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了之后，就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昨天早上起来，就看到一个读者朋友在微信上给我留言，询问我关于学英文以及到美国开大货的事。

这个读者朋友姓李，暂且叫他李大哥吧。李大哥说，他20多岁到广东打工，开了二十多年大货车。疫情爆发以来，特别是今年，几乎没有业务，养家糊口的压力很大。

“有人告诉我到美国开大货车很挣钱，一年可以挣六七十万人民币。我想学好英文后去试试，这边感觉没什么活路了！”

我问了他的年龄，48岁，英文基础，零。我帮他分析了一二三，坦诚地说，以你目前的条件，可能去美国不是一个比留在中国更好的选择。

他有点沮丧，同时又释然了。“我相信你说的，那我就不考虑这个问题了，踏实在国内待着吧。”

和李大哥没有见过面，但凭直觉，我觉得他是个好人。他是河南人，和高耀洁先生是老乡。他一直关注我公号上所有关于高奶奶的文章，经常留言。2020年，他给我转了几百元人民币，让我转交给高奶奶。怕我怀疑他的动机，他甚至拍了自己的身份证传给我。从身份证上的照片看，他是一个朴实憨厚的中原男人。

后来，他因为女儿青春期叛逆的事情很苦恼，和我有过一些交流。看得出来，他是个好父亲，愿意对自己的女儿付出爱，虽然有时方法未必得当。

就是这么一个有爱心的男人，因为严苛的防疫政策，今年基本入不敷出，生活非常窘迫。我理解他，货车司机常年跨省行车，受疫情影响最大。目的地去不了，家也回不去，只好被迫滞留在路上，基本的吃喝拉撒都成了问题。

之前看过一个视频：一个货车司机说，他已经好几天没有洗澡了，内裤只能翻面穿，后来附近小卖店开门了，才买了矿泉水洗内裤。“我已经受不了了，恨不得现在就死去！”他声嘶力竭地喊。

想着李大哥也是这些大货车司机中的一员，生活如此艰辛，心里着实为他难过。难过的同时，也感到震惊——当下中国，不但是富人阶层和中产阶级，就连李大哥这样的底层民众，居然都想“润（run）”了！

润，已经成为这片土地上很多人心底的声音或者准备动作了。它是大众情绪的一种显现：沮丧，绝望，同时渴望改变。

二

今年四月以来，海上传奇碎成一地玻璃渣，辉煌不再，很多平素被掩藏起来的丑陋、拙劣和局促都显现出来了，一些华丽丽的幻象瞬间被打破了。有点思考能力的人都明白，这个春天是一个分界点，过了这个界，从前的一切再也回不去了。

回不去怎么办？两个选择：留下，把自己当成河床上的一块石头，任海浪冲刷掉棱角，变成一块光滑、没脾气的鹅卵石；润，以命运为弓，把自己当成一枝箭射出去，能射多远算多远。

前天晚上，一个在上海做律师的读者朋友告诉我，他已经在办理杰出人才移民，准备“润”到美国。“我如果单身一人，一定留在这个国家，为它做点什么。但是我现在有老婆孩子了，我想让他们生活在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中。”

他对未来的美国生活满怀憧憬，态度乐观。他说自己有一定的积蓄，即便短期内不工作，维持基本的物质生活应该不成问题。待生活安定后，可以延续原来的职业，做知识产权方面的律师业务。

我告诉他，你要谨慎乐观，因为“润”了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你去的那个地方未必如你当初所想，它一样有不完美之处。而且，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系统完全不同，你肯定会碰到新问题，需要面对和解决。

分享一下自己这八年多美国岁月的心路历程吧。

2014年我辞职离开国内时，虽然满怀不舍，但还是对新生活充满了美好想象。之前，我们看过无数关于美国的小说和电影，这个国家如神一般存在。在我们70后的心目中，美国简直就是一座屹立在山巅的灯塔之城。

记得在武汉上大学时，学校周围有几家录像厅，经常播放美国电影，比如《人鬼情未了》、《闻香识女人》、《死亡诗社》、《卡萨布兰卡》、《廊桥遗梦》等。我们宿舍里的几个女生经常不上晚自习，泡在录像厅里，一部接一部地看，对电影中的美国满了憧憬。

同宿舍的一个女孩“中毒”很深，以致后来中文书基本不看，只看英文书。毕业几年后，她终于如愿去了美国留学，后来成了一名会计师，但是前几年还是回国了。她说自己英语没有问题，也嫁给了一个美国人，但是和美国社会依然觉得很隔膜。只有在读南怀瑾书籍的时候，才感到一种血脉贯通的自在。

几年前，她带着儿子隐居在四川青城山。这是后话了。

和她一样，过去八年多，我对美国也经历了从盲目喜欢到客观审视的过程。以我的个人体会，变化是以2018年为分界点的。

2018年之前，中美交好，经济贸易交流活跃。最明显的表现是，纽约第五大道的奢侈品店里，华人面孔攒动，到处都能听到有人在说普通话。会说中文的营业员一看到华人就笑容满面地迎上去；两岸教育和学术交流畅通无阻。我家公寓窄窄的沙发上，睡过好几拨国内来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美国人普遍对华人比较友好。有一年夏天，从国内回来入境时，碰到一个心情大好的女性移民官，甚至对我展颜一笑，夸赞我的民族风耳坠好看。

那些年，我产生一种幻觉，觉得中美关系永远都会这样延续下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

变化是从2018年开始的。当时中美打起了贸易战，两国交恶，美国的社会气氛不似原来那么轻松了，一些民众对华人的敌意也慢慢增加了。

从那年夏天开始，连续两年，在国内过完暑假返美入境时，我和女儿总要被叫进“小黑屋”，工作人员在电脑上一通审查后，才放我们出来。

我去镇上邮局寄东西时，一个西裔工作人员头一秒还与一个白人女性开玩笑，笑容灿烂，下一秒到了我，就换成一张冰霜凝结的脸。

我知道，一些东西在慢慢发生变化了。

过去这些年，枪击案、因种族歧视、堕胎、同性恋等议题引发的抗议不断，让我看到了美国社会幽暗的另一面。特别是疫情以来，民间社会的撕裂、两党的不合一、疫苗的政治化都让我看到了美国政治的丑陋之处。特别是去年一月暴徒冲击国会事件，更是凸显了部分美国民众狂热无脑的非理性情绪，让我窥见了这个国家之前不了解的一个侧面。

于是，美国从我青年时期设立的神坛上跌落下来了，我开始对它进行了客观审视——美国确有美好之处，但是并非完美。就连纽约时报评论员Bret L.Stephens都说：“在美国，这是一个悲观的季节——事实上，是一个悲观的时代。”

他甚至刻薄地说：“即使没有日常的迹象让你想到卡特时代的通货膨胀，这感觉也已经很像另一个卡特式的萎靡时代，再加上一个不受欢迎的总统，他往往会激发更多的同情，而不是信心。”

三

五年前，若是有人征求我移民美国的建议，我会告诉他：移！贫贱也得移。

经历了过去八年多美国社会的种种变化，现在若有人再问起这个话题，我会劝他慎重考虑：你在国内得到的一切，可能会在美国失去，比如语言运用的自如，在母语文化中的自在，亲情的温暖，等等；但是，你在国内失去的一切，也许在美国会得到，比如某方面的自Y。

不过，当你疲于谋生的时候，某些自Y对于你来说，可能会像挂在衣柜里的晚礼服，看上去很华丽，其实基本没有穿的机会。

2018年的一天，我去纽约法拉盛的世界书店买完书后，到附近一个美食广场吃饭。一个坐我旁边的六十多岁的阿姨看我在吃鸭血粉丝，问我好吃不。然后我们聊起来。阿姨说她来自黑龙江，以前在一家国企工作，后来下岗了，靠领低保度日。后来听人说美国好挣钱，就拿着旅游签证来了，之后滞留不归。

来了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由于不会英文，她只能在一个医疗楼里帮人打扫卫生，一小时不到十美元。每天工作9个小时。“每天累半死，挣不了几个钱，吃碗面都要先瞅瞅价格。”几年前，她生了一场病，两个儿子来美国看她，劝她回去。但她觉得自己没混出什么名堂，怕邻居笑话，所以还是留在了美国。

“以前吃完晚饭后就去跳广场舞，没什么钱，但日子过得不辛苦。现在太辛苦了，没有任何娱乐活动。”阿姨叹气。

我问她这些年去过纽约哪些地方。阿姨不好意思地说，去过一次中央公园和第五大道，去过一次布鲁克林桥，去过几次唐人街，其它地方都没去过。我看到她斑白的头发，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心酸了半天。我说，阿姨，今天碰到你也是缘分，我请你吃碗鸭血粉丝吧。

她的眼睛一亮，但随即摆摆手，“你们年轻人挣钱也不容易。”然后就离开了。

我看到她走到旁边的包子铺，买了一个包子，然后上了电梯，消失在一群肤色各异的人群中。

我知道，对于阿姨这些艰难谋生的社会底层来说，她拥有某些自Y，比如安心待在自己的家中，不用担心有人破门消sha；上街时不用担心警察把她拉到郊区筛沙子；生病时被拉到医院，医生不会因为她没钱而拒绝医治……但是，她也有很多不自Y，比如买碗鸭血粉丝的不自Y，远离亲人的孤独的不自Y，不会英文的不自Y，了解和参与美国社会运作的不自Y，等等。

自Y这块"饼"很大，但由于自身条件的缺失，以及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政治地位较低的现状，她能享受到的，其实只有那么一小角。

那么，有钱，英文好是否就意味着可以享受一切的自Y？未必。

我所在的小镇因为学区好，这几年搬进了很多华人。他们大多是留学后留在美国的，有着体面的收入，或者是国内来的新移民。对于前者来说，语言不是问题；对于后者来说，钱不是问题。可是，我在几个微信群里发现，他们平时的聊的话题无非是孩子爬藤和吃喝玩乐，几乎没有什么让我眼睛一亮的社会公共话题。

去年12月，我把庆祝高耀洁先生生日活动的通知发在一个群里，竟然被一个群友“教育”：高是有争议的ZZ性人物，这是生活群，不要把此类和ZZ有关的信息发在这里！

一个只关心眼前那点现实利益、不关注社会公共议题、没有大格局的族裔，不管“润”到哪里，其实能享受到的自Y并不多。因为他们拒绝去拓展更广阔的天地，争取更多的自Y和权利。

四

四月以来，由于海上发生的林林总总，很多人都在热议1952年从沪上出走的张爱玲。她对时势见微知著的敏锐洞察以及当机立断的果敢让人佩服。唐云教授在他的文章《沪上再无张爱玲》里说，张爱玲出走后，从此沪上没有了穿旗袍、抹口红的张爱玲，只有霓虹灯下的哨兵。

没错，张爱玲“润”的时候非常潇洒，甚至书稿都没带，就跑到了香港，后来辗转到了美国。可是，她“润”了以后的美国岁月，似乎不是那么美好。

张爱玲在美国时最信任的朋友，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夏志清先生在多年前一次接受采访时回忆，“张爱玲刚到美国时，到麦克道威慈善文艺营免费吃住写作，但期限很快就到，她的英文小说《粉泪》也失败了。后来胡适介绍她去哈得福特文艺营，我再介绍她去麻州赖氏女子学院研究所专心翻译清代小说《海上花》，时间都不长。我后来推荐张爱玲到加州伯克莱大学当了短期住校作家。但是都没有解决她的经济困境。“

还好命运出现了一点转机。1961年，夏志清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了，他把张爱玲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称张的小说《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并作出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齐平的评价。此后，在海外沉寂多年的张爱玲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之后，夏志清和台湾《皇冠》出版集团平鑫涛、香港作家宋淇一起协力，陆续再版她四十年代的小说。虽然版税有限，但总算可以维持生活，不需四处颠沛流离了。

但是，张爱玲后来出现幻想症，总是认为跳蚤到处跟着她，前后搬了180多次家。她根本没有家具，拖着一大堆纸袋不断四处搬家，结果把自己翻译了十几年的《海上花》手稿弄丢了。

1995年9月8日，适逢中秋，张爱玲在洛杉矶的公寓里去世，几天后才被发现。走时家徒四壁，屋里连一张写字台也没有，只有一个旧床垫。面容清瘦的她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

一代民国才女，就这样在异国的土地上走完了薄凉一生的最后一程，让人唏嘘不已。她留下了那句著名的“人生就像一袭华美的袍，里面爬满了虱子”，多年后我才明白，那其实就是她本人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夏志清说，张爱玲原来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定居纽约市，东山再起。“但是她太穷了，又不肯做写作之外的事，怎么可能在纽约生存呢？我有时想，如果她生活在纽约，可以写写第五大道，时代广场，林肯中心这些有血有肉真实的美国大都市生活，可她来美后一直在小地方生活，孤陋寡闻，拒交朋友，总是独自埋头写些三四十年代旧上海的东西，虽然她英文好，但美国人是不要看的呀！张爱玲对现实的社会和人失去了兴趣，这是她的致命伤啊！”

作为一个中年被动出国的文字工作者，作为一个和张爱玲一样性格敏感的女性，我太理解她的感受了。我们在那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十年，它已经铺陈了我们生命的底色，这导致我们很容易沉湎于过往，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而忽略了外面的世界和当下的风景。

况且，由于中国文化的长期浸淫，中国文人的骨子里头难免都有家国情怀，它让你不由自主回望那片土地。哪怕知道它里面住的义人可能不足十个，哪怕知道一回头可能就会像罗得之妻一样，变成盐柱，但还是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回望。

30多年前，一个刘姓记者本来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但是由于他在一个突发的历史事件中勇敢发声，所以回不去了。后来，他定居在新泽西美丽的小镇普林斯顿。

虽然“进亦忧，退亦忧”，但他终日念兹在兹的，仍是那片土地。每次，只要有来自大陆的中国人，他都急切想从TA那里了解中国国情。不管对方来自何方，身份何属，也不管社会地位高低，只要他知道，只要能够前去探望或请到家中来，他必定这样做。

2005年，他在弥留之际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将来，……想起今天……这样的日子……，会非常……有意思。

他曾经希望将来在自己的墓志铭上刻下这一行字：“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说了他应该说的话。”但是最后未能如愿。五年后，他的在北京门头沟天山陵园的坟墓，只被允许是无字碑。

在异国漂泊的18年里，他如此想念那片土地，渴望有朝一日，可以和从前当记者时一样，坐在乡村或城市的路沿上，随便和一个路过的老农民或其它路人聊天。

很多年后，从他的自传中读到这些细节，我的眼睛湿润了。即便身体“润”到了天涯海角，即便最后客死他乡，但是一些与灵魂有关的东西“润”不了，它永远留在了那片土地上，留在了秦砖汉瓦的缝隙里，留在了鼓角筝鸣的叹息中。

它不时提醒你的来处，还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