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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舒年过50，每天出门必要涂上亮丽的口红。她热爱生活，在上海市作家协会担任副主席，上班时会细心留意院内变化着的花朵。一群人里，笑声最响亮的一定是她。但就是这么阳光的一个人，在父亲患上阿尔兹海默病后，她也几乎要被压垮。那段时间，她每天把车子开到父母家门口后，都要先在车里兀自坐一会儿，深深地呼吸两口气，做好心理准备再起身去面对压抑。“因为他（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爸爸，你每时每刻都不清楚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要对付。他会吵着‘带我回家，这里不是我的家，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放在这里’，也不肯睡觉，躺下去了又爬起来，整夜整夜地不睡，白天也不收拾，跑到小院子里面的铁门哇哇叫。” 她无力招架，加入了一个阿尔兹海默病家属的QQ群试图找些办法。“大家讲各自家里的情况，跑出去走丢的事情发生了太多。群里还有一位女士，年龄跟我差不多，小孩读中学，老公、女儿在家里，她去照顾（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妈妈。独生子女，没有别的兄弟姐妹来帮她，她的经济条件又不足以把妈妈送到比较好的养老院去，差一点的养老院又不收，因为她妈妈还能动，养老院也怕出事。结果她出现抑郁症，青春期的女孩儿没人陪伴，遇到什么事情也没有办法及时了解干预。所以现在也有一些说法，家里有长期需要陪护的老年病人，需要一个甚至两个劳动力，家人很容易出现心理不健康，需要去做一些心理干预和治疗。” 2014年下半年，父亲最后一段在家里的时间，从浦东搬到了薛舒的家里。那时薛舒已经要去作协坐班了，为了不影响上班，她请了一个阿姨每天来打扫卫生、做饭，回家后自己也能搭把手。直到父亲失能，她和家人便决定送他去医院。从2012年父亲出现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到他2015年住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再到他2020年去世，薛舒经历了父亲从狂躁混乱到空白再到失忆失能的全过程，她将这期间的感悟以及住院时的观察写进两本书，《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均于2024年出版），给许多人带来了宽慰和力量。以下是薛舒的口述：当父亲把我忘记 2015年2月，父亲住进了上海曹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个周末，我都要开车从40公里外的杨浦区新江湾城出发，开往位于浦东的曹镇。那里已经成为我除了家和工作单位以外最熟悉的地方，我在心里悄悄叫它“临终医院”，因为能活着出院的病人是“稀有物种”。我以往主要写中短篇小说，但小说是虚构的，我在现实中都没有搞定我的生活，焦头烂额，一地鸡毛，还哪有心思去想虚构的问题。2012年，我们发现老爸有失智症状，后面几年我只能写记录式的日记；我爸住院后，我再次尝试写小说，写了一个大稿子后全部扔掉，几乎不能用，只好重写，过了两年才调整过来。第一本书《当父亲把我忘记》出来后，很多人跑来问我照护阿尔茨海默病家属的经验，但是我没有资格提供任何经验，因为每一个病人都不一样。我写这本书更多的是在探讨一个家庭中，当有人生病，在你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变成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人，怎么去维系我们的情感，以及我们面对家人生病的态度，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个挣扎的过程。很多人会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不要愧疚，这是每个人都可能产生的情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家里有一个人生病后，你的生活可能会被绑架，我妈妈在家照顾我爸的那三年时间就被绑架了。等到我爸爸住院的时候，我心里松了口气，觉得妈妈可以自由了，可以每天去打个太极拳了。我经常会跟那些人说，不要觉得把患病的家人送去安宁疗护机构是不好的事情，其实这是一个更好的安排，在那里还有专业的人照顾。我觉得送和不送不能改变你孝或不孝的本质。我爸当时有几个病友的儿女在国外，但是全天候跟医院联系，你让他放弃自己的工作赶回来吗？就为了表示孝顺？有位编辑看这本书时边看边流泪，她的爸爸已经不认识他妈妈了，每天给初恋情人写信说你是我的最爱。她妈妈照顾他爸爸，却每天看到他写信给别人，心里真的很难过。后来她妈妈也看了这本书，看完后释然了一些。原来其实很多人家里都在遇到这样的问题，亲人因为生病认不出你了，并不是背叛你。有人问过我，你爸爸忘记你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难过？我没有，我觉得忘记渺小的我一点都没有关系。可是我希望他是幸福的、开心的。不要忘记你是幸福的，你是拥有爱的一个人，否则你就在恐惧中。我们这个时候应该尽量安抚他，让他在自己不再认得的环境中不要恐惧。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会容易说他不认识我了。但是自己的亲人到了这个时候，大多数人是会忘我的——我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你安排好。从小我记忆中的爸爸就是一个特别开明的人，也是一个比较没有家长包袱的人，所以他对我们的教育经常会从自我批评开始，这点反而让我们跟他更亲。后来这样的互动都没有了。刚开始还偶尔能认出，我们能感到他在狂躁之后变得平静下来。他有时候突然说出一句话，我们会觉得好可爱。你对他的祈求会越来越低，最后他躺在床上，像个婴儿一样，看到一个人影凑近他，他就嘴巴张开，以为要喂东西吃。弥留之际，我只求拉着他的手，感觉到他的手是温暖的就够了，甚至都不需要他回捏我。最后离开时我们的记忆是很有用的，他没有记忆了，我帮他记忆。 2020年元旦过后，父亲病情严重，医生说可以转到大医院，插大型呼吸机，我和妈妈、弟弟商量后，决定不插，因为他已经在床上躺了五年，痛苦他都说不出来，谁能一直躺着？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觉得活着舒适才是重要的。我爸爸选在2020年走，我觉得是对我的照顾，因为他知道我怕麻烦。葬礼要请哪些人，第一天要干什么，第二天要干什么……这些规矩对我来讲是一件重大的、不得不去做的事，但我其实是很害怕的。因为新冠疫情不能聚集，就只有家里几个人去送他了，他可能知道我的时间不要花在这个上面。我妈也说，你老爸真的很照顾你。薛舒工作第一年和爸爸合影（受访者提供/图） “像村庄一样”的安宁病房在多数人的想象中，安宁病房的人也许都是死气沉沉、怒气冲冲的，但现实中他们可活泛了。一定会有各种挫折的人生，但接触到的大多数人都挺坚强，或是能找到一个方式（活下去），所以病房里很欢乐的，我们经常还会拿那些躺在病床上的人开玩笑。在第二本书《生活在临终医院》里，我写的那种状态有点像村庄一样的，护工们其实非常随意，家属们也非常随意，到最后大家经常是互相帮忙，你拿个南瓜给他，他帮你买个什么东西进来。变成村庄的熟人社会，反而让病人和家属那种压抑的气氛得到纾解了。护工们跟大家相处成一家人，话怎么讲都可以，甚至有时候会开玩笑地称呼“老东西”。我觉得这种村庄型的社会，反而让护理以及老年病房的状态显示出一点生气，有一种生活感。小彭（护工）回家过年前跟她照护的病人说，“老头儿，我回家过年了，等我回来。”老头泪眼盈盈地看她一眼，结果等小彭回来没到两天，（他）就死掉了。小彭说，“你看，他果然等我回来了才走。”她对这些病人一视同仁，这就是她的工作。现在网络容易传播那些负能量的信息，比如护工虐待老人什么的。打屁股、偶尔吼两句，算不算虐待？比如绑住老人，没有经历过的人就不知道，（不绑住）他会把屎袋尿袋全部捞出来，涂到全身。如果我们不去放大护工的一些行为，大多数护工群体是很值得信赖的。如果家属和护工都小心翼翼，生怕哪个地方做得不好，就会搞得大家都非常紧张。这十年来，我们看到的是规则、秩序、管理和法律这些东西跟上了。比如一个公司要管好，一定是规章制度、管理办法和整个系统的完善，而不能寄托于每一个员工都道德高尚。我觉得护工还是那些护工，人是一样的。尽管很多护工没有文化，但并不妨碍她们有中国民间社会所培养出来的善良。一个护工要同时照顾五六个人，吃饭、睡觉都在医院里。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在这里，所以我对这些护工真的没有过高的要求。有一位之前在曹镇结识的护工因为偷工减料被辞退，2017年我爸爸换到另一所老年护理特色医院（安平医院）后又碰到她。过年期间她主动提出留下来照顾我爸，我就说好，就给她信任。你给她什么，她会还给你什么的。你给她尊重、信任，你的一片诚意，她都能感觉到的。如果你是很功利的一种心态，见面塞红包，回过头又挑三拣四，去讲人家坏话，她说不定还嫌你的红包少。但你要是对她好，她真的会给你回报。我们遇到的护工大多数是五六十岁，再老也翻不动身体了，年轻人很少，照顾老人家要擦下身，我们对护工太严厉的话，一个个都会逃走的，那这些老人谁来照顾？我会有这种担忧。但一代一代还是得有人做这件事。儿子如果不来照顾我，我完全没问题的，我很乐意以后兴许可以指望机器人。这两本书我想作为礼物送给年轻的、健康的人。也许在我们还年轻健康的时候，从来不会想我们要怎么老去，怎么面对衰老、面对疾病的自己，以及面对亲人。我经历了这些事情的过程，所以写下来。当然我们不能逃避掉衰老，但是可以珍惜今天的生活、珍惜今天的健康，珍惜每一天拥有过的、爱过的、失去过的一切。就像吃饭一样，我知道我需要吃饭才能活下去，但我不是每时每刻都在想我要怎么吃。并不是要每天想着父母的养老，但是提前去找医院或者有这个意识是好的，不会像我一样那么猝不及防。因为我老爸是70岁时病了，他决定不了（如何养老）这个事情，我老公就说70岁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下养老院，因为这是一定要面临的。我是一个热爱命运的人，不管怎么走，我都是以一个很好的心态去走，必须这样子。

没有“消费降级”，只有“消费断崖” 客人“突然就消失了”，无论是门店还是代购。奢侈品门店walk in的客人少了三分之一。这是小易最近半年察觉到的最明显的变化之一。35岁的小易是新一线城市LV门店的柜姐，已经做了十多年的奢侈品销售。从业多年，今年的行情还是第一次遇到。她每个月要完成100万＋的销售业绩，一个跟以往拉平的KPI，但今年的压力格外大。以前每年都会在她店里消费2万到4万的中产今年“几乎消失了”，“很多大厂裁员，钱不好赚了，人们会更理性地消费。”“史上最差行情”，做了11年代购的奢侈品买手姜帅，这么形容今年所遭遇的。代购最黄金的十年戛然而止了，他在今年上半年的代购金额仅仅是去年的三分之一。“大家都捂紧了钱包，以前可能会买大件，现在慢慢变成买小件，还有一些人就断崖式地不买了。”姜帅对“后浪研究所”说。尤其是中产消费者，消费变得更加理智了。他一直秉持一个观点：奢侈品没有“消费降级”，只有“消费断崖”。它没有平替一说，“买香奈儿的人即便不买了也不会去买MK。”不止箱包服饰类软奢品牌下行，珠宝腕表等硬奢类品牌的行情也不容乐观。华南一家劳力士门店的柜哥严迪也明显感觉到，商场walk in的客人少了很多。他的门店虽然没有明确的业绩要求，但对客人的服务更严了。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们把时间花在顾客服务的培训上，一遍一遍演练“八大接待流程”：欢迎接近，探索需求，推荐试戴，产品介绍，价格讨论，化解疑虑，促成交易，感谢送别。尽管他已经把店里的13个系列全部都烂熟于心，包括每一款表的历史、材质、设计、做工等等，便于客人提问的时候能随时解答。但有的客人根本走不到那一步，仅仅是进来看一眼，没有交谈，了解客户需求的机会就更少了。 “以前的客人进来看好就买，现在不管是walk in的客人还是实际购买的客人，能少一半。”在上海某重奢腕表品牌供职的SA（销售人员）烈烈说。不仅散客少了，VIC（Very Important Client）超级贵宾的消费数额也在下降。“以前三个月可能会买两三只腕表，现在一年买一两只。”一句话在奢侈品销售圈内频繁被提及——“今年可能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前段时间各大奢侈品集团公布的上半年财报也证实了这一点。简单地看几组数字，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LVMH今年上半年的营收和净利双下滑，营收同比下滑1%，净利润同比下降14%；拥有GUCCI、YSL等品牌的开云集团净利润直接腰斩，上半年营收同比下降11%，净利润同比大跌51%；Burberry在截至2024年6月29日的2025财年一季度零售额同比也下滑了22%。“还要熬下去吗？” 业绩压力，平等地压在各奢侈品牌的销售终端——门店SA身上。北京国贸香奈儿专柜，是29岁的圆圆奋斗过2年的地方。一个月要背250万的销售业绩，平均到一天的业绩指标最少是10万，如果工作日完不成，那就周末加班完成。晚上闭店之后，SA都会在群里报自己的业绩，如果今天没卖够，业绩落得多，“主管就会问你为什么落这么多？我一般会解释为什么有几单没有成交，因为什么没有成交，后期还要写‘保证把业绩做上去’。”有时候主管会接受SA的理由，有时候不接受，会继续逼问“为什么她只看不买？”“我就瞎编，往自己身上找问题，可能是我没挖掘到客人的需求。”但是，每天的焦虑感在叠加，“因为你昨天落下的业绩要补到今后的每一天。” 圆圆承认，网上质疑柜姐脸色难看的情况确实存在。“业绩压力大的时候，如果你不买，浪费她半天时间，她今天的压力就又积攒了一些。”她的生活很不规律，经常下午两三点吃饭，晚饭得到十点多，有一次胃出血，医生警告她，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去年4月，她最终决定从香奈儿离职，告别了睁眼就会焦虑的销售岗。在小红书上，今年年初已经从硬奢类珠宝品牌离职的文博@天才J发了一条帖子，说他发现好多朋友圈的柜哥柜姐都纷纷离职了。帖子下面出现了500多条评论，引起了很多共鸣。有柜姐说，这份工打得把自己的乳腺增生气成了乳腺结节，做梦都是成交、邀约会员，还要被主管逼问各种“十万个为什么”，“好窒息。”有的离职柜姐已经悄悄转型殡葬赛道，她说，“以前是抱客户大腿，现在是等客户上门，再也不用电话邀约、回访之类的。”27岁的文博曾先后供职于历峰和LVMH两家奢侈品集团。他告诉“后浪研究所”，在离职之前，大家先经历了一个降薪的过程。 “业绩好的时候月入三四万，现在月入过万就很好了。”文博说，市场表现不好的时候，品牌的策略就是不断 push 销售端，高层 push 区域经理， push 店长， push 销售，品牌会选择无限压榨人力成本，“尤其在中国，你不干了自然是有的人来干。”但是对于27岁的文博而言，迫使他离开的还有看不到希望的上升渠道，“现在奢侈品的中高层都是80后，他们经历了中国市场最辉煌的20年，他们一直在这个位置，年轻人很难往上走，”他觉得，年轻人也应该要匹配自己的价值。最后他决定从SA的位置离开，转型到一家高端服装品牌做区域经理。但是，更多的SA选择彻底告别销售岗位。生无可恋的柜哥柜姐们表示离职后又活过来了。而还在职的SA每天都在离职和苟着之间来回横跳。大家开始在网上比惨。南京的柜哥扣完五险一金7月的工资还不到400元，看到工资条以后差点“倒地不起”；有站了一天腰酸背痛的柜姐，一整天一单都没开，调侃自己“今天又是当门卫、保洁和指路员的一天”。这位柜姐在网上发出灵魂一问：“还要熬下去吗？” “舍不得下班”的好时光闭着眼睛都能达成业绩的好时光，哪个SA不怀念呢？2021年，在LV工作3年后，圆圆抱着涨薪的想法从LV跳槽到香奈儿做柜姐，月入2万以上。她也赶上了中国奢侈品市场的疫情红利期。2020年疫情初期，各国奢侈品市场受到极大影响，但中国国内市场却一枝独秀。很多购买者无法出国，只能在国内购买奢侈品。21世纪经济报道撰文称，据贝恩统计，2020年境内市场在中国消费者全球奢侈品消费中的占比达到70%至75%，创历史新高。从2021年开始往后三年间，全球奢侈品都处在蜜月期，爱马仕、LVMH、历峰集团等奢侈品集团营收实现三连涨。“大部分人被疫情困在家里，没法出国集中消费，所有行业都很低迷，只有奢侈品却卖爆了。”小易还记得当时在店里忙到“舍不得下班”，业绩都是送上门的，客人根本接不过来，客人买包的流程基本就是“上网查好，拿图要包”。疫情那三年，小易根本不用担心业绩，收入也水涨船高，最好的时候月入2万。当时，在奢侈品资深买手姜帅的VIC客人里，一个女性VIC每年给他的购买预算是60万，他有这个客人所有的衣服鞋子的尺码，只要每季新款到货有适合客人的，姜帅都会直接拍图发给她，“70%她都会买单。”姜帅告诉“后浪研究所”，前几年爱马仕的配货也很高，“正常情况下一只金刚色的Birkin配货在1：1.5算正常，疫情期间跑到了1：2.5”，高配货比在国内表现得尤其明显。早几年，“你给SA发消息，他可能想回就回，不想回就不回。”圆圆不仅是奢侈品的销售者，也是奢侈品的消费者。她一年要买五六只包包，主打一个“公司赚钱公司花”。她几乎集全了香奈儿所有热门款，现在她的橱柜里躺着二十多只包。不仅买包，她也舍得买贵价的珠宝和七八千一双的鞋子，“你在奢侈品店工作，普通店里的东西也看不上。”当柜姐的那几年，圆圆的工资总是月月光，但是她觉得自己的消费还算理智，“起码不刷信用卡”。身边的同事有刷信用卡买包的，“欠十几万的信用卡。” 有时候进店的顾客只看不买，她也会流露不耐烦，顾客离开后忍不住翻白眼，“平时我们买也很痛快，为什么你们买它就这么费劲？”直到从香奈儿离职转行成为健身教练的圆圆，才觉察到自己走入了一种消费误区，“二十三四岁的年纪，又处在这个行业，很容易被虚荣蒙蔽。” 当时还在硬奢类品牌做SA的文博还记得，客人进店以后，SA不需要太多的销售技巧就可以成交，“接待客人的过程中客人就表现出非常喜欢这个东西，想要买。”“那时候在上海一个月的工资平均能拿3到4万，”文博说，当时的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是有信心的，尤其是中产，一年买俩包，发了年终奖奖励自己一只5万的表都是可接受的。消费奢侈品的松弛感在VIC客人身上体现地更加明显。烈烈接待的很多VIC只背个帆布包，进来消费也只是“表示一下”，“他聊开心了，认可你这个人，就坐一会儿，喝点咖啡，吃点东西，又不能让你的时间浪费掉，那就随便买个东西表示一下。”烈烈说。而在当下，原先既定的一切运行规则，都在慢慢松动。现在要学会主动出击坊间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SA的态度就是经济的晴雨表。这太明显不过了——柜哥柜姐的白眼不见了，甚至开始讲起了情绪价值。“后浪研究所”在七夕情人节前走访了北京国贸和北京SKP两家重奢商场，奢侈品店的SA表现得十分友好，且很多热门款的箱包手表都有现货，随时可以购买提走。一部分SA对顾客更是“情绪价值拉满”。在国贸DIOR专柜，我们跟SA聊起来彼此的工作压力，她表现得云淡风轻，也热忱地回应我们：“不要给自己压力，顺其自然，”她告诫我们，女性不要随意定义自己，任何年龄的女性都值得带走一只DIOR的戴妃包。有客人明显得察觉到SA的变化，“问一堆问题都耐心解答了，还问我‘要包不’。”面对SA前后的反差，顾客的腰杆儿终于直起来了，“眼神无比地坚定与淡然。”部分品牌的配货机制也有所松动。奢侈品买手姜帅接触过大量的SA，谈到爱马仕如今的配货时说，有些款式，店员心情好的话完全可以 offer 给你，或者象征性地买两条丝巾，完完全全就不需要配货了。原来热门款高达1：2.5的配货比现在已经跌到1：1.5。“不能挑客”，是烈烈认为当下SA非常重要的一种职业修养。业绩压力在前，不论是散客还是大客户，抓住任何一个都至关重要。品牌们几乎想尽各种办法做CRM（客户管理），拓展新客和维护大客户。现在每天上班后，烈烈有一半的时间都用来做Role-Play环节，演练如何更好地服务客人，“这些虽然在以前的日常工作中也会有，但是随着经济形势越来越不好，我们这块的占比越来越大。”首先，维护VIC客户是每个SA的重中之重。“环境不好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把自己池子里的鱼维护好，”烈烈说，VIC的消费依然是可以“滚动”起来的。“这部分客人对环境和价格不太敏感，但是对服务要求很高，你关系维护好了，服务到位了，他依然会买单。 ”根据贝恩公司发布的报告，目前全球奢侈品消费者有4亿，其中VIC客户占比不到1%，却贡献了高达30%的奢侈品牌收入。有消息称，国内一重奢商场最忠实的VIC客户如今贡献了高达75%到80%的销售业绩，VIC客户对提振销量愈加重要。最近两年，品牌在维护大客上动作频频。比如，品牌面向头部的VIC客户开办了各种私密的酒会和VIC沙龙，针对大客的VIC ROOM也越来越多。香奈儿、LV、卡地亚等品牌的VIC ROOM这两年就在国内陆续落位。仅仅“向上社交”远远不够，对一个奢侈品牌而言，也要会“向下兼容”，努力触达更多的消费者。除了维护VIC客户，烈烈现下最主要的工作是在店里直播带货。直播间的腕表，从几万到上百万价格不等，她在后台看到有网友会默默下单，买下几万一只的手表。“做了直播业务后会发现这是非常有成效的销售方式，”但是，直播对品牌调性的影响等，烈烈不愿多谈。也有越来越多的柜哥柜姐开始运营自己的社交账号，他们会在自己的朋友圈、小红书等平台发布自己的穿搭、新品推荐、使用体验等。劳力士的SA严迪在最近两年一直在运营自己的社交账号，有时候在店里2个小时都接不到一个客人，他更愿意把时间花在线上。他在自己的社交账号里分享穿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线上的网友被他邀约到店消费，来访的客人天南海北，还有从国外回来购买的客人。等待客人进店这样守株待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严迪说，“现在要学会主动出击”。“如果你都活不下来，还谈什么调性？” 主动出击的一线重奢品牌，唯一拒绝做出的妥协就是降价。此前，涨价是这些大牌奢侈品公认的快速见效的营销策略。品牌几乎想涨就涨，而消费者越涨越买，涨价已经成了奢侈品牌的“固粉铁律”。大家熟悉的香奈儿奉行每年春秋提价2次的策略，在今年3月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上调了产品价格，CF系列、2.55手袋等普涨5%左右；LV于今年7月也迎来中国门店的全线涨价，涨幅为3%到6%不等，据不完全统计，LV近3年涨价不下10次。每次品牌涨价之前，门店就会集中“逼出”一批想赶在涨价前买包的消费者。即便面对疫情后两年惨淡的市场环境，品牌依然拒绝降价。LV的柜姐小易虽然对未来的预期极差，但她依然信誓旦旦地说，LV这个品牌不会降价。烈烈也认为，折扣并不吸引人，而且折扣对品牌是有折损的，这个损伤也很难挽回。但是市场也会出现一种声音：面对奢侈品的频繁涨价，更多的消费者表示越来越爱不动了。尤其对于Burberry、YSL等中档奢侈品，跟风涨价已经让消费者逐渐抛弃了它。据报道，Burberry、YSL近期纷纷下调了部分包包的价格，通过降价来迎合消费者。不可否认的是，消费者不是不爱买了，而是更注重性价比了。爱马仕也难逃增速放缓。爱马仕7月底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及第二季度财报显示，二季度亚太区的营收增速仅为5.5%，较一季度的14%明显放缓。越来越多的高净值人群开始厌倦爱马仕潜在的“配货机制”。在“后浪研究所”的访问中，多位在爱马仕专柜消费过的顾客透露，一部分热门款包包只需要配货0.5甚至0配就能拿到了。而那些曾经为拿包接受了2倍以上配货的富人们，也在为塞满橱柜的爱马仕配饰、餐具等闲置物品犯愁。资深买手姜帅最近还在酝酿一个新计划：如何盘活爱马仕的配货，帮这些昂贵的闲置品流向更需要它们的去处。而对价格敏感的普通消费者，今年以来频频爆发的强大购买力也让品牌不敢轻视。今年年初，受日元贬值影响，中国消费者奔赴日本扫货。即便不算退税，在日本购入一只LV手袋的价格相当于在国内打了八折，部分奢侈品牌甚至相当于低至六折。LV所在的奢侈品集团LVMH集团上半年在日本市场的销售额同比大涨44%。中国人把LV买成了日本土特产，名副其实。在国内，8月初，武汉的三家重奢商场开启“店王争霸赛”，抛弃了高端商场的“调性”和坚持，纷纷卷起了价格战。三家高端商场通过满减返券、数倍积分等促销手段基本把折扣力度维持在85折上下，包括LV、GUCCI等品牌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这场价格战。这场商战浅浅释放了一波国人的购买力。从全国各地涌来的顾客、代购、收券的黄牛等等，硬生生把一家高端商场买出了菜市场既视感。有生之年居然也能在国内专柜买到85折的LV，去过现场的网友说。住在武汉的韩丽即便去年收入缩水20%，但仍然在这次折扣活动中贡献了3万元，她在武汉恒隆入了一只LV的ONTHEGO手袋，加了条围巾和香味凑整，换了个GUCCI墨镜，最后算下来大概接近86折。她的消费过程极其短暂，完全没有感受到消费奢侈品会享受的尊贵服务体验，只在店内停留了几分钟，选好了型号，火速买完就出去喝咖啡了。面对LV在国内少有的折扣，武汉、北京、天津等不同区域的LV柜哥柜姐们的表态却出奇相似：促销是商场的，品牌只是被迫参加。奢侈品对于促销活动的态度暧昧，有网友总结道，大品牌参加折扣活动，属于既要又要，“东西卖了，悄悄摸摸的钱挣了，高高在上的感觉也维系了。” 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合伙人严威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曾说，未来大部分品牌的持续涨价策略并不适用，相反，它们更需要进行价格调整以适应市场。那些原本依赖金字塔底层大量消费者的品牌，会开始进行“价格合理化”，即降价。而在柜哥严迪看来，对于奢侈品牌，不论是线上直播，还是要求SA去经营自己的社交媒体，这些拓客的销售方式对品牌的调性是有影响的，但是，当一个品牌的生存遇到困境的时候，活下来才最重要。“如果你都活不下来，还谈什么调性？”(除姜帅和文博外，其余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