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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神童实验
1921年，心理学家特曼曾和美国政府一起进行了一项“神童”实验。
他通过智力测试，筛选出1200名智商140以上的天才少年，而后政府全程干预，为这群孩子提供最前瞻的教育资源、最优质的师资，并对他们精心培养，期望从中诞生出下一个爱因斯坦或者牛顿。
被选中的孩子，命运变得如梦似幻。
此后几十年的持续观察，绝大多数孩子长大后，从事着海员、打字员、档案员等普通工作，其中不少孩子出现了认知偏差与社交恐惧等心理问题。
极少数成就不错的，多拥有坚强意志。
神童的实验终到尾声，特曼得出结论：天才可自然生长，但爱因斯坦不能人为制造。我们只能慢慢等天才长大，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距离发现智力与成就的正相关性还很遥远。
美国人造神童浪潮就此消歇，但多年后这股巨浪席卷中华大地。
1974年5月，已拿过诺贝尔奖的李政道来中国考察，他参访了复旦大学，并对十三四岁的芭蕾舞小演员的精彩演出赞不绝口。
到北京后，李政道通过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建议：可仿效芭蕾舞培训方式，选拔一批有天赋的少年，直接送入大学，打造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工作队伍”，实现“弯道超车”。
这事很紧迫，据说高层当时是同意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又急不得，最后没有落实下来。
直到3年后，江西冶金学院的老师倪霖，写长信给兼任中科院院长的副总理方毅，推荐江西赣州八中的13岁天才少年宁铂。
当初的设想，终于开始转换为行动。
信中称，宁铂2岁就能背100多首唐诗，4岁会写400多个汉字，5岁下围棋赢过成人，8岁夜观天象熟识星座，9岁已熟读医书，可开方诊病。
▲宁铂与倪霖
倪霖最后的意思就是——“我从未见过这样难以置信的孩子，如果到大学专门培养，必能成为攻关闯将。”
信收了，方毅批示中科院下属的中国科技大学，“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
中科大也不敢怠慢，随即派出两名数学老师去江西核实考察，其中一位还是专门挑选出来的围棋高手。
先口试文学、历史、天文、地理、化学、中医，宁铂对答如流，后做数学试卷，7道题宁铂对了5道，最后老师提出即兴赋诗，宁铂20分钟内写了一首七律，开篇惊艳四座：正叹惆怅身无处，不待今朝闻明昭。
中科大最终破格录取，光明日报报道此事后，举国沸腾，13岁就能考上中科大的宁铂被冠以“中国第一神童”之名，成为了万千家长指给孩子的榜样，各地信件如雪片般飞向中科大，都要举荐神童。
▲宁铂入学中科大时的登记表
那个时代，类似“耳朵识字”“隔空取物”的神童被传得格外邪乎，“气功治病”“化纸为刀”等神技轮番上演，在媒体和吹鼓手的努力下，民众进一步陷入癫狂，然而最后实验通通失败，遭到无情批判。
这一次，举国上下似乎终于摸到了过河的石头，郭沫若大呼中国科技的春天来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神童浪潮，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02
人造神童
风潮之下，一整套“天才少年”的筛选机制开始启动，中科大派出12名专家教授，分赴全国网罗天下神童。
所到之处，举城相迎，全民欢呼，人民日报称要“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他们是“知识荒原上的少年突击队”，地方将诞生神童，视作莫大荣誉。
有地方领导甚至放出狠话：我们这个地方，（无论如何）一定要出个神童！
很多经历过“文革”后渐渐意识到自己这一辈子可能已被耽误的家长，纷纷把“知识改变命运”的期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看看人家宁铂！”这是当时很多父母激励孩子的第一句话。
1978年3月初，这群全国选拔出来的“天才少年”正式开始了大学的学习生涯，中科大举办开学典礼，21名少年身穿黑色中山装合影。
班中最小的，是11岁的谢彦波，入学报道时还在玩滚铁环；14岁的宁铂站在中央；不远处是12岁的干政。
6个月后，第二期67人入学，总计88人的首届少年班正式到齐，宁铂学号编号001。
他们这个集体，有一个后来影响深远的名字：“中科大少年班”。
那年秋天，正逢中科大二十年校庆，副总理方毅前来视察，第一项议程就是看望少年班。他与宁铂在葡萄架下对弈，宁铂气定神闲，方副总理苦思冥想。宁铂连胜两局，副总理笑称后生可畏。
新华社记者在《人民日报》上刊发了关于少年班的专题报道，题目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豪迈誓言：我们要跑步奔向祖国的未来》，媒体与电视台蜂拥而至，写人物稿，拍纪录片。
神童们的每一寸生活细节都被暴露在审视之中，和头衔捆绑在一起。不久之后，少年班的“三大天才神童”——宁铂、谢彦波、干政——就家喻户晓了。
第一代“鸡娃”家长们四处寻找《神童故事》的手抄本，各方打探消息，到处请教专家教授，都想把自家孩子培养成“别人家的孩子”。实在一时找不到好方法的家长，先抢跑在年龄前面，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孩子跳几级再说。
然而神童选拔过程极为粗糙，因无统一标准，考核全凭教授随机提问和现场印象。入学后第一次摸底考试，神童中，数学最高分98分，最低的只有10分。
那些擅长心算和肉眼发现恒星的神童，都因跟不上课程退学。
这群平均年龄只有14岁的孩子，班主任汪惠迪每天早上要帮他们冲奶粉，下午要加一节发育身体的体育课，晚上查房，还要替少年们关灯。
即便如此，大众对少年们依旧满心期待，人们希望用神童的智力优势，去弥补那些被荒弃的时光，进而实现科学技术的“弯道超车”。
中科大的模式得到了推广，清华、北大、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大等12所全国重点大学先后开设了少年班，大家继续前赴后继地造天才。
武汉大学少年超智班甚至录取过一位学员津津，进入大学那年仅5岁。
大学有“天才班”，对应的，高中初中小学甚至下层到幼儿园，都有类似的重点班、火箭班、实验班，学校家长不惜一切代价，重点打造和制造神童，费尽心思地鸡娃，都想把孩子送到各大高校。
1984年，邓小平接见华裔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丁肇中，话题之间，就聊到了中科大的“少年班”。
邓小平介绍了有关方面汇报给他的成果：在前三届“少年班”的学生中，70%读了研究生，其中有16岁就获博士学位的。
丁肇中由衷感叹：“这在国外是少见的。”
40年间，中科大少年班毕业生，六成以上留洋，两成从事学术研究，诞生过天骄人杰，更多人则消失人海。
人们记住的仅仅是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
郭元林，中科大“少年班”78级，曾担任过清华紫光集团总裁；
马东敏，中科大“少年班”85级，现为百度董事长特别助理，她丈夫叫李彦宏；
朱长虹，中科大“少年班”85级，曾担任中国外管局储备管理司首席投资长……
当然，在这些人中，最常被人提及，且经常被第一个提及的，是当初觉得成绩拖了班级后腿的张亚勤，他先后担任过微软（中国）的董事长、微软公司全球资深总裁，百度总裁。
然而，在“整体可喜”的基本面下，依旧还是有不同的个体。
当初全国家喻户晓的那几位“明星”：宁铂、谢彦波、干政、魏永康，都过着不尽如意的生活。
03
神童的AB面
宁铂成名最早，在媒体的过分渲染与过度采访之下，公众的关注烧掉了他的童稚与青春，他的问题也爆发得最明显，最有代表性。
入学前宁铂最想学天文，却被要求学理论物理，毕竟当时仅有的三个华裔诺贝尔获奖人——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都是物理专业出身，这是最能诞生大科学家的专业。
一年后，他找到班主任汪惠迪，称“中科大没有我喜欢的系”，想转去南京大学学天文。汪惠迪打了份报告递交上去，中科大回复：“既来之，则安之”。
多年后，已经退休的汪惠迪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中科大只不过是舍不得放弃这个名人。”
留下的宁铂，变得沉默，他剃了光头，性格古怪，拍照喜欢站在角落，和同学说那些找他下棋的人，不在乎他的技术，只在乎他的名声。
推荐他的倪霖来中科大看望他，身材瘦小脸色苍白。宁铂承受着落差、挫败和不被理解，第一句话就哭了：“倪叔叔，我是一条活鱼，被摔死了卖了。”
这句话成为了倪霖心中的一根刺，在之后的日子中，他总会不断想起这句话。他开始思考，是不是自己当初寄出的那封信，成为了这个13岁孩子一切不幸的开端。
宁铂玩过一段桥牌，又转回围棋，说围棋可以自己掌控，而桥牌要考虑运气。他讨厌运气，但凡能够拥有一些重新夺回掌控权的机会，他都不愿意放弃。
毕业后，他考研三次，都临阵退缩，不进考场，
1982年，宁铂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毕业后，他被留在了学校担任物理教师，那年他19岁，成为了全国最年轻的大学讲师。
媒体一翻渲染炒作后再一次将他抛弃，他住在学校边的老楼内，结婚生子，家中只有几件旧家具，电器只有电话和壁挂热水器。
虽然在学校担任物理讲师，宁铂却依然对物理没有兴趣，他变得愈发沉默，迷上了神秘的星相学、气功和吃素。
他和妻子最激烈争吵是关于小孩教育：绝对不要把孩子培养成神童。
为此，宁铂曾经离家出走，最远到达过海南岛。
同学考研出国，星流云散，宁铂分别在1989年到1991年，连续参加了三次托福考试，但遗憾的是都未通过。
他几次尝试下海，前往家附近的公司与工厂打工，但却最终都因为无法适应，以失败告终。
宁铂最后一次出现在大众视线中，是在1998年《实话实说》的一期节目中，那期节目的主题是“评说神童”，宁铂频频抢过话筒打断崔永元的发言，情绪激动地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抨击：
“教育孩子不是做生意，生意做赔了没有关系，但孩子的人生却不是，我们不能把他们当作实验。”
台上的宁铂情绪激动，台下的观众笑声不断。
2002年，37岁的宁铂看破红尘，前往五台山出家，但很快被学校领了回去。不过一年之后，他成功皈依佛门，也不再接受采访，在离南昌不远的某个寺庙出家。
2008年，宁铂还俗，进入一家佛学院担任讲师，还考了一个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执照，同时还会常常给一些孩子的父母进行心理咨询。
宁铂最不希望的，可能就是有更多的“宁铂”出现。
不光宁铂，当年滚铁环的谢彦波，15岁毕业后曾追随周光召院士读博，但因与导师关系紧张，又转至美国求学。
在普林斯顿大学，谢彦波师从197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之一菲利普·安德森，其导师以骄傲闻名物理界，然而导师却称，谢彦波比他还骄傲。
中国留学生枪杀教授事件后，中科大担忧，便将谢彦波召回中科大任教，同事们称他活在自己的世界中，“精神出了问题”。
另一位天才干政，同样因和美国导师关系紧张归国。中科大找他回校读博，他拒绝了，后来他想去中科大工作，却因不是博士被拒。
他把自己和母亲，囚禁在合肥的老小区内，不闻世事。媒体辗转联系，他只是淡淡的一句没有工作一切照旧，没啥可采访的。
04
“神童”快不够用了
关于神童办班模式的争议，一直没有中断过。
1999年两会，政协委员蔡自兴作报告，题为《及早废止少年班》。他表示，少年班路越走越窄，该考虑它何去何从。
此后2000年、2002年、2006年，他的提案一直都是关于取消“超前教育”。
2001年，上海交大停办少年班，校方用了词“催生”、“拔苗助长”等关键词语；2004年，西安交大少年班改从初中招生，录取后少年们必须读一年高中，尽量减少心理问题。
2009年，中科大前校长，教育家朱清时说：对待教育要少一些干预，多一点敬畏。逐渐官方神童浪潮消歇，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人们不得不承认，少年班算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而大部分人并不是天才。
这个遗憾的结果，让人很焦虑，事实上是让家长们更加焦虑了。公众迷恋“超常儿童”的神话，企图从中寻找可借鉴的可能，于是浪潮在非官方更大范围内荡开。
花钱越多，孩子就会越聪明，仿佛成为了家长们的一种共识，出于对“神童”和“学霸”的期待，有的家长决定“试一把”。
有人发起付费的“神童制造计划”，邀请有财力的家长一起改造孩子，有人办起了“神童培训班”，号称帮助你加速子女成才，只要给钱就行。
甚至有人开班培训“全脑开发”，培养孩子的“特异功能”，额头“吸”铁勺、蒙眼辨色、量子波动速读、听音频提升大脑、看掌纹测天赋……
当神童被批量“制造”时，一切都在失控，一切都在疯狂。
神童浪潮发展到这一步，是不是神童本身已经不重要了，神童更像是一个“工具”，更接近标准意义上的商业模型：定位了精准受众（期待望子成龙的家长）、铺设了成长路径（我就是这样的）、有可操作的解决方案（掏钱买课程）。
每一个神童都是一把刀，刀刀都割在学生背后的父母身上。
岑怡诺的例子就十分典型。在网上流传的一张位于书扉页的个人简介里，岑怡诺被描述为14岁就出过3本书，一天能写2000首诗、300首词牌、1.5万字小说，创建了三个品牌。
按一天2000首诗计算，就算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进行写作，也需要以90秒/首的速度完成，稍微逻辑清晰、具备常识的人都会发现其中的不对劲。
然而她演讲的视频依旧网络上疯传，“传销式”的演讲风格，从慷慨激昂到潸然泪下可以无缝切换，跟着音乐一渲染，立马就能调动观众的情绪，甚至有观众会被情绪感染而落泪。
这种网红体质，也是干传销的“好苗子”。人们顺藤摸瓜，发现这小姑娘背后操盘的是她的老师姬剑晶，姬剑晶的老师是徐鹤宁，而徐鹤宁的老师则是“大名鼎鼎”的成功学大师——陈安之。
背后的操盘手向外界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岑怡诺”是可以被复制的，并且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解决方案，只要你愿意掏钱，我们就能成功帮你完成复制。
卖课卖书收弟子，这才是“天才少女”想干的事情。
营销、消费、套路、轮回，神童骗局被层层扒开，背后都是贩卖焦虑，世界是个圆，兜兜转转又一圈，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答案或许就在特曼的“神童”实验结果里：天才可自然生长，但绝不能人为制造。
我们要做的，就是慢慢等天才自然成长，不把神童当一门生意，或许才有可能培养出真的神童。
05
写在最后
很少有人真正关注过神童的内心世界，也极少给他们发声的机会。
在另一位“东方神童”魏永康被中科院退学后，其母亲曾学梅接受了一家电视台的采访。
主持人问她：“对于自己的教育方法，你后悔吗？如果能重来一次，你对儿子的期待是什么？”
曾学梅回答：“如果能重新来，我还是想让他当科学家。”
后来，电视台又去问魏永康，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你有什么想对妈妈说的吗？
对着镜头，魏永康轻轻笑了笑：“听妈妈的话”，停顿了一下又说：“我不想当科学家”，而后他抿了抿嘴：“我还是想当一个普通人，我最希望妈妈开心。”
那一刻，没有镁光灯的闪耀，他还想说点什么，最后却又欲言而止，他眼里噙着泪水，转过身，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个孤独而寂寥的背影。
母亲听闻后，先是掩面而泣，而后泣不成声，最后嚎啕大哭。
那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宁铂最不希望的是有更多的“宁铂”出现，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或许是如何避免已经被“封神”的北京大学助理教授韦东奕（韦神）成为下一个宁铂。
温哥华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