的丫鬟，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两个根本不可能相遇的人，就这样相逢了。这看上去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王府里不过多了一个丫鬟，一个100块买来的丫鬟，她的命运多半会和那个叫杏儿的丫鬟一样，要么受到老夫人的喜爱，配一个小厮，或者赏点银子嫁去外面；要么受到王孙的喜爱，成了妾室，多半也不过是几夕之欢，没几天便抛下了……而即便如此，人们还会说，这姑娘上辈子积德，这辈子才有如此福报哟！溥二爷一辈子爱美食，吃螃蟹用手抓了大嚼，一次可以吃好多只，想教他文雅的吃大闸蟹。张恨水的《美人恩》里，男主角花了几角钱买了点盒子菜，给捡煤渣的少女小南递了一个塞酱肘子的烧饼，就敢把她一只手拉到怀里说：“小妹妹，你知道我很爱你吗？”（另外又嫌弃她脖子里有煤渣的黑泥）那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个小南妹妹绝不是他想象中的白莲花，当她知道了自己的美，知道这美丽是可以用来换取资源的时候，她毫无顾忌地抛弃了男主，另攀高枝，最终那些被她抛弃了的男人们，只能在乡村小酒馆里哀叹。捡煤渣的少女淑贞，和《美人恩》里的女主一样，看上去活泼开朗大方，实际上，却是一朵不折不扣的黑莲花。溥儒的画稿，出自安和旧藏寒玉堂授课手稿。她从不认命，从不觉得自己的人生就应该是捡煤渣，当然，也不认为自己只会是一个王府丫鬟。她有自己的生存法则，这是在黑黝黝脏兮兮臭烘烘的秽土堆上学会的—— 要得到，算计和勇气，缺一不可。没有人知道淑贞是如何获得溥儒的喜爱，但进入恭王府萃锦园之后不久，关于她和溥心畬的绯闻，就被仆妇们传的沸沸扬扬。项夫人听说后，决定把淑贞退回去。这件事非常奇怪，之前那位叫杏儿的丫鬟引起了兄弟争相吃醋，最终的结果是母亲把丫鬟送给了弟弟，为什么现在同样的事情发生，母亲却不能把淑贞送给溥儒呢？原因大概有两个，第一个是这次的反对者中还有溥儒和罗清媛的长子孝华。第二个，则是淑贞的性格比较张扬，她和之前那位杏儿不同，在获宠之后很快就高调起来，据说，项夫人曾经让手下的李嬷嬷去开导淑贞，李嬷嬷是当年买淑贞的人，照理说总要给几分薄面，可是，淑贞仍旧不把她放在眼里，此时此刻，淑贞认为，只要笼络住了溥儒的心，就有光明的未来。她并没有猜错，看起来平和的溥儒，这次居然为了这个女人，时常跑出府去，溥二爷的车子就这样日日停在广化寺旁边的胡同里面，长此以往，更不成体统，最终，项夫人投降，答应让儿子接淑贞回府。这一年是1936年，溥儒40岁，他给了李淑珍一个新名字——墨云。黑色的云朵从此笼罩在恭王府里，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还不是墨云真正的逆袭。第二年，项夫人去世，溥儒家的所有重担就担负在罗氏夫人清媛身上，但此时，她已经对这个家庭失去了希望。后来的研究者总说，官宦出生的罗清媛不善于理事，对丈夫疏于管束，对孩子又宽于管教，更没有大家庭的财务管理能力，这使得她最终不得不把财务权交到李墨云手上。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一封1926年《溥儒致清媛夫人信札》却告诉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罗清媛是家中的顶梁柱。清媛夫人：津居何如？岳父大人尊疾已报安否？顷间，新宅近市，嚣隘特甚。以后可否迁回京宅？一切皆为便利。昨奉堂上告谕：十五日前后之语，并非确定。若天津有事，或岳父大人体气一时未能痊愈，亦不妨多住几时。家内无事，讼事甚为顺利。王律师竟又设法欺诈。后又经调察，毫无其事。足见以前不实之处甚多矣。再者，前次借款等事，若至期不能归家，可由儒持存折至银行办理可也。余无别事。此颂妆安！溥儒拜上在这封信里，溥儒对妻子系统汇报了她离京之后发生的大小事务，可谓事无巨细，也从侧面反映出，此时的罗清媛是家中的主心骨，获得了包括婆婆和丈夫在内的信任，否则，不会提议把岳父接回北京（罗清媛的墓志铭是溥儒写的，他一直强调妻子因为家庭的原因很少能去娘家）。短短十年时间，为什么罗清媛就从一个干练的家庭主心骨变成了对于丈夫失去约束的无能妇人？时局当然是一个原因，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溥儒全家跑到颐和园介寿堂，年末附近的柴米油盐杂货铺老板来结清一年来的赊欠，罗清媛按照先来后到全数付给先来的商家，仆人们提醒之后，她让人把已经结清账目的商家唤回，而后重新分配，每家都还一点，每家都欠一点。这个细节总是被拿来说明罗清媛干练不足。但我要说，罗清媛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吗？欠债还钱，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面对这个局面就应该想办法赚钱啊，克扣小杂货铺的钱算什么干练？不过，更大的理由也许是，罗清媛此时对于丈夫溥儒，已经失望透顶。这已经不是那个会在给自己写信时细心挑选表达思念的信纸的丈夫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溥儒致清媛夫人信札》，选的信纸是“比目鱼”，为的是说明夫妻鹣鲽情深，真是心思细腻啊！他的诗词主题也已经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女人了。当长子溥孝华向父亲报告说李墨云可能有出轨行为时，父亲选择的不是查清事实，而是对长子说，你要做申生，不要做重耳。这是什么狗屁教诲，申生被害死了啊喂！！！我要是罗清媛，我也撒手不管，来吧，毁灭吧，看看你们王孙的日子还能有多久？当然，她不会想到，帮她“复仇”的人，是李墨云。溥心畬笔下的墨云，还是蛮抓住神韵的。罗清媛因为抑郁而中风，接管家中大小事务的人是墨云。不是说罗清媛不会管家吗，墨云管了之后，一下子变了。她超级精打细算，而且立刻找到了管家的要务——要多多赚钱。她广接笔单，让溥心畬不停地写字画画，变卖成钱花用。弟子们常见老师盘腿在大木椅上作画，大汗淋漓，时不时要补点粉（敷粉是溥儒终生坚持）。有时候，为了赶画，只好找弟子和儿子代笔或染色。墨云有杀手锏，她把溥儒的印章收走，不经她的许可根本无法作画，就连溥心畬给送学生的画作盖一个章，还需交她1000元。溥心畬课堂演示用的画稿，出自安和旧藏寒玉堂授课手稿。张大千曾经和陈巨来吐槽说，“吾在北京时，常见溥氏如有友人过访，谈得高兴时，即挥写书画以赠，他的如夫人总在屏后窃听，见友人携画而去，辄自后门而出，追而问之：‘先生，你手中的画，付过润资吧。’答是送的呀，即索回曰：‘那不行，拿润资来取画。’”（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可是她似乎也不全这样，比如陈巨来天天讲人坏话，却要为墨云平反：后与之朝夕畅谈时，觉其如夫人殊与大千所谈不同也，她不但不歧视余，且曾捡出溥自藏小尺 (册)页等见贻也。犹忆在他们临行前一夕，余忽忆起大千曾以精品《岷江晚霭图》手卷一事见贻，尚无引首书者，以告溥氏。溥氏谓何不早拿来写之，今砚笔等等均装人包内了,奈何奈何。其如夫人谓余曰：“放心，吾立刻可拆包裹拿出来，放在此，你明晨拉住二爷写可也。”——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赚了钱，墨云在府内设置了几等饮食，自己吃一等，下人们则能糊弄就糊弄，因此不得人望。可是，不是你们嫌弃罗夫人手太松而不会理家的吗，现在来了一个管理严格（从封建家庭的角度来说，主人和佣人的饮食分等级不是再正常不过的吗）的主母，怎么又开始抱怨了呢？更何况，这件事的主要责任还是在溥儒，因为是他给她的管家权利，是他给她的印章，是他赋予的所有信任。溥二爷的印章里，我特别喜欢这一方“恨不十年读书” 长子孝华告发墨云出轨，溥二爷全然不信，并且和长子发生了剧烈争吵，长子最终出走，并且把自己的姓氏改成母亲的姓氏“罗”，溥儒对此置若罔闻。溥儒最喜欢的养子毓岐因为不小心传了墨云的流言而被墨云痛打，溥儒仍旧置之不理，要知道，他从前因为罗清媛管教毓岐时动了板子，还曾经和罗夫人吵过架。他对于墨云陷入了一种难以置信的信任，这种信任可能是出于爱，也可能是出于回避，他借助她回避所有的不幸，母亲和长兄的去世，山河残破，战乱频仍，也许假装活在和墨云两个人的世界里，才能获得暂时的宁静。所以他也假装（也可能是真的）忽略罗清媛的痛苦，看不见长子和长女的痛苦，在长子和墨云发生争吵时，在墨云出言讥讽长女时，他选择坚决的站在墨云一边。但很快，就轮到他自己不平静了。 1947年7月，51岁的罗清媛第二次中风，她的生命走向了末路。她在前一年用歌谣劝说丈夫：“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这指的是抗战胜利之后，溥心畬和齐白石联袂南下，前往南京举行画展时，一向不问世事的溥心畬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忽然关心起国事，积极呼吁提高满人待遇，因此获得了常凯申的接见。罗清媛劝说丈夫，不要过多参与政事，溥儒对此深以为然。罗清媛这次的病来得很凶险，她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气喘。溥心畬对此的反应是：“不忍。”他从卧室搬到客厅，后来居然住到外院去逃避，到了八月，他的朋友唐君武前来探病，溥心畬居然跟着朋友离开了颐和园。他就这样扔下了发妻，在她快要咽气的一刻。 1947年七月初七，七夕，罗清媛去世，死前，她的丈夫不在身边。罗清媛去世的时候，小报已经把墨云的名字写成她的，由此可见，那时候墨云是作为溥儒夫人出面较多的人。墨云也拒绝处理原配夫人的丧仪，她乘乱回到娘家，介寿堂中乱成一团，最后还是老管家王子义和几位老仆忙里忙外，一向少理家事的长女韬华出面，操办罗清媛的丧事。溥儒的女儿韬华，这位姑娘的人生也非常悲剧，她为了脱离家庭一定要嫁人，结果匆忙嫁过去之后又很不幸福，婚后三四年就去世了。她嫁给溥心畬的唯一好处大概是获得了“皇清一品夫人”的称号，她的墓志铭是溥儒撰写，文字颇为深情，并且表示要和夫人百岁之后葬于同穴——当然没有实现，因为之后，溥儒便一路南下，从此再也没能回到北京。 1948年，溥心畬一家从南京游览到杭州，时任杭州浙赣铁路局局长的侯家源是溥二爷的粉丝，他接待了溥心畬一家，让他们住在“长桥招待所”，并且派职员章宗尧负责接待事宜。这个活络的中年人很快获得了溥二爷的信任，他们都是武侠小说迷，章将成为溥儒后半生相当重要的男人——他跟着他一路从杭州到上海，而后到舟山，到台湾，他一直是他的经纪人、书画代理，管家，最后一个身份是他意想不到的，他的妾的情人。一年之后，溥心畬一行人乘巴士自杭州出发前往上海，同行者除李墨云、养子溥毓岐还有章宗尧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他们打算从上海去台湾，但到了上海之后，发现当时飞机已经断绝，唯一可行的途径，是从吴淞乘船出海到沈家门，然后再转台湾。结果，他们的船只在沈家门被拦截，当时的国民党守军以为溥心畬等人是共军间谍，全家都被五花大绑，后来幸被军长刘廉一无意中发现，才幸免于难。这段往事后来被多人记录，其中一位曾经在舟山接待过溥二爷夫妇的官兵居然回忆了这样一段细节：溥先生坦白说出其姨太太与黄先生自被幽禁同居一室以来已成为事实上的夫妇。他也觉得两人正相匹配。只是三人一起生活已久，他必有他们的服侍，他的姨太太又不肯离婚，黄秘书亦情愿维持现有的不正常关系。这里的黄先生，指的是章宗尧。刚被守兵抓获时，章自称黄先生，而墨云则称为“黄太太”，反而溥儒自称“佟先生”。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溥儒已经发现，墨云和章宗尧的不正当关系了吗？据说，最早发现“奸情”的是章宗尧的太太，她在杭州时就感觉不对，告诉溥儒，但溥二爷只是发了顿脾气，质问了墨云之后就不了了之。而在舟山时，他甚至已经可以正视这种“不正当关系”了。他也许说的是实话，他需要他们的服侍，于是他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终于也体会到了背叛，罗清媛之前就体会过的痛苦。但是溥二爷真的很稳，稳到他在写舟山往事时是这样写的：“远天烟水近黄昏，初月微明带雨痕。故国乡关何处是？片帆吹渡沈家门。”这首诗的注解有这样一句：同行者章宗尧。不过，偶尔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他会戏谑：昨晚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乌龟，可能是上天要派我求雨吧！ 1955年，溥儒在旅日期间，给李墨云的信里，依旧情意绵绵。我至迟在阴历十二月内必可回去，卖画事亦不再等待。你在家我极为悬挂，在此亦不安心，你出门时多穿衣服，早睡为要。回去飞机听说全改为夜飞，清晨到达台北，迎接送行皆甚不便，我心什感不安。款到立刻设法买珠及杂物自己带回，你一切保重，至要至要。东京近日又要下雪，千万多穿衣服，夫妻见面何等高兴，梅花也快开了，我在东京，我的谣言也极多，我都不管，想人生几何，及时行乐是赚下的，愿我妻也如此看法，愁容无用，容颜易老，我听你话，你听我话，夫妻同体，忧乐相共，前途光明，不必顾虑，相亲在近，祝你平安，一切保重。他给她写的诗里，她简直就是林妹妹：瘦损腰围剪素巾，清秋卧病翠眉颦。服不服，就问你们服不服！！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溥心畬越来越多回忆起罗清媛。他在每年的七夕都写悼亡诗。他给她的遗作配诗作画。他时常说起罗清媛以前写的诗。这是他用罗清媛像画的水月观音。当然，爱新觉罗家的子孙是很会这一套的。因为在怀念着原配的时候，他也给了李墨云正式的名分。墨云和我台湾后，操持家务很为难她，后来我为她请了两桌客，正式“扶正”，从那天起，她即是溥太太，有个身份，学生们都称她为师母。她来了之后，定个日子，请你的朋友们去你们家晚饭，咱们有个拜师的简单仪式。你是我很好的学生，你应该成我的“磕头门生”。——李傅铎若《我与心师溥心畬》而此时，墨云已经和溥心畬分居了，她说这是因为自己身体虚弱，又说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是观音菩萨的侍女——溥二爷居然真的给她画了一幅观音图，显然，他心目中的墨云是这样的，比之前那副原配画的美多了。溥家的餐食由墨云来掌管，据说，她时常让弟子们吃剩饭，当看到学生们难以下咽的样子时，墨云会说：“吃苦，吃苦，苦吃，苦吃，不会长久，回到北京什么都好了。” 她有时候会pua学生们说，在北京，她有许多珠宝，如果你们对师母好，将来回北京会分给你们。她依旧掌握着溥二爷的印。可是她又不是那么聪明，打牌的时候时常输。墨云到台湾之后的全部指望，大概都在章宗尧身上。我猜她觉得章可以托付终身，所以两人毫不避讳，有许多弟子都看出两人关系的不正常，甚至有弟子看到章在夜晚前往师母的房间。但是墨云不知道的是，章宗尧背着她又结了新欢，还悄悄生了两个孩子。他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这个信息直到溥儒去世，墨云才知道。那是1963年。溥心畬《遄飞逸兴溢毫端》宗孝忱1962年题字。摄影/蓝玉琦可是，你以为墨云的人生就这样完了吗？并没有，她虽然在溥儒去世之后立刻失去了作为溥师母的一切，但她，很，快，再，嫁，了！！嫁的也不是陌生人，而是溥心畬的老友，那个在罗清媛临终前把他拉去城里散心的老朋友，唐君武。而唐君武的姐姐，就是我们恶女系列第一篇的主人公唐石霞。命运就是这样不可思议。溥心畬1950年作《苍苔滑婴图》镜心，尺幅17.2*11.7cm，约0.18平尺溥心畬去世之后，墨云重新改回了她最初的名字：李淑贞——尽管她并不淑女，也不忠贞。唐君武在1979年去世，淑贞则活到了2013年，掐指一算，活了95岁。她晚年做了不少“蠢事”，比如因为没有被邀请参加“溥心畬诗书研讨会”而来到现场，指责主办方所有的画作都是假的。据说她所收藏的许多溥心畬精品，都被某画商和出版商骗走了。她生命的最后也过得不平静。据说，她在2013年4月2日下午突然逝世，在大陆的家属直到晚上才得知消息。家属赶来台湾时，淑贞已经被火化，骨灰不知去向，两处房产已经被变卖，两百多幅溥心畬的字画不翼而飞。家属认为，这都是拜那位詹姓看护所赐，我看到打官司的新闻，但并不知最终的结果。李淑贞（中）生前与看护詹某某合照。（来源东方日报）淑贞得来的一切，就这样又化成了空。我们只能在拍卖场里，看到那些溥心畬为她创作的精品，确实都很用心。溥儒1954年为李墨云作《瑞卉仙葩》。2008年北京保利春拍。溥心畬和李墨云的婚姻关系，至今令人费解。他那么痴迷地爱着她，可是她却只把他当作可以赚钱的工具。只有一种可以解释，她从没有爱过他。可是，这件事的开始，她和他，也不过是一百块钱的买卖关系，也许从一开始，墨云就把攀附上溥心畬当作自己脱离捡煤渣生涯的一种手段，她不想再受穷了，不想再吃苦了。但即便如此，我们也需要注意，他们关系的开始，溥儒是主动者，墨云是被动者。溥儒的纪录片里，赫然出现了监制：李墨云，制片：章宗尧她可能从来不曾欣赏过那些他为她画的画，写的诗，她只是想着，这些可以换多少钱，可以让我过上怎样的生活。因为她没有受过教育，只有金钱观，没有价值观。如果没有花那一百块钱，李墨云不进入王府，他们根本是两个人生，这样的孽缘，始作俑者不是墨云。罗清媛是溥心畬真正的知己，可是，他没有珍惜。溥儒1963年病重时所坐之木椅及书案他选择了墨云，选择爱她，相信她，依恋她，不管旁人对于李墨云的评价如何不堪。正如那封溥儒写给墨云的信里写的，“我听你话，你听我话，夫妻同体，忧乐相共，前途光明，不必顾虑”，这样的字眼，当然不可能是客套，我相信，写出这些句子的时候，他是发自真心的。他可以识别世间画作的高下，却不识人心。墨云，黑色的云彩，哪里会有心呢？我决定写墨云的故事，当然是因为这故事足够传奇。但我一定要重申，我并不是只是因为这个理由，才写这个故事，传奇太多了，并不缺这一个，更何况，墨云的故事，其实是有许多缺失的细节的。举一个例子，溥儒1955年去日本，过得很开心，乐不思归，很多人认为最终回了台湾，是因为他收女弟子和女招待玩耍被墨云知道了，最后被墨云押解回台湾。实际上，是国民党当局担心溥二爷要回大陆，于是借口护照等理由，让墨云和万墨林把他接回去。在那么多有关她的故事里，人们始终没有给她开口的机会。因为没有机会，所以她一直被不断描黑，越描越黑。我想，即便对于一个恶人，这样也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