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by Colton Duke on Unsplash在纳什维尔的一家酒吧里，我们四个人围坐在桌子旁，吃着玉米卷，这时有人建议我们玩《这人去世了，还是加拿大人？》（Dead or Canadian，讽刺加拿大人没有存在感）这个冒险游戏。我之前从未听说过这款游戏，但单是它的名字就足以让我产生本能的恐惧。游戏规则基本上就在名字中——对于外行人来说，这个游戏就是你抛出那些在工作或生活中没有成功、没有创意、没有灵魂的可怜名字，然后每个人猜测他们踏上哪种死亡之旅。那是我为期一个月的美国之旅的前几天。纳什维尔是我去纽约参加一个创意活动途中的一个短暂停留之地。我已经被安排在我的位置上，尽管如此，我还是咬紧牙关（bite the bullet）说我准备好了：我们是朋友，而“子弹”（指不愿意面对的情况，和上文bullet呼应）是非常美国式的。作为在场唯一的加拿大人，我觉得自己有点暴露了，但我的弱点也是我的优势。竞争对手是一个美国人和两个英国人，其中一个是我的伴侣菲利普，他是唯一一个不会被我的冷静所愚弄的人。我感到不安，不是因为我的国籍，而是因为我的职业。作为一个至今仍在从事艺术工作的加拿大人，这句话就是我的命运。像我这样的职业是它存在的原因。我可以用我的一生去努力，打破每一个记录，甚至可能获得绿卡，但人们仍然会根据这两个弱势身份给我打分。如果你来自美国，那么这款游戏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用一张闪光的文化统治王牌，对抗你对手的弱手牌。但对于加拿大人来说，很难看到其中的乐趣。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的国家应该因为任何例外主义的暗示而被拖入其中（例外主义是指本国与外国完全不同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如此大声地、经常地发出这种声音，以至于美国人可以先发制人地背诵谈话要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笑话是一种合理的沾沾自喜税。但这也提醒我们，加拿大整洁、谦逊的体制降低了创造性职业的上限。关于加拿大艺术家永远不会强大到成为他们（美国人）中的一员的假设，也是一种“回你自己地盘待着去吧”的想法。他们反正很快就把你干掉了。融入就到此为止吧！
Photo by Ali Kazal on Unsplash事实证明，我准确地做出死刑判决的成功率（在游戏中判定某人已去世），并不比在场的其他人高。尽管加拿大努力向我灌输爱国主义的思想，但有些东西显然没有起作用。我没有与生俱来的智慧，也不会因为同胞们的名字而被激发出来，当他们需要从迫在眉睫的灭亡中得到拯救时，我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警报响起。恰恰相反，我不小心杀了很多人。也许我的分数下降是因为我害怕踩到自己的坟墓而分心了。也可能是因为我，像一个善良的美国人一样，偶尔会把大白北（加拿大的绰号）和某种文化死亡混为一谈。我不知道《这人去世了，还是加拿大人？》在美国人的消遣方式中有多普遍，它来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一档游戏节目《遥控》(Remote Control) ，该节目在 MTV 上播出了四年。但从美国流行文化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种作为一种游戏形式的权力不平衡是有原因的。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这是一场身份危机。美国在加拿大人的艺术想象中赫然耸现。在发展阶段，人们对文化的狂热和不加选择的消费，美国的产出纯粹以数字形式构成了年轻创作者成长过程中的一大部分。等到你意识到时，它已经进入了你的血液。与此同时，你还要接受各种各样的教化，从教育到法律，这意味着你应该做一些与他们不同的事情。你被教导要重视那些表达了独特的加拿大观点的艺术。你被教导，加拿大人的观点是存在的，并且有一整套美学速记来表达它。你会感觉到一种期望，这种期望以不同的频率传播，谁得到了工作，谁发表了文章，谁被封为经典。你的作品也会表达这种期望，或者以可预见的对立方式定义自己。这些前提中有一些是一个仍然年轻的国家成长中的烦恼，另一些则是我自己的偏执。但我一直把它理解为一种用于讲故事的手段。我一直觉得，在这样的条件下，期望任何人创作艺术是非常不公平的，更不用说定义一个国家的艺术了。
了压抑自己的可能性。
在《文明及其不满》Goodbye to All That)
Photo by Giammarco on Unsplash如果你足够幸运，勉强分得一块蛋糕，最终在加拿大文化产业工作，你会大吃一惊。在演播室、新闻编辑室和后期制作办公室里，主导着一种不同的原则：对于有才华的野心家来说，真正的成功意味着飞往南方。去美国吧，退伍军人会告诉他们的年轻同事，他们自己已经被财产、孩子或更世俗的习惯和时间所束缚。趁你还能出去，赶紧出去。多年来，我向南搬迁的想法一直存在，在我不同领域的工作中不时地浮现出来，通常是别人提出的，而不是我自发的。作为一名配音演员，我前往洛杉矶参加颁奖典礼，与一些导演见面，他们告诉我，我永远不会在北方的影片中得到出演机会；作为一名法学院学生，为了更好的收入和工作前景，我被敦促申请纽约的律所；作为一名在各种合同工作之间徘徊的事实核查员和编辑，我的情况反映了我听到的一个常识：加拿大没有太多东西。不管在什么环境下，南下的阻力都是存在的，而且很强烈，即使是在大气中，密度都很大。趁你还能出去，赶紧出去。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听。因为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了，所以我已经就此免疫，不再把它当回事了，只是觉得加拿大人有资格对你说，多样性是我们的优势，但你真正来自哪里？相反，我留下来是因为住得很舒服。我也讨厌别人告诉我要结束我的生命，撕毁它，然后重新开始。如果限制我潜力的因素真的只是出生和国界的偶然，那么我似乎不应该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尤其是如果代价是彻底毁灭我的存在的话。然而，与此同时，我又感到一种挥之不去的担忧：这些人是对的。他们的建议激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恐惧，以至于后来我对《这人去世了，还是加拿大人？》游戏反应过度。当他们叫我走的时候，他们一定是看到了我眼中的光芒：一个小小的美国人在我体内尖叫，让我出去！
地背诵谈话要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笑话建议我们玩《这人去世了，还是加拿大人？》
Photo by Marc-Olivier Jodoin on Unsplash我从未欣然接受让我逃之夭夭的建议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害怕。我的固执不是因为缺乏欲望，而是因为欲望太强烈，以至于我不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至少我是这么对自己说的，因为想要成功听起来比对失败的极度恐惧更性感。尽管我满腹牢骚，我还是甘心在这么大的一个池塘里游泳。我赞扬了那些逃出来的人，但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种焦虑是一个强有力的指标：我一直怀疑我不够好，不足以配得上我渴望的对象。这可能是我说过的最加拿大的话。饥饿和天赋也许足够强大，可以推动你越过边境，但要想留在那里，你需要更多的勇气。你可能已经否认了你个人和工作中毫无意义的加拿大象征，但你的本质仍然是在相对稳定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交汇处锻造出来的。免费医疗、更好的枪支管制。当然，钱少了，竞争也小了。如果你连根拔起你的生活，南下，然后发现，尽管你很有天赋，但还是太软弱了?这就是我一直在担心的一种冲动，一张越过边境的单程票可能会暴露出我和我想要的生活之间的某种无法消除的矛盾。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开始做足准备，比如发送工作申请，但当我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时，我的一部分勇气会因为松了一口气而萎缩。在加拿大从事新闻工作时，我经常听到其他编辑提到那些传说中的搬到纽约的前同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永远是纽约。我的嫉妒心会随着表面上的相似或不同而膨胀或缩小，比如我们各自的年龄，或我们所研究的学科，或者我们都写关于文化的文章，而我们的国家没有多少出版这种文章的渠道。但是，当他们飞向开阔的天空时，我仍然能看到天花板，这让我感到安全。我喜欢它让我感到舒适、封闭的方式。在加拿大工作时，你可以一直看着天花板，就像一个狱警，也像一个同伴。你甚至可能长到可以触摸它的程度，也许这就是一种成就。也许你不应该追求更多。也许这就是你。
些人是对的。他们的建议激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思，我的国家应该因为任何例外主义的暗示而
Photo by Thaï Ch. Hamelin / ChokdiDesign on Unsplash在为我为期一个月的纽约之行做准备时，我惊恐地浏览了琼·迪迪安（Joan Didion）的书《与那一切告别》(Goodbye to All That)。读过如此明确的警告后，谁还会一辈子服从于这座城市呢？当然，我是要去纽约，但我不打算待在那里。我对这座城市的了解足以让我知道我喜欢它，但也足以让我知道它让我害怕。我会利用那个月的时间，参加一些会议，把我的人脉带回到加拿大，享受美国的文化优势，而无需支付高昂的费用。这个城市和我会让我们的异地恋维持下去，我已经把一切都计划好了。不过，有些东西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些让我沿着前方的轨道前行的齿轮，也就是绕着小池塘旋转的齿轮，开始锁定了。有些事情我还不想做，但我不再满足于不知道。在我离开纽约一个月之前，我无意搬到这个城市，我与多伦多的作家和编辑进行了很多次咖啡会议。当我夏末回来时，我还没有工作，所以我试着去调研了一下。我问他们每个人是否愿意去美国，他们的职业生涯轨迹都非常细节化，大部分都是为了表明我做了研究。我的样本并不具有代表性，但是压倒性的答案，“是”。当然。我没有财产，没有孩子，那我还在多伦多干什么？我问过的人中只有一个人说没有，她从来没有尝试过，也从不后悔。另一个人告诉我，我永远不会做得比现在更好。我在纽约待了一周左右，不知所措，担惊受怕。我坚持认为自己不是从那里来的，就像只使用 WI-FI 一样，每次我必须发信息时，都会随意进入地铁站，而菲利普很有远见地买了一张 SIM 卡。他是在适当地尝试把这个地方当作未来的家，我只是“拜访”。但这个月的奢侈让我有时间改变自己的感情。一个月的时间足以让你了解一个让你自满的地方和一个向你发出挑战并让你认清自己的背景之间的区别。几周后，当我不再在地铁里迷路，遇到了更多的作家，放慢脚步，感受周围的沙沙声和雄心壮志时，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串被人测序过的 DNA。
Photo by Yeshi Kangrang on Unsplash当我回到多伦多的时候，我以一种全新的、感性的方式明白了我可能有一天会离开这里。多伦多的能量源源不断地流向获胜的冲动，永不停止工作，直到你的头撞上可见的天花板。然后你继续工作。纽约也有这种感应，或许更甚，但我觉得每个人对此都更有自知之明。更重要的是，这里没有天花板。你可以试图主宰世界，触摸云彩，尽管这样做很愚蠢。多伦多没有这种现实检验；如果有，我们都会过得更好，生活更平衡。我曾经担心的事情：对纽约来说太软弱，对纽约来说不够。但是，在实践中，这种必然性现在感觉得到解放。我想我厌倦了压抑自己的可能性。在《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书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写道“细微差异的自恋”，这是他对邻国之间酝酿的微小对抗的术语。他说，这样的竞争既是攻击性的释放阀门，也是社会凝聚力的粘合剂。当涉及到加拿大和美国时，这一点被证实了，即使人们希望加拿大在面对自恋的邀请时，也能坚持自己的想法。我很感激自己出生在这里，这么长时间把这里称为家。我不认为离开是件容易的事。但是，这个出生的偶然性似乎从来就不是同义的，甚至在逻辑上也没有关联，因为我们相信一套将我们与他们区分开来的原则。我从小就被教育要在旅行时在背包上别一片小枫叶，以便先发制人地纠正我来自“坏地方”的假设，让其他人来道歉（戏谑加拿大人喜欢道歉）。这感觉就像是民族主义的适当角色 —— 经过编辑或修正的一行字，但从来没有重要到足以提升到论题或主题的高度。
温哥华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