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通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学生返校复课，边上课边闹革命。
（图片来自网络）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终于，学生们返回了学校复课闹革命了。所谓的“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即：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学习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
然而，已经夺权的工人阶级和三支两军的解放军却进入了正式的“工作”状态。文革的“主旋律”进入了新的阶段 --- 专政与审查。
父亲单位被打倒的走资派和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开始接受审查，那是一遍又一遍的审讯，一遍又一遍重复的写交代材料。不久，父亲被无产阶级专政了，不许回家，和那些同命运的人住进了“牛棚”。
我和邻居高大爷的小女儿，每天搭伴儿去给我们的父亲送饭送生活必须品。高大爷是处长，与我父亲是校友，比我父亲高两届。高大爷在接受审讯时对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坚决不认罪，而且还要痛斥他们，所以挨打也就最多。有一天我和他的小女儿一起去送饭，见到他手提着裤腰，没有裤腰带，第二天去时小女儿就带了一条皮带给他。过了几天看见他又是手提着裤腰，皮带又不见了。
我们每天去送饭，送生活用品，望着铁窗里的父亲：昔日国家的栋梁，今日铁窗里的囚犯，是没有犯过罪的“囚犯”！是为国为民做过贡献的“囚犯”！是忠诚爱国的“囚犯”！我心里的那种苦味难以形容，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的只有阴影，至今那探视父亲的一幕仍然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们是不允许多说话的，看守瞪大贼眼，竖着耳朵，监视我们都说些什么，送些什么，送的东西都要经过严格检查以防在衣服的口袋里或者饭菜里塞纸条。铁窗外有大约有2米的隔离带，是看守的监视区域，我们只能和父亲隔空说话。这一次我的父亲与我说话的声音很大，不仅仅是大声，是喊！父亲双手攥着铁栏杆把头挤在两个铁栏杆之间对我说：“我一切都好，不用惦记，衣服够用了，告诉你妈妈，放心吧，要相信党的政策，不会冤枉好人的”等等并不重要的话，还装耳背，说听不到我说话要我大声，再大点声。我感到很奇怪，回家的路上，高大爷的女儿哭着告诉我，他爸爸的两根皮带都抽断了，千万不要再给他皮带了。后来，父亲才有机会告诉我，那时他们是商量好的互相配合，把看守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高大爷好传递给女儿不要皮带的信息。高大爷在解放后做了共产党的官也加入了共产党，在蹲牛棚被专政期间，一些卑鄙的小人用高大爷的皮带在高大爷的身上左右加工猛烈的抽打，抽断了两根皮带！那时的皮带可是真正的纯牛皮制作的呀！真的佩服高大爷那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老年时的高大爷一直深受那时毒打留下的伤痛。
而我的父亲，在审讯时遭受痛苦的折磨，连续多日不允许睡觉，几个人轮流审讯，一打瞌睡就一个大耳光撒过来，或者一脚踹过去，他们用疲劳战术逼迫“认罪”。审讯的人说：“你不认罪，我们也会查出你的特务活动的犯罪事实，你还是老实交出你的上线是谁，你的联络暗号是什么。我党的一贯政策你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主动交代还算你态度好，可以从轻处理，要是让我们查出来，你可就被动了，想想后果吧 ！” 父亲说：“我没有任何特务活动，我什么都交待不出，你们要外调就去吧，我的同学都在铁道部的名册上，非常好找，祝你们顺利”。
于是，父亲的单位派出几组外调人员奔赴全国各铁路局调查父亲的案子，父亲的同学和老朋友中有的已经在运动中被迫害至死，有的忍受不了酷刑而“畏罪自杀”，活着的都被定为或怀疑为反动技术权威、历史反革命、特务等等。尽管外调人员什么也没调查出来，回来后非常失望，但还是欺骗父亲说：“我们跑遍了全国，就差西藏没去了，你的同学都是历史反革命分子，难道你会例外吗！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尽管还有一些证据是死无对证，还有海外的证据我们暂时拿不到，但根据我们已经查出的，足以给你定罪！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的联络人到底是谁？你的任务是什么？到现在你还没有交出你的手枪和电台，你隐藏的可真够深的呀，藏哪了，说出来吧！” 父亲说：“你们要找的这些人都在国外呢，你们不是截获了台湾给我的来信了吗，去台湾外调吧，还应该去日本，去美国，肯定能查的清清楚楚，水落石出。” 那个年代出国外调是不可能的，父亲的激将法令他们非常生气，又一次重复了轮流审讯不许睡觉的刑法，把父亲折磨的精疲力尽，终于，父亲对他们说：“你们说是就是，你们说不是就不是，随便吧，要怎么定案就怎么定吧！” 于是，他们说父亲全部认罪了，很快就给父亲结了案定了罪：反对技术权威、历史反革命、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国民党员，然后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1968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决定：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并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全中国，群情激动，一片呼喊，打倒刘少奇，誓死保卫毛主席！红卫兵的巨大功劳真是功不可没。至此，文革的主旋律结束，看看尾声是如何演奏的吧：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即：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大批下放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城市居民家庭中，多数家庭都有“知青”下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实属罕见。截止到1978年，十年之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总人数超过1600万人。不知道这是不是领袖对红卫兵革命造反小将的爱戴？支持？肯定？赞扬？奖赏？还是对纯洁、天真的孩子们开一个天大的玩笑？这玩笑很带有讽刺意味呀！
（图片来自网络）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我的家，哥哥随学校和同学们一起下放到山区农村了，父亲去干校改造了。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文章刊登后，街道开始动员我母亲下乡。我们并不符合吃闲饭的理由，我和姐姐都是学生，我们还需要母亲的照顾，而且，我们不需要别人养，父亲是有正当工作的国家干部。这种说法是指当时那些城市里的无业游民或者小商小贩，当时不允许做个体生意，叫做资本主义的尾巴。但是，在铁路搞三支两军工作的军方代表们看中了我们铁路的干部住宅，所以要赶走一批人腾出房子，这样军代表和他们的家属就可以大大的改善居住条件住进我们的日式住宅里啦。
我们街道的主任是个斗大的字不识半口袋的半小脚老太太(缠足没坚持到底，中途放开了，脚比正常人小但比小脚大)，虽然她的气管炎病给她不小的痛苦，一年四季都带着口罩，但是，在文革中她夺取了街道主任的“大权”，最大的乐趣是批斗美女和才女。接到军代表下达的指示后，她高兴的手舞足蹈，这回可有权力用武之地了！她每天忙的吃饭都没有时间，挨个才女家去劝说，与其说劝说，不如说是强迫加恐吓。到1969年3月时，他成功的赶走了我的家和另外好几家有文化的邻居。
我们下放的事情，没有人通知父亲所在的干校，我们也不知道父亲的干校在什么地方。我们走后没几天，父亲第一次被允许回家探亲，那一幕真是令人心酸：门上了大锁，父亲趴着窗户往里看，里面空空如也，家具全无，人呢？家呢？我的家哪儿去了？我的亲人在哪儿？父亲流泪了，父亲的双手颤抖了，霎那间，父亲无力的摊坐在了地上，轻轻地呼喊着母亲和我们姐俩的名字，父亲不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是活着还是 ......，父亲不敢往下想了。是邻居的陈姨，母亲的好姐妹把父亲扶到了她家，陈姨只知道我们去的公社，没有详细的地址。第二天，父亲乘火车到了我们所在的公社才打听到我们的消息。
城市清静了，该走的都走了。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真正的成了领导阶级，技术人员也由工人阶级取而代之去搞新发明、新创造了。
“主旋律”进行到这里，就算告一段落了。但是文革并没有结束，好戏还在继续，接下来还有穿越时空隧道的古今名人联手表演双簧、讽刺小品、小曲、小调等等穿插着一出接着一出的上演，最精彩的是压轴戏 --- 男女混声四重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