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回到曼哈顿，在女儿深爱的城市纪念她。
这一悲惨事件至今还在产生影响。慧民去世一个月后，埃里克·亚当斯市长和凯西·霍楚州长宣布了帮助地铁站里无家可归者的计划。而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亚当斯对这些计划进行了扩展。
尽管这座城市如今只会唤起悲伤的回忆，我和家人必须回到纽约，处理与慧民去世相关的法律、遗产和刑事问题。与许多认识慧民的纽约人见面并成为朋友，这冲淡了我们的悲痛。
在纽约，慧民建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结交了那么多朋友，最重要的是，她在这里享受了人生。正是因为她，我们一家才会经常从加州的家来到这座她称之为家的城市旅行。我们希望这座城市不要成为一个只与她的死亡相连的地方。我们祈祷，有一天能再次看到那个教会慧民热爱生活的纽约。
只有到了现在，在事情过了365天之后，我才能将慧民之于我们的意义，以及她的离世对我们的持续影响宣之于口。慧民并不是我失去的第一个女儿。我和妻子曾失去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她在婴儿时期夭折，我们还没来得及熟悉，她的生命就结束了。她们两人就成为了我们人生中一个永远无法填补的空洞。我与妻儿每天都在为她们哀悼。
慧民出生于1981年，埃德·科赫在那一年赢得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提名后连任纽约市市长。慧民是个早熟的孩子，特别招人喜欢，对身边的人也充满了爱。她热爱生活，尊重他人，端庄自重。最重要的是，她对人性之善抱有信念和希望。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她都是我们心目中的好孩子。
慧民在纽约度过了她三分之一的人生，她就读于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后来在花旗银行、巴克莱银行和德勤大展宏图。她是德勤的高级经理，也是纽约青少年联盟的无私义工，从公司领导到无家可归者，她与社会各个阶层都打过交道。我们所知的慧民热衷服务他人，是一位救助者，而不是需要被救助的人。
看到慧民去世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我们一家感到震惊和痛苦，别人看到她、了解她是通过她的死亡，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我们所知的慧民在高中是拉拉队长，脸上总挂着笑容，乐于冒险；她就是生命力的象征。慧民应该被记住的是她的生，而不是她的死。
慧民的去世是对许多人的行动号召，包括那些将马夏尔·西蒙所犯罪行视为持续的反亚裔仇恨案例的人。失去亲人的悲痛吞没了我们过去遭遇的歧视所带来的侮辱。我们不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她是否因种族仇恨而死。从法律上讲，这可能无关紧要，因为袭击她的人已经被认定精神状况不适合出庭受审。但马夏尔·西蒙精神状况的无常和必要但旷日持久的法律程序只会加深我们的痛苦。作为父母，我们相信任何家庭都不应以这种方式失去一个孩子，也不应遭受我们曾经感受到、且在一年后还在继续感受的无休止的愤怒、悲伤、绝望和如今的麻木。
不断在社交媒体上听到和看到无休止传播仇恨的刺耳言论令人感到悲哀和身心疲惫。像许多人一样，我震惊地发现，我对日常新闻中无休止的暴力和谋杀场面习以为常了。
更糟糕的是，我现在知道了在新闻中看到女儿、家人和我自己的感觉。在2022年1月18日的一场集会上，为了让世界看到，我女儿的形象出现在时报广场的一块电子广告牌上。我们一家度假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和电视新闻节目中。
我们的生活被永远改变了。
我曾以为，仇恨和谋杀是只影响他人的恶疾。而今我的家人成了那些人，谋杀玷污了我们家族的历史。
如果慧民死于新冠或癌症，我们全家仍然会沉浸在悲痛之中。但我们可能会接受现实，以某种方式理解，也许最终会接受失去她。
但慧民是被推到迎面而来的列车前而遇害的，这是不可接受的。她总以最好的一面示人，她的结局不该如此。
纽约市的几百万人口或许不会在所有事情上都保持一致，但我们都相信，对那些把这里称为家的人来说，纽约应该是安全的。慧民没有生活在被袭击的恐惧之中。她乘地铁通勤；对周遭环境并非毫不在意。如果她还活着，定会敦促我们团结起来让社区环境更加安全。这无关政治；而是对彼此和全人类的关怀。我们必须采取行动，确保不再有家庭因无谓的暴力而失去孩子，无论是在纽约市还是在其他地方。在保护我们珍视的自由和坚守我们作为社区成员乃至文明社会的一员的责任之间，我们必须努力取得平衡。无论民众被给予什么样的自由，拥有这种个人权利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把马夏尔·西蒙这样的人弃于地铁系统而不顾。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急救医务人员能救治这些被忽视的灵魂，或是普通人都能应对这些威胁。
只有实际的预防措施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除开其他事项，这还需要为住房、治疗和其他项目提供充足和持续的资金。我们现在就迫切需要作为一个社区团结起来，着手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需要拿出真正的决心和持续的承诺，这才是对慧民生命精神的致敬。
（Justin Go 高慧民的父亲，居住在加利福尼亚）
此文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