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李贽对曹雪芹的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末清初，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和西方文化的传入，出现了一股启蒙主义思潮，给令人窒息的明清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这个思潮在思想上的代表就是被封建统治阶级称之为“异端之尤”的李贽。李贽的惊世骇俗之论，如射向理学王国之箭，正中时弊。尽管统治阶级对其著述大加焚禁，可是“焚书不焚藏不藏”［（１）］，当时士人“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２）］。明末著名戏曲家汤显祖在《李氏全书》总序中高度称赞说，李氏之书可以“训世、经世、济世、骇世、应世、传世”。“公安三袁”之一的袁中道在《中郎先生行状》中传神地记录下李贽对袁宏道的影响：“先生（袁宏道）即见龙湖（李卓吾），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于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不但明末“公安三袁”、汤显祖、冯梦龙等明显受到李贽思想的影响，就是清初三大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虽然对李贽有不同的贬斥之辞，但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上，也都一定程度地受到李贽“异端”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直到清朝建国百年之后，虽经文化专制主义的禁固，也依然存在。这突出地表现在曹雪芹的《红楼梦》这一伟大现实主义作品中。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保存下来的有关曹雪芹的资料极少，我们还未能看到曹雪芹自己说的受到李贽影响的言论。但从《红楼梦》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及创作原则上看，说曹雪芹受到李贽的深刻影响，那是言之有据、论之成理的。
一 李贽对曹雪芹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带有一定新因素的社会理想的追求上。
明清时的理学与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牢牢地箝制着人们的思想，扼制着早熟的资本主义萌芽，锔补着这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李贽是中国思想史上敢于把“德礼政刑”一起否定的第一人。他认为：“有德礼以格其心，有政刑以挚其四体，而人始大失所矣。”［（３）］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统治阶级的“德礼政刑”只不过是套在人们颈上束缚人们身心的无形枷锁。“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李贽无情地揭露被儒学及统治者尊为“经典”的六经、语、孟，只不过是“道家之口实，假人之渊薮”［（４）］，嘲讽那些“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的道学家，实则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５）］。李贽在对虚伪的儒学及统治者借以实行统治的“德礼政刑”的无情批判中渗透着个人理想。为了反对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禁锢与统治，李贽提出“因乎人”、“因性牖民”的“至人之治”，而反对“本诸身”的“君子之治”［（６）］，鼓吹：“千万其人者，各得其千万人之心，千万其心者，各遂其千万人之欲，是谓物各付物。天地之所以因材而笃也，所谓万物并高而不相害也。”［（７）］表现出要求尊重人的自然之性，实现人人顺其本性、随心所愿的理想政治局面。为此，李贽还从哲学思想上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８）］这一平凡而伟大的命题，使人们从“六经、语、孟”的天理中回归到人间，为发展人的自然之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如果说李贽是明清启蒙主义思潮的思想先驱，那么曹雪芹就是这一思潮中的文学主将。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伟大现实主义杰作《红楼梦》倾注了作者曹雪芹的全部思想感情。《红楼梦》开宗明义，既不写“大贤大忠理朝庭治风俗的善政……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而是对“闺阁中一饮一食更加琐碎细腻的描写”。这就奠定了《红楼梦》反对虚伪的“德礼政刑”，将文学创作由代圣贤立言的“天理”中拉回人间，走向与李贽提出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命题一脉相承的基调。
这个“最教子有方”的“诗礼簪缨之族”－－贾府，从表面上看来，“晨昏定省”礼法井然。但是在贾府老仆人焦大的眼里，府上这些身着峨冠礼服的达官贵人们，却是“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到处是虚伪礼教掩饰下的丑恶。就贾敬仙逝的情节来看，作者笔墨轻轻一荡，就拂去了贾府这个诗礼簪缨之族的圣洁光环。贾珍父子听到贾敬仙逝的噩耗，“星夜驰回”，“贾珍下了马和贾蓉放声大哭，从大门外便跪爬进来，至棺前稽颡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哭哑了方住。”可谓至诚、至孝、至礼。可是热孝在身的贾珍父子转过脸来，贾蓉就和自己的两位姨娘及小丫环调情，贾珍则聚众狂赌。难怪柳湘莲说：“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这些达官贵人与李贽所描写的那些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道学家们如一丘之貉。
科举仕进发展到明末清初早已陷入了一种僵化的模式，成了士人登堂入室的阶梯。李贽早已看透了“堂堂天朝行颁《四书》、《五经》于天下”，不过是以科举取士来笼络读书人。而读书人热衷于科举考试，“以博高爵重禄，显荣家世”［（９）］。八股取士不但不能为国家选拔人才，而且束缚了人们思想，结果孽生出一批“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１０）］，只解打恭作揖的道学家。李贽反对把科举考试当作登堂入室的敲门砖。他虽然为了家计不得不去参加他所厌恶的科举考试，但是他只不过“取时文尖新可爱玩者，日诵数篇，临场得五百。题旨下，但作缮写誉录生，即高中矣”。李贽参加科举考试态度的本身就是对科举制度无情嘲讽和批判。
李贽反对科举和仕途经济的思想，在《红楼梦》中找到了知音。曹雪芹笔下那位“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的宝玉最厌仕途经济。他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它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人立言。”当薛宝钗劝他几句仕途经济的话时，宝玉十分反感道：“好好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得钓名沽誉，入了国赋禄鬼之流。”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科举考试“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这与李贽认为科举考试不过是“以博高爵重禄，显荣家世”的观点，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贾宝玉自从诞生于这个“诗礼簪缨之族”，封建家长就为他安排好一条科举仕进－－荣宗耀祖之路，可是，宝玉偏偏不想走这“饵名钓禄之阶”。在贾政看来，最要紧的是“四书、五经”，可是宝玉连“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夹生的，若凭空提一句，断不能接背的”。贾政教子“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宝玉却最厌与士大夫结交。在宝玉看来，科举仕途经济统统是一些“混帐话”。这并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在茶余饭后以标清高的闲谈，而是生活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累代公卿之家的贵族公子在他所处时代中的真实感悟。这与他追求真情反对假理的思想性格相一致，包含着鲜明的叛逆性。
有人撰文说，贾宝玉攻击“文死谏、武死战”，“更无来由，而且可笑。这话原是《红楼梦》作者从李贽言论中借来，但拿它放在宝玉嘴里说出，可谓不伦不类。”此论观点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却举出了一个曹雪芹直接受李贽影响的例证。
李贽说：“夫君犹龙也，下有逆鳞，犯者必死，然而以死谏者相踵也，何也？死而博死谏之名，则志士亦愿为之，况未必死而遂有巨福耶。避害之心不足以胜其名利之心，以故犯害而不顾，况无其害而且大有利乎！”［（１１）］贾宝玉说：“必定有昏君，他才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看来，李贽和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抨击封建统治阶级视为最高伦理准则的“文死谏、武死战”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旨在揭露“文死谏，武死战”只不过是博取名利的工具和手段。
自孔夫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１２）］的观点问世，再经宋明理学家的点化，“男尊女卑”的思想象一条沉重的铁链拴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的身上。似乎只有“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安民”，“女子无才便有德”，“只该做些针黹纺绩的事”，成为家庭的奴隶，才符合“三纲五常”的天理。 李贽建立在“天下无一人不生知”［（１３）］，“天下之人与仁者一般，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１４）］的“天赋平等”思想基础之上的妇女观，反对“男尊女卑”的封建教条，主张男女在智力上平等，一吐千百年来妇女心中的一口恶气，代表着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要求个性解放、同情妇女疾苦的新思想。李贽认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１５）］他大声为妇女鸣不平，并在《初谭集·夫妇篇》中列举古代二十五位有胆有识的妇女，认为“男子不如”、“过男子远矣”。李贽的这一妇女观对曹雪芹有明显的影响。
曹雪芹在《红楼梦》开篇中说：“忽念及当日所有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在“男尊女卑”、理学盛行的年代里，曹雪芹借助塑造贾宝玉这个冠绝千古的人物形象，把满腔纯洁美好的感情，倾注在大观园里洁白无瑕的女儿们身上。宝玉认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子，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所以宝玉见了女儿就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了。此论决不能停留在两性相吸的天性上来理解。宝玉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倒了过来，他认为：“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这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这无疑是对“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的无情嘲弄和批判。这里如果没有桀骜不驯的叛逆精神是不会有此言行的。从宝玉对芳官、五儿、司棋等小丫环的同情、爱护中充分体现出作者的妇女观是建立在尊卑平等基础上的。从《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等情节中，表现出作者对黛玉、宝钗等才华横溢的大观园中女儿们的无限赞美之情。从宝玉对黛玉和宝钗的感情差异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妇女观和全书追求真情、反对假理的思想是一致的。宝玉倾心爱慕黛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黛玉从不象宝钗那样，说一些仕途经济之类的“混帐话”。宝玉不愿和贾雨村之流的士大夫交谈，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在宝玉看来，贾雨村之流只不过是一些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须眉浊物。正是由于男人被“六经、语、孟”熏染，被虚名薄利所累，所以，宝玉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了。
综上所述，《红楼梦》中所体现出的对诗礼簪缨之族的批判，对科举仕进制度的讽刺，对“文死谏，武死战”的封建伦理准则的揭露，对“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的嘲弄，无不闪耀着对新的社会理想的渴望与追求。而这一切，又无不受到李贽启蒙思想的启迪。
二 从创作思想来看，李贽的“童心说”、“发愤说”以及反对摹拟、倡导创新的主张，对曹雪芹的《红楼梦》创作也有明显影响。
李贽以“童心说”为核心的文学观的实质是提倡真情，以格假理。何谓“童心”？李贽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若失去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１６）］有人认为“童心说”把抽象的超阶级的“童心”视为创作本源，这不免将文学创作从一种天理陷入另一种唯心。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１７）］李贽的“童心说”崛起于明代理学盛行、复古主义文风猖獗之时。“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在《文说赠王生黼》中，开宗明义说：“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斯文也，果谁之文也？圣贤之文也。非圣贤之文也，圣贤之道充乎中，著乎外，形乎言，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也。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文之至也。”此论再经丘ｈｕì＠①等理学家渲染，便把文学创作变成了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了，就连一反“程朱理学”的王阳明亦鼓吹，文学创作应该“只取忠臣孝子的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１８）］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文坛上代圣贤立言、点缀升平的“以时文为南曲”的逆流，“ｔāｎ＠②缓冗沓”、粉饰现实的“台阁体”，以及矫枉过正的前后七子的“模拟涂泽”之风等，乱哄哄，你方歌罢我登场，都脱不出理学教条和八股文风的影响。
针对这股逆流，“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李贽，从商品经济日趋发达的时代中感悟到，“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李贽提出文学创作要表现童心，就是要把文学由代圣人立言的“天理”中，从“模拟涂泽”的复古主义文风中，拉回到人间的日常生活及人的心灵描写中来。李贽认为“童心”即真心，是绝假纯真、没有受过“六经、语、孟”理学侵蚀过的人的最初一念之本心，是造化于天地灵秀、与生俱来的人的纯真自然的情性。李贽说：“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这便是创作“天下之至文”的根基。如果“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李贽把“义理”与“童心”相对，指出障碍童心，“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而人们的童心，一经“道家之口实，假人之渊薮”的“六经、语、孟”所侵蚀，便被名利所累，走上欺世盗名的虚伪道路。于是“言假言，事假事，文假文”，变得满场是假。人间自有真情在，文学创作应是对“童心”的披露，也就是对现实人生的真实反映，对人的内心真情的抒写。
李贽的“童心说”虽导源于老庄的自然观，又吸收了汉代刘劭“人物之本，出乎情性”，（《人物志》）和嵇康“超名教而任自然”（《释仇说》）等观点，但又具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当时资本主义萌芽、要求个性解放、追求真诚人生的表现，是具有战斗精神的新理论、新思想。如果我们把“童心说”放在明代理学盛行的复杂社会背景中去观察、思考，就不难看出它对令人窒息的社会现实的强大批判力量。李贽以“童心说”为核心的文艺观，可以说是我国文化价值由儒家道德价值中心论向以人的生命价值论的转化，是文学领域中的大＠③，吹响了明清“以情格理”、抒写真实人生的文艺思潮的号角。
李贽从“童心说”出发，要求文学以自然为美。他在《焚书·读律肤说》中说：“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之外复有恼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李贽提倡顺应人们的自然之情，以自然之情来反对假理。这“发于情性，由乎自然”的观点，是为“童心说”作的一个很好的注脚，是李贽以“童心说”为核心的文学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曹雪芹在李贽以自然为美、以情格理、抒写真实人生的文艺思想影响下，创作出横绝千古的《红楼梦》，将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光辉的顶点。
曹雪芹在《红楼梦》一开始就宣称，他创作的《红楼梦》，“其中大旨谈情”，是“将女儿真情发泄一二”。书中第五回是全书的纲领所在，其中“太虚幻境”宫门上的对联写道：“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横批是“孽海情天”。在第一回，曹雪芹写道：“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第十七回又提出“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这都表明《红楼梦》的创作，是以抒写人们的自然之情为主旨，与李贽“发于情性，由乎自然”、“以自然之为美”的文学观点是相似的。
这个“情”字集中表现在曹雪芹对人物的塑造、尤其是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开辟鸿蒙，谁为情种？”曹雪芹通过宝玉“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行为偏僻性乖张”这一典型性格在贾府这个典型环境中形成的过程，揭示了《红楼梦》这部伟大的“假语村言”是“真”与“假”－－“情”与“理”的抗争。第六十六回，兴儿对三姐谈论宝玉时说，宝玉自幼受“老祖宗”的宠爱，因此，“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上过正经学。”正是由于宝玉没上过“正经学”，没有过多地受“六经、语、孟”的熏染，才使他童心不灭。童心不灭的宝玉，“率性而行”，追求真诚之人生，被世人看做“行为偏僻性乖张”。而“行为偏僻性乖张”的宝玉在“无故寻愁觅恨”中浸着一缕真情，并把他一腔真情倾注在大观园中洁白美好的女儿身上。 李贽还是“发愤说”的鼓吹者。“发愤说”虽然可以上溯到屈骚、司马迁，唐宋亦有“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和“诗穷而后工”之说。但是，在理论上和文学实践中极力鼓吹，使“发愤说”成为“感时发己”、面对现实人生、敢于冲破明清理学桎梏的一面旗帜，李贽确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序》，是被公认的我国小说批评史上的开山之作。文中说：“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文非感时发己，或出自家经画康济，千古难易者，皆是无病呻吟，不能工。”［（１９）］“世之真能文者”，“蓄极积久，势不可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２０）］《水浒传》这部使封建统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视之为“坏人心术”的“诲盗”之书，李贽却高声为之鸣不平。他精辟指出《水浒传》是“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的“发愤之所作”。独具慧眼侠胆的李贽把“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之所造”的发愤之作《水浒传》称之为“天下之至文”，并把《水浒传》与《史记》、《杜子美集》、《苏子瞻集》、《李献吉集》并称为宇宙内五大部文章。这颠倒了千百年之是非的石破天惊之语，使“道听涂说之所造”的小说步入了高雅神圣的文学殿堂。
李贽倡导“感时发己”、“诉心中不平”的实质，是要求文学家正视人生，不回避现实，要敢于冲破一切束缚，抒写内心真实感情。这与其“发于情，由乎自然”的观点密切相联，是在此基础上更深层的发掘。在李贽看来，天下“至精至妙”的文章，是作者执着追求个人理想，在坎坷的人生长途中蓄极积久、势不可遏，一旦见景生情而从心灵深入迸发出的真情。
李贽“感时发己”、“诉心中不平”的文学观点理顺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感时”强调了客观内容，就是要求文学创作要从作家所处的时代感受中出发，即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发己”强调了主观情感，就是要求文学创作要抒发作家内心的真情实感，即文学应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感时发己”，就是这主客观的统一，要求文学作品不但是作者真情实感的抒写，而且是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应起到干预生活、针砭时弊的作用。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大都是发愤之作。李贽“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以写尽。”所以他对“发愤著书说”的理解尤为深刻。“发愤说”是李贽文学思想中极富战斗精神的组成部分。
“字字吟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伟大现实主义杰作《红楼梦》是“诗追李昌谷，狂于阮步兵”的曹雪芹满腹才情、“半生潦倒”、终挣脱不出令人窒息的时代苦闷而创作的发愤之作。
“醉来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的曹雪芹主张为文“必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袭前人的套头，填写几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使文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失悲戚……悲则以言志痛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于方寸之间哉！”（《红楼梦》第七十七回）他的观点与“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的李贽的文学观点是相通的。《红楼梦》正是通过宝黛爱情的被毁灭，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压迫和统治者荒淫腐朽进行了无情揭露，对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度进行了无情批判，寄寓了作者无比的愤慨。
曹雪芹笔下的贾府，名为“诗礼簪缨之族”，实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诗礼簪缨的背后，温柔富贵之中，浸透着腐朽与罪恶。看上去“为人平静中和”有贾赦，他头发花白，儿孙满堂了，还硬要讨贾母的丫环鸳鸯做妾。他为了夺取几把扇子，就勾结官府把石呆子害得家破人亡。从《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庄头乌进孝缴租的单子上看，山珍海味、飞禽走兽、各类粮食、干果应有尽有，共折银二千五百两。可是贾珍看了却皱眉叫苦道：“真真是又叫别过年了。”“成日家和树林子作街坊，困了枕着它睡，乏了靠着它坐，荒年间饿了还吃它”的刘姥姥在温柔富贵的大观园中，虽然她认不出手中小小的酒杯是什么木做的，但是她却能算出大观园中一顿小小的螃蟹宴的花费：“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大观园中的贵族生活透着庄透人的血汗。至于从“嘴甜心苦，两面三刀”的王熙凤“毒设相思局”、“弄权铁槛寺”和她设计陷害尤二姐的种种行径中，已把诗礼簪缨之族的虚伪与罪恶充分地暴露出来。
伟大的发愤之作《红楼梦》的最感人之处，就是作者以宝黛爱情为中心线索，通过虚伪的封建礼教对宝黛纯真美好爱情的摧残和毁灭，表达了作者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度的无比愤慨。宝黛两颗纯真无邪的心在追求真情、反对假理中找到了知音。从来不说仕途经济“混帐话”的林黛玉成为宝玉唯一的知己。而生活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逼”的贾府这个虚伪势利环境中的林黛玉，宝玉便成了她感情的寄托、精神的支柱。黛玉渴望得到宝玉的爱情，可是每当宝玉向她吐露爱情时，她又不敢敞开心扉勇敢地接受，而总是哭哭啼啼说宝玉欺负了她。这正反映了她挣脱不出封建时代令人窒息的礼教规范的内心痛苦，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最后，贾府为了“家世利益”，中兴的希望，演出了“瞒消息凤姐设奇谋”的闹剧，导致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这不但表现出历史必然的真实，也饱含着作者无比愤慨之情。
李贽在文学思想上的另一重要主张，就是反对摹拟，反对复古，主张创新。明代文坛上，矫枉过正的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曾猖獗一时。与此相对立，李贽以“不蹈故袭，不践往迹”的狂者之举，树起他要求冲破一切传统束缚的旗帜，也为他在文坛上要求创新的主张，奠定了思想基础。针对文坛上“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思潮，李贽明确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２１）］李贽认为文学作品应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文学作品的好坏，不可以时代的先后而论，一代应有一代之文学。李贽的这一观点，散论在其众多的杂著之中。他反“依仿陈言，规迹往事”［（２２）］“一步一趋”［（２３）］的拟古主义文风，他在《藏书·德业儒臣》中说：“夫人之所以不成者，谓其效颦学步，徒慕前人之迹为也。不思前人往矣，所过之迹，亦与其俱往矣，尚如何践之？”如一步一趋，死于古人语下，必然陷于传统文风、僵化模式而不能自拔。只有“下笔不作寻常语，不步入脚”［（２４）］，文学创作才能有新变，才能创作出古今至文来。
《红楼梦》之伟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独创精神，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自从《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曹雪芹反对“历来野史，皆蹈一辙”，“不是假借汉唐名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小说创作的僵化模式，沿着李贽“不蹈故袭，不践往迹”要求文学创新的道路，勇于开拓，创作出了“新奇别致”的《红楼梦》。《红楼梦》“第一，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作者只将自己半世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按照自己的事体情理，按迹循踪，将内容和形式完美统一，将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完美结合，创作出《红楼梦》－－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的这株奇葩。曹雪芹用血泪和墨，借塑造贾宝玉等人物形象，提出文学创作不可“皆蹈一辙”，要“善翻古人之意”，“命意要新奇，别开生面”，才能创作出新奇有趣的作品来的文学主张，“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矣。”这些观点与李贽“不蹈故袭，不践往迹”，“不步人步”，“天下文章当以趣第一，即是趣了，何必实有是事，并实有是人？若一一推究如何，岂不令人笑杀。”等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曹雪芹的文学创新主张不仅体现在《红楼梦》全书的创作指导思想上，就是在其中的一些诗文中，也得到表现。如贾宝玉为悼念晴雯而写的《芙蓉女儿诔》，“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凄绝哀婉，虽为叹芙蓉女儿的不幸，也是借此抒写作者心底蓄极积久的愤懑，与一般的祭文绝然不同。因此，黛玉听了感叹道：“好新奇的祭文！可与曹娥碑并传的了。”宝玉回答道：“我想着世上这些祭文都蹈于熟滥了，所以改个新样。”正是这种创新的文学主张及其在《红楼梦》中的成功实践，才使得《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
今天，当我们把生活年代大约相距二百年的李贽和曹雪芹，放在一起加以研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李贽的社会理想和创作原则的许多闪光的思想，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都得到生动、深刻的体现。一个高于时代的启蒙思想家，一个空前伟大的文学家，共同给我们留下了博大精深的文化精神，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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