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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组成委员会协商税改议案差异之前，高盛经济学家Alex Phillips和Jan Hatzuis团队发表研报，详细分析了税改协商的几种可能，以及税改对经济增长和企业税负的影响。 高盛认为，参众两院投票通过各自版本的税改议案，显示出了完全不需要民主党支持的趋势，本次协商委员会只用关注共和党人的意向即可。 12月中旬前投票 九成概率年内落地 最终版本的税改议案在两院仅需简单多数投票通过。鉴于两院版本的原则性框架一致、历来是税改最大阻碍的参议院投票顺利，以及未来面临联邦政府拨款和债务上限等不确定性，预计税改协商会相对快速地通过，最早12月14-15日在两院投票。 如果协商过程为期较长，众议院共和党人很可能直接投票通过参议院的版本，这令年底前税改写入立法的可能性提升至90%。从历史前例来看，1981、2001和2003年的税改都只用了一周多通过两院协商，本次可能也不例外。 促使税改通过有利的外部条件是：国会共和党人不允许税改失败、两院版本没有重大分歧、最近几个月的立法程序显著加快，以及市场对年底前税改落地的预期增加。10月时市场预计今年通过税改的概率仅有20%，但目前概率是80%，明年一季度前落地的概率为95%。 仅温和提振经济 企业实际税率降幅小 高盛认为，最终的税改会更偏向于参议院上周六通过的版本，即企业税率推迟到2019年再降至20%，可在未来10年增加100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来支持其他减税政策。企业税率推迟一年生效还能提振2018年的资本支出，因为资本支出在35%的税率下享受联邦税完全抵扣，福利更大。 不过，税改后企业的实际税率降幅可能也就几个百分点，并不是理论上的15个百分点，主要由于大企业的实际税率本来就不到35%。按照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统计，平均实际企业税率降幅最多才2个百分点。 实际的企业减税效果还要取决于对税改何时到期的预计。如果国会在未来10年的窗口期不再调整税法，企业又预计特朗普税改在10年后到期，企业税负会比在现行法律下小幅增加。但参议院的税改议案提供了特朗普税改被变相延期的可能，例如设备投资的全额抵扣项目从2023年起每年额度减少20%，直到2027年才完全退出。 高盛也认为，税改对明后两年的经济助益有限，预计2018和2019年的GDP增速温和增长0.3%。此前美国媒体对经济学家问卷的中位数预期是，明年GDP增速为2.5%、2019年降至2.1%。也就是说，税改后的短期内美国经济不会达到特朗普要求的3%。 研报也不看好税改对共和党中期选举的前景，因为一些税改方案存在争议，州与地方税收在联邦税的抵扣项目完全取消，会加重纽约、新泽西和加州的共和党家庭税负。最近的民调显示，只有32%的人支持特朗普税改，低于1981和2001年的减税改革与1986年的收入中性税改。约有1/3的受访选民认为自己的税负会增加，更多的民主党选民对税改持负面看法。 最终倾向参议院版本 会影响医保市场 高盛研报还分析了参众两院税改议案的差异，由于两个版本都认可最高1万美元的州和地方房产税抵扣，等于是消除了最严重的政治分歧，增加了协商后税改最终落地的可能性。 由于预计最终版税改会倾向于参议院的版本，研报也重点分析了参议院版本对税负转由合伙人缴纳的公司（pass-through）、州和地方税收抵扣（SALT）、资本支出抵扣的条款，认为比众议院版本更为宽松，而针对中产以上家庭的替代性最低税率（AMT）和企业海外利润汇回税更为严格。 高盛也预计，最终版税改议案会废除奥巴马医改对没有加入个人医保的罚款。奥巴马医改对个人医保市场存在补贴，更少人加入，也可为未来10年的美国财政预算节省3000亿美元，有助于补贴其他减税政策。CBO预计在立法生效的第一年会减少400万个人投保，第三年会减少1200万人，导致个人医保市场的保费平均增长10%，没有政府补贴的非最低收入投保人群最倒霉。 华尔街见闻曾制图比对了参众两院版本的差异，见闻主编精选《读要闻 | 科普问答：美国三十年最大规模税改全解读》也分析了美国30年来最大减税政策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华泰证券宏观分析师李超认为，美国税改对中国大类资产影响不大，明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股市和债市维持原有逻辑。

每年浙江省乌镇召开“世界互联网大会”都吸引着一批“吃瓜群众”的关注，从最新科技到参会“大老”，从参会“大老”的发言到其穿着，无不成为热闹的话题。北京时间2017年12月3日晚，网易首席执行官丁磊做东，腾讯马化腾、百度李彦宏、京东首席执行官刘强东、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张朝阳、小米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军、五八集团首席执行官姚劲波等互联网企业家来到乌镇民宿，享受聚餐。这已经是丁磊第四次在乌镇宴请互联网大佬们，此次聚餐被媒体称为“丁磊饭局”。图为2017世界互联网大会举办第一天当晚，“大老们”在一起举行聚餐活动，丁磊最左，刘强东最右。（图源：VCG）   据wind与界面发布的创业公司估值榜测算，“丁磊饭局”饭桌上“大老们”掌舵的互联网公司市值之和至少在4.6万亿（1人民币约合0.15123 美元）以上。 根据各项信息判断饭局有：腾讯CEO马化腾、百度CEO 李彦宏、小米CEO雷军、京东CEO刘强东、联想CEO杨元庆、宽带资本董事长田溯宁、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搜狐董事长张朝阳、华为高级副总裁余承东、新美大CEO王兴、百度总裁张亚勤、58同城CEO姚劲波、爱奇艺CEO龚宇、高瓴资本合伙人张磊、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金沙江合伙人丁健等人。据媒体描述，大老们“笑声连连，激动处还从屋内传出了拍桌子的声音。”但刘强东、王兴落座不久就双双离席，这是因为俩人在当晚做东也组织了一场饭局，被媒体称之为“东兴局”。（图源：@曹山石） 互联网大会“大老”们把酒言欢的聚会场所是具有乌镇当地特色的民宿餐厅。自2014年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确定在浙江省乌镇召开， 乌镇就被选为永久会址。（图源：VCG） 出席“东兴局”的大老们。从照片可以看出，坐在主宾位的是马化腾，不少媒体也称“东兴局”为“腾讯局”。从马化腾开始，按照顺时针顺序，分别为京东刘强东、高瓴资本张磊、滴滴程维、快手宿华、摩拜王晓峰、美团点评王慧文、知乎周源、58姚劲波、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朱啸虎、京东金融陈生强、联想杨元庆、红杉资本沈南鹏、今日头条张一鸣、小米科技雷军和美团点评王兴。据相关人士统计， 出现在“东兴局”各位大老身价总计7,443亿元。（图源：VCG）   网友曝出的“东兴局”趣味菜单。（图源：@曹山石） 相比较2014年11月19日至11月21日在浙江省乌镇召开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高规格，这两场饭局比较“接地气”。 图为2014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就餐场地。（图源：VCG） 两个饭局重合人员较多，有网友看了两张照片感慨：我只从两个饭局上看到了钱！确实是一桌子金光闪闪的钱。“丁磊饭局”和“东兴局”出现的大老所在行业多数为互联网企业或者科技公司，从乌镇饭局可以看出互联网造富了一大批富豪和员工。从近几年公布的富豪榜看，中国富豪榜也早已进入到互联网时代。图为北京时间2017年12月4日，浙江乌镇，数字丝绸之路国际合作论坛现场，网易CEO丁磊（左）、京东CEO刘强东（中间）、小米科技CEO雷军（右）同台探讨跨境电商。（图源：VCG） 作为东道主的马云，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首日，网易董事局主席丁磊和京东董事局主席刘强东、美团点评CEO王兴分别组织了两个私人饭局，马云都没有参加。12月5日，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对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缺席两次同行“饭局”一事作出回应。“对不起大家，作为东道主也没请大家吃顿饭，大家就enjoy yourselves（自便）吧” 。并说道：“我早上看到了，大家都在讨论一顿饭，哇。饭很重要，饭桌上讨论什么更重要。互联网大会应该像达沃斯，思想的火花像雪花一样覆盖。我们应该在这里碰撞，分享。对与错别人去评论，真诚分享。”  （图源：VCG） 2017世界互联网大会， 平时各路意气风发、精神抖擞的互联网大咖们，也不经意间在乌镇留下了神态各异的“表情包”。其中马化腾和刘强东在座位上热聊的一幕被媒体聚焦，也为众多网民奉献了不少谈资的话题。（图源：VCG）  

中国大陆知名女星赵薇及其丈夫黄有龙此前因遭到中国官方机构的处罚而备受舆论关注。日前，赵薇夫妇再次公开声明称要起诉“背后强大的推动势力”，又一次将舆论引爆。 赵薇力挺丈夫黄有龙再引舆论风波 北京时间12月4日晚间，黄有龙在新浪微博发声，表示目前已聘请律师取证，会以“ 最快速度起诉谣言制造者与其背后强大的推动势力”。他自称从来就是一个不愿多开口、多解释的人，就算一直以来再多人“无中生有的”说他是“司机”，自己从没有当过某个领导的“司机”。 他是穷苦出身，一直都很清楚，奋斗才能出人头地。 值得一提的的是， 此前有关黄有龙曾是原深圳市长许宗衡司机的报道，来自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公号“侠客岛”。 随后，赵薇转发该条微博力挺黄有龙，“其实以我的心路历程……我也需要和任何人说什么或者解释！不爱我就不爱我了吧！ 如果要解释我只能说：谢谢你没爱错我，我一生问心无愧！” 目前，赵薇已删除此条转发微博，但在黄有龙微博中，仍能看到其评论转发内容。 相比黄有龙颇具“传奇色彩”的个人背景，有关“赵薇是如何成功”的线索还是有根可寻的。 据有关报道显示，1993年，赵薇放弃芜湖师范学校分配的“幼师”工作，考到了大陆知名导演谢晋在上海办的艺术学校。赵薇对这段经历的解释是，当演员是最容易成功的一条路， “哪条路能让我最快看到外面的世界，我就走哪条路。” 1998年由赵薇主演的《还珠格格》正式在大陆播出，赵薇凭“小燕子”一角迅速走红。张艺谋曾经形容赵薇的走红就像20世纪40年代崛起的传奇影星上官云珠。 在中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杨澜2004年对赵薇的采访中，杨澜说这个世界最讽刺的地方就是，人人都在追捧小燕子，但这个社会根本不会允许这样天真的人获得成功。 赵薇回答说，如果她真的像小燕子一样活着，“早就已经死了800回了。” “偶像”是碗青春饭，演员的事业是不稳定的，一个演员可以一夜之间爆红，也可以一夕之间陨落。经历了“还珠”的爆红之后，赵薇没有顺势而上再接再厉，而是选择重回家乡参加高考，她要用更高的学历或能力，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入门券。 两个月后，赵薇以全国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班，同班同学有黄晓明、陈坤、郭晓冬等如今大陆的一线演员。同样的道理，2006年赵薇再次暂停演艺事业，回北电读导演系研究生，师从著名导演田壮壮。 赵薇对外表示，“我觉得校园没有那么多纷争，甚至老师教书时都会给我一种无偿授予的感觉，不像在娱乐圈我时常要绷紧神经。”正是这段研究生经历，让赵薇开始从演员往导演转型，搭上了电影背后的资本力量。就在赵薇读研期间，她认识了商人黄有龙。赵薇和黄有龙结婚后，她开始全面进军资本市场，一度被称为“女版巴菲特”。 2009年，赵薇在自己的餐厅的开业典礼上，直言无讳地表示：“ 我现在的理想就是做生意，变成大富翁！”从“小镇姑娘”蜕变成“女股神”，赵薇用了16年。娱乐圈女星少有豪爽直率之人，她独特的江湖气质迅速打开了局面，和如今大陆多位商界领袖结下深交。 但“上得山多终遇虎”。据中国证监会的通告，赵薇和黄有龙名下的龙薇传媒，在自身境内资金准备不足、相关金融机构融资尚待审批、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以空壳公司收购上市公司，且贸然予以公告，对市场和投资者产生了严重的误导，而筹资计划和安排的信息披露也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简而言之，就是“空手套白狼”，该罚。 有评论称， 在中国盘根错节、水深难测的权力与资本的游戏里，黄有龙赵薇夫妇，也不过只是小角色，是通过投机取巧、攀爬钻营，依附权力谋取资本的底层人物。他们的暴富和成功得益于过去那个时代，如今遭遇可能会是人生“滑铁卢”的挫折，亦折射出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虽然对赵薇的处罚不过是“买一个包包”的钱，但证监会的处罚会对一个人在资本市场的信用产生很大影响。同时，赵薇的贷款申请没有通过银行的审核，这也意味着银行间接否定了赵薇的知名度。关键是，赵薇经历过上面这两件事之后，信用与知名度带来的杠杆基本就消失了，而这两样东西有可能成为其日后资本运作的“负资产”。 从中国内地第一个流行文化偶像“小燕子”，到今天被证监会严厉处罚的“大鳄”，赵薇的奋斗史是很多小镇青年可望而不可及的突围之路，但这条路还能不能走下去，情况不容乐观。

近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来了一次中国行。除了传统的政治活动外，奥巴马还有个“打工”之旅被曝光。有不少微商在疯狂秀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合影，纷纷表示中国微商受到奥巴马关注。引众多网友为之侧目，有网友称此次活动奥巴马单次握手费为20万元。也有网友说，奥巴马活的简直像个蜡像。

联邦自由党正在考虑要不要兑现2015年的竞选承诺，主要是因为担心扩大广受欢迎的“买家计划”（ Home Buyers' Plan）会给过热的房产市场火上浇油。   据CTV 新闻报道，一份内部文件显示高房价是自由党不着急兑现竞选承诺的主要原因之一。计划一旦实施，加拿大人就可以动用退休养老的钱来买房了。   文件显示，政策制定者们正在考虑采取新的措施冷却楼市，减缓不断上涨的家庭债务。   竞选期间，自由党承诺扩大买家计划，允许丧偶、离婚或者照顾老年亲属的人从RRSP里借首付。   目前计划允许首次购房者从RRSP里借不超过25000的免税额度，用于买房。这笔钱可以在15年里偿还。   杜鲁多政府最近表示，此计划仍在修订，但是面临“挑战”。   渥太华方面表示会向遭遇重大变故的家庭提供更多帮助，通过收紧信贷政策帮助稳定楼市，并在未来11年里斥资112亿用于支持保障型住房。   财政部长Bill Morneau在与CREA会谈前，表示刺激更多买房需求的政策将进一步推升房价。   CREA建议政府扩大计划，允许更多借款人更长的时限偿还从RRSP里借出的钱。   “从住房可负担的角度来看，目前政府优先支持最需要住房的加拿大家庭。负债水平过高使政府采取更积极和审慎的态度应对住房相关风险，显得正当而且必要。”   上月末自由党政府公布了住房计划，但是只顺带提及了房屋拥有权的问题。该计划旨在建设加拿大保证性住房，储备可出租的房源。社会发展部长Jean-Yves Duclos 认为这一战略将给楼市增加压力。   代表十万名地产经纪的CREA目前正在渥太华游说，希图建立代际RRSP贷款转移机制，允许父母动用退休储蓄帮助孩子买房。地产经纪团体希望取款的最高限额再调升一万加元。

　　美国税改方案出炉，加拿大主要股指在尾盘交易中走低。 　　标准普尔/ TSX综合指数下跌1.99点，至16,036.98点，交易时间为90分钟。加元兑美元汇率为78.68美分，高于上周五的平均价格78.56美分。 　　在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226.40点，至24457.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11.69点，报2,653.9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39.81点，报6,807.78点。 　　1月份原油期货合约下跌77美分，至每桶57.59美元，1月份天然气合约下跌4美分，至3.02美元/ mmBTU。 　　2月份的黄金合约下跌了4.30美元，至每盎司1,278.00美元，3月份的铜合约价持平于每磅3.09美元。

　　根据央行一名副行长的说法，中国今年早些时候作出了严打加密货币的正确决定，从而确保该国避开了比特币价格飙升至1万美元以上所造成的连带影响。 　　据报道，兼任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潘功胜在北京说，如果中国在近3个月前没有禁止比特币交易和首次代币发行(ICO)，那将是“可怕”的。 　　潘功胜在12月2日表示：“如果情况仍然是今年年初的样子，那么全世界80%以上的比特币交易和ICO融资将在中国发生----今天的情况会怎样?这真的很吓人。” 　　报道称，ICO是一种众筹融资实践，它使公司可以通过发行自己的加密货币来筹集资金。 　　9月中旬，中国人民银行叫停了北京和上海的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的业务，理由是担心不受监管的市场可能构成重大金融风险。 　　报道称，像比特币(它是市值最大的数字货币)这样的加密货币的增长是爆炸性的，但同时也是变化无常的。11月30日，比特币的价格跌至9000美元，而它在11月29日刚刚创下11395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它12月3日晚在香港的售价为11255美元。 　　潘功胜还在12月2日警告说，由于其交易的不可预测性和投机性，有可能生成一场比特币泡沫。他指出，比特币在今年初的价格约为1000美元，而2011年某些时候的价格只有1美元。 　　报道称，在他发表上述言论之前，美联储负责监督的副主席兰德尔・夸尔斯11月30日曾警告说，加密货币会对更宏观的金融体系产生“溢出效应”。 　　夸尔斯说：“如果没有央行资产的支持和机构支持，(我们)不清楚一种居于大型支付系统核心的私人数字货币将如何表现，以及该支付系统能否在承受压力时运行。” 　　报道称，尽管中国禁止了加密货币交易，但政府表示正在考虑发行自己的主权数字货币。

　　安省总理Kathleen Wynne表示，香港公司Johnson Electric将对安大略省的新设备和产能投资超过3.5亿，预计会创造326个新的工作岗位。 　　Wynne目前是中国和越南的贸易代表团，从香港公司Johnson Electric获得了这一消息。她表示，该公司主要为汽车制造制造电动机和机械部件，将会对GTA和汉密尔顿地区进行投资，通过购买新设备来支持相关地区的电动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并将建立一个Global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E-Pump Development。 　　Wynne表示，安大略省承诺，通过为企业提供政府资金的Jobs and Prosperity Fund，向该项目提供2410万的资金。 　　此外，此次新协议还包括安省和中国各公司之间一些涉及20亿的协定。  

　　周二早盘，加拿大主要股指小幅走低，铜及其他商品价格下跌打压矿业股，而银行股在财报季尾声走高。 　　多伦多证券交易所的S＆P / TSX综合指数在开盘后不久下跌8.32点，或0.05％，至15,960.71点。 　　数据显示，加拿大央行利率决议前一天，加拿大出口反弹，加元兑美元周二升至六周高位。 　　因为加拿大出口在连续四个月下滑后有所上升，10月份的贸易逆差从9月份改善的基础上进一步收窄，从33.6亿元至14.7亿元。经济学家曾预测赤字达27亿元。 　　周五数据显示，11月份加拿大经济增加近8万个就业岗位。 　　不过经济学家预计，加拿大央行周三会将基准利率维持在1％的水平，原因是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影响国内经济，包括重新谈判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东部时间上午9点36分，加元对美元汇率为1.2661，或78.98美分，涨幅为0.1％，。触及10月24日以来的最高位1.2624美元。 　　尽管加拿大主要出口产品之一的石油价格下跌，加元仍逆势上涨。 　　因为投资者在主要生产商达成继续减产协议后获利，美国原油价格下跌0.12％至每桶57.4元。 　　加拿大政府债券价格在整个收益率曲线中走低，两年期下降0.5分，收益率为1.553％，十年期降低5分，收益率为1.931％。 　　加拿大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与美国相应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差距扩大了4.2个基点，扩大至-27个基点，华尔街的涨幅帮助支撑了美国国债收益率。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周二低开，科技类股连续第二天下滑。另一方面，投资者预计将从因减税而受益的企业股票中获利，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54.91点，或0.23％，至24,344.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0.02点或0.000758％，至2,639.4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8.40点，或0.27％，报6,756.97点。 　　纽约第一标准金融（First Standard Financial）首席市场经济学家Peter Cardillo表示：“由于税收结构变化，许多被遗忘的行业将受益，其股票现在开始发力。” 　　参议院周末以51票对49票通过了税法修改案。参议院和众议院之间的谈判将于下周开始，而众议院已经批准了自己的立法。一旦就法案达成一致，最终法案可以将企业税率从35％降至20％。 　　瑞银策略师预计，如果企业税率下降到25％，标准普尔500指数将整体上涨6.5％，如果税率下降到20％，则标准普尔500指数将整体上涨9.5％。 　　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将投票提名 Jerome Powell担任联邦储备银行主席。 　　欧洲股市周二遭遇全球性抛售，矿业股遭遇大跌，高科技股再次大幅下滑。 　　其他的不确定因素还包括，由于资金原因，周五早些时候部分美国政府有可能关闭；以及目前各种丑闻围绕川普内阁。 　　欧洲股市早盘数据包括：西班牙工业生产达14个月内最好数据，意大利服务业复苏，瑞典私营部门跳涨，法国就业有繁荣迹象。 　　尽管中国的新兴服务行业市场增长率创三个月新高，但受欧元区零售数据下滑，欧元区受到影响。 　　IHS Markit首席商业经济学家Chris Williamson说，欧元区11月份获得了丰厚的收益，为年底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美国采购经理人指数数据将于格林威治时间14时45出炉。 　　英镑一度跌至1.34元以下，每欧元兑88.68便士。虽然分析师表示英镑下跌可能只是暂时的，但英国汽车购买量大幅下滑加深了担忧情绪。 　　另一方面，澳元兑美元触及三周高点0.7654元。美元兑换112.50日元，欧元看跌，兑1.1846元，近期在1.1810-1.1960元区间震荡。 　　尽管瑞银对电动汽车行业预测看好，导致了2020 - 2021年对镍产品前景看好。不过，瑞士券商警告说，镍金属和矿石还有大量库存。 　　美国西得克萨斯中质油（WTI）期货价格每桶57.09元，当天下跌0.6％。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0.4％，至每桶62.24元。

美国州税及地方税（State and Local Taxes，下文简称SALT）较高的几个州，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和纽约州，在未来税务负担将更加沉重。但这些变化的影响取决于家庭的规模，收入以及他们仍有资格享受哪些减免。 现在参议院通过了一个全面的税改法案，方案中建议取消“SALT减免”和改革“抵押贷款利息抵扣”，这将极大地影响那些州税和地方税相对较高的纳税人。 州税和地方税（SALT）包括州销售税，财产税和房地产税。个人目前可以通过“列举扣除额”的方式减免这些税收。报税时，美国纳税人只能在“标准扣除额”和“列举扣除额” 中选择其一，用来降低需缴税收入。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 Service）副总裁Nick Samuels表示：“取消“SALT减免”将减少许多纳税人（高SALT）的可支配收入，这可能会抵消降低许多州联邦税里消费税的积极作用。” “通过在政治上防御州税和地方税过高（SALT减免）建立的财政灵活性也将在这次税改中大打折扣，高州税和地方税的几个州在这次税改中受的负面影响最大。‘’他补充道。 最初参议院改革方案是建议全面彻底地取消“SALT减免”，而众议院则建议基本废除“SALT减免”，但加上一条：高达10，000美元的房地产税可以实行“SALT减免”。 上周五，R-Maine参议员Susan Collins在Twitter(20.4, -0.31, -1.50%)上发表了一个修正案：SALT里财产税如果达到10，000美元以上，即可以实施减免。这一修正案将会纳入参议院的税收法案。 这次税改还改变了抵押贷款利息减免的规定。目前，允许对个人贷款达到100万美元实行抵押贷款利息减免。 众议院抵押贷款利息减免的建议是：新购房房贷达到50万美元即可利息减免；但针对老房主，房贷达到100万美元的抵押贷款利息减免。 参议院则没有考虑对抵押贷款利息减免的政策进行改革。 Raymond James的财富策略师Chris Raulston认为：撤销SALT抵扣和抵押贷款利息政策的改变可能会对高州税和地方税的州居民产生大打击。但是这些政策的改变对每个家庭的影响程度都不一样，这取决于家庭的规模，整个家庭的收入和新税改计划修订后个税的标准扣除额。 Raulston表示：在新税改下，标准扣除额变为原来的双倍，如果这一标准扣除额正好与你失去的个人免税额和列举扣除额相抵消，那么一些中低收入的纳税人可能得到补偿。 但是对于大而富裕的家庭来说，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因为家庭抵押贷款，取消了的所有家庭成员的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的抵扣，个人免除额加起来可能会超过标准扣除额，这样对这个大家庭来说是不划算的。 而这也意味着“税改”将成为美国人口迁移的另类指挥棒，越来越多有条件的中产阶级居民将逃离那些高税率的东西海岸大城市前往南部和中西部内地，这意味着共和党执政的“红州”会比民主党执政的“蓝州”迎来更多带来税源的“高端人口”。而鉴于美国2020年大选前将先行举行人口普查重获众议院和总统选举人团选区，税改的一大后果可能就是特朗普通过另辟蹊径的手段先行在连任战中占得了身位优势。

加州州长布朗今年两度提高警告，加州近年经济荣景不可能永远持续，「圣荷西水星报」今天报导，加州会不会出现经济衰退？ 布朗州长曾在今年一月向州议会提出预算案，及四个月之后，再度作出警告。 今年五月，布朗州长髮表一篇文章，引用了联邦政府动荡的不确定性，敦促立法者「提前计划和节省更多的预算时间」，他补充说：「在六月份执行预算时，经济将结束历时八年的扩张期，只比二次世界大战经济衰退后的经济复甦期少两年，目前有一个经济衰退的不确定情况。」 照目前情况来看，布朗州长肯定会在明年一月份重新提出警告，他可能希望，他认定不可避免的经济衰退，最好能在2019年1月他的州长任期届满之后才出现。因为他深信，如果出现经济衰退情况，将会是州预算的大灾难。 联邦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一项最新报告称，美国经济的不利转向已经开始了。 该局发布各州经济数据显示，加州2017年第一及第二季经济情况，都不是好消息。 去年加州经济相当不错，2016年成长百分之3.3，比全国经济成长率多了一倍以上，是美国经济成长的前段州。 但是2017年上半年，加州第一季经济成长只有百分之0.6，第二季为百分之2.1，比全美经济成长平均值低，在全美名列第35。 报告还显示，加州几乎在每一个项目都低于全美平均值，製造业是最显着的落后。 加州只有在资讯类仍相当强劲，反映了以硅谷为中心的高科技産业继续支撑加州整体经济，加州其他项目低迷，光靠科技，这不是健康现象。 加州每年2.6兆元生産毛额，可在全世界国家中排名第五或第六，这已是一个迷思。 如果预测加州经济衰退终于来临，最明显的影响将是州预算。加州高度依赖少数高收入族群缴纳的所得税，特别是在投资收益方面，旧金山湾区佔了重要地位。 加州如今更是依赖这些高所得族群纳税，也要感谢加州选民通过提高边际税率，但在未来可能来临的另一波经济衰退，加州财政将面临更严重的考验。

陈平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 美国所谓的供给学派鼓吹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以后税收就会增加，所以不但不会有财政赤字，还会有财政盈余。这是个神话，里根和老布什都试过，不仅没有成功，还把美国经济做空了。在里根总统任职期间，减税幅度倒回去一半，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国债增涨近三倍（从9970亿美元升至2.85万亿美元），这导致美国从世界最大债权国沦为最大债务国，成为里根任期内“最大的失望”（greatest disappointment，里根语）。现在特朗普还要再次推行，相信会比里根输得还要惨。 当地时间2017年11月29日，美国密苏里州，总统特朗普出席集会就税改发表讲话。（图/东方IC）   一、先要明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首先，要明白经济增长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其实经济增长的动力分两种，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进步以后，生产力提高，加上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物质生活的提高，生产又进而增加。但是，因为生产的增加是投资带动的，所以中国增加的生产大部分不是自己消费，供出口，出口赚的钱再进行投资，因此才有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 投资，方向要正确。比如中国前30年为了国防，不得不投资在军工领域，军工提高了中国的科技能力，但钱赚不回来，所以那时民众勒紧裤腰带，过得很辛苦；后来30多年，中国打开国外市场，出口赚了钱，改进基础设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两种都是投资带动，但是投资在什么地方是有讲究的。投资在可以扩张市场的地方，老百姓生活就能改善；投资在刚起步的基础工业、军工等领域，民众生活实际上改善不大，但是国力得到了增强。 而发达国家情况就不同了，现在的美国、欧洲国家早已不是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时的样子。比如说美国，当年投资修铁路，带动经济高速发展，而投资带动的时候，因为没有竞争能力，所以搞保护主义，这一情况持续到二战前。 二战以后，美国经济发展速度降下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美国大量投资科研，用于军工打仗，但打仗只烧钱不赚钱，不能增加生产。生产增加部分，靠消费拉动，但是西方经济增速也由此越来越慢，因为消费增长受西方福利负担牵制。福利包袱越大，社会越平稳，但是发展速度越慢。 所以大萧条开始，美国罗斯福总统就改变了政府先前采用的“看不见的手”的政策——若市场继续主张“看不见的手”，是没办法摆脱经济危机的。因此，罗斯福政府借战争的机会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包括美国的高速公路都是那时候修的。劳保福利制度则是借越战的机会建起来的。美国同时打越战和搞社会福利，然后持续出现贸易逆差，美元和黄金在1970年脱钩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资料图 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整个西方国家（包括英美在内）的趋势都是一样的，都是增加累进所得税。从富人那里挣钱补贴穷人，所以福利是扩大的。在这段时间里，西方社会之所以稳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依靠很高的所得税来补贴福利。 而里根搞减税，主要措施有两项：第一项，把最高的个人所得税，从70%降到50%，然后降到38.5%；第二项措施倒是有效的，把税收的档次从十五个等级减为四个等级，这受到很多人欢迎。但是他减税的经济效果怎么样？第二年，美国政府的税收就下降了6%，经济立刻陷入衰退。从1980年代以后，美国越减税，福利越困难。 这里面就讲到为什么减税在美国不会有好效果。 一说减税，首先是政府税收减少；政府税收减少的话，财政赤字增加。财政赤字增加靠什么办法解决？以前国民党靠印钞票，通货膨胀；美国不愿意通货膨胀，就借债。政府借债，企业也借债，推高利率；利率一增加，全世界热钱往美国跑，买美元；美元升值后，出口商愁了，进口商高兴了，所以进口贸易大幅度增加；进口贸易大幅增加以后，美国制造商的东西卖不出去了，制造业干脆就移到日本、东南亚，后来移到中国生产。 所以，美国制造业的外移，是里根搞减税造成财政赤字和债务增加，推高美元的结果。现在特朗普也要搞这个，结果会是一样的。有美国媒体做了数据预测：减税造成的经济成本是10年内财政赤字增加1万亿美元以上，收益的60%给了1%的家庭。经济增长率在1.5%左右徘徊，难达2%，特朗普许诺的4%没有可能。股市会出现泡沫，美元会走强，投机资本回流，但阻碍制造业回流。 各国税负比较 二、改革的顺序很重要 中国也有很多人呼吁减税。其实，中国和西方不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税收制度不健全。中国个人所得税收的很少，不占主要地位；而在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占大头，企业税占小头。所以特朗普如果给企业减税，企业也不一定会增加投资，还要看国内环境怎么样；但如果是减个人所得税，唯一的结果就是削减社会福利，增加社会矛盾。 而中国现状如何？中国政府现在要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大规模增加社会福利——如农村医保、养老保障等，再加上先前的一胎政策导致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中国的福利开支急剧增加；福利急剧增加，如果不同时加税，中国政府的债务就会快速增涨；债务增涨以后很有可能走上西方老路，没有钱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没办法投资新技术，结果失业率增加，就业困难，和现在西方一样，经济增长速度每况愈下。 资料图（图/东方IC） 中国若真要减税，只能是改税制。中国现在改革增值税，负担还是在企业身上，原因是企业税好收，个人所得税不好收。如果真想给企业减负，让企业创造就业，应该是减少企业所得税的同时大大增加个人所得税，以及征收房产税、财产税。这样一来才不会出现财政赤字，才能够缩小贫富差距。如果在扩大福利开支的同时，减少企业所得税，又不增加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那么中国将来恐怕走的道路就和西方一样，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 所以，改革的顺序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到底是什么？除了大家都已经知道的渐进改革、双轨制以外，我认为还有一条——中国改革先干什么后干什么比西方聪明得多。 改革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良性循环，就是：第一步棋下对了，初战赢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老百姓一高兴，消费增加；消费增加促进生产。西方的问题出在哪儿？奥巴马上台的时候，有人请我去做讲演，给奥巴马政府提建议。我就说，“你学中国经验，第一条就是先增长后改革。” 中国怎么做到先增长？ 七十年代，中国经济非常差，如果像东欧一样先放开市场搞国企改革，中国经济马上就垮了——国企改革改得非常晚，难以改动。所以，中国先放开最容易的包产到户，然后放开农村集市贸易。养鸡几个月就可以下蛋，养猪也不到一两年，农业生产周期短，所以农业先发展；农业发展起来，农民收入提高了，着手盖房子；盖房子得花几个月到一年，建筑材料需求也导致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发展，解决大量就业问题，农民工还进城了。 所以，中国是在乡镇企业发展起来，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的时候，又开放深圳特区。深圳特区引进新技术，沿海就有经济增长点。沿海增加的税收的钱可以拿来补贴内地的改革，所以才一点点放开国企改革。沿海的国企改革改好了，才一点点放开内地这个生态的建设。因此，中国一步步棋走的都是良性循环。 而奥巴马，第一步棋就走错了。我给他们建议美国先推动经济增长再施行改革，他们说找不到经济增长点。绿色能源周期很长，投资太阳能成本很高，都不赚钱。而奥巴马要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于是先搞医疗改革，给穷人们扩大医保。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扩大医保，增加财政负担，导致财政赤字更严重了。财政赤字，政府发债借来的钱却根本不投资，拿去救助大企业，可大企业拿到救助也不增加生产力，救助银行，银行拿了钱不信贷，只炒高股票市场。 奥巴马资料图（图/东方IC） 特朗普比奥巴马高明，明白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就是先搞基础设施建设，不然硅谷研发好了，要生产时速度根本比不上深圳——深圳的基础设施、产业集群比美国生产效率高多了。所以，特朗普第一要搞的事情就是建设。没钱怎么办？不在国外支持人权运动，削减军费不再打仗，省下来的钱可以投资建设。但这两条立刻把美国左右派全得罪了。 首先，特朗普想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收缩军备竞赛，把钱省下来，但这样就得罪了军火集团，所以大闹“通俄门”，说他是叛徒。特朗普为讨好军方还得增加军费。增加军费不仅把救灾的钱搞没了，还把未来用于支持减税的钱也搞没了。 其次，前文有述，减税就是减福利，所以整个民主党坚决反对。但特朗普为了讨好共和党的多数，就得先通过减税而不是先搞基础设施。这样一来，财政赤字增加。我估计，这一两年内美国一定会加税。当年里根和老布什都这样子的，以为减税能带来经济增长，减少财政赤字，结果经济增长慢，财政赤字增加；财政赤字增加以后，入不敷出，一两年后又得加税。加税以后，美国制造业回来的可能性更小了。 这里面就体现了中国制度和美国制度的差别。 中国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所以可以有长远眼光，不用考虑任期，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的计划都可以做；美国总统任期四年，最长做八年，短期政治没可能做长期的基础设施投资规划。这也是美国没办法跟中国竞争的原因之一。更别说欧洲国家，政府弄得不好的话才干几个月。 再者，中国共产党代表各个阶层的利益，所以可以在党内进行协调，沿海和贫困地区可以互相帮助；而西方所谓的议会制，每个利益集团都坚持自己的利益，根本就没有妥协余地，所以议会里经常出现“死结”。改革要适量调整时，主流经济学追求“帕累托最优”（简而言之，双方都不损失），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有的——富人要减税，穷人要增加福利，这是天上掉馅饼。 三、辩证施治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原因，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有着很重要的关系。现在美国众多大企业已没有大股东了，股东很分散，老板多是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会、德克萨斯教师退休金会等基金会。基金会的主要目标是是增加福利和分红，因此就给CEO一个合同，要求后者在任期内让股票价值升高，这样就可以拿个大红包走人。 特朗普原来有一个商界的咨询委员会，问他们“如果给你们减税，你们投资吗”，没有人回答。道理很简单，减了税后，企业可以有三个选择：第一，给工人涨工资，但这对资本家、股东没什么好处，真要给工人涨工资，就是民主党希望的拉动消费，而不是给富人减税，共和党和大财团都不会干；第二，投资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这对企业有好处，但是也不一定肯干，因为可能是下一任的CEO赚好处，自己任内见不到收获；第三就是大家都会干的，拿这个钱分红，或者把股票买回来，拿大红包走人，而这对企业和国家都没好处。 当然，也有一个说法：如果给小企业减税，老百姓的消费增加，那我多开餐馆多雇人，经济就会因此繁荣，失业率也会下降。然而，给小企业减税，但整个大环境不好，退休金都在削减，你选择在家自己做饭，还是出去吃餐馆？现在不少中国人在街上吃餐馆，美国人多是在家里自己做，就因为手上的钱少了。 资料图（视觉中国） 所以，讲“减税就一定会刺激就业投资，促进经济增长”，这是一个片面的思维。在不同国家，效果不同。这点我倒建议大家读读《黄帝内经》，《黄帝内经》都比美国经济学思维有辩证法。同样是经济不好，到底是属于“气虚”，还是“火旺”，不同的原因，辩证施治的处方是不一样的，不能说所有人服用泻药或补药。而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按中国人的说法，一根筋，最后只会让事情变成恶性循环，而不是良性循环。 奥巴马搞医改，共和党反对，民主党强行通过，选票上去了，当了两个任期总统，但是经济效果很差，所以总统任期还没完，民主党在各个州的议席就丢掉了。现在共和党搞税改，又是共和党单方面表决，一个民主党议员都不赞成，相信未来经济效果也一定是极其糟糕的，你看好了，共和党一定会丢选票，甚至丢掉在两院的优势，最后改革又改不成了。至于特朗普能否度过“通俄门”，不被弹劾，继而四年后连选连任，我看更玄。 四、应对之道 特朗普的成就在于简化税制，但依前车之鉴，未必能促使美国制造业回流。若投机资本回流推高美元，只要中国不干盯住美元的傻事，也不买美国国债，才会大大增加和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要知道，美国如果财政赤字继续增加，又没有足够多的资金买美国国债，利率将会升高，股市必然下跌，最终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没有中国合作的话，极有可能难以奏效，美元地位会更加动摇。 美国若要求中国投资美国基础设施，中国就可以提条件，如要求美国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放宽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等，否则宁可投资巴西和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增加他们对美国的竞争力，以达到牵制美国的目的。 美国如果用台湾和南海问题逼中国在贸易和金融战中让步，中国可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加强和美国传统盟国土耳其、沙特的经济合作，加强和俄罗斯、乌克兰、伊朗的互信，包括重启东北亚贸易自由区的谈判。日本经济界众多人士早就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明白，日本经济只有搭中国而非美国的便车，才有出路。韩国经济界也早有此共识。 安倍经济学的破产和美国在朝核问题上虚张声势的失败，尤其是美国在全球化层面的退却，让西欧东亚美国的传统盟友都心虚了。特朗普玩商业交易嘘声恫吓的游戏，若没有经济实力和国内政治的支持，吓不了任何人。特朗普最后自救的希望，和中国合作比和其他国家交易、在国内国际舞台上运作的希望大得多。 简单概括，特朗普税改凶多吉少。中国改革开放，走自己的路。有媒体认为，特朗普税改的国际影响堪比1980年代美国逼日本签下的“广场协议”，这纯属异想天开。美国当今的实力，连俄罗斯、德国都压迫不了，还想用国内摇摇晃晃的税改逼中国让步？相信国内一些经济学家盲目崇美的情结，和西方唱衰中国的观察家一样，终会受到历史的教训。 （口述整理/观察者网 李泠） 作者问答： 1.减税能够拉动消费吗？ 不一定。美国给富人减税，富人消费增加很少，主要增加的是金融投机，少数才是实业投资，因为投资领域取决于投资环境。里根减税导致利率高涨，投资减少，就业有限，如何增加消费？即使资本回流美国，鉴于美国国内高昂的人工成本和福利负担，相信美国企业宁可投资机器人，也不会给工人涨工资或增加雇员。企业利润增加，工人收入和消费未必跟着增加。 以上规律有两个例外，一个是德国。因为在德国，工会代表进入理事会，所以工人有权要求企业把增加利润的一部分发给职工，德国高端制造业也因此能留住技术工人。但是，代价是德国产品价格高销量少，没有规模效益，中低端市场让给日本、韩国和中国。 第二个例外是中国。因为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大批农民工回乡创业，可以就近照顾子女和老人，导致制造业人力短缺，所以这些年中国工人工资增长的速度超过GDP增长率。新技术竞争激烈，高薪挖人导致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工资急速提高，逼得大批企业引进自动化和机器人取代人力。中国消费的急剧上升，主要动力来自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市场扩张，和减税没有太大的关系。可能高新产业的地区政府让利有促进作用。 2.美国欢迎还是害怕“曹德旺们”的中国投资? 美国历史上对来自日本、韩国的投资，向来喜忧参半，不知如何是好。为什么？好处是增加就业，坏处是美国本土企业多了竞争者。犹如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无法用关税保护，岂不让美国市场成为东亚国家的“经济殖民地”？何况中国是共产党国家，美国连华为产品都不敢放开，如何敢放开中国投资？ 目前美国各州政策，开始只许中国人买房；等到加州房价大涨，美国人自己买不起了，又要限制中国人买房的地区。制造业投资，曹德旺的玻璃不是什么高科技，可以试试。如果中国像丰田、三星那样，在美国生产汽车和芯片，招雇美国高级科技人才，比收买美国专利还厉害，美国敢吗？现在可笑的是，中国敢对美国开放外资直接投资，美国不敢对中国开放直接投资。去了也是种种限制。 曹德旺在美国投资是赚是赔，能坚持多久还不知道。担心大批曹德旺投资美国的，应当是美国而非中国。如果华为能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布局全球产业链，中国企业才真的崛起于世界之林了。“风物长宜放眼量”，我相信中国真正企业家的智慧和判断力，比美国金融投机家高明十倍。

据国外媒体报道，加拿大正在寻求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这是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简称Nafta)面临重大分歧的阴影之际，该国将贸易重心向亚洲倾斜的举措之一。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定于本周日抵达中国，将到访北京和广州等地。外界普遍预期两国将在特鲁多访华期间宣布开启一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国与加拿大已在9月份结束了最新一轮的探索性谈判。   特鲁多此次访华或能增强加拿大在Nafta谈判中的筹码，因其向华盛顿暗示了该国可以在其他市场寻求更加自由的贸易。不过，与中国政府的上述具有深远意义的贸易谈判仍存在重大障碍，其中包括来自加拿大本国的担忧。同时，加拿大也面临著与现有贸易伙伴产生矛盾的风险，而加拿大公司的销售额依赖于这些贸易伙伴。   特鲁多办公室本周表示，特鲁多此次访华的目标是推动一个旨在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速的贸易议程。 特鲁多的代表对加拿大与中国的上述自由贸易谈判不予置评。   中国外交部表示，特鲁多此次访华将有助于发展中国与加拿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曾于10月份在爱伯塔省埃德蒙顿发表演讲时表示，两国料于近期开启正式自由贸易谈判。   据加拿大外交部，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之间的年度双边贸易总额超过850亿加元（664亿美元）。自2010年以来，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占加拿大出口额的比重大幅增长，从2000年的0.9%上升至去年的4%，复合年增长率达11.5%。

　　12月3日报道 新媒称，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认为，华人是“地球上最惊人的经济蚂蚁”，并且有无与伦比的经商管理能力。他认为华人对东南亚贡献巨大，其成功原因则是因为骨子里有文化的力量。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11月27日报道，郭鹤年在《郭鹤年回忆录》中表示，这些来自中国的无名英雄到东南亚不仅为了填饱肚子，他们也乐于“吃苦”。“那些迁徙和开辟丛林的华人，种植橡胶、开辟锡矿、经营小商店。这些中国移民执行了这些艰巨的任务，创造了新的经济。” 　　报道称，郭鹤年指英国人是优秀的行政人员，他们扮演“挂名业主”的角色，坐在伦敦、新加坡或吉隆坡的会议室或豪华办公室里，帮助建设东南亚的则是华人。他说，印度人在开发东南亚方面也扮演重要角色，但华人才是建设经济的主要力量。 　　他指出，华人是天生的企业家。“他们非常饥饿，渴望成为移民，他们经常赤脚，只穿单衫和裤子。他们会做任何工作，因为有收入意味着有食物和住所。华人企业家是有效率和成本意识的，当他们寻找专业知识时，他们知道如何谈判。他们比任何人都努力工作，愿意吃苦。华人简直就是地球上最惊人的经济蚂蚁。” 　　郭鹤年赞扬良好的华人企业管理是首屈一指的。“在我70年的工作生涯中，还没有看过任何人有类似的管理方式。”但这不代表华人企业是世界上最富有或最大的企业。他说，如果与通用电气，或者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相比，许多华人企业其实是小巫见大巫。 　　报道称，郭鹤年认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拥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强大的法律制度和健全的体制。但东南亚华人身处的环境欠佳，也没有国家的政治和财政支持，但依旧取得蓬勃发展。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道路上从来就不缺少荆棘和陷阱，中信泰富中澳铁矿项目就是其中之一。 　　它不仅吸走了中信巨额资金，还让其卷入与澳大利亚富商克莱夫・帕尔默(Palmer)日趋激烈的纠纷当中。 　　据路透社11月24日报道，西澳大利亚最高法院近期就中国企业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外“绿地投资”项目――中信泰富中澳铁矿项目(SINO)的专利案做出了判决。西澳法院称中信需向帕尔默的Mineralogy公司赔偿2亿澳元(约合人民币10亿元)，此外还要在未来30年每年向Mineralogy支付2亿澳元(约合人民币10亿元)特许使用费，合计下来，中信的赔偿额已经达到了300多亿人民币，可谓是损失惨重。 　　一、专利赔偿案 　　据微信公号“矿业汇”11月30日报道，2015年，Mineralogy公司起诉中信股份，索赔10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500亿元)，声称中信正从双方在西澳大利亚合资的中澳铁矿(Sino Iron)项目出口铁矿石，却没有按约定水平支付特许权使用费。 　　此前中信就磁铁矿开采权向Mineralogy公司支付了4.15亿美元，并就开采原矿向其支付专利费A，但Mineralogy坚持中信还应为生产的精矿粉支付专利费B。 　　双方一直争执不下，西澳高等法院今年六月曾对该诉讼进行两周的聆讯，但是没有定论。 　　近日，澳法院判处中信需赔付Mineralogy约2亿澳元，同时在未来30年，需每年向Mineralogy缴付2亿澳元的特许经营费用。 　　中信公告指出对法院作出该判决表示失望，因判决篇幅颇长，并覆盖一系列复杂事项，因此公司会进一步研究判决及影响。 　　中信8月时曾警告，若无法解决与Mineralogy的法律纠纷，可能中止中澳铁矿石项目营运。不过帕尔默在27日接受《西澳大利亚人》采访时称，他并不担心这一点，因为中国在铁矿石上有着巨大的需求。 　　二、“糟心”的中澳铁矿项目 　　“矿业汇”报道称，2006年，铁矿石市场正处于鼎盛时期。中信泰富与Mineralogy公司签署协议，以4.15亿美元全资购得西澳Sino-Iron和BalmoralIron两个分别拥有10亿吨磁铁矿开采权的公司，被称作中澳SINO铁矿项目。 　　这个项目一度是中国企业海外矿业投资的骄傲和标杆，成为中国企业迄今为止在海外矿产资源领域最大的投资项目，也是澳大利亚资源领域为数不多的中资100%控股项目。 　　然而，这一命运多舛的合资项目不仅投产时间推迟四年，开发成本超出预算五倍，到头来却迎来铁矿石价格暴跌的窘境以及一系列麻烦不断。 　　直到2016年5月，中澳铁矿项目6条生产线的最后一条才进入调试，去年共出口1100万吨精铁矿，距离中澳铁矿项目原计划的2400万吨/年少了一半多。 　　截至去年底，中信集团的资源能源业务仍亏损，但亏损由2015年的172.51亿元收窄至68.99亿元。中信泰富主席兼董事总经理常振明在3月23日称，资源及能源业务亏损主要由于中澳铁矿项目进行减值拨备所导致。 　　今年2月15日晚，中信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就中澳铁矿项目作出减值拨备，税后金额预计在8亿至10亿美元之间。 　　这已是中澳铁矿项目连续第三年进行减值拨备。该铁矿项目在2014年、2015年分别进行了17.5亿美元、17亿美元的税后减值拨备。 　　三、中信到底中了谁的计 　　1、交易文件不够明确，错信合伙人 　　据微信公号“矿业汇”报道，帕默尔是一位难缠的角色，中信泰富对其了解并不充分。在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就分歧进行协商时，帕默尔不断改变立场，要价越来越高，导致双方最后不得不以诉讼的形式来解决纠纷。 　　由于交易结构十分复杂以及交易文件中的某些用语不够明确，使得帕默尔可以利用合同里的相关条款向法院起诉中信泰富。中信泰富矿业董事长张极井先生接受环球网采访时也表示，“在开发大型采矿项目时，商业纠纷是很常见的，通常都可以经过开诚布公的谈判协商来解决。我们一直希望采取这种方法来解决双方的分歧。但遗憾的是过去几年里，我们碰到一个特别喜欢打官司的业主。我们坚持的原则是绝不牺牲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据“矿业汇”介绍，Mineralogy公司实际控制人帕默尔是澳自由国家党发言人，经常疯言疯语，臭名昭著，被指具有强烈的表现欲和被关注欲。 　　他靠房地产行业发家，后转投资源业，他的暴富缘于一笔铁矿和一笔煤矿交易。2006年，中澳SINO铁矿项目使他成为澳洲第五大富翁。2009年，他收购了布里斯班的特洛皮煤矿，当时评估价不到1亿美元。 　　2010年，他与中电公司达成协议，中方20年内每年购买特洛皮煤矿煤矿3000万吨煤炭(价值达600亿美元)，这一交易，使他荣登澳洲首富。 　　2、海外经验不足，错选总承包商 　　中信泰富此前没有海外大型矿山开发经验，项目前期调研不充分，使得各方面都无法与项目的巨大规模、技术瓶颈和复杂的投资环境相匹配，埋下了项目失败的隐患。 　　其次，过度依赖总承包商中冶集团，未能及时发现中冶集团施工整体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此后发生的工期一拖再拖和项目报价节节增加的情况缺乏有效的应对方案。 　　中冶集团虽然在海外做过很多项目，但是对澳大利亚工程建设的法律环境、市场条件等了解不够全面和深入，使得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施工进度遭遇诸多障碍。 　　3、错估行业形势，遭三巨头“设计” 　　从2004年开始，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特需”成为影响铁矿石价格变动的主导因素，全球三大铁矿石巨头把铁矿石价格抬得过高，国际铁矿石价格直线上涨。 　　该项目是中国试图摆脱他们挟制的重要尝试。但随后，铁矿石的供求形势急转直下，铁矿石价格大幅下降，造成项目进退两难的局面。 　　新华社9月16日报道称，近年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背景下，“走出去”或“出海”已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选择。然而，海外收购是一项高风险的长期投资活动，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失败的项目，交了大量学费。中资在澳大利亚的实际情况似乎也如此。澳洲中国商会介绍称，在澳的中资国企大多并未获得预期收益，盈利的并不多，亏损似乎是常态。 　　深入观察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轨迹，可以看出目前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总体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国际化进程上经历着跌宕起伏，而国际化成熟度仍然偏低。中国国企全球化的速度尚落后于亚洲一些国家的企业，中国企业在真正成为全球赢家之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国资海外并购实质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或是资源控制型、或是市场搜寻型、或是财务回报型)，内保外贷、债务融资等金融手段的运用，也不乏从中外金融制度和市场差异中获得制度性套利收益之动机，但无论如何，任何一项商业活动，最终仍必须满足“利润原则”，否则高成本、长期亏损的海外并购不论其影响多么巨大，总是不可持续的。能力与理智是海外并购的基本前提。  

　　自由党正设法支出超过10亿元未申领的福利，那些福利金本意是帮助低收入家庭，为子女专上教育省钱。 　　渥京多年来设法提高加国教育债券(Canada Learning Bond)的接收率，但只取得有限成功。这种债券为合资格儿童提供最多2,000元补贴，用于"注册教育储蓄计划"(RESP)。 　　据估计，180万儿童没有获得这种福利，占合资格儿童约三分之二。政府估计，至少9亿元福利金没有申领。政府最近采取实验措施，试图减少这一比例，调整向家庭发出的福利信件，令其更加个人化。这引致在7个月的实验期中，申请该福利的比例升4%，约118万元。 　　自由党计划从2018年年中开始，3年中耗资700万元，来推动这笔未申领福利金的支出。也会从2021年中开始，再花费500万元，资助社区项目，刺激福利领取比率。 　　联邦官员说，第一波开支，有助解决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其他福利项目低申领率，包括自由党打算2019年扩大工作入息税福利(Working Income Tax Benefit，WITB)、加拿大儿童福利(Canada Child Benefit)，而在2021年后，也有为低收入租客打造的住宅福利。 　　增加现有福利及税务优惠的接受率，其障碍在其他政府文件中也曾提及，那包括：低收入及原住民家庭首先要提交完整的纳税报表。个人要想领取加拿大儿童福利、工作入息税福利，以及加拿大教育债券，报税是必须步骤。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已到达中国北京展开他的第二次访华之旅，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建立公平的贸易伙伴关系是杜鲁多此行的主要目的。但是与中国公开渴望尽快进入实质性的自贸谈判不同，杜鲁多此行刻意降低两国开展正式自贸谈判的可能性，因为在自贸谈判前，杜鲁多需要中国政府给予保证，谈判不仅仅局限于两国的商贸领域。 　　在杜鲁多访华前，两国政府已经开展了数轮的"探索性"(exploratory)贸易谈判。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杜鲁多政府高级官员表示，杜鲁多此行首先想要中国政府同意一个自贸谈判的框架，这个被称为"积极性贸易议程"的谈判框架，包括了环保、劳工保护、性别平等和政府管理等中国政府十分敏感的诸多议题。早前，中国政府已反覆重申自贸谈判不应包括人权问题，但杜鲁多政府想要中国政府看到加拿大的"积极性贸易议程"已经成功在与欧洲、泛太平洋地区(不包括中国)的自贸谈判中取得成功。 　　这名匿名官员还说："『积极性贸易议程』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不想在谈判中要其他人建立规则。加、中两国在前几轮的探索性谈判中都在收集信息，理解对方的立场和条件。加拿大不感兴趣与中国签署像澳洲与中国签署的那种自贸协定，也不感兴趣零碎地、分领域地与中国谈判，因为如果两国只是签署不同商业领域的贸易协定，一个商业领域的原则很难适用另一商业领域，结果无法解决贸易纠纷。" 　　联邦国际贸易部长尚帕(Francois- Philippe Champagne)最近在演说中提到，加拿大希望"积极性贸易议程"能解决加中两国分歧，成为双方谈判的最高原则。他续称，今次的谈判对手虽强大，但加国不会放弃"积极性贸易议程"，反而会坚定不移地捍卫加拿大价值观，保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 　　然而，一些加拿大的智库专家对此并不乐观。卑诗大学亚洲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埃文斯(Paul Evans)分析指："杜鲁多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强势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习近平不仅敢于反对美国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而且明确主张中国的未来肯定不会接受西方式的民主人权模式；因此，中国政府在谈判人权问题上将更加收紧。" 　　多伦多大学Rotman商学院共同主任多布森(Wendy Dobson)认为，加拿大还没有准备好与中国展开自贸谈判，"因为两国需要事先建立一些谈判指导线，以避免双方因为互不理解而生枝节。" 　　加拿大驻中国前大使马大维(David Mulroney)说："和他的前任相比，习近平很少感兴趣市场的力量，更主张国家干预政策，更倾向于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所以我认为杜鲁多与习近平的谈判会十分艰难，但也不是完全没机会。"马大维还表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人物"白求恩大夫"以及老杜鲁多总理(杜鲁多的父亲))率先建立加中正式外交关系，都是杜鲁多在谈判桌上可以打出的感情牌。

　　正如加拿大房市已经由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现在加拿大的职场也因经济向好和就业强劲，打工者也变得越来越牛：收入不高或是工作条件不好，那就走人！ 　　难怪加拿大最知名的招聘机构Hays Canada也发出慨叹：现在不是雇主市场，而是变成了被雇者市场（It's an employee's market right now）。 　　据联邦统计局上周五发布的数据，今年11月份加拿大净增工作职位79,500份，不仅比10月份净增职位数35,300高出一倍多，而且将失业率一举拉下0.4个百分点，从10月份的6.3%降至5.9%，这是近10年来的最低水平。加拿大失业率低于6%还要追溯至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也就是2008年2月，该月的失业率曾经低至5.9%。 　　再从最近12个月来看，就业增长率为2.1%，净增工作数量为390,000份，其中大部分为全职工作。全职工作增加数量为441,400份，增长率更高，达到3%，这是近18年来最佳表现。 　　Hays 的区域经理Louisa Benedicto对赫芬顿邮报（HuffPost Canada）表示，现在情况真是变了，完全不是雇主市场，而是被雇者市场，从业这么多年，好多年都没有见到这种情况了。 　　Hays Canada在报告中警告，既然现在就业如此强劲，已经是雇员市场，打工者就会有更多选择，一旦他们感觉收入不高或是工作条件不好，那就可能抬腿走人！因此雇主们也该警觉了：现在是提高工资及改善工作条件的时候了，也是聘长期工的时候了，如果雇主不愿这么做，那明年就可能遭遇用人“荒”――换句话说，很难在职场招到人了。 　　Hays Canada表示，他们发出的警告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小题大作，因为他们的调查发现，现在90%的打工者都有意离开现在的岗位“高就”――为了更高的薪酬，或是长期永久的岗位，或是更开心的工作环境。 　　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很多雇主仍然没有睡醒，对职场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或是毫无应对之策，仍然是老一套思路，老一套做法，能多请兼职工或临时工就尽量多请，能把工资压多低就压多低... 　　Hays 的区域经理Louisa Benedicto指出，Hays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雇主们对就业市场的变化准备不足，反应也很迟钝。逾一半（52%）的企业或公司在明年也不愿多增加薪资，计划提薪幅度不到3%。她说，雇主们的做法令人忧虑。 　　而 Hays Canada的主席 Rowan O'Grady则评论说，当经济向好就业强劲之时，雇员们对无法达到期望值的容忍度会急剧降低，由于市场工作好找，因此一旦他们对薪资或工作条件不满，就很容易作出决定：离职走人，另谋高就。 　　O'Grady分析说，雇主们不愿增加全职职位，以及提供更好报酬的原因之一，很大程度上与加拿大的职场文化有关，那就是怕冒风险并因循守旧。换句话说，很多公司及企业不愿意在招聘方面赌一把，担心万一失败，那么企业成本就会大幅上升。 　　O'Grady不忘提醒加拿大雇主们：几乎所有的预警及征兆已经出现，若雇主们拒绝承认这一现实，那么至少在未来五年内会承担很大的风险――公司或企业会招不到人，特别是称职且能干的雇员。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凯瑟琳·韦恩率百余人商务代表团30日抵达深圳寻求合作，签署了价值逾1100万加元的项目合作协议。 深圳市政府副市长高自民在会见加拿大“世界可穿戴计算之父”、多伦多大学终身教授、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斯蒂夫·曼恩等科技精英时表示，你们肯定能在深圳找到“知音”。 斯蒂夫·曼恩是世界公认的首位利用机器增加感知的“电子人”赛博格(Cyborger)，被誉为世界可穿戴界的传奇领袖。斯蒂夫·曼恩在硅谷和斯坦福大学都拥有自己的实验室。早在1998年，他提出了可穿戴计算的6条设计原则，并将可穿戴设备的理念和人工智能进行了结合。 斯蒂夫·曼恩此次造访深圳，目的是考察深圳“可穿戴研究院”的落地环境，推动中加创新科技战略合作。当日，作为“中加国际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斯蒂夫·曼恩还出席了“2017中国(深圳)—加拿大(安大略)高科技创新峰会”，并以“人机互融的未来”为主题作主旨演讲，分享可穿戴产业与技术未来发展趋势。 目前，深圳是中国可穿戴设备研发生产基地，拥有从传感器、柔性原件到交互解决方案的完整产业链条。深圳也是可穿戴设备企业的最大聚集地，相关企业已逾千家，华为、酷派等企业及其产品已经在中国乃至世界领跑。此外，深圳作为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生态体系日益完善，自主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深圳及周边地区产业发达，也为可穿戴设备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凯瑟琳·韦恩在致辞中表示，此次是我作为安大略省省长第三次率领商务代表团访问中国。虽然我们远隔重洋，但每一次的访问和其中促成的每一项商务合作都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如此自然，这有很多的原因。人才、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正在将安大略省的经济推向新的高度。在深圳，同样的事情也在发生，这也让我们预见到，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之间会出现更多的合作机会。  

周六，美国参议院以共和党人多数票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税改草案。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性胜利。 据金融时报作者Jack Mintz较早前报道，美国全面降低公司税率，将导致加拿大完全失去竞争力，特别是在留住企业人才方面。 报道指出，正当加拿大还在讨论对小企业加税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和国会已经开启税改进程，让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 现在税改方案先后在美国国会和参议院获通过，加拿大将明确被赶超，特别是在挽留企业家这方面。 Mintz指出，如果我们继续对技术人才收取重税，让他们为了扶持加拿大公共预算而付出高昂的代价，最终听到的呼声就是：“年轻的创业者们，南下吧”。 以2015年的统计数据为例，加拿大收入最高的群体，即年收入在$100,000以上，约占所有纳税人的7.8%，他们缴纳的联邦和省的个人收入税达50.8%。私营企业的税率更高。 相比之下，美国税改之后，中产阶层的联邦个人收入税率大幅减少，从原来的七个税阶，最高US$415,000以上的36.9%，简化为12%、15%和35%三个税阶。 另外，一些标准的减税优惠会加倍，房屋按揭贷款的利息和慈善捐款继续可以抵税。(编者注：美国的房屋贷款利息可以抵税，同时在美国卖房时，不论自住或投资的收益都要纳税 。) 退休收入补贴也会增加，还增加了儿童税收福利金，取消了遗产税。 而在加拿大，个人收入税的最高税阶，针对US$160,000以上收入，按省份不同，在48%至54%之间。由于税率的差距，一些流动型技术工人很可能被吸引到美国去工作，造成加拿大的人才严重流失。 从公司税的角度来看，美国税改将给加拿大带来巨大压力。美国联邦公司所得税率降至20%，配合各州的税率下降，使得美国联邦和州的公司税率之和，比加拿大联邦和省公司税率之合，目前约27%，还要低1.5个百分点。 至此，加拿大多数行业在吸引大型企业投资上，将完全失去公司税的竞争优势。 美国还计划对在海外设厂的跨国企业征收至少2.5万亿美元税收，此举不仅可以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让这些企业回归美国，这对加拿大来说是一个巨变，可能导致现金流向美国，压低加元，未来可能迫使加拿大提高利率。 此外，美国非企业型小商家(S Cororations)的联邦所得税率低至25%，不按更高的个人税率征税，这远远低于加拿大小企业的所得税。而加拿大目前还在设法给小企业加税，与美国背道而驰。 最后，Mintz也认为，美国税改对加拿大并不完全是坏消息，因为一个强劲的美国经济将会有助于加拿大的出口，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留住这些企业。 美国市场正在变得更加保护主义，却因为低税率和简化监管而更具吸引力。作者最后认为，两国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美国的税改政策侧重发展，而加拿大只想要压榨创造就业的商家。  

尽管总理杜鲁多今次访问中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未列入官方议程，但加中在环境保护及气候改变领域的合作，则是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据了解，陪同杜鲁多访华的加国官员，包括联邦环境部长麦肯纳(Catherine McKenna)，而环境部长办公室表示，麦肯纳将与中国官员商谈双方如何在清洁能源和全球暖化等事务，加强合作，互补长短。 麦肯纳也会在北京出席一项国际部长级环境与发展合作会议。此外，超过15家来自加拿大各省的环保清洁科技公司，也分别派出代表随团访华。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决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后，中国预料会在全球气候事务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11月曾表示，中国政府致力落实气候变化《巴黎气候协定》，以及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本报记者  

　　现在加拿大有许多老人在步入退休年龄时，不再有轻松感，而是带着担忧和害怕的心情。他们表示，存钱不足是延迟退休，甚至放弃退休的主要原因。 　　政府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更多人在过了传统退休年龄65岁以后，仍然在继续工作，至少是打兼职工。统计局的报告没有说明这些加拿大人是出于健康原因工作到老，还是因为财务问题，或者只是因为他们想要工作。 　　据环球邮报报道，上月一项网上调查显示，许多加拿大人对他们何时可以退休有不切实际的预期。总共3,296名受访者的平均退休年龄预期是62岁，这一数字在退休人士、80后和00后中间都很一致。但是受访者各自的评论却描述了完全不同的画面。 　　有些老人拥有健康的退休金计划，投资成功，房屋在低价时购入……可以让自己享受一个舒适的退休生活。 　　但是也有许多人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完全退休，称他们的股票回报差，欠债太多，担心没有足够钱生活，还有人面对意料之外的离婚或疾病，生活开支上涨，以及要为自己的成年子女提供财务支持。 　　来自蒙特利尔的一位61岁女子说：“生活开支高到把我吓死了。” 　　来自安省Goderich的一位70岁男子说：“虽然我已经很仔细地规划了我退休后的财务事宜，但我还是非常意外费用高出了这么多。” 　　来自安省Bowmanville的一名女子说，她在52岁时确诊患上癌症，之后失去了工作。她说自己至今还在努力找工作。“这应该是退休前最后冲刺的十年，退休看起来完全不同了。” 　　烈治文山市一名51岁的女子说;“原来计划是55岁退休，但是被公司解雇，还有退休金计划的损失，已经影响到这个日期。” 　　卑诗省Kamloops市一名53岁女子说，因为离婚，她的退休时间已经被推后了20年。 　　为成年子女提供财务资助，也是许多老人的另一大负担。 　　多伦多一位56岁女子说：“孩子上大学的开销已经影响到我们退休……我们的孩子租不起房，也买不起房，现在又和我们住在一起。” 　　Newmarket一位55岁女子写道：“我害怕将来我的孩子会来向我求助。他们两个都有很好的教育，很好的工作，但是……我不可能在几十万的按揭贷款下联名签字(co-sign)。” 　　受访者们反复提到的是退休金，有人充足，有人不足。 　　多伦多一位68岁女子说：“教师的退休金计划和定期RRSP供款，已经让我的退休梦想成真。不是百万富翁，而是很舒适的退休生活。” 　　多伦多一位1960年出生的女子说：“我没有个人退休金存款，RRSP也没有足够存款，所以会一直工作到身体状况不允许为止。” 　　卡尔加里一位60岁男子说，没有退休金是巨大的压力，我必须要有很高的年收入来填补。 　　尼亚加拉瀑布地区一位66岁女子说，退休金收入不足让她考虑是否要一直工作到70岁。“我无法想象20-30年后的生活开支要多少，很担心。” 　　安省Port Perry一名74岁男子说;“我在退休时有固定收益的退休金，也有咨询理财顾问，我现在每个月都有正现金流。” 　　对很多人而言，能解决的办法就是继续工作，延迟退休。 　　埃德蒙顿市一名71岁男子说：“65岁后继续工作到现在，让我有了一大笔净资产，不用太担心钱不够。” 　　一位1951年出生的温哥华女子说：“我因为担心再也赚不到钱，所以在退休后又返回去做兼职。” 　　温哥华一位90岁的男子说，他一直工作到80多岁，“完全是因为我很享受工作。” 　　安省Kitchener一位73岁男子说：“我原本可以在65岁退休，但是财务上有些担忧。推迟到75岁退休，我就能做所有想过要做的事了。” 　　渥太华一位71岁的男子说，他早早退休后，又做兼职做了整整16年。之后赚的钱让他可以负担旅行和各种花销。“自从我的妻子在64岁退休以后，我一直工作到70岁，因为钱紧张啊。” 　　安省Grimsby一位68岁男子说，他最大的成就是管理自己的退休投资。“我超额完全自己的财务目标，去年回报有24%，今年不会这么好，但也比银行的强。” 　　与此同时另一位52岁密西沙加男子说：“低利率回报已经延迟了我的退休时间。”

　　暑假回来我的手机不断地响，上班头一周马不停蹄见了五个CRA 稽查人员：一个查HST，一个查房产，一个查Payroll，还有两个来做small business support。接到CRA的电话并不是件令人开心的事。大家都抱怨：为什么选中我？那谁谁情况跟我一模一样，怎么不去查他啊？！没被查过，所以你不懂。 　　CRA用一句“随机抽选” 成功堵住这些疑问。随机嘛，你这么幸运有什么好抱怨的？ 　　CRA挑选稽查对象是“随机”吗？这话你也信？！ 　　CRA用一套 “机选+人工”的复杂程序层层筛选出审计对象。其实想要中选也不是容易的事。大多数被抽中的税表都符合下面一点或几点： 　　自雇 　　说起查税，自负盈亏的自雇人士被CRA选中的机率远远大于朝九晚五拿工资（T4）的上班族。尤其现金交易为主的行业，比如装修建筑，便利店，餐馆美甲店等等，被拉出来练练的可能性更大。除了海选，CRA还会不定期地大规模集中火力稽查某一特定行业，比如地产，医疗，房屋翻建，慈善捐款等都曾经被CRA单独设立project 进行大范围的审计追缴。 　　男怕入错行，选对行业很关键。如果你是自雇，有恰好是有大量现金收入的行业，那么某一天收到税务局的审计信就不要太感惊奇了 　　比同行抵扣更多的费用 　　首先介绍一个有用的网站: 　　https://www.ic.gc.ca/app/sme-pme/bnchmrkngtl/rprt-flw.pub?execution=e1s1 　　只要填入所在的行业，就会看到全加拿大范围你的同行们的报税收入和支出的对比概况。每年税务局也正是利用这个全行业的平均数据来考量每份税表是否申报合理。 如果某一年你的税表里申报的餐饮费礼品费等大幅度超过同行业申报的平均值，你的同行经纪老王挣10万花去礼品费5千，你挣10万花去礼品费2万，不用说了CRA肯定多看两眼你的税表。 　　某些行业在某段时间不景气，全行业收入都低，唯独你高；某些行业某些年销售额噌噌日上，唯独你低，那CRA不查你查谁呢？看一份税表，不是看上面的绝对数字的大小，而是看这些数字跟同行业对比是高是低、有多大出入，枪打出头鸟，这句话用在这里最合适了。 　　连年亏损 　　新生意开张头几年没经验没客户收入低支出高，亏损很正常。但经营几年后仍旧继续亏损，CRA就会思考了，正常人到此应该是关门大吉及时止损了，为啥这位施主还乐此不疲继续经营任性亏呢，这到底是谋生的生意 (intent for profit) 还是个业余烧钱的爱好呢 （hobby）?如果是业余爱好，那么为爱好所砸的钱就不能当作business expense 来抵扣。 对于CRA来说，生意进入经过前几年的摸索步入正轨后应该体现出一个逐年上升盈利的趋势，持续多年亏损还继续投入的，绝对值得好好查一下了。 　　给家人发工钱 　　给低收入的家人发工钱是个全家省税的好主意。低收入的一方税阶低，交税少。然而 CRA对给家人发工钱是非常敏感而不喜的，尤其是业主发给配偶和子女。到底还可以不可以发呢？可以，但是金额要合理。配偶和孩子做 帮手，一定要像雇佣路人一样对待，该签合同签合同，该付工钱付工钱，千万不要因为是家人就干脆不付每月固定2张的支票了，或者有意多付上几千块。雇佣一个路人该付多少就给家人付多少，保持fair market rate，工作时间也要合理。给一个full time上大学的孩子或有本职工作的配偶按照周一到周五全天候发工资，一年365天，显然是不合理的。 　　海外汇款 　　从2013年起超过1万加币的汇款信息各大银行自动报送给CRA。如果有大于10万加币的海外资产或存款，一定要记得报税的时候提交海外资产申报表- T1135 . 千万不要小看这一张表，不久前一位朋友曾因为晚报了T1135（就晚了一个月）而不得不付了2500加币的罚款。 　　不披露海外资产行不？不行。第一，税法规定一年中“任何时间”若加拿大税务居民若持有大于10万的海外资产，必须披露” 对！是税法要求披露； 第二，退一步说，如果现在不披露，将来把资金转入加拿大时该如何跟CRA解释资金来源呢？ 　　在海外持有的房产要不要披露？答：看情况： 　　自用房（personal-use property）不必披露。比如老王在珠海持有一套度假屋，每年回国度假自住，平时借给亲属自用，这种度假屋属于家庭自用房，50%以上的时间用于本家庭使用，不要求披露； 　　还是这套度假屋，一年出租8个月，自用4个月，这种 66% 以上的时间在出租的度假屋，家庭自用小于50%，必须申报； 　　还是这套度假屋，不定期出租，只为了cover掉管理费，持平就好。这种情况下，CRA认为依旧属于家庭自用房的范畴（不以赚钱为目的），所以无须申报； 　　一人在海外买入一现房，合同价50万，首付5万，贷款45万，他需要申报海外资产吗？ 要申报。因为房子价值50万，符合大于10万加币的申报要求，所以必须申报； 　　一人在海外买了一楼花，合同价50万，首付5万，预计2年后可交接。这种情况下，他需要申报海外资产吗？不要。因为产权还没有到手，他还不算是房主，因此不须要申报。 　　从来没有披露过海外资产怎么办？参看Voluntary Disclosure 一文。 　　修改税表 　　报税之后发现少报或报错了，可以提交T1-ADJ和进入CRA My Account 来修改税表。CRA允许修改过去10年的。 但是一旦主动改正错误，CRA又会思考：会不会其他年份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呢？这就很有可能导致先前其他年份的税表都被重审。改税需谨慎，且改且珍惜。

  今天，观网的一篇新闻报道，有许多来自非洲的长跑运动员来到中国参加跑步比赛，以跑步奖金当做自己的饭碗和经济来源。 文中提到，在肯尼亚，人均月收入大约4000元人民币。工程师、医生、律师是少数的高收入群体，而工薪阶层的月收入不足3000元人民币。 中国普通的一场马拉松比赛，奖金约1万元人民币，相当于肯尼亚工薪阶层月薪的三至四倍，能够追平医生、律师等少数高薪职业的收入。 有读者觉得，肯尼亚人均月收入4000元，这也太高了吧？ 国内还有很多人月薪没有3000呢。 烈风之刃解读 月薪不足3000的在中国也一大把呢。 驿尘解读 并不是黑什么，我在辽宁本溪钢铁公司工作，同部门的弟兄每个月也只有3000左右人民币，我们公司每年还为CBA辽宁队拿2000万元资金，我们的收入同非洲一个水平，我们的中国梦还很遥远啊！ 找了一下国家统计局计算的中国2016年人均工资，按月折算为4783元： 那边医生的工资好像也很高？ 种花兔解读 我发现那边医生工资比中国高。 按文中数据，医生算高薪职业，月薪约1万人民币。 那国内医生工资情况如何呢？ 国内各科室平均月工资 这么看好像也的确很高。 而且，那边农民的收入也高！ 哇哈哈解读 Josphat有四个姐妹和三个兄弟，除了一个弟弟是运动员外，其他兄弟姐妹全部从事农业，人均年收入约7万人民币， 这比中国农民的收入高多了，难怪很多中国人跑去非洲淘金。 好像和我们想象中非洲国家有些不一样 实际上，据世界银行2015年的数据显示，肯尼亚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经进入了1046美元至4125美元的区间，摆脱低收入国家，成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不过，他们工资收入也是有高有低的。 据肯尼亚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16经济概览》调查显示，肯尼亚专业部门中会计、采购和审计官员收入位于工资榜首，主要因为其岗位重要，且常有受贿行为；排名第二位的是电力、燃气及空调供应部门员工，人均月收入为1070美元（约人民币7062元）。 而排位最靠后的三个行业分别是：公共管理和社会安全部门425美元；农林牧副业320美元；矿业300美元。 调查称，2015年肯尼亚人均工资涨幅为9.2%，人均年收入达6042.6美元（约人民币4万，每月3300元）。 但他们的人均收入感觉还是很高啊？那他们应该生活得蛮好的才对？ 有同学认为，不能这么说。 首先，那里物价高。 礁石解读 收入和生活成本的比较才能看出问题，简单的说他们吃喝拉撒睡乃至上学医疗的成本 据肯尼亚国家统计局（KNBS）15年的数据显示，肯尼亚通胀率持续走高，达7.03%，油价上升引起交通成本提高，肯先令汇率持续走低使得电价中汇率税提高。 我们不太方便一一对比生活物资的价格，但是这里有一个指数可以用作参考。 KNBS在15年的统计中表示，对于肯尼亚的贫困家庭，每月42.5%的开支为食物，18.2%为房租和电费，6.9%为交通。生活成本几乎占了近七成。 而在肯尼亚，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近一半。 槑解读 除房子外，物价比中国高 其实房子价格虽然（相比国内房价）不高，但上涨幅度也远远超过正常水平。 据世界银行今年上半年发布的报告，自2000年起到现在，肯尼亚的房价翻了近十倍，加剧了国内的住房危机。 在2000年，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最低房价为每套50万肯先令（约合人民币3.5万），而目前，最低价为4百万肯先令（约28.6万人民币），超出90%居民的承受范围。目前有60%的内罗毕及周边郡县的居民住在贫民窟等不达标的棚户区。 2015年7月5日，肯尼亚内罗毕Korogocho，一名男子和家人做祷告。肯尼亚首都周围的棚户区生活着约200万人。图@视觉中国 而且失业率高。 槑解读 貌似也不少，但是，那里失业率非常高的。 肯尼亚的失业率有许多不同版本的数据，在肯尼亚工业、贸易与合作部大中型企业部总监Charles Mahinda接受21世纪经济报的采访中，他认为失业率大约为50%。而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光青年人失业率都有17.2%。 另外，在就业人口中， 82.73%的受雇佣者在非正式部门内工作，缺少相对保护，生产效率低下。 熊熊熊熊熊解读 你要知道非洲不产工业品，所有工业产品全需要进口，包括几乎所有的日用品。而这些都是生活必需品啊，在全进口价格较高的情况下，生活水平会被压榨不少的。还有就是非洲普遍失业率超高，三层的失业率都是可能的。拿周薪甚至日薪，然后拿到钱就消失一段时间，钱光了再来上班也是常有。所以在非洲看这种折合的收入是没有可比性的。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16年对肯尼亚的分析文章称，肯尼亚在非洲国家中发展潜力巨大，但同样也有许多不足。 比如，肯尼亚目前44.9%为中产阶级，比例远远超过东非平均水平（22.6%）。但有意思的是，肯尼亚的贫困人口在近几年却从总人口的45.9%上涨至49.5%。 根据肯尼亚国家统计局（KNBS）数据，2014年肯尼亚正式工作部门仅有2.89%的人为高收入人群，月收入超过10万肯先令（约合6410元），而64.5%的人月收入仅为2万至4.9万肯先令（约合1282元至3141美元）。世界银行曾把肯尼亚列为东非地区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 也就是说，人均4000的月工资，是近一半的贫困人口被平均后得到的。 秋天一海解读 世界说编导关聪目前在肯尼亚拍摄纪录片，他从来没想到，这个非洲国家能给他带来如此多的 意料之外 。 在肯尼亚，人均月收入不足 100 美元，而在贫民窟，许多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 1 美元 这位同学提到的人均月收入不足100美元的例子，应该是那些最贫困人群的收入。 2013年4月2日，肯尼亚内罗毕，美国人Paige Elenson在首都内罗毕贫困地区义务教授瑜伽。图@视觉中国 据民调机构Twaweza East Africa表示，目前肯尼亚人认为腐败是肯面临的最大问题。第二至第十的问题依次为高企的生活成本、高失业率、政府领导力弱、贫富差距大、饥饿和干旱、种族冲突、基础设施不足、恐怖主义和犯罪。 不过，虽说有不足，肯尼亚在非洲国家中也是发展潜力很大的了。 它自身也对发展很有信心。 据Charles Mahinda在采访中所说，从肯尼亚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来源看，农业贡献了GDP的25%，工业产业贡献18%，而服务业上升到49.3%。我们很有信心用十多年的时间完成工业比重超过农业比重的目标。我们预计从现在起到2030年，GDP年均增长率会达到10%，届时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将至少占GDP的25%。  

11月30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表示自己帮家乡销售了4年潘苹果，销售额超过一个亿。但是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就是把故乡的绿水青山都搞没了。他还说，连自家的祖坟都被扒光，用来建了一个苹果拣选厂和纸箱厂。