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其实并非有人评说的全是“刻薄”！
书评家夏志清先生说钱钟先生”恃才傲物,很会讽刺人。”还有人说 ：“他是文学评论家，但几乎从没有正面评价过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作家。”更有人写文章骂道：“读他的文字，让人觉得骨头凉”。”甚至有人恨他到写嘲讽小说。那么，钱先生真是“眼高于顶，嘲讽和挖苦”就是“最好的娱乐”吗？非也！他只是对自己看不惯的人与事，才施展极高的语言天赋。
记得一次我和钱先生談小說，讲到了沈从文和日本文学家川端康成。我将他们做比较，说两人的最大特点是景物描写得非常美，人物刻画得很细腻。他问我：“你看川端康成的作品是原著，还是汉译本？”
我理直气壮地答说：“当然是汉译了，我仅会一点点日文，没办法看原著。”
他严肃地对我说：“不行！你要看懂人家，就必须掌握他的语言，没有捷径。我要求我的每一个学生都必须如此。他们都至少掌握两门外语，而且程度不错。……要研究国外作品，首先要能尽可能地读懂原文，否则，不会有正确的评价。因为借助译文，翻译的水平导致你有时无法掌控作者真正的风格和理念。”他说到此，从坐着的椅子上站起身，快步走到书架前，翻找了一阵，抽出一本书。那是一本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围城》重印本，他翻到“重印前记”，又走到写字台旁坐下，随手拿起一支小楷毛笔，提笔将文中两处编辑疏漏的小瑕疵改过。
我走近前，道：”仅是标点符号，不伤大雅。我们做编辑的一般很难完全做到不出错。那太难了。“他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做学问要严谨到甚至苛刻，不要好大喜功，或好高骛远。一个标点，或一句词都不能放过。你是做编辑的，要对读者负责。可惜，有些编辑做得不太好。”
我知道我也是他批评中的一员，感觉汗颜，但却很受用。这大概就是被众人声称的”刻薄“吧！
我接问他怎么看沈从文？他说：“他的文字确实不错，可以说是我们那代人里极有才情的。不过……”
当我们把话题转到如何读好书时，我说自己非常喜欢书，但苦于有时不知道怎么找到更合适的书读，而且，在我的人生中曾经历过几次无法得到书的窘境。他道：“讀書的人要會讀書，最重要的是能耐得住寂寞。不要被繁杂的环境所扰，也不要过分再意别人的评价。”他环视了一下自己的房间，继续道：“你看，我的房间里也没有多少书，我读书大部分时间是利用图书馆和数据库。最让我忘不掉的是‘文革’。那时，我的学生曾尽可能地冒着风险为我收集各种资料，常常赶了很长的路送到我拥挤不堪的小屋。当时我在干校，没有图书馆可用，研究几乎全部中断。后来的研究，就是我的学生们定期去为我送资料，风雨无阻。我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他们。”看得出：他对自己的学生们充满着感激！
那次离开前，他在一本《围城》的首页上题词后送给了我，还特意注明我的名字。
后来，我几经辗转，风雨沧桑，在海外飘流，丢弃了许多值得珍惜的东西，但无论如何，不肯失掉这本书。不仅是他的墨宝值钱，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美好的记忆，令我受益终身。
后来，我读到郑培凯关于钱先生信札拍卖的文章，才知道他也曾经请教于钱先生，获益匪浅。其后，与钱先生也有一些书信往来，可以佐证其对我的有施无受并非孤案。
（图为钱钟书先生与杨绛）
那么，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钱钟书呢？我以为：人的层面是多重性的，每个人或多或少地都存在着双重人格。但人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变化，他的最基本的核是不会改变的。就犹如生物界常说的脱氧核糖核酸，不管其怎样变化外形，它的基因永远不变。钱先生在不同的场景下完成着自己的表演。他的锋芒绝不是他的全部。“刻薄”的刺仅对其不愿承受或看不惯的社会人文而发，他用一种隐晦的方式嬉笑怒骂，施展极高的语言天赋。不过，不知大家发现了没有？他是仅对在属于同一范畴的文化人中，把讥讽做到极致，施展其“语言大家”的风范，而在其他层次的人群中这种“刻薄”的刺，却藏而不露。其实，正佐证了他是尊重这些人的地位与自己可以一起论古今。他的核是“真”与“痴”，在现代中国，许多时候要不得罪人，“假”与“猾”才成。
（涛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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