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仙逝已经整整20年了，他的身后毁誉相伴，互联网上曾经好不热闹。但“大家”终归是“大家”，维基百科中“钱钟书”词条称其为：“集古今中外学问之智慧熔炉。”往者已矣，可真正读懂他的人又有多少？他追求的是““凋疏亲故添情重，落索身名免谤增”，但往生后没能真正做到。赞者不惜笔墨把他捧为文曲星或文学研究之大成者，而毁者竭尽能事地讥讽、质疑。真正的他在我看来，其实很悲剧。
如今，我也老矣，恐难应付上帝之手，破戒把我所知道的告诉读者。本来和他有过约定，不会写，但最终还是违规了。因为我希望后人在研究他时，能够更公平，更全面些。不想就这样带走秘密。
他，这一生中最想做的事不是当学者，而是当作家！
那是1985年4月，我刚从北京的一家报社调任到另一家报社工作。这家报社刚组建，我负责文娱版的编辑工作，报社主编要我找名家约稿。我按要求约了一批文化名人的稿件，但当总编特别强调要钱钟书的稿件时，我双眉紧锁，犯了大难。因为早听说钱先生最难请，生性高傲，学贯东西，他不但几乎从不写应景之作，甚至也敢给英美学者吃闭门羹。我有何德何能让他屈尊呢？但还是要硬着头皮想办法。为此，我找了过去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于先生。她丈夫是钱先生的弟子，他们答应帮忙，但不敢打保票成功。我很幸运，就这样，在一个明媚的中午，叩开了钱先生坐落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家门。也就是那天始，我认识了与人们口传不太一样的钱钟书。
初见到他，非常忐忑，有些不知所措。钱先生笑了，“我像虎吗？”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面直视着我，我开始放松，“您不是虎，是龙。”我想起了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外文系“龙虎狗三杰”的传说。
“那是很久之前了。”他又笑。
当时，《围城》很火，我就和他聊《围城》。他静静的听，没有打断我。然后突然说：“《围城》不是我的得意之作，而是我的第一个长篇，只是小试牛刀，有相当多的地方不满意，有些还很粗糙。人物关系设计得不算好，修辞也只能算尚可，够不上精彩。……没有想到后来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我真正用心写的是《百合心》。”说时，他在镜片后面闪烁的眼睛忽儿亮了，“小说起名的立意取自法文成语(le coeur d' artichaut)”，……这部作品始笔于香港，每次写时怕人看，经常躲着人。然后，把写好的东西偷偷藏起来。“想写得真正令我满意。”他说得很认真。谈到得意处竟背诵了一段“圆圆在阁楼二层里与猫玩耍和对话的有趣情节。
语调铿锵，神采飞扬，那段写的极其妙也，生动，也很幽默……我想象着年青时代的钱钟书，与一个多小时前坐在我面前的老学究，真的对不上。
没想到，他这么有趣！我暗自猜测：恐怕就因为当初这个“藏”，才使那部呕心沥血写好的近4万字的宝贝手稿遗失掉了吧！看得出《百合心》未能面世是他的最大遗憾。
我问他“既然这么喜欢，为什么没再写？”
他的神色凝重起来,讲到48年至49年从香港到上海，又辗转北京的颠沛，讲到后来不能安心创作的苦恼。他，人一到北京，就被指定英译《毛泽东选集》。我知道他也曾为蒋介石英译过《中国之命运》。
他说：“可能没人知道，我这一生中最想做的事不是当学者，而是当作家！幼时我就喜欢在无锡的小书摊借书看，我的启蒙就是小说。……《围城》之后，我写《百合心》，《百合心》如果能出版，我可能就真的称得上是一名作家了，而不是学者。我会继续写下去，我一直准备着。那时，我年轻，极有热忱，对写小说有自信。”
我说：“您已经是作家了，那么出名。”
他摇摇头，“算不上，哪里有一部作品的作家。”语调有些诙谐，但我分明看到了他的无奈和落寞。
我说：“您不写小说，但成了大学问家，《管锥篇》、《谈艺录》都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佳作。”他道：“研究古典文学的风险比写小说小。这也是我后来不写的一个原因。”
词句不多，却蕴含着隐痛。我似乎领略了一个文人的悲哀！他接着讲：“后来，时间久了，长久不写，激情不在，也就放下了。” 
（涛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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